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在距离卡梅尔山约五十英里的卫理会锡安礼拜堂——位于塞尔玛的另一侧——詹姆斯.贝弗尔在同一个周日针对佩里县的恐惧爆发进行了布道。他背诵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一章讲的是犹太王希律如何“下手苦害”耶稣运动的追随者，“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接下来希律王意识到自己的迫害行径很得人心，于是他又进一步“拿了彼得收在监里”。贝维尔主张现代的希律王就是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现代的殉道者雅各则是吉米.李.杰克逊。这个名字在会众当中引起了一片悲愤，因为此人曾与他们一起走出这座教堂参加守夜，结果遭到了艾尔.林戈上校手下州骑警的袭击。甚至就连种族隔离主义立场的《阿拉巴马州日报》都认为随后的混乱是“州骑警的愚蠢与残暴导致的噩梦”，因为警方一出手就射灭了路灯，然后又砸烂了到处找掩护的新闻摄影机并且下死手殴打记者，好几名记者因为伤势严重进了医院，其余记者则都被赶到了远处。《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不得不凭借听觉报道随后的暴行：“可以听到黑人的尖叫，响亮的鞭打声响彻广场。”在这次袭击当中，一名警员将两颗子弹射入了吉米.李.杰克逊的腹部。杰克逊是一名二十六岁的纸浆木材工人，他的投票登记申请已被拒绝了五次。

“我不再担心雅各了！” 贝弗尔在讲坛上喊道——两天之前伤重不治的杰克逊刚刚离开了人世，成为了投票运动的第一位殉道者——“我担心的是彼得！”贝弗尔本人时年只有二十八岁，不过已经成为了一名天赋非凡的浸信会演讲人。他嗓音洪亮高亢，如同口吐烈火一般，许多既崇拜金也崇拜他的人们都认为他的演讲风格比金更加淳朴自然。他身上穿着一条牛仔布连体裤，这是参加非暴力运动的学生们常见的衣着。不过他头上还戴着一顶犹太小帽，标志着他对希伯来先知的古怪认同。贝弗尔所说的彼得是指所有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将会经受“恐吓，胁迫，殴打，甚至谋杀”，但却能在精神上取得胜利。他说他在星期五的死亡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就去了乡下，发现杰克逊的母亲仍然裹着警方袭击为她留下的绷带包扎，杰克逊的祖父卡格.李同样遍体鳞伤，但却坚称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一定要参加下一次游行。贝弗尔说，虽然他现在应该已经习惯了像这样直言不讳的勇气，但不知为何与吉米.李.杰克逊的家人们的接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受”。接下来贝弗尔又宣讲了另一段圣经文本，也就是以斯帖的故事。以斯帖是古代波斯的王后，她原本一直隐瞒自己的希伯来人身份，直到朝臣哈曼阴谋灭杀她的同族为止。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不惜一死的以斯贴闯进了王宫，“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 贝弗尔认为没有投票权的黑人应该效仿圣经先例向吉米.李.杰克逊致敬，不惜花费数天时间进行大规模朝圣也要来到阿拉巴马州的统治者面前请愿。“我们必须去蒙哥马利面见国王！”他喊道。“准备好步行前往蒙哥马利！准备好在公路上打地铺睡觉！”他的宣讲升级成了嗓门全开的高呼，会众们也以全心全意的呼喊应和着他。

贝弗尔当晚回到塞尔玛的布朗AME礼拜堂主持了另一场布道。正当他向会众们重复宣讲当前面临的挑战时，惊魂未定的洛伦佐.哈里森牧师突然冲进了教堂大门。挤满了七百名会众的教堂顿时一阵骚动，L.L.安德森牧师赶紧把这位逃亡者请上布道坛述说详情。哈里森讲述了自己在当天白天如何被朗德斯县的三K党徒赶出了卡梅尔山浸信会教堂。他的情绪近乎歇斯底里，全凭咬牙逞强的一腔意气才强撑着没有彻底失态。他宣称他原本很乐意留在朗德斯县直面威胁——就算是现在他也不怕再次杀回卡梅尔山——只不过执事们已经向他支付了三个月共计一百美元的遣散费。“我说你们不应该哭，你们应该拿出男子汉的气概！”他喊道。“我告诉他们我不是被吓跑的，我离开是因为我不能同时既与白人斗争又跟黑人作对！”喊完这句话哈里森身子一软就倒在了地上。

