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 -- 使用尽量中文

除了建立国家认同和民族意志外，宋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在政治道德和伦理建设上，也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以史为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有宋一代，史书成为现实政治的教课书。因此，史学研究和史书的编纂成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重要任务。唐末及五代的动乱使宋代政治精英认识到重建政治道德和社会伦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鉴于《旧五代史》褒贬不够分明和不够力度，欧阳修重修五代史，称之为《新五代史》，目的就是要用春秋笔法褒贬历史人物。五代政治人物中，冯道可谓是一个典型代表。这位自称长乐老的冯道，堪称官场的一个不倒翁。自后唐庄宗时起，经历了五个朝代，伺奉了十个君王，八个姓氏。累世不离宰相，三公，三师之位，他圆滑多智，根据世道兴替浮沉而变换面目，一生荣华富贵，深受到当世人的推崇。这位毫无政治操守的长乐老，历经五代那样的政治乱世，累世高官已是奇迹，居然广受时人的推崇，这足以说明唐末至五代，中国的政治道德和社会伦理已经堕落到何等不堪的地步。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无廉耻立人之大节，国家危亡致乱之祸根。” 另一位史学大家司马光在《后周记》中对于这位时人称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朝代迁贸，屹若巨山”的冯道，也给与无情的鞭挞：“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有人以唐室灭亡，群雄力争，帝王的兴废不是一人能够左右为冯道辩解。司马光反驳道：“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供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偈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当有人说冯道能在乱世中全身避祸也是一种贤能时，司马光痛斥道：“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哉？”现代人每每责备宋代诸贤过于严苛，身逢乱世，似乎冯道也迫不得已。事实上，冯道是个读书人，岂不闻圣人之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欲全大义引身就戳并非常人所能，但退而隐身保全名节并非难事，难就难在有无名节之心，有无贪恋荣华富贵之意？就冯道之流的行为而论，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冯道不以为耻，时人竟相推崇，是因为当时社会道德伦理已经完全败坏。宋代立国艰难，北方诸族虎视眈眈、前仆后继，国家始终无法摆脱来自异族入侵的危机与危险。提倡政治忠诚和民族气节，不仅是文化的社会责任和士大夫的政治追求，更是时代的客观需要和现实政治的迫切需求。在道德与伦理的废墟上重建，使得宋代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因应目标的转变而产生方法的转变。从西汉到宋初，我国古代史学基本上遵循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原则，注重对史料的编辑，注重总结前代的兴衰成败，以便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但自北宋建国以来，收复故土一直是既定的国策，然而，这一政策并末收到理想的结果，反而一直遭遇挫折。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两国25年战争，但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雄心遭遇彻底的挫败。正统王朝的理想遭受夷狄之国的压制，这对于抱有大一统理想的宋代文人儒士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屈辱。但究竟形势比人强，现实必须接受。国家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变迁迫使宋代学人更多地思考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同时，新儒学的兴起对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往史学评判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儒家们认为历史不应该是史料和史事的单纯记载，而应该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表现褒善贬恶的“春秋”精神，并最终把儒家伦常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最高准则而置于特殊地位。这样，儒家伦理支配下的道德原则就成了历史学家讨论过去事物时的“终极标准”。这个标准在欧阳修所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中得到了彻底地贯彻。在这一史风的影响下，崇尚《春秋》而贬低司马迁、推崇编年而贬斥纪传的史学观，与唐初已大为不同。《唐书》、《五代史》的重新改撰和《唐史》、《唐史纪》、《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史书的修撰，均反映了这一时期史学新风气的变化。从他们的史学著作可以看出，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是以“春秋笔法”作为自己立论的武器，对宋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新的批判和审视。明确要求史学领域内应该“振三纲”、“讲人伦”、“重人道”，从而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重振被晚唐五代之乱败坏了的伦常道德。由于受宋学议论、怀疑与实用精神的冲击，宋代学人对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采取了批判态度。