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十二、悲惨世界

　　父亲年轻的时候，上面总是宣传“老有所养，病有所靠”，据说这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是那时父亲健康，除了偶尔头疼脑热的之外没有什么病。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父亲单位持续十几年都处于半死不活状态，百分之八十的职工下岗，在岗的也经常是一连个月领不到工资，父亲那所谓的“公费医疗”也就只能变成一个画上的饼子，实在没法指望。由于由于没有钱，他们单位到现在医药费只报销到一九九四年的，好多老工人因为没钱耽误了治疗，人都没了好几年了，还没轮到医药费的报销。即便是这个画上的饼子，也不是全额报销，而是每年最高报销限额为两万元；但是即便是这种难以指望的报销，也有很多药是不能报的。是啊，活人都养活不了，那有功夫顾得上死人呢？

　　根据我所查得的资料，二○○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一九百九十一个成员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居然排名第四十三位，远远超过我国，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卫生发展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城乡卫生差距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显示穷人健康状况在恶化。过去十五年来，中国结核病增长四倍，过去四十年来一直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也在贫穷地区上升，而一些早已消灭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等也卷土重来。尽管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免疫疫苗，但由于农村诊所要收取“管理费”、“针头费”和“针管费”，贫穷地区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区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区的水平。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极少听说过有看不起病的情况。当时我年纪尚小，因此对农民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一般的城镇居民，没有哪家把看病当作洪水猛兽来看待的。我不是指公费医疗，而是指那时低廉的药价和治疗费用。那时有个头疼脑热的，花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治好。由于当时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比现在小的多，因此这样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农民也消费得起。

　　然而从九十年代起，一股名为“医疗产业化”的妖风破门而入。之所以说“破门而入”，那是因为这项所谓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一小撮不知道哪里来的、看不惯公费医疗和廉价医疗卫生服务的“精英”们强加给人民的。从那时起，医院的收费几乎以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四倍以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的医疗体系出现了极度的异化：一方面医疗从业人员迅速暴富，另一方面广大居民医疗费用支出暴涨，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些顺口溜表达了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

　　二○○三年十月，我陪同父亲到医院做化疗。以前的病友在这三个月之间死掉了十多个，听一个幸存的病友说，上次挨着父亲的那个白血病孩子已经死了，才十七岁。那孩子的父母都是下岗职工，我以前见过他们：男的戴付眼镜，又黑又瘦；女的面无血色，因为她也患有乳腺癌。为了给孩子治病，做母亲的自己有病不看。为孩子治病不到一年时间累计花了二十多万，全部是靠借债得来的。现在人财两空，孩子的母亲也到了晚期，就要和她的孩子一同走了，留下一个孤独的男人还债。一个曾经美满的家庭，瞬间只剩下了孤独的他。二○○三年年底，我父亲最后一次化疗期间，几天内就先后有两个无钱继续治疗的病人，从父亲所在的住院部大楼上跳楼自杀。这就是“医疗产业化”给中国普通百姓带来的结果。

　　“医疗产业化”给中国人民健康带来的惨祸远远不止无钱看病、因病致贫这两项。由于“医疗产业化”之后，有关医疗产业的产品利润丰厚，引来了无数投机者进行所谓的“医疗产品开发”。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最大利润，很多这样的投机者在连最起码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开工，给人民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重复使用血液透析器导致患者染上肝炎，输入不洁血液导致患者染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时有报导。特别是，由于大搞所谓“医疗产业开发”，河南省上蔡县出现了好多村庄整村人因为卖血导致患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不正是“医疗产业化”下我国一些地区现实的写照吗？！

　　有些从不担心自己如何支付医疗费用的人，总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由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托词实在毫无道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二○○○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三，处于世界末流。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只有二十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由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七十，接近我国以前“公费医疗”的水平；而在瑞典、英国等高福利国家，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例还要更高。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百分之六十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对这种现状，就连一贯鼓吹市场化、私有化的美国经济学萨克斯都觉得，中国由政府支出的卫生费用所占的比例只有区区百分之三十六，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中国政府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太小了。

　　况且，即使是这区区的百分之三十六，在分配时也被极不公正地瓜分了。在中国，越是有权有势的人，如各级“公仆”，越能够享受到“公费医疗”的好处。这些人一旦生病，吃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其间花费无论是十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可以由“公费医疗”解决；即使没有生病，他们也可以定期体检和疗养。而越是穷人，越需要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国有企业工人虽有名义上的“公费医疗”，但因为是由企业负担，而多数国有企业经营的困境，使得这些所谓的“公费医疗”跟我父亲单位的一样，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城镇一般居民、农民则根本没法从政府的医疗投入中获取丁点好处。

　　可见，造成我国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即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居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医院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进而使得医院不得不靠坑宰病人、鼓吹“产业化”来维持其必要的开销。而坑宰病人的恶劣先例一旦开始，就不可能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所有的江洋大盗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是从小拿小搞起步的。在一个得到政府默许的恶劣先例鼓舞下，我们原来尊敬的白衣天使们的灵魂一步步受到腐蚀，一部分人最终堕落成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白衣刀客、白衣恶棍。

　　就这样，“医疗产业化”与政府失职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恶果。目前，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真让人感到困惑。更令我困惑的是，虽然我国被福布斯评为二○○二年度全球赋税最重国家排名第四，然而我国的教育投入、医疗投入、军费开支等指标均在世界末流。请问，老百姓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在本来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关系中，随处能够感受到政府那只本不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在里面翻云覆雨。为此，我们常常抱怨说这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抱怨说这是“不当干预”。然而，在教育、医疗等的确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那只本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却不见了。不奇怪吗？看看每天在电视上大讲学习“三个代表”深刻体会的公仆，再看看老百姓悲惨的生存现状；看看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再看看越来越多的无钱就医的穷人，莫非真如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面是庄严与神圣，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十三、非典型肺炎

　　二○○二年年底，我通过互联网得知，在中国广州地区流行一种怪病，得了这种病发烧咳嗽不止，最后因呼吸衰竭死亡。而且这种怪病传播得很快，难以预防。后来又知道，这种病叫“非典型肺炎”。武汉离广州毕竟还比较遥远，我们没有感受到什么恐慌。再看看《新闻联播》里天天说“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也就以为真的控制住了，也就没有再关心这件事。

