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天翻地覆的巨变暂时挂上了一副诧异的微笑。专栏作家默里.坎普顿（Murray Kempton）写道，“但凡活在世间的人们如今都知道了每一位将我们与约翰逊先生带到他昨晚伫立之处的孩子们的名字。”《亚特兰大宪法报》向约翰逊五体投地，因为他关于黑人投票权的论点充满了“无法回答的细节 ”。就连许多南方报纸都坦率地对他那毫不掩饰的理想主义表示敬畏。《休斯顿邮报》认为“美国人的良知很少被如此深刻地激起”。《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称赞了约翰逊引人入彀的演讲天赋，他“引诱批评者抢先出手……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将所有这些情绪与斗争引向立法。” 其他公众声音也不像往常那样警惕地呼吁理性，而是惊讶地倒吸凉气。约瑟夫.阿尔索普称赞这是“一个大人物的演讲，以一种大胆的方式处理了一个大问题"。威廉.S.怀特（William S. White）反对约翰逊的投票权法案，认为它侵犯了作为“这个共和国的核心”的各州特权，但他依然公开表示钦佩这位“毫无怨言地背起这个可怕包袱”的总统的突然开诚布公。

午夜过后以及周二的一整天，约翰逊总统收获了来自各路权贵们的敬意，乐得他满面红光。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打来电话，称赞讲话“非常棒，气势磅礴，令人印象深刻”，并补充说芝加哥市的所有市议员以及各个辖区的警队队长们都同意“这是他们听过的最伟大的演讲之一。这样的演讲今后应该多做一些。这就是人们想从您这里听到的东西。上帝保佑您和约翰逊夫人。” 总统不断地插话说：“上帝祝福你的心，迪克。”戴利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是自林肯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伟大的演讲之一，谈到了政府，谈到了人民。遵守法律，遵守宪法，了解你的职责，这是对待人民的唯一方法……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希望……愿主继续赐予你健康。今后咱们再细聊。”

甚至就连IBM总裁汤姆.沃森都希望讨论塞尔玛，尽管约翰逊更想和他谈谈去哪里寻找新一任财政部长的问题。沃森说道：“先生，你昨晚的演讲非常精彩。我认为那让整个国家都很兴奋。”

“这我可不敢说，”约翰逊回答道。“我已经尽力了。”不过总统的谦虚作风很快就消失殆尽，因为他向沃森通报了白宫收到回应的确切数字——1436封亲笔电报和82封密电。他宣读了哈里.杜鲁门发来的一份激动人心的电报。热烈地重复了许多遍前总统的名字，还声情并茂地为沃森重温了他如何通过宣讲墨西哥裔美国儿童的教育问题来哄骗共和党人起立。“我把头向后一仰，就这么看着他们。我还看着摄像机，他们也看着全部摄像机都冲着他们，我真希望你能看到他们是怎么站起来的。”

总统与沃森一起大笑起来。“我看到他们站起来了，”沃森说，“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这么点事，我就是这么干的，”约翰逊笑道。

“这我还真没想到，”沃森说。

“他们那帮人的裤子后档就跟抹了胶水一样，一屁股坐下就粘在椅子上了，本来他们根本就不会站起来，”约翰逊吹嘘道。“当他们看到摄像机开始在他们身上转来转去，小红灯闪闪发亮——我还真没见过更搞笑的场面。”

“嗯，那确实是天才之举，”沃森说。“他们早就应该站起来了，因为这样做很壮观。”