见此情形，安德森牧师不由得愤怒地喊道：“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阿拉巴马州的黑人传教士就连布道坛都保不住！” 他提醒众人，在不到两年前的1963年，正当金在伯明翰举行撼动全国的大规模示威之际，塞尔玛也曾见识过几乎同样极端的暴力行径，当地黑人们也曾被吓得动弹不得。正当此时，一位年轻的民权工作者伯纳德.拉法耶特找上了安德森，不顾执事们的强烈反对，说服安德森为第一次关于投票权的教会会议开放会幕浸信会的大门，致使吉姆.克拉克治安官带着一队治安副官气势汹汹地闯进了会堂圣所。尽管经历了这样的早期创伤，塞尔玛民权运动依然缓慢发展起来，如今已经成为了雷鸣般的见证，自从金于1965年1月抵达塞尔玛以来，共有将近四千名示威者遭到监禁。安德森发誓要把这股新近发现的勇气带到塞尔玛周边环境最严酷的农村地区。

在发给总部的一份电报中，联邦调查局的观察员们淡化了来自朗德斯县的兴奋情绪，认为哈里森的说辞不可信，“因为哈里斯[原文如此]无法描述白人乘坐的任何车辆，也无法描述据称与他的教会执事们接触过的任何一名白人。”更准确地说，探员们通过私人线报得知，詹姆斯.贝弗尔对哈里森的逃亡感到心烦意乱。最近贝弗尔和同事安德鲁.杨在沿着80号公路侦查朗德斯县，引起了当地人的一丝兴趣。他们弯腰低头钻进临时的佃农商店——此类店铺的屋顶是低矮的白铁皮，墙壁由粗糙的木板拼凑而成，墙上挂着用来出售的夜壶和饮水器——告诉一脸茫然的顾客们：“金博士让我们像迦勒和约书亚一样来这里勘察土地，寻找巨人。” 大多数联系人都匆匆消失了，也没有哪家教堂敢于打开门来举行关于投票的会议，但是有一位执事承诺 “尽我所能”。一位农民表示他在电视上听到过关于金博士的谈话，其他人则谨慎地估计，如果黑人将自己限制在小团体内部，当地白人兴许会容忍他们进行选民登记。现在，三K党徒先发制人的突袭表明他们已经察觉到了当地黑人对于民权运动的胆怯兴趣，并且决意要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一轮冲击很可能将朗德斯县这个阿拉巴马州最孤立的部分重新封闭在县边界的传奇防火墙背后。对贝弗尔来说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务实的马丁.路德.金可能会因此拒绝批准他的孤注一掷计划，也就是从塞尔玛步行五十四英里，穿过大沼泽与朗德斯县全境来到蒙哥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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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同一个星期天，金正在从亚特兰大返回阿拉巴马州。之前他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了一次筹款旅行。“我在这里度过的几天与塞尔玛形成了令人振奋的对比，”他对洛杉矶的人群说道。他说这话是为了撇开一路尾随着他的危机泡沫：有好几个人已经打来了针对他的死亡威胁电话。这些人都自称隶属于一个新近成立的白人组织，名叫基督教民族主义国家军队。于是金在洛杉矶期间足有一百名当地警察护卫左右，跟着他前往了以色列圣殿、胜利浸信会以及好莱坞帕拉丁音乐厅。新闻报道追踪了针对这一邪教组织的领导人的追捕，据说此人盗窃了超过半吨炸药。另一方面，咄咄逼人的记者们也向金抛出了一连串难以回答的问题。比方说有传闻称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刚刚亲自警告金，在阿拉巴马州还存在其他好几起谋杀阴谋，不知可有此事？金对于上周日马尔科姆.X在纽约遇刺作何感想？他是否怀疑其中有阴谋？如果金“万一遭遇不测”，他是否已经安排好了继任事宜？金是否担心对于非暴力学说的支持正在全国范围内消散殆尽？在胜利浸信会的布道当中，金谴责了将快枪手当成英雄的流行文化，这样的文化甚至从小就告诉孩子们，谋杀是对付异见的有效方式。他说：“这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知道暴力不是答案。”

紧张的气氛既激发了新闻界的关注，又使之两极分化。金在洛杉矶的一次采访中把非暴力定义为公共行为的领导纪律，并且表示他可以凭良心保护他的家人不至于在家中受到攻击。当地一家黑人报纸随即谴责他是“现存最大的伪君子”，因为他把自己的亲人排除在他要求别人奉行的痛苦见证之外。这份报纸还宣布金的非暴力主张够不上马尔科姆.X的提出的男子汉标准。与此相反，一向矜持的《时代周刊》在纽约公开蔑视了马尔科姆的死，认为他 “可怜地浪费了”自己的性命，一辈子只会“无情且狂热地相信暴力”。

