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 -- 使用尽量中文

当唐朝武功全盛之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请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唐长安呈现一种多文化的景象。关于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虽然这些“胡化”现象，如《旧唐书•舆服志》就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 出现过“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胡化”风潮。这些文化表层范围的异化，对于中原地带的汉民族的文化根本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对于河东、河南之地的居民则影影响深远。事实上，与“胡化”对立的是“汉化”，当这一地区的异族保持原有的习俗和信仰，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反而会导致原居的汉民族产生“胡化”，这种区域性“胡化”和日常生活中的“胡化”是完全不同的，它表现的是“文化寄生”，“文化繁殖”到最终的“反客为主”。唐政府完全放弃汉学的教化功用，助长了这一地区“胡化”，也使汉学失去了一次走向世界的宝贵时机。现在很多国人都盛赞唐代文化何等开放，唐人心胸何等宽广。从现存的各种文物看，唐代更多的是文化吸收，而没有多少文化输出（当然有人会说日本从唐代学了不少，问题这是日本人主动求学，而不是我们主动传教）。正因为这些后世所谓的开放和开明政策，使得唐代对归附中央的异族统治一直停留于表层：即简单的军事占领和名义上的君臣关系。这种没有文化内涵的统治是靠不住的。从世界各文明的历史进程看，要想实施永久的统治，政权的建立只是开始，文化的建设才是根本。要想使异族永久地归属，文化上的同化才是民族融合的根本手段（如同我们汉族的形成，血缘不是主要的，文化认同才是根本的）。唐代对异族文化与传统的保存和尊重，对这些民族而言，可能是幸运的，但对华夏民族而言，是绝对不幸的，因为我们没有在实力具备绝对优势的时期对西北地区建立完全有效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因为文化同源而成为华夏文明的永久屏障。从中国历史进程看，这一地区历来是华夏文明主要危险的源泉。不幸的是，西北地区“胡化”的同时，存在着“汉化”的逆过程。这种“汉化”使得这些游牧民族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有机会近距离地见识中原王朝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促使这些异族迅速地摆脱愚昧，进入文明时代。这种不是同化的“汉化”，使这些民族在学习先进文明的同时，保存了自己民族的主体。这种“汉化”没有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教化之功，恰恰是用华夏文明的先进成果去武装了自己的未来敌人。当中原还处于战乱之时，公元907年，契丹帝国成立于北方并一直威胁中原各个王朝；党项人也是利用中原动乱的机会，迅速扩张势力，最终尾大不掉，难以制衡。反观与唐朝同处一个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的文化政策及其稍后整个西域的伊斯兰化，唐朝当时的文化政策的愚蠢就再清楚不过了。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实现侵略的主要形式都是文化殖民，正因为这种政策的成功，造就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且幅员辽阔。而华夏文明自唐代之后只能自保，要不是宋儒在国家灭亡之前，建立了理学和华夏民族的正统理念，将学术研究由国家的行为演变成民间的自觉，即便国亡于上但学存于下，最后保留了文明的种子。否则以蒙古四大汗国的伊斯兰化势头，我们现在很难说华夏是否也会伊斯兰化，要知道，当时参与元朝政治管理的，军事指挥的除了蒙古贵族外，基本上是回回。伊斯兰文化基本上可以算是官方文化。

　　如果说“胡化”仅局限于西北这一特定的区域和都市的部分生活方式，那么佛学的影响则长期占据唐代统治者的精神领域。唐代20帝，只有两个异类（玄宗和武宗笃信道教），其他都是佛教信徒。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因此，佛学研究在唐朝达到顶峰。佛教香火最旺是南北朝时期，但开放的唐朝对异域的文化似乎比本土文化更感兴趣。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大致分三个阶段：引入时期，开拓时期，融入时期。对应的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明时期。表现的形式依此是：寺庙与洞窟，宗派兴盛，儒释道合流。南北朝主要在吸收佛教，此段?r期中??的思想完全用在吸收佛教的教理。至隋唐就完成了吸收消化的工作。大唐盛世，??势达到??盛，但唐代不是哲学家的时代，而是文学家的时代（其表?F在诗）。唐代哲理研究的精彩在佛教，佛教的那些大宗派都产生在唐朝或隋唐之间。唐代在佛教哲理方面高度的成就与表现，能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直至禅宗，达到佛学最高的智慧。呃些宗派的大??