　　然而，到了二○○三年三月初，我到某地出差时，当地一位刚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朋友跟我说，北京现在传染得很厉害，已经死了不少人了，你赶紧准备买些口罩吧。当时我看电视上全是人大会的消息，仍旧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样子，也就当作谣言而不予置信。然而到了三月底，传闻越来越多，连电视上也开始报导有关情况了。不过当时电视仍旧是说，要放心，控制住了，没有问题等等。此时我已经开始怀疑新闻是不是在说实话：早就说控制住了，可为什么从去年年末一直持续到现在？为什么传闻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恐慌？

　　后来电视上开始有了例行疫情报告，一贯不怎么看电视的我每天都要坐在电视机前面把疫情报告看完。一开始还觉得数字不多嘛，每天只新增那么一两个。到了四月十八日，当时的卫生部长大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笑谈：“北京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仅仅两天之后，他这个撒谎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卫生部长就下台了，到那时我才知道北京的非典流行趋势有多可怕。顿时，全国上下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药店里的口罩、板蓝根全都脱销；人们只要一见到从疫区来的人都视为洪水猛兽，不敢接近。出于对家人和自己健康的担忧，我也上药店买了几十副口罩。当时口罩已经脱销，问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问到位于武汉亚贸广场附近的一个“××大药房”时，里面回答说“有”，不过涨了价钱。但此时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立即买了三十副“汉江医疗器材厂”生产的口罩。等到戴了几天以后才发现，这是一批假冒伪劣的口罩，外面只一层纱布，里面全是乱七八糟的纤维头。

　　在“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间，我得知“非典”感染的高危人群是医务工作者。在与臧教授打交道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简直对这些吃人不吐骨头恶医深恶痛绝。此时看到这个消息，最初竟然产生出一种欣慰，一种幸灾乐祸。这大概就是我在恶政、恶人的压迫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恶意吧。不过，当我看到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医院，与那些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并向他们鞠躬致敬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鼻子一阵酸楚，禁不住热泪盈眶。在这个充满着道德沦丧、心地不良和麻木冷漠的国度里，多少年来，我终于再一次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动。

　　“非典型肺炎”的流行，可以说是对中国“医疗产业化”恶政的报应。虽说SARS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发现，但惟独在中国却酿成了全国流行的惨祸。相比之下，在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流行的规模要小的多，甚至在远比我们穷的越南，SARS也被很快控制。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政治目的，竟然据此断言说，SARS是美国发明的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而是认为这是“医疗产业化”的必然恶果。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医疗产业化”下SARS流行的路线：二○○二年十一月，出现了一种从野生动物转移到人的冠状病毒，随即出现了第一例SARS患者。由于对这种新疾病缺乏认识，SARS病毒可能就在患者入院前后传染给了其他人。这些被感染者有些有钱就医，有些却没有钱，于是乎照例被医院拒收，只好游离于社会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有些感染者自感来日无多，乘交通工具返乡，造成了病毒向全国扩散，传到了山西、河北、内蒙古，以及首都北京……要不是最后中央下死命令对SARS患者无偿治疗以及强制隔离疑似病人，继续按照“医疗产业化”下的必然模式进行治疗，我真不敢想象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现在灾难好像已经过去了，一切照旧……

　　灾难并不可怕，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可怕的是对灾难缺乏深刻的反思和麻木不仁，假如不立即废除祸国殃民的“医疗产业化”，那就等着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吧。

十四、为恶政敲响丧钟

　　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非典型肺炎”渐渐销声匿迹了。这次瘟疫的流行，使我产生了很多反思和联想。于是，我决定以我父亲看病的遭遇做线索，对“医疗产业化”这一恶政进行最严厉的讨伐。于是在构思了两个多月、奋笔疾书一个星期以后，一篇名为《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二万七千字的长文写成了。之后，我通过互联网将其昭示于世人面前。“医疗产业化”和部分医生医德的沦丧，早已是千夫所指、万民皆恨。我的文章一经贴出，就如同在水中投入一块巨石，立即掀起阵阵巨浪，形成了人民群众对医疗产业化口诛笔伐的高潮。我的《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被一些网友改名为《当今中国最肮脏的产业》和《吃人的医院》等，被转贴于全球各大中文网站，并且被《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改革内参》刊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人民中早已蕴藏了极大的能量，只要有人擎起这杆旗帜登高一呼，就有千百万的劳苦大众应声云集。

　　在写完《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之后，我又产生了写一篇反击教育产业化的《学院黑幕》，作为《医院黑幕》姊妹篇的念头。但是，我毕业之后已经有八年时间没有与学校打交道了，对目前学校的内幕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由于没有切身体会，我觉得没有办法写出像《医院黑幕》那样面面俱到的《学院黑幕》，而只能对教育产业化下学校收费迅速上涨这一外表现象做出分析。当我在互联网上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立即有很多国内外朋友不辞辛苦地为我提供了不少非常有用的资料。其中特别是一位叫“元明”的网友发过来的一篇名为《变了味的教育产业化》的文章给予我极大的启发，该文的许多高水平、系统化观点几乎与本人的零碎思考完全一致，读起来禁不住让人拍案叫绝，因此我大量地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弥补了我对教育问题理论上的空白。过了几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元明网友发来的那篇《变了味的教育产业化》，是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萧雪慧老师所作。

　　恰在此时，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了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该片讲述的是陕西榆林一位农民景统仕可悲遭遇：生活贫困的景统仕在女儿景艳梅今年高考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而无功而返。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也居然没有盖下来。七月十四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电视上景艳梅流着眼泪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现在这些充斥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电视节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凑巧，我从书房出来喝水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当时，我握着茶杯呆站在电视机前，屏住呼吸把这个节目看完。沉痛？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愤？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悲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压抑，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暗无天日，为什么使我这样艰于呼吸视听。常言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千百年来，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求生的中国劳动人民总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点、辛苦点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子女读书、成材――这是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的一个优秀传统。女儿考上大学，这本应该是全家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的喜讯，然而在极度扭曲的“教育产业化”之下，这喜讯却变成了吞噬人命的魔鬼，变成了噩耗。

　　假如景统仕的遭遇还离我太遥远，还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话，那么二○○三年六月份发生的另一桩惨剧则如同在我身边炸响的一声惊雷。在我曾经去过的一个国有企业，由于经营困难，从二○○二年下半年开始连续九个月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工资。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几个歌舞厅赶场子拉琴挣钱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诉他，在武汉某大学读书的儿子在催交一万元学费。胡××出门借钱。可是全厂工人都个月没有见到一分钱了，自己家里尚揭不开锅，谁又有能力借出一万块钱呢？胡××出门一天，空手而归。回到家里，妻子见他一无所获就唠叨了几句，胡××本来就又气又恼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骂使得他倍感绝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气绝身亡……