金取道亚特兰大回到阿拉巴马州。他在塞尔玛落脚的第一站是当地唯一一位黑人牙医苏利文.杰克逊家里。在正式投入工作之前，他需要首先在这位朋友家中休憩几个小时。杰克逊总会为他准备好一间小小的客房，还会从自己的替换衣物当中挑出几套符合金的尺码的衣服放在客房里，从西装到内衣再到配套睡衣一件不少。此外客房里肯定会有两张床，另一张是给金的副手拉尔夫.阿伯纳西牧师准备的。金经常自嘲自己没能说服杰克逊加入非暴力示威——“我的手段在你身上全都不管用，萨利”——但他也很珍惜在知根知底的朋友家里稍作喘息的机会。杰克逊博士的妻子珍是阿伯纳西的妻子胡安妮塔的童年朋友；她的姑母曾是科瑞塔.金的音乐老师之一。大学时期的同学关系与布道人之间的职业交情扩展了家庭之间的社会纽带，从而缓冲了金重新加入塞尔玛运动的过程。他已经听说了吉米.李.杰克逊的死亡——早在他前往加利福尼亚之前，医生们就认为吉米.李.杰克逊这回凶多吉少——但现在他又得知了向蒙哥马利游行的新提议。他预定要在3月1日星期一上午——根据阿拉巴马州法律要求，法院每月仅有两天开放选民登记，这是其中一天——巡视塞尔玛外围的农村地区，他也很清楚这次活动必定会遭遇危险危险。但现在他又得知了三K党在朗德斯县的袭击。助手们认为，金不应该冒险前往当地以个人名义呼吁白人官员接受黑人申请人，因为这样做是自杀式的徒劳无功。有些助手甚至认为民权阵营即将在多条战线上遭遇惨败，祸根则在于詹姆斯.贝弗尔的疯狂倾向。

金的贴身小圈子里有很多人都不信任贝弗尔。贝弗尔经常声称自己能听到上帝的声音。他的对手、萨凡纳的何西阿.威廉姆斯经常在金面前谴责贝弗尔情绪不稳定，尽管他本人也曾经在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下率领会众穿过三K党横行的城镇进行夜间游行，以至于同事们开玩笑说此类行为肯定是异物刺激大脑的副作用——二战期间威廉姆斯在德国作战，头部受了重伤，不得不植入了一块金属板，至今未曾取出。从1960年到1964年为金担任幕僚长的怀亚特.沃克之所以辞职，部分原因也在于他坚持要求金解雇贝弗尔，理由是贝弗尔性情顽劣无法约束，而金则始终不同意。金一直都在纵容贝弗尔，因为他觉得民权运动需要一丝疯狂——他在布道中称之为“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说到底，民权运动的基本盘是毫无权力且奉行非暴力的黑人，要想依靠这个基本盘在美国讨伐根深蒂固的种族种姓结构，多少总要发一点疯才有胜算。事实上，金之所以会来到塞尔玛，主要原因就在于一年半之前的伯明翰教堂爆炸案敦促他进行一次堂吉诃德式的信仰之跃。当时贝弗尔和他的妻子黛安.纳什.贝弗尔构思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希望通过确保黑人的选举权来回应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这对夫妇发誓不成功决不罢休，哪怕付出毕生努力也要告慰死者。金之所以最终下定决心在1963年5月的伯明翰示威运动当中大量运用学生、青少年乃至儿童——主要是女孩，其中许多人的年龄甚至比教堂爆炸案中的四名受害者还小——从而最终赢得了美国与国际社会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的良心支持，贝弗尔夫妇的劝说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金知道贝弗尔一直行走在先知天才与自我毁灭之间的狭窄边界上，但是贝弗尔在非暴力领域确实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突破，因此他迟迟不愿以疯狂或者不成熟为理由拒绝贝弗尔的任何计划。

刚刚来到塞尔玛，金就听到人们又在七嘴八舌地数落贝弗尔办事不靠谱：有人看到他在星期五的黎明时分徘徊在塞尔玛街头，因为他的妻子将他赶出了二人在火炬汽车旅馆的住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朋友们都认为这对夫妻的感情破裂只能算是个小意外，更大的意外在于三年前这两个看上去毫不般配的人居然真能结为连理。男方是个沾花惹草毫不掩饰的密西西比浸礼会布道人，女方是个作风矜持的芝加哥天主教清教徒；男方是火急火燎的急先锋，女方是心怀远大的圣女贞德。他们在非暴力大学研讨会上结识，纳什从1960年的静坐示威当中脱颖而出，成为纳什维尔先锋学生组织的铁腕领袖。痛苦的共同经历让两人获得了精神上的彼此尊重，起初他们正是凭借这份尊重克服了彼此之间大大小小的各种不相容之处。在两个孩子先后出生期间，纳什一直对丈夫的四处留情视而不见——一切关于贝弗尔的调侃与谣言她全都当成耳旁风，甚至就连某位民权运动同事直接抱怨贝弗尔勾引他老婆时纳什都不予理会。二月早些时候在塞尔玛，克拉克警长因为投票权示威而勃然大怒，抡起警棍将贝弗尔痛打了一顿，然后把他关进监狱。警方不仅故意收走了贝弗尔牢房里的被褥，还在晚上往牢房里喷冷水，害得贝弗尔患上了病毒性肺炎高烧不退。纳什赶紧向司法部打电话求救，这才迫使克拉克把犯人转移到医院。纳什来到医院探望丈夫，发现他被镣铐锁在了病床上，于是又打了一轮电话，敲开了好几扇门，这才将贝弗尔营救了出来。这段情节再次让朋友们大惑不解，一方面惊叹她的炽烈忠诚，另一方面困惑于这对夫妻之间异极相吸的神秘情愫。