如智者大???p玄奘?p贤首等都?虻蒙鲜钦嬲?的大哲学家，与西方的大哲学家相较绝无逊色。佛教的教义办展到呃里已经是最高峰了。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唐代帝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唐代大多数皇帝都提倡佛教。武则天、唐宪宗时达到高峰。武则天于天授元年（公元六九○年）正式即位称帝，她的这一行为显然不符合华夏传统的政治文明和法统。为了能够君临天下，她迫切需要舆论和教义的支持。佛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男尊女卑，我们今天从庙宇供奉的佛像上就可以看出，不少佛像都是不男不女，亦男亦女，中国人信奉的观世音菩萨是男是女谁也说不清楚。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帝王，企图利用佛学牵制儒学，淡化儒学的影响，进而分化传统文化对其执政的抵制。因此武则天执政期间，始终不遗余力发展佛教。首先，她曾亲自组织八十卷本《华严经》的翻译（在此之前已有六十卷本）。为了表示对译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在《华严经》译成后，她还特意写了一篇序文。其次，她给高僧以特殊的礼遇。如，义净（公元645-713年）慕法显、玄奘游历印度的壮举，取海道西行求法。他于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从广州出发，历时廿五年，途经三十余国，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回到洛阳，带回梵本佛经近四百部。当他返回洛阳时，武则天亲自出迎。又如，神秀是当时北方禅宗界的领袖，被武则天请入京师，时时请教佛法。第三，她直接支持佛教宗派的形成。在八十卷本《华严经》译成之后，武则天诏令法藏在佛授记寺大力宣传该经思想，给予充分的物质保证，推动华严宗的创立。华严宗凭借政治势力，曾风靡一时。第四，她热衷于建寺造像。著名的洛阳龙门奉先寺庐舍那佛像，就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雕凿的，据说她曾为此捐助了二万贯「脂粉钱」，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她又令僧人怀义制作夹??大像。这一大像的小指头上就可并坐数十人，每天需要工匠一万名，「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五），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国运渐衰，徭役和赋税日重，民众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肃宗、代宗、德宗有意保护佛教，或造寺度僧，或鼓励禅修。至唐宪宗时，崇佛活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据佛教传说，古印度阿育王在释迦牟尼逝世若干年后，借助于鬼工神力，修造八万四千座宝塔，重新安放佛陀舍利。位于今陕西扶风境内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塔内藏有佛陀指骨一节。唐代宗时，曾命名该塔为「护国真身佛骨宝塔」，十分敬重。宝塔所在的法门寺大约建于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原属宫廷寺庙，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已逐步向民间开放。因塔内珍藏佛骨，所以它为法门寺增添了无限光彩。按唐代通例，该塔每三十年开启塔门一次，即可使岁丰民安，国运昌盛。自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首次迎佛骨于宫内供养起，其后各帝均竭力仿效。每当开塔之际，“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或有烧头炼指，剌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法苑珠林》卷三十八）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冬，宪宗派遣太监，率领僧侣多人，前往法门寺再度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将佛骨迎至京城长安。宪宗敕令先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送往京城各寺院让僧俗礼敬，从而又一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当时，朝野震动，王公士庶，奔走相告，有焚顶烧指燃臂为供养的，有倾家荡产以作施舍的。上下仿效，唯恐落后。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崇佛狂潮，当世大儒韩愈在给宪宗的《谏迎佛骨表》中，以南朝梁武帝为例指出，奉事佛教，希求福田，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前之势，举国若狂，这种现象实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提出，应将佛骨交付有关部门，投于水火，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甚至表示：如果佛真有灵验，能作祸崇的话，那么，所有的灾难请都落到我的身上吧！