　　两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当下中国工人、农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丧尽天良的“精英”们压迫、掠夺、践踏而无可奈何的事实。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东北到西南，类似的惨剧处处可见，时时发生。无数贫穷而善良的人们，被医疗和教育产业化这两把大刀夺去了欢乐、财富甚至生命。在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比 “医疗产业化” 和“教育产业化”更能生动地体现出处于强势地位的精英们，是如何借“改革”的名义来疯狂敛聚钱财、无耻践踏劳苦大众权益的事例了。医疗和教育，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权，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发展权；这两个行业是“产业化”的底线，一旦突破了这两个底线，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这两个底线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早在二○○○年八月，我就写了一篇名为《穷人受教育权利不容剥夺》的文章在人民日报社所办的《强国论坛》上发表，呼吁社会关注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的情况。然而从那以后，“教育产业化”非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甚嚣尘上，浊浪排天。无数人间惨剧发生了，无数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被大学拒之门外。不受监督的特权与贪婪野蛮的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疯狂、无耻地压榨人民；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各种侵犯人民利益的异化改革被假以神圣的名义强加在人民头上。而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正是这种异化改革的极端产物。在我看来，鼓吹这两个“产业化”的人实在是恶毒――“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于消灭了他们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而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剥夺了人们的发展权；“医疗产业化”则剥夺了穷人的生存权。耳闻目睹这一个个血淋淋的事实，我实在无法平静下来。我决心用我自己的力量，把恶政和它们的吹鼓手们一起踩在脚下，让它们烂在泥里。于是，又一篇名为《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的文章诞生了。

　　《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全文长达二万九千字，分为八个部分：当喜讯变成噩耗、当改革变成掠夺、当学费成为壁垒、当谎言嘲弄真理、当教育沦为产业、当政府逃避职责、当悲愤化为力量、当丧钟为你而鸣――连续八个“当”字，对应以丧钟轰鸣的声音。一个星期之内，我每天为了写这篇文章都要工作到凌晨。写文章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国际歌》，写到悲愤哀痛之处，我自己一边写，一边放声痛哭。我所渴望的，就是用真情唤起社会的良知，用我的文字为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敲响丧钟。我当时就坚信：我的呼吁决不会没有回响，我的眼泪决不会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果然，不出我所料，二○○三年八月十八日我的《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一文刚在一个官方论坛贴出，就立刻再次传遍了全世界。香港的凤凰卫视、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都专门在节目中谈到了这八个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当”字。此后，虽然学校的高收费暂时还未得到扭转，但我相信从此再没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于理直气壮地大谈特谈“教育产业化”这个邪恶的概念，也相信离彻底埋葬这一恶政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十五、沙利度胺

　　从二○○三年那个炎热而漫长的夏季开始，父亲的病就愈发沉重了，感冒发烧不断。尤其令我们害怕的是：由于化疗次数过多，父亲体内的浆细胞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化疗已经渐渐地失去了作用，浆细胞的数量居高不下。到了二○○三年国庆节前夕，父亲已经开始感觉到后背和两肋骨骼的剧烈疼痛。不过，父亲仍然是坚强的，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父亲和我们一起到汉口江滩公园观看了四川自贡灯展。

　　父亲也自感来日无多，就跟母亲说让我姐姐一家来武汉，趁自己还能行动的时候最后团聚一下。国庆节那天，姐姐、姐夫和外孙贝贝都来了。见到亲人，父亲很高兴，那几天家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姐姐走了以后，父亲的疼痛越来越剧烈。到了十月中旬那次化疗以后，我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父亲还能自己行动，每天我下班回家，父亲和我都要谈很久。那时临近年底，我每天上班也很忙，都是母亲一个人照料着父亲。

　　到了十二月初，我又被单位派到外地出差了二十多天，回来时已经临近年底。回家那天父亲又在医院里化疗，我赶紧跑去照顾，发现父亲已经很难起床了。但父亲见了儿子，仍然相当高兴，凡是能起来的时候都和儿子一起抽一会儿烟，谈论着儿子的工作和生活。儿子总是问父亲一些以前的事情，因为儿子已经打算动笔为父亲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这次化疗效果不好。父亲回家以后，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而且每天起床都显得非常吃力，需要抱着母亲的肩膀，慢慢地找疼痛相对比较轻的姿势，一点一点地挪动着站起来。父亲的脊背已经不能起到支撑作用，站立时要拄着儿子为他买的拐杖，吃饭的时候要用一只胳膊支撑着桌子，才能勉强坐一会儿。一月份那些天，我每天都不回自己家，而是下班后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父母家里住着。每天吃完晚饭，儿子就依偎着父亲，跟父亲交谈很久，逗父亲开心。

　　二○○四年的春节比较早。父亲说自己可能是过最后一个春节了，想到儿子家里，把姐姐一家接过来，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为了让父亲能高高兴兴地过节，我从单位放假那天起连续做了四天的卫生，把家里角角落落收拾得一尘不染，胳膊都累酸了。还跑到街上买了不少窗花、对联、年画，把家里布置得既温馨，又喜庆。

　　大年三十那天，父亲被120急救车抬到儿子的家里，一来就直接躺到床上。大年初三，姐姐一家在去了姐夫合肥老家过年之后，也来到武汉。小外孙贝贝是个活泼的孩子，每天在我家里跑来跑去的玩。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拄着拐杖，来到客厅里，一边抽烟一边微笑地看着贝贝玩耍。那一些天，家里总是被一种快乐喜庆的氛围笼罩着。

　　其实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脊背和肋骨时时刻刻地都在疼痛，需要口服曲马多或者贴芬太尼止痛。过年那几天除了有一天父亲强打起精神和我们坐着吃了一顿饭以后，其余时间都卧床由母亲喂着吃。由于见到亲人过于兴奋，父亲体力透支，姐姐他们走的那一天就因为喉咙发炎发起了高烧，呼吸困难。我急忙找了一个可以上门治疗的医院，为父亲打了一个多星期的针才算治好了病。病愈后，有一天下午父亲跟我谈话时说道：自己可能活不了几天了，化疗已经不起作用，而且这个病实在太痛苦，治疗又太费钱，子女的负担也很重。因此，父亲说自己打算放弃治疗，到医院里绝食几天，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和父亲谈话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以往我也知道父亲早晚要被病魔夺去生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面对这种情况，甚至想都不愿意去想。可父亲跟我谈了以后，我猛然警醒了。不，我不愿意父亲走，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父亲留住。哪怕是一个月，一年；哪怕是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都要尝试。那天我打开电脑，在“Google”中搜索“多发性骨髓瘤”这几个字，希冀着能否找到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突然，一个“沙利度胺可以有效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消息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跳猛然加快，认真地读完这个消息，又打开很多链接，证实了这个消息。就如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我奔到父亲的房间里，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喊：“爸，你的病有救了，现在有了一种新药可以治好你的病！”