现在这对夫妇突然感情破裂，金在震惊之余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夫妻二人都坚称婚姻破裂并非由投票运动导致，只是两件事凑巧赶在了一起而已。金手下的其他工作人员也不太清楚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夫妻反目的导火索发生在周四深夜，当时早已抱有疑心的纳什为孩子们找了保姆之后溜进一家夜总会的后门，果然看到贝弗尔没有按照原本的承诺赶紧回家，而是与一位情人打得火热。等他回到旅馆之后瞎话张口就来，声称自己回来得晚是因为汽车故障。纳什当场拆穿了他的谎言，结果贝弗尔一巴掌就抡在了她脸上。“你怎么敢先对我撒谎然后还打我！” 纳什喊道。极度的愤怒致使她一整晚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这一点令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因为在示威之前她已经习惯了因为焦虑而私下哭泣。这次她非但没哭，反而还去找了律师，但是离婚的残酷现实终究还是让她犹豫不决。纳什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贝弗尔的影响，在两人的感情关系当中始终处于攻势的贝弗尔则将这场冲突也包装成了教学工具，用于履行二人对于伯明翰教堂爆炸案的终身承诺。讽刺的是，他还厚着脸皮引用了纳什本人的言论，将非暴力比作核能科学。通过这种科学，正确应用的真理可以在更广大社会当中释放出巨大的治疗能量。

金知道，贝弗尔虽然整天神神叨叨而且私德有亏，但是他设想的斗争方法的确蕴含着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计划当中的蒙哥马利示威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华莱士州长，而是华盛顿的国家政府。自从1955.56年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之后的九年以来，金的团队一直在尝试各种精神与政治手段，目的是将原本渺小的灵感火花——例如罗莎.帕克斯的被捕——培育成足够大的运动。按照金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说当中的说法，这场运动将会促使美国“站起身来履行其立国信条的真正含义”。对于金来说这意味着要将民权的大船引向一条错综复杂的航道。他不仅要考虑到贝弗尔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塞尔玛的入狱志愿者还剩下多少实力，以及洛伦佐.哈里森逃进弥撒大会一事可能造成什么影响，还要考虑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国家领导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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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金最需要读懂的关键人物就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他与金的关系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肯尼迪一方面同情金，同时又老练地保持着不冷不热的态度。约翰逊与金的关系则远远更加情绪化。肯尼迪一方面凭借个人魅力与金周旋，同时又始终与金保持着安全距离，私下里还会念叨几句民权运动当中所谓的颠覆者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危险。而约翰逊入主白宫之后与金打交道的方式则远比前任更加个人化并且阴晴难料。有时他会给金来一个结结实实的得州熊抱，然后与金畅谈共同的梦想，也有时他会以居高临下的受伤口吻呛得金没法接话。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后，约翰逊专门与金通过电话。他在电话里流露出了迫切的亲近感，承诺要让金好好看看“我究竟能不能配得上你所有的希望”。身为新任总统的约翰逊确实巧妙利用了全国哀悼的氛围，趁势推动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64年民权法案。然后约翰逊突然变得胆怯不安起来。他有意疏远了自己所属的民主党内历时百年的种族隔离主义基础；他拒绝与金见面，并且假装金从未为了自己的提名大会而到处奔走操劳；他还在私下里将金的黑人和南方白人放在一起批评。同样突然的是，在去年十一月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后，约翰逊顾不得与前来道贺的金多做客套就吐露了为黑人赢得投票权的最高抱负。他在新年一月表示：“这将解决你们百分之七十的问题。”他以极快的速度排练了一篇演讲，敦促金抓住投票权问题大做文章，要让人们全都意识到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像有权战斗那样有权投票；我们要把投票权扩大到所有人，无论是黑人还是墨西哥人又或者是别的什么人。”遭到气场压制的金只得在总统的脚跟底下喃喃地表示赞同。他并没有提到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即将前往塞尔玛——他知道约翰逊肯定不会欢迎他的街头抗议战术，而且约翰逊一直在向他施压，要求他定立一个比常规民权运动更高的目标，例如将第一位黑人官员送进内阁。约翰逊对金说：“不过搞什么别的都不如让所有人都能投票更有效。这件事要是成了，肯定能传达出一条全世界的口才都传达不出来的信息……我认为投票权这个事比64年的法案更大，因为它能起到许多64年法案起不到的作用。”