在这一天结束之前，约翰逊将孩子气的庆祝活动带来的全部能量都用在了艰难的工作上面。他召集副总统汉弗莱以及整个众议院的民主党领导层——议长约翰.麦科马克、多数党领袖卡尔.艾伯特、多数党党鞭黑尔.博格斯以及所有十八名助理多数党党鞭——举行战略会议，讨论他决心利用国家支持的高潮来确保成为美国法律的四块新基石：联邦教育援助、医疗保险、选举权和移民改革。第四项也是最不被看好的法案将取代1882年的《排华法案》以及其他可追溯到1790年美国第一部移民法的法案。所有这些法案都将移民的种族或国籍严格限制为受到偏爱的北欧“种群”。约翰逊的改革试图按照人数而非原籍限制新来者，从而承诺在宪法下慢慢吸收世界上所有的面孔与文化。每项法案都确立了一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承诺——对年轻人、老年人、少数族裔以及有志入籍的外国人的承诺。它们共同扩展了美国独有的横向民心纽带，并且符合平等公民权利的建国原则。

约翰逊劝说众议院领导人在所有法案当中率先通过这四项法案，就在今年，趁着塞尔玛的势头强化了1964年选举的政治授权的大好机会将它们一并通过。他研究了一下这些法案，然后退到白宫楼上，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为了同一目标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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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塞尔玛迎来周二清晨的时候，神学院学生朱迪丝.乌法姆与乔纳森.丹尼尔斯都感到大为泄气。两人争论着演讲与喧嚣的游行是否只是稍纵即逝的噪音，并且一直同意示威游行“有点愚蠢”——无非是为了向一个顽固的世界里传达某些简单观点而将自己打造成奇观。在布朗礼拜堂门外，詹姆斯.贝弗尔告诉早晨的人群，他希望很快能得到向蒙哥马利进军的联邦法院许可。急切的新来者试图绕过封锁。来自亚特兰大的黑人神学院学生与克拉克治安官对峙，三百多人的队伍在西尔文大街上静坐了几个小时。乌法姆和丹尼尔斯打算回学校，但是错过了另一辆刚刚出发的长途车。两人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丹尼尔斯日后写道当时的感觉就好像“突然失明”一样——他们无法将自己当做事工层面的观光游客，无法将塞尔玛之行仅仅当成一次干打雷不下雨的访问。苦思冥想几个小时之后，二人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要想心安理得地离开塞尔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临行前庄严承诺今后一定要回来，而且下次再来的时候一定要扎根在这里干出一番名堂。丹尼尔在一封信中解释说：“当务之急太明确了，赌注太高昂了，我自己的身份遭到了赤裸裸地质疑……对我来说，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又回到了这里。”下定决心之后，再无顾虑的两人终于赶赴了波士顿。他们在波士顿总共只呆了两三天，办了两件事：首先向神学院请了延续到学期末的长假，其次在乌法姆的大众汽车里装满了长期驻扎塞尔玛所需的行李。

两人在蒙哥马利机场再次经历了一轮混乱。非学委的招募人员在机场拦截了一批前往塞尔玛的朝圣者，并将他们转送到蒙哥马利市区。詹姆斯.福曼率领约六百名学生从杰克逊浸信会教堂出发进行危机游行，以此回应周一晚上发生在本.摩尔酒店附近的一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暴力围攻。当时他们打算向华莱士州长递交一份投票权请愿书，但警察在迪凯特街和亚当斯大道的拐角处封锁了他们。蒙哥马利县的麦克.辛.巴特勒治安官（Mac Sim Butler）率领十五名州骑警拦住了学生们。一位观察者写道，巴特勒“戴着一顶牛仔帽，挥舞着尖端手杖。”照片证实了这一说法。嚎叫声与尖叫声此起彼伏，若干示威者围在福曼身边保护他。许多人紧紧抓住一根电线杆，直到警方的殴打迫使他们向后退散。戴着头盔的民团分子步行跟随马匹。示威者当中有一名拉比跑出路边庭院，他的牙齿间咬着一根点燃的雪茄，一只手拿着一沓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受伤黑人女孩的腿；一名外面套着吊带工装裤、里面衬着礼服衬衫的非学委工作人员揽着这个女孩的肩膀喊道：“这里有医生吗？”《纽约时报》的记者罗伊.里德（Roy Reed）写道，有那么一刻现场突然诡异地安静了下来，然后就有一根警棍砸在了某人的脑袋上，“警棍击打的声音传遍了整个街区。在迪凯特街对面，较大的人群几乎被吓得歇斯底里……当较小的人群被击溃后，骑马的警官们又闯进了较大的人群。”