　　沙利度胺又名反应停片，原来是作为治疗孕妇孕期反应的药投放市场的。但很快发现，沙利度胺会导致严重的出生缺陷。在西方国家，有数千名婴儿因母亲服用了沙利度胺而先天性肢体残缺，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海豹胎事件”。因此，沙利度胺成为禁药，被禁止销售达四十年之久。这几年才通过研究发现，沙利度胺在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方面具有良好疗效。由于被禁时间太长，目前全中国只有江苏常州制药厂一家生产沙利度胺。

　　刻不容缓，我立刻按照常州制药厂网页上留的电话号码与对方联系。但是拨打了很久都没有人接，这时我才懊丧地想起来这天恰好是个星期六。但这是救活父亲的唯一的希望，早一分钟服药，就多一分希望。我立即穿好衣服到街上找药，从武昌问到汉口，大药店、小药店、新药特药店、医院药房，一家家问遍了，都没有这种药出售。那天晚上，当我迈着酸痛的双腿沮丧地回到家里，我跟母亲说要到常州去一趟，亲自到厂里买药。母亲也心疼儿子，说那没必要，等人家上班了联系，晚个一两天也不迟。这时我突然想起在苏州的一个朋友，一看地图发现苏州与常州相隔不远，于是立即跟他取得了联系，拜托他立刻到常州为父亲买那救命的良药，再通过特快专递邮寄过来。沙利度胺，这个原本陌生的名字，此时突然竟变得如此亲切，有了它，仿佛就有了希望。当我们跟父亲把情况一说，父亲也很高兴，说：这好啊，将来能等到抱孙子了。

　　虽有朋友帮忙，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星期一刚上班我就与常州制药厂取得了联系。当听到对方说可以邮购时，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觉得那个接电话的人简直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放下电话，我又给母亲挂了个电话，母亲说她也给常州制药厂打了电话，人家跟她说武汉协和医院的住院部药房里有少量这个药。我放下电话，立刻跟单位请了假，直奔协和医院住院部药房，买回了这个药房所有的十七瓶“沙利度胺”中的十瓶。晚上我回到家里，全家人又兴奋又激动。父亲拿着这白色的药片，微笑着对我们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命是儿子的孝心换回来的呀。

　　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于是，我开始动笔写《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父亲听了我的想法，也很支持我，因此我们父子二人，一个写文章，一个审稿批改。父亲对儿子的文章看得如此细致，以至于不止是纠正儿子文章中描述不准确的地方和张冠李戴的错误，甚至连用辞不当、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都一一纠正。我每天上班时，父亲就躺在床上批改我的文章，累了，就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回忆自己经历的那些往事；儿子下班以后，父亲就给儿子讲述白天回忆起的那些事，因此我的文章越来越准确，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奋笔疾书到凌晨两、三点钟，父亲有时晚上睡不着觉，就经常拄着拐杖到书房看看儿子，跟我说要注意身体，早一点休息。我不断地将完稿的部分发表在网络上，获得了读者的好评，陆陆续续地有不少出版社跟我联系，想跟我签订出版合同。

　　儿子始终是父亲的骄傲。那天我从单位捧回了二○○三年度赢得的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父亲看了，高兴地点燃了一枝香烟，对母亲和儿子说：我的儿子，无论到哪里都是最优秀的！父亲躺在床上，微笑着看着儿子的证书，眼神里充满着对儿子的自豪和赞许。

　　父亲服用沙利度胺以后，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药的作用还是心理作用，显得有些好转的迹象。有几天父亲每天都等儿子下班回家一起吃饭，有时儿子加班回来晚了，父亲也不吃饭，而是等着儿子。等儿子回来后，父亲就拄着拐杖，慢慢地坐在儿子身边，和儿子一同吃饭。那饭，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一天，父亲竟然整整一天没有吃止痛药，坐在沙发上看了一天影碟《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是几个月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形，我和母亲还以为真的出现了奇迹，兴奋到了极点。

　　沙利度胺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越来越强。父亲经常便秘，都是由母亲搀扶着到卫生间解手，但解不出来，一天往往要去十几次卫生间。到了后来，父亲连续十几天解不出手来。同时，由于连续服用吗啡类药物，导致父亲小便潴留，肚子憋得像一口大锅，腿也渐渐地不利索了，难以站立。恰好在此时，我的妻子查出来怀有身孕了。因为妻子以前有过一次自然流产史，因此这次我们格外重视，让我妻子住院保胎。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回家写作到凌晨；而母亲本来就有高血压，还要伺候两个病人，负担非常沉重。

　　母亲过元宵节期间抽空卖了一些灯笼给武汉的××社区，因为父亲的病重一直没有结账。后来母亲打电话问结账的事情，谁知对方竟然耍起了无赖，说自己只用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没用上，要退货。灯笼这种东西，过元宵节挂那么两天，摘下来以后还是完好的，说自己没用上谁能看得出来？况且，我母亲是按照对方要求的数量送过去的，当时对方说都要用，只是因为忙着准备电视台采访没功夫取钱，要母亲过完节以后再来结账。而过年以后家里始终离不了人，就这么一直拖到现在。母亲跟对方联系后，打算找个时间去跟对方结账，再把货物收拾一下，于是父母先回常青花园住几天办办事情，由我的岳父岳母来招呼一下我的妻子，事情办完了以后再回来。父亲仍然念念不忘我的那本书，对我说，回去以后想起什么来，就让我母亲用家用摄象机录下来，免得自己脑子不清楚给忘记了。