《谏迎佛骨表》触怒了皇帝，韩愈几乎因此而丧失性命。他在赴潮州途中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衷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由于佛教势力过分膨胀，泛滥成灾，随着佛教寺院的增多，僧尼队伍的扩大，耗资日益庞大，对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佛教无君臣父子之礼，不事嫁娶婚配，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政治理念发生严重抵触。到武宗即位时，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唐武宗从会昌初年（公元841年）起，开始做灭佛准备，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进入灭佛高潮。有关佛教弊端，武宗在其在废佛敕书中明确指出：“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摘自《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结果，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座，招提、兰若（小型寺庙）等佛教建筑四万余座，僧尼被迫还俗者廿六万余人，没收寺院土地数十万顷，查出奴婢十五万人。以武宗会昌五年全国496万户的人口规模看，大约3000万人口供养40余万僧尼及其奴仆。看来，唐武宗灭佛不仅仅是文化因素（此君信奉道教），晚唐糟糕的经济也不堪如此重负。可惜，唐代的君主多数信佛少数信道，对于华夏文化的主流儒学（似乎只有太宗对国学重视一些），倒没有几个垂青的。相对于佛教的高度发展并成为显学，汉学（即儒学）在唐代反而成了末流与隐学。当时的人文领袖，被后世推崇的唐宋第一大儒的韩愈（钱穆更称之为唐宋文化第一伟人）因为一份“谏迎佛骨”的奏章，差点丢掉老命，便可以说明儒学当时的命运。

　　唐代适逢南北朝这样的历史大混乱之后，传统的华夏文化与道德伦理遭遇三百年的侵蚀和破坏，已经变质和衰败，迫切需要复兴与发展。然而唐代过度的开放，异族文化与宗教的进入，反而反客为主，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和学术成果的代表。最终思想开放变成全民思想混乱，边境开放变成异族步步为营；儒学冷落造成全民道德伦理的崩溃。试问唐代有何文治武功？有唐289年，它给百姓135年的生平生活，却有150多年的战乱；有唐一代，中断了丝绸之路，丢失了西域，丧失了河南、河东之地。唐代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文化造成了宋代立国的艰难。从唐末的藩镇割据到五季乱极，中国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动乱年代（如果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算起，则有200多年的乱世。在有明确记载的中国历史上，因连续战乱而引发全社会动荡超过100年的时期并不多，从春秋算起也只有春秋时期294年、战国时期255年、汉桓灵三国时期120年、南北朝时期260年、唐末五代时期、太平天国民国时期98年）。钱穆穆先生曾言：“世有盛衰治乱。中国历史，盛世治世，人物活动少，表现亦少。乱世衰世，人物活动多，表现亦多，其影响转深而大。此为中国历史一特征，亦即为中国文化一特征”。从春秋战国，到汉末三国，到南北朝，无不验证这一规律。然而唐末五代却是一个平庸的乱世，没有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学问家、大道德家。有人可能讲这个时间与春秋战国相比太短，那么自汉桓灵二帝到三分归晋也不过120年，三国时期中国出现那么多杰出人物。太平天国至共和国建立，不过100年，这一时期中国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灿。为什么历史到了唐末，却出现如此的反常？或许有一个答案：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削弱，异域文化的鼎盛和时髦，使文化发展失去了方向和凝聚力。佛的出世和道的无为又使文化发展失去必要的动力。军人左右政局削弱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文人的社会地位，崇尚武力和暴力淡化了文化的教化功能。唐只有强大的政治而没有繁荣的文化，它对中国文化并无多少再造之功，实在是一个传统文化衰落的时代。有人拿出唐诗为例，殊不知只有百年之运的元代也有小曲奉献给历史。诗也好，曲子也好，这些文学形式只能表达人们一时之情，不能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诚然，韩愈是一座丰碑，但他只是划破天空的一颗流星，余辉照耀的是两百年后的宋儒。

　　宋代是中国历史最被误解的时代也是最被蔑视的时代