示威者退到了杰克逊浸信会教堂外面的街道上。听到风声的贝弗尔从塞尔玛赶来，气急败坏地将福曼拉到一边，质问他为什么要招引如此无谓的惩罚。难道他不能从总统的讲话中看出投票权运动正处于成功的边缘吗？同样气急败坏的福曼斥骂总统讲话无非是空洞的政治作秀：“那个家伙只是在胡说八道而已。”

“不，那个家伙在布道呢！”贝弗尔答道。

鉴于游行人群刚刚遭受重创军心不稳，两人暂且压下了彼此之间的分歧。贝弗尔站到木箱上宣扬非暴力原则，并且建议在场众人为了下一步的决定性游行保存有用之身。福曼接着发言，主张约翰逊总统必须保护人们举行投票权请愿的权利，直到他能够将平等投票权落到实处为止。发言结束后，两人等待马丁.路德.金前来调解，群众则为他们俩一齐欢呼起来。这其中有来自塔斯基吉大学、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以及当地高中的学生，大部分白人志愿者仍然举着“一人一票”的标语牌，上面印着来自全国各地十九所大学的校徽，包括安迪亚克大学、斯波坎大学、威尔伯佛斯大学、哈佛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杜克大学以及韦恩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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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玛事件的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回荡，此起彼伏的新事件相互推波助澜。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布达佩斯，匈牙利教会理事会给金寄来一封慰问信，借此庆祝匈牙利从希特勒手中解放二十周年（“我们对于詹姆斯.J.里布牧师的死深感震惊……”）。韦恩州立大学此前就已经派了一批人前往塞尔玛，还派了另外五十人去白宫门前拉起纠察线，现在这所学校又派了另外二百五十名学生与密歇根州长罗姆尼一起围绕底特律市中心的联邦大楼进行了第二个星期二的万人游行。*这批学生当中有一部分人事后聚集在韦恩州立大学的圣公会驻校牧师家中展开讨论，有几位学生决定立即乘车前往阿拉巴马州。他们当中有一位维奥拉.柳佐（Viola Liuzzo）这样写道：“在今天之前，我觉得我可能为塞尔玛的那些人做出的任何个人贡献都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在阅读了我们总统今天的讲话内容后，我再也不能坐视我的同胞受苦了……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如果我是塞尔玛的受害者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那么我可能会有怎样的反应。”柳佐所说的“我的人民”指的是公民同胞。她是田纳西州煤矿工人的女儿，现在是一位已婚的半脱产学生，将近四十岁，有五个孩子，性格坚定极有主见。到了第二天早上，所有其他学生志愿者要么取消要么推迟了他们的行程，柳佐却不顾家人的恐惧抗议，独自驾驶她的奥斯莫比尔汽车向南驶去。

*【这位乔治.罗姆尼州长（George W.Romney）就是日后将会与巴拉克.奥巴马争夺2008年美国总统之位的著名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的父亲。】

同样在星期二，还是在韦恩州立大学，时年八十二岁的爱丽丝.赫兹（Alice Herz）突然想起来她把抗议传单的原件留在了一台商业复印机上。由于担心校方会拦截并阻止她，赫兹放弃了在校园里进行示威的计划。她在1933年逃出柏林作为难民向西逃亡，战争期间蹲过法国和古巴的拘留营，现在她在大学里教授德语。她带着她的材料，沿着底特律的大河街匆匆登上了一辆出城的公交车。赫兹是一位书虫、精通三种语言的自由撰稿人、退休的幼儿园经营者以及马丁.路德.金的狂热崇拜者。她曾挤进1963年在底特律科博会议中心举行的集会，听取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早期预演，密歇根州的信徒们都认为这场演讲要比日后华盛顿的著名版本更精彩。她参加了3月9日在底特律联邦大楼周围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她无法相信，一位从那时起就如此雄辩地赞同塞尔玛事业的美国总统居然忍心发动战争，而且尽管人们振聋发聩地呼吁总统将这场战争遏制在萌芽状态，他却置若罔闻。赫兹在一个停车场附近下了车，用棉花塞住嘴，把两罐活力牌干洗液倒在头上，然后划了一根火柴。她将手提包留在了自焚地点不远处，包里装满了复印传单。这些传单谴责了“在过去二十年里被故意煽动起来的仇恨与恐惧”，并且指责约翰逊总统“宣布了他的决定并已经开始实施”，一意孤行地要在越南发动战争。“上帝并未遭到嘲笑，”赫兹写道。“为了让人们听到我的声音，我选择像佛教徒那样投身于火焰之死……愿美国的青年带头拥抱生命！”