　　然而，父母回去的第二天，父亲的病突然急剧恶化，一天一个样子：全身剧痛难熬，吗啡已经丝毫不起作用；说话开始不利索，下肢也完全瘫痪了。母亲见状急忙给我和姐姐打电话，我跟单位请了假，回来照顾父亲；姐姐也请假回来了。即便是这样，父亲见了我仍然忍着痛苦，向我讲述了几件新回忆起来的往事：一个是自己经历的日本投降，一个是解放前开封处决犯人的情形，第三是镇压反革命期间的见闻。姐姐回来的当天，父亲感觉自己可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就对我们说：去医院吧，最好死在医院里，也好看看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止痛。

　　就这样，三月二十七日父亲住进了离我家比较近的一所医院。刚去那天在医生采取导尿措施后，父亲的精神稍微有些好转。我见了以后又开始心存侥幸，安慰父亲说这只是个小关口，挺过去就行了。父亲对自己的病体会得更清楚，就对我说：“儿子，别抱太大希望了，这个病我看好不了了。几年了，咱们每次抱的希望都挺大，但结果都不好。我知道你跟你姐俩都孝顺，可是没办法，该分手的时候就得分手。你也别太难过，这个病太痛苦，死了也是一种解脱。你妈身体不好，照顾我这么长时间，也是一个解脱。你和你姐都成家立业了，你妈一辈子都很不容易，以后我不在了要知道心疼你妈。”

　　医院对父亲的病也束手无策，除了弄点麻醉药，就是打点葡萄糖。但是，即便是做手术用的麻醉棒，此时对父亲的疼痛也不起作用。父亲也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活着走出医院大门了，也不想再忍受这种痛苦，就不让打葡萄糖。父亲对母亲说：知道你们都是一片好心，但是已经是这样了，扭转不了，就不要再费劲延长痛苦，也给子女造成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以前战场上的马受了重伤，骑兵虽然对马有感情，但见到马没救了，就会给它一枪，让它尽早解脱。你们就别在费劲延长我的痛苦，尽早让我解脱吧。看着母亲的泪眼，父亲又说，你的身体也不好，血压那么高，这些天你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再拖几个月，我的病也好不了，你却要走在我前面了，还是让我利索一点走，别再拖累你们了。

　　看着父亲受罪的样子，母亲痛在心里，坐在父亲床前热泪连连。父亲看了，忍着痛，微笑着对母亲说：“唉，怎么那么俗气，坚强点啊，这几十年你一直照顾我，我很满意了，现在要分别也要高高兴兴地分别。”一开始我们还要医生给父亲打点葡萄糖补充营养，但父亲不让，对我们说：“现在别惹我生气了，怎么要亲人配合一下这么难啊。”说完，就挣扎着要拔针头。母亲见状和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父亲的意思办，不再采取积极的措施延长父亲的痛苦。父亲也知道儿女孝顺，就勉强吃了几口儿女买来的甲鱼汤和财鱼汤，之后就坚决拒绝进食，每天服用医院开的催眠药沉沉入睡以躲避疼痛。就这样，父亲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

　　　　　　　　　　　　　　　　　　　十六、父亲走了

　　父亲走了，在与癌症抗争了整整三年之后，父亲离开了我们。父亲走了，背负着一生的磨难与坎坷，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走了，带着无限的牵挂与留恋，父亲离开了他的发妻。父亲走了，带着无限的疼爱与关怀，父亲离开了他的儿女们。

　　父亲是二○○四年四月二日，也就是清明节前两天的下午四点五十八分去世的。那天早上，姐夫带着父亲的外孙贝贝从千里之外的河北廊坊赶回武汉；那天下午，我从外面买回了预备父亲后事的最后一批物品：金黄色的床单，雪白的内衣、内裤。所有最亲的亲人，都聚集到了父亲的病床前。父亲仍然昏迷着，呼吸非常急促。当儿子的看着父亲的生命之光正在一点一点地熄灭，禁不住潸然泪下。我静静地坐在父亲床边，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把脸埋进父亲那宽厚温暖的手掌中，最后一次感受父亲的爱抚，泪水浸湿了父亲的手。

　　姐姐走过来对我说：“小亚，你跑了一天了，躺在那张床上休息一下吧。”我说：不，我要握着咱爸的手。姐姐听了我的话也就不再劝我，并且也默默地坐在父亲的床边，握起了父亲的另一只手。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淌，泪水在一滴一滴地洒落；窗外金色的夕阳，轻轻地洒在父亲的身上。我陶醉在父亲的爱抚中，我宁愿时光能够凝固，宁愿这一刻变成永恒。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父亲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停顿了一下，然后父亲轻轻地，而又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睁开泪水模糊的双眼，发现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虽然我早就知道诀别的一刻是早晚都要来到的，但我依然不愿放弃，急忙喊来了医生和护士。然而这无济于事，几分钟以后，父亲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医生们都已经不再努力了，但我还是不肯放弃，哭喊着趴在父亲身上徒劳地为他做人工呼吸，希冀着出现奇迹。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就这样，父亲紧紧握着儿女的手，踏上了去天堂的路程。从此，人间少了一位慈祥善良的父亲，天堂多了一位正直宽厚的老人。虽然我为父亲的离去而痛心疾首，但这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意味着他可以安静地长眠，再不用忍受那难熬的疼痛。是的，父亲，我为您高兴，您再也不用受苦。

　　父亲喜欢穿西装，戴礼帽，在遗嘱中交代我们在他身后要穿西装入殓。西装好买，但那种老式的呢制礼帽却已经逐渐淡出了市场。那天我走遍了武汉的大小商场，都没见到有那种礼帽出售。但我不想让父亲遗憾，没有放弃寻找。也许是上苍感动于我的执着，终于在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店铺里，我买到了父亲最喜欢的那种礼帽。在从老板手中接过礼帽的一刹那，我感激得简直想哭，因为这位老板终于让父亲能够衣着一丝不苟地去另一个世界。

　　我们全家一边默默地流着热泪，一边为父亲仔仔细细地擦洗了身子。父亲爱干净，但由于骨骼剧烈的疼痛他生前最后两个月已经不能洗澡，现在要走，就让父亲干干净净地走。当我们把父亲里里外外的衣服都穿好以后，我们惊讶地发现父亲那原本被病痛折磨得扭曲而憔悴的脸，竟然变得无比安详与宁静，仿佛沉沉睡去，正在做着甜美的梦。