最近约翰逊的情绪又恶化起来。1965年2月5日，憔悴的金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这里是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在这里和我一起坐牢的黑人比投票名单上的黑人更多”。这一天他交保出狱前往华盛顿磋商，而白宫助手们则责备他擅自占用约翰逊的日程，严重增加了国家领导人的负担。约翰逊先是将金打发给自己的某位下属应付，然后又假装“意外”地与金碰了个头，在会面期间他坚持认为自己有权选择任何投票权法案的内容与时机。这最后一次会面致使金与约翰逊的关系重新变得紧张起来。在2月28日星期日离开加利福尼亚之前，金打电话给中间人，敦促各界知名人士为他发电报，恳求约翰逊为他的生命提供联邦保护，以免他第二天在阿拉巴马受到死亡威胁。他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探员窃听了他在纽约的律师克拉伦斯.琼斯的电话，从而得知了他的意图；他同样也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截获这通电话之后的反应是玩弄手段逃避职责；他更不可能意识到在同一个周末将要面对两项重大决定的约翰逊总统此时心里多么紧张。

在这个周末，总统命令他的幕僚们评估了一项提案，内容是在黑人投票率大大低于其人口比例的地区暂停地方识字测试，并规定由联邦官员直接负责选民登记。高级演讲稿作者贺拉斯.巴斯比立即警告说，南方白人选民肯定会对如此激烈的措施表示遗憾并且将其视作“战后重建的回归”。巴斯比还认为，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为受教育程度低以及不识字的黑人争取权利的立场 “在南方以外的地方恐怕也不会受欢迎”，因为这是针对国家事务的“最激进干预”；这样做可能触及美国人对于政府统治的恐惧热点，以至于危及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公众信任。巴斯比的反对意见在周日流传开来，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对此写了一份痛苦的答复。卡岑巴赫本人强烈反对在眼下抛出任何新的民权倡议，理由是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美国刚刚开始消化1964年的反种族隔离立法——公共场所正在逐渐遵守新法律，但是在几乎所有的学校以及包括新闻媒体和政府本身在内的就业部门，种族隔离仍然存在，只不过现在成了非法现象而已。他担心眼下抛出另一项有争议的种族立法将会破坏本已十分艰巨的执法任务，同时还会让国会连续两年陷入长达几个月的立法泥潭。然而在另一方面，卡岑巴赫又十分勉强地回避了巴斯比的诱人立场。巴斯比认为更明智的策略是立法禁止州政府官员“滥用”合法职责任意设定选民资格标准，卡岑巴赫对此则不敢苟同。他指出，此类滥用职权的行径已经存在了两个世纪，早就在法律层面遭到了取缔。但是地方官员在最近几十起马拉松案件当中一直在拖延、阻挠以及逃避司法部的起诉，以至于让法律沦为了一纸空文。鉴于南方各州政府与各地法庭当中普遍存在层层障碍，假如“听任投票机制的控制权留在州政府手中”，那么单纯依靠法律来有效扭转局面的胜算并不大。“因此，”卡岑巴赫总结道，“虽然我同意巴斯比先生的观点，即这一提议将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但我认为没有其他选择。”如果约翰逊真想确保黑人投票权，那么他就必须尝试扩大国家政府的权力范围。至于这样做究竟是增强了自由还是助长了暴政，只能任由后来人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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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岑巴赫的备忘录在周一提交给了白宫。此时白宫官员们一个个正在愁眉不展，因为他们还面对着另一项抉择：美国的力量该不该以及能不能在世界另一端塑造政治秩序。在一层层官方保密的包裹之下，早在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遥远的越南具有任何重要意义之前，令约翰逊总统饱受折磨的决定性思想斗争就已经进入了尾声。他在星期五对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感叹道：“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四节，比分是78比0。”尽管约翰逊在公开场合总是自信饱满，但在私下里他却面临着暗淡的现实：越共游击队正在击败派系林立一盘散沙的南越政权，除非美国迅速干预，否则越南很快就将统一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更糟的是，他的军事专家们也给不出令人振奋的建议。他们认为如果愿意投入鲜血与财富，应该可以避免南越政权直接倒台——但也仅此而已。根深蒂固的假设认为美国可以凭借强大军力在落后的越南取得胜利，然而机密的军事预测却顽固地提出了反驳。而战略计划也预测道，无论采取怎样的设计，无论规模有多大，无论持续时间有多久，对越战争都不可能取得持久成功。约翰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退一步就要遭受迫在眉睫的羞辱，进一步则要卷入徒劳无功的战争。此等困境气得他时常大发雷霆，绝不肯屈服在共产主义的胜利面前。这样做对于他个人来说是没有骨气的投降，对于大国领导人来说则等同于政治自杀，因为美国选民“什么都能原谅，唯独不肯原谅软弱”。但是与此同时，未来的血腥僵局也让他感到退缩：“我们准备做的事情实在太可怕了。”而且将美国士兵派往亚洲的前景“让我背脊发凉”。

