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萧喜东 -- bshu

　　首都的政治气氛浓厚、消息灵通，发生上述矛盾斗争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

例外，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

作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

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六

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

”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

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

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

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

“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

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

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

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

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

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

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

”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

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26]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

记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

观点。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

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

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

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

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27]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

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

’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

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

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

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28]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

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

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

、“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

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

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

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

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

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

。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

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

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

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

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29]

　　另一桩残酷迫害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

组是六月二十日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

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

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

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

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

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象杀一只小鸡似的平常。当把高尚年从井里捞出来时

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

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

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30]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六月十三

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

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

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

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

众发生了各种冲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

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

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

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

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

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

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

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

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

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

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

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

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

“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

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