　　运送父亲遗体的推车到了。母亲痛切地呼唤着父亲的名字，抱着父亲的遗体痛哭。最后，母亲送给父亲一个深长的吻别，温暖的泪水滴落到父亲那已经逐渐冰冷的面颊上。这是当年两个沦落天涯的人，三十七年同风雨、共患难岁月的总结。做儿子的虽然也掩面而泣，但儿子更怕母亲伤及身体，只好硬忍住内心如刀割般的痛楚，哽咽着劝慰着母亲。儿子和管理员一起，把父亲轻轻地放在车上。母亲用一张洁白的床单轻轻覆盖住父亲的身体，生怕惊扰了父亲的安睡。

　　为了不让母亲再触景生情地伤心，儿子要母亲留在了病房里。儿子和女婿一起默默地推着父亲的遗体走向太平间，姐姐领着外孙贝贝跟在后面。刚刚出了住院部的大门来到院子里，一阵微风吹来，父亲的被单被掀起一角，露出了父亲安详的面容。是的，父亲不愿意离去，不愿意离开他所热爱的亲人们，不愿意离开他所留恋的世界。不知为什么，此时我的耳边不由自主、反反复复地响起一首忧伤的歌：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地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

　　此时已经是夜幕沉沉，静谧的空气中弥漫着鲜花的芬芳。父亲，你再闻一闻，这花是多么香；父亲，你再听一听，这夜是多么静；父亲，你再触一触，这风是多么柔；父亲，你再看一看，这景是多么美。

　　快到太平间的时候，管理员要我们等一下，说他要到办公室里取钥匙。等他走后，我掀开覆盖在父亲脸上的床单，又看到了父亲那张熟悉、亲切而安详的脸。我猛然意识到，这一次父亲是真的要走。一阵从未有过的异常痛楚占据了我的心，我再一次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慢慢地跪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发出了撕心裂腹的哭声。是啊，母亲现在不在我身边，我的眼泪可以自由地纵情地飞。

　　八岁的小外孙贝贝还不懂得生与死的真谛，他还在问：我们这是送姥爷去哪啊？姐夫一边抽泣，一边哽咽着说，送姥爷去很远的地方。贝贝又问：那姥爷什么时候回来呢？姐姐大哭着回答说，姥爷再也不回来了，快亲姥爷几下。听到这里贝贝仿佛明白了，哭喊着趴在姥爷身上，吻遍了姥爷那张慈祥的脸。

　　父亲的遗体被放进了冰柜里，儿子则跑到街上，为父亲买回了整整两大提兜的纸钱。我们在太平间外院子里的地上画了一个大圈，热泪流成了小河。我们呼唤着父亲，让父亲来收钱。熊熊的火光映红了晚辈们的脸，也折射出每个人脸上晶莹的泪滴。带着火星的灰烬星星点点地向天空中飘去，贝贝问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是姥爷在收钱。突然间一阵风儿吹过，火光向我们迎面扑来。贝贝吓得直往后跑，我说，贝贝别跑，这是姥爷想拥抱我们。

　　妻子儿女们实在不忍心让父亲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太平间里，于是我和姐姐留下来陪伴着父亲。我和姐姐回顾着父亲的一生，怀念着那永不会再有的父爱，谈一阵，哭一阵。父亲，你听见了吗？你的儿女不愿你离去。四月的风儿轻轻吹拂着姐弟俩的脸，想把脸上的泪痕舔干，干一阵，湿一阵。父亲，你看见了吗？你的儿女想和你厮守到永远。

　　父亲以前身体一向健康，三年前谁都没有料到父亲会这么快离开我们。因此，父亲没有留下健康的晚年照片；等到发病以后，他就始终被病痛所折磨，当时照的几张相片面容都憔悴不堪。父亲临走前谈到了挂他的遗像，他说，他最喜欢自己在三十二岁那一年照的一张照片，就在那一年他认识了我母亲。父亲说，不要把他憔悴的老年照当遗像，要留就给亲人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在父亲患病期间，他的妻子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的儿女想尽办法孝顺他，最大限度地为他减轻了痛苦。父亲说，虽然这个病疼起来让人觉得痛不欲生，但一见到亲人，他就感觉到无比温暖和幸福，支撑着他活下去，痛并快乐着。父亲总是庆幸自己遇到了我母亲，感觉自己这一辈子没有为母亲做什么，一直都是母亲在照顾他，因此他感到愧疚。父亲对母亲说，这一辈子我是没办法了，如果真有来生，我一定会好好报你的恩。

　　父亲是这样眷恋我们。在去世前几个月，自感来日无多的父亲就谈及了他身后葬在哪里。他先试探着对母亲说，想找一块风水好一点的墓地，以便荫及子孙。于是我就跑了不少陵园墓地，想为父亲选一块清净的长眠之所。但这并非父亲所愿，终于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说，他不愿意孤零零地被葬在外面，他想和亲人每天守在一起；如果母亲不嫌弃，就想跟着母亲回家，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母亲眼含热泪，答应了父亲的请求。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眷恋我们。

　　父亲是这样支持我们。在去世前的两个月，儿子告诉父亲，自己正在写一本书《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尽管父亲身上的骨骼正在被凶猛的浆细胞无情地吞噬，给他带来无尽的痛苦，但父亲以顽强的毅力对儿子的工作给予了最大的支持。那一段时间，父亲每天白天就卧在床上，一字一句地阅读儿子已经完成的手稿，用笔把他觉得描述不准确的地方一一划下，甚至连儿子文章中的语病，父亲也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给予纠正。当时父亲的手臂已经难以抬起，因此他实在写不下去时就用笔做个记号，等儿子下班回来以后再跟儿子讲。父亲每天只能靠口服吗啡或者曲马多来镇痛，他总是看着时间，等儿子快下班时再服用，以求得儿子回来后自己能处于最佳状态，在此之前他一直忍着痛。儿子一进门，就坐在父亲床边，聆听父亲仔细地回忆那亲历的历史。后来父亲的病情越发沉重，直到去世前五天他陷入半昏迷状态时，一旦清醒过来，仍然艰难地向儿子讲述。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支持我们。

　　父亲是这样理解我们。在去世前一个月，我的妻子检查出来怀有身孕。那天父亲谈到了孙子，就说真想领着孙子到花园里散一次步，自己不求多活，只求看到孙子那天就成。说到这里，我看到一向坚强的父亲，眼角里渗出了晶莹的泪珠。妻子住院保胎期间，母亲每天做好丰盛的饭菜，由我送到医院里。有几次我单位加班，我母亲就代替我给我的妻子送饭。那时父亲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母亲放心不下父亲，犹犹豫豫地不肯离去。父亲躺在床上艰难地挤出笑脸，对母亲说：去吧，去吧，孙子等着吃呢。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理解我们。