恶劣的天气仍然还在推迟美军针对北越的持续轰炸，这场轰炸作战注定将要持续八年。在南越政权即将崩溃的警告下，约翰逊于2月13日秘密批准了这项行动（正是这场危机提前消磨了他对于金从塞尔玛来访的耐心）。在这期间，南越盟友发动了另一场军事政变，建立了过去一年半以来的第六届政府，就像前五届一样摇摇欲坠。神经紧绷的总统终于使尽全力做出了一个推迟许久的决定。“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轰炸那些人，我们要越过这个障碍。”他私下里对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如失败那样糟糕，可是我也看不到任何获胜的方法。但我肯定希望感到每个有想法的人提出的建议都得到了充分探讨。”

3月1日星期一，麦克纳马拉向总统解释了最近因为天气而推迟轰炸的情况，总统批准“今晚开始”第一轮新的空袭作战。他发现总统正在专心阅读《纽约时报》上关于连续空袭以及随后派出地面部队的计划的报道。“我说这些报道几乎犯下了叛国罪，我说错了吗？”约翰逊在临近中午时问道。有关越南决策的新闻有可能暴露出他的政府内部堆积如山的疑虑以及残酷且坦率的悲观情绪——约翰逊和他的大多数顾问都不敢肯定空中力量在这场游击战当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驻南越大使、美国最杰出的现役军人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严厉警告了将美国军队派到越南的设想。约翰逊的成功政治第一规则就是要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控制。但是只要略带坦率地描述一下关于越南战争的实际考量，“美国尊重越南主权”的表象就会被抹消殆尽。他渴望就事论事地、信心饱满地、甚至尽可能安静地将美国卷入越南军事冲突的情况介绍给美国公众。在这个星期一早上，他恳求麦克纳马拉将那些胆敢向媒体泄露战争消息的人全都挖出来。“应该有人为了这事被撤职，鲍勃，”他强忍着情绪说道。“我真是——你真是不能——决不能容许这种事情的存在……决不能与这种事情共存。”

此时距离金走访洛杉矶已经过去了令人心力交瘁的十二小时，阿拉巴马州迎来了三月份的选民登记日。这一天刚开始，金就在国家舞台上明确预言这个日子将会很不寻常。他在清晨时分来到AME布朗礼拜堂——这座双尖塔造型的教堂是塞尔玛示威活动的聚集点——向人群宣布：“我们将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街道上提出一项投票法案，约翰逊总统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授权。”然后他带领约三百名志愿者有序地排成两队，踏上了塞尔玛市中心熟悉的短途步行路线——出教堂左转，在西尔凡大街向南走两个短街区，在阿拉巴马大道上右转五个街区，来到达拉斯县法院大楼。一队治安副官在台阶上挡住了队伍的前端。在街对面，成群的记者和旁观者正等在一排当地警察组成的缓冲线后面想要看看警方准备了怎样的接待仪式。克拉克治安官之前采用过的对策包括选择性或大规模逮捕，精心设计的迟滞手段，以及各种形式的骚扰，包括一次性突然驱散约二百名青少年黑人示威者，用电牛棒强迫他们步行三英里走出城市边界前往考茨比-卡迈克采石坑。周一这天，一场冷雨不疾不徐地洒落在观察者和示威者的身上。金穿着雨衣，戴着毡帽，沿着人行道向一排志在成功登记的人们传递鼓励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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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塞尔玛的人们等待着游行队伍与警方交手的同时，朗德斯县法院周围也三三两两地聚拢了越来越多的黑人，致使法院周围陷入了一片寂静。多达三十七位显然十分紧张的公民走进雨中，在法院门外逡巡不去。他们不知道怎样或者在哪里才能找到选民登记员，也不知道是否应该直接走进法院，只敢从法院广场的各处透过法院大楼的窗户往里打量。黑人们组成了一个五人志愿代表团，摘下帽子走进了雄伟的法院大厅，在每一处走廊门口都要驻足片刻。一位白人秘书见状询问同事，“那个在大厅里走来走去的小个子是谁？”约翰.胡莱特趁机与这位秘书搭上了话，向对方询问登记员的情况。他没有得到答复，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群白人把五人代表团赶回外面，然后有人拿出一个记事本，要求所有想登记的黑人写下他们的名字，并在两周后再来。