　　历史进入中唐之后，战争离乱是那个时代历史的主要特征。唐末百年藩镇割据，终于把中国引上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加上一百五十年的藩镇割据，华夏文化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摧残，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倒退时期。五季乱极，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全面动乱，而是社会秩序的全面破坏和道德伦理的全面崩溃。不倒翁冯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人民需要安居，时代需要文治。当那个时兴皇帝轮流做的年代，宋朝建立有其历史的偶然性，但宋代文化复兴却是时代的客观要求。从中国以后的历史看，宋代对华夏文明实在有再造之功。宋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似乎都不为过，严复说：“究人心政术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为揪心。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物理工艺， 均有发明。 …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 势所不逮也。”今人因“前有隋唐,后有明清”，一般民众对宋朝的文化、成就如何评价，往往不得其当，但在学术界，特别是国学领域，宋代的评价往往正面得多。国学大师陈寅恪对宋朝文化、宋朝一代非常推祟，“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亦认为：“我国历史源远流长，论武功，当推汉唐；论学术文化则以两宋为先。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亦密。彼等此项贡献，在我国学术史上应予大书特书，不容忽视”。 宋代学术，规模宏大，气象万千。从经学上看，主要是汉学颓废，宋学兴起；从文学上看，主要是骈体文走向没落，古文运动兴起；从史学上看，主要是考据性史学衰退，义理性史学崛起；从佛学上看，主要是各种佛教宗派走向没落，南宗禅宗独领天下；从三教关系上看，主要是从“三教鼎立”走向 “三教合流”；从科学技术上来看，宋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达到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最高峰。特别是经史之争，成就了理学和史学两大学术高峰。由于宋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就功能而言，无疑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重大的改良和创新。这种再造，以今天的目光看可能存在重大的弊端，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十三世纪的中国，可以说这一系列改造对中国文化的保存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首先，重建政治道德和社会伦理。经过唐代过度开放和异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长期挤压，特别是唐末五代长期的割据混战，传统伦理道德遭到严重破坏。北宋建立后，收复汉唐故地数次战争均遭遇失败，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如何从制度上防止地方割据和抵御外来入侵，如何从思想上重建封建伦常道德，成为宋代思想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尊王攘夷”和“正统论”之辩，激发了宋代经学和史学的研究迅速发展与勃兴。导致了儒家史学在修撰过程中，开始严厉地区分“中国”和“四夷”的空间差异和文明差异。在重修唐史、五代史热的过程中，欧阳修、宋祁、司马光等人，承袭了晚唐时期韩愈反佛、弘扬孔孟之道的传统，在史学领域内展开了新一轮的反佛高潮。他们的主导思想就是维护文化传统和道德伦常，极力抵制外来文化，弘扬儒家固有的“君臣之道”、“礼仪之道”。因此在史书修撰中，效法《春秋》而提倡“尊王攘夷”。这实际上也是在纠正隋唐时代夷夏不分的国家政策。宋代初期的思想界，虽然看上去总是在讨论政治上的“尊王攘夷”的问题，总是在讨论历史上的“正统”问题，可是，这种合理性的论证一旦从政治延伸到文化，就会讨论思想上的“尊王攘夷”，与文明上的谁代表“正统”。所以，宋代的经史之学常常表达这种思想的追求，比如孙复不仅要撰《春秋尊王发微》，而且要在《儒辱》中极力申斥“（佛老）绝灭仁义，摒弃礼乐，以涂窒天下之耳目”，呼吁捍卫儒家学说；而宋代史学中正统论争论的兴盛，正在于重构历史，为这个处在‘尊王攘夷’关键时刻的王朝，通过文化上教化之功，建立华夏民族上的认同基础，并以此产生政治及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宋以前的中国往往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的比重比地理意义更为重要。宋代政治精英和和文化精英在国家灭亡之前建立了以华夏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理念，并且运用文化的教化功能让这些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国家的共识和民族的意志，这一功勋，所有乐见华夏文化得以承续的国人，都应对这些先辈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