　　父亲是这样信赖我们。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里，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吗啡、杜冷丁，甚至手术用的麻醉棒都用上了，可还是不能止住那深入骨髓的剧痛。为了让父亲不再受苦，我们不得不央求医院给父亲用一种可以始终保持睡眠状态的药，让父亲在睡眠中获得一点安宁。一次，当父亲醒来，看见儿子坐在身边，就吃力地喘息着对我说：来，我握住你的手，这样我心里有个依靠。我含着眼泪，紧紧握住父亲的手，看着他沉沉睡去。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信赖我们。

　　父亲是这样关怀我们。在去世前两天他清醒过来时，忽然对母亲说：跟小冬说，别让贝贝多玩手机。说完，他又昏迷过去。小冬是姐姐的小名，母亲先以为父亲是在说梦话，但琢磨了一天终于明白过来：住院前不久父亲看电视上说手机有辐射，对儿童健康不利；父亲是担心贝贝玩手机受到辐射。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关怀我们。

　　父亲是这样疼爱我们。在去世前一天下午，我从外面为他买礼帽和衬衣回来，父亲还在昏迷。到了晚上点钟的时候，父亲醒来，立刻被刻骨的疼痛所折磨。即便是这样，父亲还呢喃着对我说话。当时，父亲吐字已经非常困难，我几次都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最后一次，父亲艰难地、一字一顿地说：天――黑――了，回――去――早――点――睡――吧。父亲知道儿子一边要尽孝，晚上回去后还要加班加点抢写文章，因此父亲怕儿子累着。这是父亲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后直到去世，父亲都没有从昏迷中醒来。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疼爱我们。

　　父亲一生酷爱音乐艺术，在器乐演奏方面颇有心得；父亲一生喜欢思辩，晚年患病期间大半时间都在读书与思考。父亲最大的心愿是国家能够不再被政治运动折腾，老百姓能过上安宁平静的日子；父亲反对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对当前国人生存条件日益恶化和全民族的道德沦丧深感忧虑。父亲的遗愿是看到孙子出世和儿子写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出版。父亲最大的遗憾是坎坷了一辈子，该到了享福的时候却身染恶疾。父亲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我母亲，心地善良而且坚强。父亲最大的愧疚是在刚结婚时母亲遭到祖母虐待，父亲没有敢为母亲遮风挡雨，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父亲最亲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儿孙们。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父亲带着对我们无限的眷恋、关心、疼爱和信赖，离我们远行。父亲渴望看儿子写的书，也渴望领着孙子在阳光下玩耍，但是无情的疾病没有让他如愿。尽管几个月以来我夜以继日地赶写文章，每天要写到凌晨三四点钟；尽管我的妻子已经孕育着小生命，但是我们终究没有能够赛过病魔，父亲还是没有实现他的渴望。聊以自慰的是，父亲是带着希望走的：这本书已经接近尾声，而且已经有五、六个大出版社主动与我联系出版事宜；妻子腹中的小生命也在茁壮成长，几个月以后就能听到婴儿的啼哭。父亲，等我的书出版了，我一定给您烧一本，让您认真读一读儿子为您写的书；父亲，等我的儿子出世了，我一定把他抱到您的灵前，让您好好亲一亲您的孙子，您的骨肉。

　　写到这里，我已经无法再看清屏幕上的文字。父亲啊，请你停一停，让儿子再跟您说声珍重；父亲啊，请你等一等，让儿子再握握你的手，再感受一次父爱的梦。

　　【父亲的简历】

　　国之杭，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一九五一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河南省公安总队、武汉军区公安总队等机构任职。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嫌疑”隔离审查，后被释放。一九五六年转业到河南省开封市文化局，一九五七年夏季在“反右”运动中被罗织罪名，打成“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押送农场改造。

　　一九六二年获释放后，参加东北铁路工程局（后改名为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在加格达奇附近的森林中修筑铁路；一九六六年流动至陕西潼关一带修筑铁路；一九六七年十月与我母亲相识并结婚。一九七○年流动至河北幽州、怀来一带修筑铁路，一九七一年又随单位流动到山西省太谷县，并且在此定居，育有一子一女，现在均已成家立业。

　　一九八五年在蒙冤二十八年以后，父亲的冤案获得平反并被恢复名誉。此后在铁三局太谷地区办事处任职，一九九二年退休。退休后，单位的退休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父亲和母亲一起靠扎灯笼谋生。一九九八年父母随我到武汉定居，二○○○年下半年开始频繁发病，二○○一年年初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经历二十一次化疗之后，于二○○四年四月二日因呼吸循环系统衰竭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逝者如斯，如今父亲已乘白云黄鹤西去。现在，我们惟有愿父亲大人在天堂安息。

　　　　　　　　　　　　　　　十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尽管妻子儿女已竭尽全力，但仍然无力把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父亲还是走了，永远不会再回头。亲人们悲伤的泪水，仿佛汇成一条很长的河流；我们想对他倾诉的话语，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而无可奈何更残酷、更令人心碎的事情了。父亲离去的脚步声，如同针扎一般刺在我的心中，让我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楚，我生平第一次领会到了什么叫心痛。在此之前，外公、外婆去世，苏联解体，与情人分手，都让我感觉到非常难过和悲哀，但感觉从来都没有如此痛切。

　　有时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残酷的梦。上帝给了我们亲人，让我们感受亲情，获得短暂的快乐；旋即又把他们一一夺走，让我们感受到永恒的、撕心裂腹的痛楚。一想到从此我与父亲生死两相隔，我就难以抑制眼里的泪水，难以承受这难熬的心痛。在父亲离去的这些天里，我没能好好地睡上一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父亲那鲜活的面容。往事一件件、一桩桩地在脑海里闪露，无论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都使我感到无比的痛楚，都让我泪流满面。有时我一个人泪眼朦胧地坐在书房里，耳朵里仿佛听到外面响起父亲拄着拐杖行走的“嗒嗒”声，于是急忙跑出去看，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父亲去世后的前几天里，母亲和姐姐仍然住在医院里以方便安排父亲后事。医院也比较通融，拔出两个病房来安排前来奔丧的亲戚。那几天，痛苦、悲伤、缺乏睡眠，让我整日精神恍惚。我常常感到茫然无措，见到从外地来奔丧的亲戚们也不知该说什么。但很快，我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作为父亲唯一的儿子，我必须担负起长子顶天立地的责任。我在母亲面前从不敢放声大哭，强忍住泪水劝慰着母亲，尽管说着说着我自己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每天奔忙于殡仪馆、花圈店、车站、饭店之间，张罗父亲的后事，招呼来奔丧的亲友。晚上，母亲怕我休息不好，不许我再为父亲守灵，要我回家睡觉。母命难违，我晚上只好回家。可我回到家里哪里睡得着，只要一看墙上挂着的父亲的遗像，就忍不住泪水。连续几天，我每到夜深人静时都跪在父亲的遗像下面，趴在地上一整夜一整夜地放声痛哭。