前来登记的黑人们聚拢在屋檐下偷偷讨论起来。这几名白人男子真的是登记员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这些人——其中有一位当地黑人都很熟悉的汽车经销商卡尔.戈尔森（Carl Golson）——拒绝表明自己的姓名或头衔？五十九岁的铁路工人埃尔兹.麦吉尔（Elzie McGill）与女儿莉莉安一起从吉拉德山教堂附近的白厅地区赶来参加登记，洛伦佐.哈里森牧师前一天曾在那里避难。事后他回忆道，这几名白人男子全都“不肯表明自己的身份”。麦吉尔并不认识胡莱特或者跟他一起从从卡梅尔山浸信会逃出来的一车人——事实上，白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些来自17号公路另一头的胡莱特的戈登维尔教区的黑人同胞说话口音很奇怪。尽管面临着三K党的恐吓，他们还是跨越社区界限达成一致，就像普通公民一样在登记日来到法院，没有外来的民权工作者在一旁没事找事地挑衅法院的权力。根据登记官员们冷嘲热讽的态度来看，这样的谨慎做法显得尤为慎重：登记官员们话里带刺地质问这些黑人，是否期望马丁.路德.金作为当地选民来代表他们的“良好血统”——当地法律规定，每一位选民资格申请人都要有当地选民为他们的品行作保才有资格登记。这道障碍有助于将黑人投票限制在一片“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云山雾罩当中，致使他们对于白人手里那个记事本的看法产生了分歧。有些人担心留下签名的人都暴露了身份，很快就会遭到报复。其他人则认为他们在大白天站在法院门口就已经暴露了身份，反而是没有签名的那些人才会沦为报复对象，因为在白人看来这些黑人要么公然挑衅不肯签名，要么软弱怕事不敢签名。白厅的艾玛和马修.杰克逊夫妇（Emma/Matthew Jackson）率领大多数人签了字，胡莱特的五人代表团回到法院大楼里面，把记事本交给白人官员，以便他们可以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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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玛，登记申请人的队伍到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已经在劳德代尔大街上延伸了一个多街区。雨水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于是金敲响了紧闭的法院大门，恳求克拉克治安官允许申请人进到法院大楼里面避雨。记者们挤上前去想听听两人之间的对话。“看在人道的份上，”金喊道，"我们请求您让他们进来。” 法院的走廊和楼梯间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等待。“看在常识的份上，”克拉克反唇相讥道，“没叫到号的人都得留在外面。”联邦法院规定的选民登记申请编号是民权运动与司法部律师最近取得的法律成果，旨在防止登记人员在登记顺序上做手脚或者故意拖慢登记速度。于是这一天克拉克治安官即兴发挥，在喊号的时候故意含糊不清降低音量，然后宣布那些没有及时应答的申请人都放弃了他们的号码，必须到另一条队伍的队尾去排队领取新的号码。治安官与民权义工们就这样展开了不动声色的较量，直到金带领大部分浑身湿透的人群撤退到布朗礼拜堂为止。没有人知道是否会有新的申请者被接受成为注册选民，如果有的话又能有多少，或者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确定这一点。每一个问题都代表着又一场迎难而上的斗争。然而总的来说，记者们都认为民权阵营这一天的努力没有白费，示威者取得了成功。没有人被捕或者，而且足有266人成功完成了复杂的申请程序——这个数字是之前记录的两倍。