尽管赫兹显然打算痛快地了断自己，但是全身严重烧伤的她却挣扎了十天才得到解脱。事先她没有向她唯一在世的孩子赫尔加.赫兹（Helga Herz）透露一丝口风，尽管在她已故的丈夫保罗（曾经是德皇威廉二世麾下的一名士兵）的敦促下，母女二人都成为了终身和平主义者，并在他于1928年去世后搬到一起住。周二晚上赫尔加在底特律公共图书馆一位同事的搀扶下赶到医院，泣不成声地告诉人们，她的母亲自从二月份以来一直对于轰炸越南的军事行动感到非常不安。她在第二天的邮件中收到一张来自母亲的字条，母亲乞求女儿原谅自己。“当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时，你会接受的。不要哭，不要抱怨。我这样做不是出于绝望，而是出于对人类的希望。”一本收录了爱丽丝.赫兹与全球各地笔友通信的书籍将于十年后在荷兰出版——她在1952年写给一位日本哲学家：“一种神圣的勇气必将激励越来越多美国人的灵魂。”但是美国的第一位越南和平牺牲者却没能在争相夺人眼球的新闻界激起一丝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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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民权阵营为了达成临时妥协而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蒙哥马利的夜间弥撒大会上的情绪还是越发高涨起来。曾经拒绝非学委的牧师网络这次为金提供了一座大型教堂，福曼也同意在大会上强调两次遭到推迟的塞尔玛游行所象征的全国行动目标。“这个国家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乔治.华莱士和他那帮民团份子，”他在人挤人的比拉浸信会教堂如此宣称。“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发动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但是太多的问题都不会因此就得到解决，除非那座名为白宫的破房子也开始摇晃，除非破房子里的人们给华莱士打电话说，‘现在听着乔治，如果你继续搞事，我们就赶过来把你扔进监狱！'” 在回荡全场的欢呼声中，福曼吐露出了最具杀伤力的质疑：“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的最底层，下面这句话我今天说了好几遍，接下来我还要再说一遍：如果桌子边上没有咱们的位置，那么不好意思，咱们还不如砸断他妈的桌子腿！”

话一出口，福曼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出于根深蒂固的尊重，他赶紧羞涩地对着在场的修女听众们点了点头。但是不慎脱口而出的脏字还是成为了他这条信息的最主要卖点。非暴力运动的纪律要求参与者在公共场合保持文明礼貌的个人形象，面对福曼的明显违纪行为，有些观察家感到高兴，另一些则感到不以为然。总之这番话结束了后来被福曼视为分水岭的一天——“这是我最后一次想要参加非暴力示威。”随后登台的金用一篇火热的演讲为福曼打了圆场。他宣称：“忍耐的杯已经喝干了，”并且将听众们对于骑马警察施暴的愤怒引导转化成为了第二天跟随他与福曼进行大规模非暴力见证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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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早些时候，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打电话给弗兰克.约翰逊法官，催促他赶紧处理这个连续八天致使塞尔玛远征陷入瓶颈的案件。现在总统已经宣布了政府的立场，而投票权法案也将在此时提交给国会，卡森巴赫力图缓解而不是遏制这股压力。他问法官司法部还要等多久才能得到他的裁决。