　　白天还要四处奔忙，我总是抽空避开母亲，到父亲安睡的太平间去陪父亲说一会话。父亲生前喜欢抽烟，我就给父亲点燃一枝香烟，然后跪在地上跟父亲倾诉我的思念。说几句就哭起来，泣不成声。每天我都到外面采一些小花，别在父亲冰柜的把手上。那天我从太平间出来，碰到了一位须发洁白的、住在太平间旁边的医院老工人从外面回来。远远地见到我，他从自行车上下来，推着车子走到我面前问：“里面的是你的什么人？”我说是我父亲。老工人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孩子，我在这个太平间旁边住了十三年，这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为老人守灵，看得出来你是个孝子。但是人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你现在再难过，他也不知道了。天天听见你哭，我早就想来劝劝你。你难过是可以理解的，但千万别伤了自己的身体。你跟你父亲感情深，但是要是你身体哭坏了，你父亲也不会高兴的。人死了我们没办法让他复活，但是活着的人还要好好保重，这才能让你父亲高兴。我相信你父亲不希望看着你这么难过，好好生活，别忘记他就行了。”

　　那天那位老工人站着跟我谈了快一个小时，直到我母亲打电话要我回去吃饭才与他告别。回到病房里，我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就带着母亲和姐姐全家到位于武昌民主路的一个叫“粗茶淡饭”的餐馆吃饭。我刻意营造着欢乐气氛，那天是父亲去世后全家人吃的第一顿正经饭。饭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郑州的表哥表姐他们到了，于是我安排母亲和姐姐回医院，自己跑到车站去接他们，又安排他们吃了一顿饭后，把他们带到了医院里。甥姨见面，又是一阵痛哭。

　　四月六日，父亲火化。我于前一天为父亲联系好了武昌殡仪馆，租用了一个二百多平方米的中厅举行告别仪式，还租用了一辆豪华的灵车为父亲送行。四月六日早晨八点多一点，灵车来到了医院，父亲的遗体被从冰柜中抬了出来。放了几天以后，父亲的面容不但仍然那么安详，而且显得年轻了，仿佛又回到了他得病前的样子。由于有母亲在现场，我不敢哭，吻了父亲的面颊后，我捧着父亲的遗像坐在灵车前排，母亲和在医院里住的亲戚们则打了四辆的士在后面跟着。

　　到了为遗体化妆的地方。父亲的遗容实在太安详了，因此没用怎么化妆。我凝视着父亲的遗容，又感到一阵撕心裂腹的痛楚。我握着父亲冰冷的手，轻声对父亲说：爸，你走好。父亲安静地躺在那里，脸色从容而红润。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吻了父亲，跪了下去，放声痛哭起来。

　　堂兄堂嫂和两个堂姐已经在殡仪馆等候，并且招呼着布置追悼会场。追悼仪式上，我和姐姐搀扶着母亲。向遗体告别的时候，母亲哭得几乎要昏倒过去。我赶紧扶着母亲到一边去，把母亲托付给郑州来的表姐们照顾，自己抱着父亲的遗像，跟姐姐、姐夫、堂兄、外孙贝贝一起送父亲到火化间。到了火化间以后，我把遗像交给姐夫，抱着父亲的遗体，满脸是泪，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父亲冰冷的面颊，把父亲慈祥的面容永远牢记在心。在火化操作员推着父亲进火化炉的时候，我突然看见，父亲紧闭的双眼竟然渗出了晶莹的泪滴……

　　我们趴在地上，哭喊着向父亲磕头，眼泪就如同决堤的海水倾盆而下，打湿了地面。贝贝也知道这是与姥爷的永别，哭得不成样子。姐姐、姐夫和堂兄一边哭着，一边要拉我起来。不，我不起来，我要送爸爸远行。

　　尘归尘，土归土，父亲又回到了他来的那个世界。我和姐姐抱着父亲的遗像，站在炉前，等候着父亲的灵魂伴随着缕缕青烟升入天堂。姐弟俩脸上挂满泪痕相拥而泣。将近两个小时以后，父亲的骨灰从里面出来，我又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哀求操作员小心清扫，不要遗漏哪怕一块骨灰。清扫时有几小块骨灰掉了下来，我也一一捡起，放进骨灰盒中。然后，我对着父亲的骨灰盒一个劲地磕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操作员不得不安慰我说，请节哀吧，我们都扫干净了，你父亲知道你想他，请节哀吧。

　　由于还要招呼亲友，我们把父亲的骨灰暂时寄存到骨灰堂里，准备父亲“一七”的时候再迎回家中。下午送走外地来的亲戚们，我们全家又回到医院结账，收拾行李离开。临走，我对着父亲去世的那张病床和停放父亲遗体的太平间，恭恭敬敬地鞠了四个躬；并且找到了那位素不相识的、劝我的老工人，向他表达了谢意，跟他话别。老工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父亲有你这个儿子是他的福，回去好好保重自己，照顾好你母亲，别让你父亲在那边担心。

　　当晚我回到家里，对着父亲的遗像又痛哭了一场。然后，我擦干眼泪，坐到电脑前继续书写那本凝聚了父亲心血的《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做儿子的虽然无法让父亲复活，但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让父亲活在我的书中，让父亲通过我的书而牢记在千千万万个读者心中，让父亲在人们心中永生不朽！我一定要写好这本书，这是我父亲的遗愿，也是对我父亲最好的纪念。逝者已已矣，活着的人们要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妻子腹中的胎儿正在茁壮成长，这也是父亲生命的另一种延续。等到孩子懂事，我一定要告诉他，他的祖父是怎样一位真正的人，而这位祖父在临终前是多么渴望和他见上一面。生活还要继续，我们要好好地生活。我知道父亲在天堂中一定会注视着我们，保佑着我们，为我们的痛苦而难过，为我们的成功而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