下午晚些时候，一支由记者和联邦观察员组成的小车队跟随金离开塞尔玛走访周边地区。一行人首先向南前往威尔考克斯县的所在地卡姆登，该县于1842年成立，得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同名城市。许多早期的威尔科克斯定居者都从南卡罗来纳州带来了著名的“食火者”狂热，这个词指得是当年那些拥护奴隶制以及南方各州独立建国的人们。当时曾有一位孤身居住在南卡的联邦主义者刻薄地指出，南卡这个州“作为共和国嫌小，作为疯人院又嫌大”。黑人上一次在威尔科克斯县投票还是1901年的事，投票人是一位很讨白人欢心的理发师。*尽管如此，黑人投票的可怕景象依然时常吓得当地的少数派白人失声惊叫。一位著名的当地参议员发表公告声称，如果没有新近提出的品行认证规定，仅凭目前黑白双方选民数量的差距——“白人注册选民2250名，黑人一个都没有”——并不足以抵御“汹涌而来的黑人群落”；通过品行认证才能投票的规定是“我们维持白人至上的唯一希望，我们安享和平的唯一希望，我们在种族战争面前的唯一保护。”昔年的幽灵在这个直到1925年才通电灯的县里仍然挥之不去。当地人的气质摇摆不定，时而展现出朴实亲切的绅士风度，时而如同部落蛮人一般凶猛无情。第三十九任阿拉巴马州州长本.米勒（Ben Miller）1930年竞选的基本政策就是反三K党，时人赞誉他是“威尔考克斯县的强健橡树”。当选之后他将一头奶牛牵进了州长官邸，从而为自己供应新鲜牛奶。四年之后大萧条来临，一队骑马的白人在威尔考克斯县清算动产抵押权，没收了六十八户黑人佃农的所有动产，包括庄稼、鸡、马车和犁，然后将他们打发到阿拉巴马河上自生自灭。这六十八户黑人当中还是有些人存活了下来。不过直到金在1965年抵达当地的达卡姆登法院的时候，仍然有不少幸存者一辈子从来都没见过水龙头。他沿着二百名在雨中等待的黑人排成的长队向前走去，一边走一边鼓励等待登记的申请人们——“做得很好。你感觉如何？”在队伍的最前端他找到了自1937年以来的县治安官P.C.“鲁米”詹金斯（P.C. "Lummie"Jenkins）。詹金斯性格豪爽，指挥若定，自诩从未带过枪。眼前黑人排长队的景象显然令他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是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他告诉金，要想进行登记，申请人不仅需要通过识字测试与公民身份测试，还需要找一名当前的当地选民来保证其品行良好。

*【这位理发师名叫弗兰克.贝克（Frank Beck）。当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宴请布克.T.华盛顿，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此期间贝克站在了维护种族隔离的立场上。据说贝克留下了以下言论：他认为布克.T.华盛顿只是在与社会公平的概念眉来眼去而已，“听任总统将他引向了邪路。再见了，布克！”某家白人报纸主张贝克理应投票，因为他手里这最后一张孤零零的黑人选票是白人社会对于他的循规蹈矩的奖励，毕竟他“从来都支持民主党。” 】

“好吧，您能为他们充当担保人吗？”金问道。

“规则不允许，”詹金斯答道。当选官员不得成为担保人，以免与选民之间发生利益与选票的交换。

“介意我在城里找找看吗？”金又问道。

“不妨四处打听一下，”詹金斯客气地答道。他称金为 “布道人”，并且坦率地提醒金，任何胆敢为这些新选民提供担保的人都有可能损害“个人形象”。

经过练习的欢快戏谑掩盖了紧张的话锋。一位受惊的妇女用她自己的话总结了金的悄声请求，金让他们收起任何可能造成伤害或者成为暴力借口的东西，“甚至就连头上的发卡也要全都摘下来。”排队的人们注视着手握枪械警棍、同样淋得全身湿漉漉的五十名阿拉巴马州骑警。许多人都知道，吉米.李.杰克逊之所以在附近的佩里县遭到枪杀，正是因为一支类似的警队恣意施暴。金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遭受的威胁正在加剧，部分原因在于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刚刚秘密通知他，在他上次访问塞尔玛周边地区时曾有两名枪手打算向他开枪。在县监狱门前，金站上一张凳子，向这些“冒雨出门”的人们表示敬意。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几十年来没有黑人投票的地区，这次仍然勇敢地站了出来，金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只有十个人被允许申请登记，但这在威尔科克斯县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憾的数字。“继续走，孩子们，”金引用了他熟悉的灵歌结尾：“不要感到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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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的最后一站没有闹出任何惹人注目的乱子。当金抵达海恩维尔时，昏昏欲睡的法院草坪上除了恐惧之外别无他物，至于约翰.胡莱特的队伍几个小时前就被打发走了。朗德斯县与邻近的威尔科克斯县一样都传承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遗产，但在针对黑人的恐吓程度上排名要比邻居更高。县政府所在地以罗伯特.Y.海恩（Robert Y. Hayne）命名，他曾是南卡罗来纳州约翰.C.卡尔霍恩的初级美国参议员，县城本身以南卡罗来纳州议员威廉.朗德斯命名，他是阿拉巴马州食火者参议员威廉.朗德斯.扬西（William Lowndes Yancey）的亲戚，此人曾在1848年代表南方各州提出要求，打算在一切新开拓的美国领土上都施行奴隶制。时至今日，种族团结仍然是当地白人的首要公民义务，这项义务建立在记忆和实践之上，有时在外人看来过于奇特或者干脆隐而不显。比方说朗德斯县的商人全都不愿意出售万宝路香烟或者福斯塔夫牌啤酒，因为五十年代的一份报告指出——南方其他地区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早就忘了这份报告的存在——这两家公司曾经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捐款。金一行人在法院走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