“我不会做出裁定，”法官回答说——至少在他觉得自己的裁定肯定能得到支持之前不会最终拍板。

“支持？”卡岑巴赫说。“我想我们可以支持您的裁定。”

“我不在乎你怎么想，”法官厉声说道。他希望得到具有强制力的保证来约束争论各方，以免他强加的解决方案在各级政府之间相互指责的真空当中沦为一纸空文。他补充说：“如果一项法院裁决得不到支持，对于法院和人民来说都不公平。”

“好吧，我向您保证，”卡岑巴赫说。如果州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官员在任何方面拒绝履职，华盛顿方面肯定会介入。

“我不要你的保证，卡岑巴赫先生，”法官坚持说。“我要总统亲口向我保证。我想在我下达裁决之前听到总统的保证。”

卡岑巴赫放下电话之后就打给了白宫。

在蒙哥马利，距离约翰逊法官办公室不远处，金、福曼和塞拉斯.诺曼带领近两千人步行一英里来到巴特勒治安官位于县法院的办公室门前。学生们簇拥在金的周围充当着抵御狙击手威胁的人肉盾牌，一排排的警察守卫着长长的队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继“血腥星期天”与针对詹姆斯.里布的袭击之后，三月份的第三次全国性宣传迫使阿拉巴马州采取了守势，并且掩盖了民权运动内部的紧张局势。《纽约时报》头版的两张大照片显示，“骑马的民团份子”和 “挥舞棍棒的治安副官”正在冲击种族融合的年轻示威者队伍。内页的其他照片的标题是“避难”和“呼救”。周三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十一篇相互独立的阿拉巴马州危机报道。《华盛顿邮报》头版上与民权无关的新闻不多，其中之一是韩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为访美的韩国外长设宴接风，不过有好几位拿到请柬的客人却被拒之门外，害得韩国外交官赶紧道歉说他们在发出邀请时并不知道国家新闻俱乐部禁止女性进入餐厅。

在蒙哥马利，一位懊恼的当地检察官为警队前一天的横冲直撞道歉，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州首府的身份：“我们很抱歉在下达命令时发生了混淆与误解。”他邀请金和福曼进入法院，与当地官员谈判新的抗议程序，参与谈判的人员包括摘了牛仔帽的巴特勒治安官。约翰.多尔作为司法部观察员列席旁听。示威群众在外面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尽管雨下个不停，但他们仍然兴高采烈地唱歌。一位惊讶的示威者写道，面对人行道上咄咄逼人的嘲笑者，“警方提供的保护非常彻底”。与此同时，在五十英里外的塞尔玛，联邦调查局探员统计了586名顶风冒雨参加户外祈祷集会的人们，哪怕半英寸的冰雹正在噼啪砸落。何西阿.威廉姆斯则在努力劝说外来志愿者与当地中坚力量一起坚持下去。“我没兴趣批评克拉克警长的所作所为，”他喊道。“我的兴趣在于改变克拉克警长的所思所想！”

在蒙哥马利，星期三下午5点15分，金和福曼共用一个扩音器在法院台阶上发表了进展报告。他们声称当地官员已同意签署一份声明，对星期二的暴力事件表示遗憾，并且承诺今后将不再使用不负责任的民团份子进行执法。他们感谢被雨淋湿的人群，因为正是这些人的努力才使得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触手可及。接下来金与福曼又敦促示威人群先去找地方过夜，因为会谈将会持续到深夜。“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在另一些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谈判，”金宣布。这时安德鲁.杨挤过人群，来到他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金登时变了脸色。新闻摄像师期待地示意附近的记者赶紧扫清视野——“把麦克风放下，把麦克风放下！”

“我要向大家宣布一条喜讯，我想这将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深切喜悦之源，”金叫道。“约翰逊法官刚刚裁定，我们拥有从塞尔玛向蒙哥马利游行的合法权利与宪法权利！”此言一出，群情振奋，欢呼声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