到北宋仁宗年间，随着宋学在史学领域内的深入，新的史风――不迷信权威、敢于怀疑、敢于创新、敢于议论的精神，成为宋代史学的主流。尤其是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人的史学，开启了一代风气，典型地反映了宋代史学的变迁。无论是过去的事件，还是早出的史书，都重新受到锐利的审视。从清代四库馆臣辑录的114部、1838卷“春秋学”著作可以看出，宋人之作占38部，689卷，以部数论，恰为三分之一，以卷数论，则为三分之一以上，可见宋代春秋学是极其发达的。大体上来说，北宋时期的史著主要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南宋时期则主要为偏居一方的政权争正统，这主要是由北、南宋不同时代背景所造成的。欧阳修的《正统论》、苏轼的《正统论》，就是这一时期倡言“正统”的代表。何为“正统”？欧阳修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其后司马光、刘恕、陈师道、毕仲游、张?颉⒅祆涞热硕浴罢?统”问题亦发表过议论。“正统论”被引入史学，反映了这一时期强烈的时代特征。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演进的大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大一统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政治观点为内核而生发其它的思想。嘉钓四年（1059）九月，欧阳修为史馆修撰，明确要求：“史之为书，以纪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宜藏之有司。”对于宋代史学领域内这种明显带有实用目的的学术思潮，后世学者屡有批判，现代学者的批判尤为严厉。事实上，本朝史学领域内这种带有实用目的的学术倾向更为严重甚至更加离谱。按此推理，本朝学人应是最没有资格批判宋代学人。毕竟中国的学术自汉末历经四百年的动乱，到了唐代应当有所纠正，但唐代似乎对国学始终兴趣不大，虽有韩愈，但终没有多大作为。唐末及五代的社会大动乱使得史学的拨乱反正更为迫切，宋代学人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如果说有缺失，也不过是矫枉过正。后人可以反过来再矫正。

　　其次，重建社会价值和公众伦理。如果宋代的史学研究是服务政治和政治人物，那么，宋代的经学研究则是针对广大公众。被后世称道的盛唐，实在不是一个风气很好的时代，隋唐王室的手足残杀、父子相残、两性乱伦和性行为的放荡动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使唐帝国最终演变为杀戮战场。五代的冯道累世不倒，除了冯道自身的的道德观念之外，整个社会对其行为的认同应是主要因素（洪承畴是大清国的开国元勋，但却被清朝政府列入贰臣传，说明明清时代整个社会风气已经彻底改变）。钱穆说过：“中国政治风气之败坏，莫过于三国时代之曹操与司马懿。社会风气之败坏，则莫过于唐末与五代。”斯言甚是。纲常不振，道德沦丧是晚唐及五代社会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宋代理学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研究最突出的时期是汉代和宋代，但汉宋两代儒学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大致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学术目标、偶像崇拜和研究方法。第一，经历了焚书坑儒和秦末农民战争之后的儒家典籍，散佚极其严重。汉代儒学的首要任务是保存儒学经典。自汉武独尊儒术之后，汉代学者主要精力和学术活动就是对这些经典进行收集、辑补、注解。历史进入魏晋及以后的南北朝朝时期，玄学的发展和佛教的引入，造成道学与佛学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使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动摇。唐代佛学发展更是进入巅峰时期，儒学空间进一步受压，学术的主流地位更加动摇。因此，宋代的学术目标是维护和发展儒学的主流地位。通过宏扬传统学术来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因此，汉代对儒学有保存之德，宋代对儒学有发展之功。第二，汉代以前周公、孔子并尊，而宋以下则改尊孔孟。这表面上是偶像崇拜的一次调整，实际反应的是政治与文化理念的重大调整。周公是中国上古时期圣君贤相的代理人，从《尚书》现存的文字看，周公虽然不是帝王，但地位似乎在帝王之上，周代早期的政策文件基本都是周公颁布或借成王之名颁布，周公甚至可以流王于外，亲自执政，以至于“管、蔡”造反，并为周公诛之。由此观之，周公在古代不仅代表道统（道德完人），似乎也代表法统（毕竟上古时代的许多纲领性的文件都是因周公之名而颁布）。崇拜周公实际上就崇拜上古时代所谓的圣君贤相和完美社会，诸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古人一直不避嫌疑，将周公与上古圣君并称）之类。这种完美社会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实在令人怀疑。至少历史的发展似乎是背道而驰，离此越来越远。历史进入宋代，再重复周公的故事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甚至连象征意义都不大。在中国历代先贤中，似乎孟子是最有民本思想（现代学人一直将此老当作中国古代民主的典型代表）。孔子讲“苛政猛于虎”，孟子则更进一步，“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引入孟子，不仅使宋代儒学具有更多的民本内容，也使儒学的政治理念更具备时代性、现实性和操作性，更具有积极意义。宋代学人更在《五经》的基础上，编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称之为四书五经，形成儒学的核心经典。故汉代尊五经，而元明以下乃改尊四书尤超五经之上。作为统治者代表的周公被孔子取代，一个破落户子弟成为至圣先师，历史地位超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统治者，这在法统氛围十分浓厚的中国，不亚于一次转天换日的大改变。第三，汉代经学的学术活动主要是收集与整理，于是产生了章句训诂的独特研究方法。东汉年间，白虎观会议和郑玄、毛亨遍注群经后，经学日益走上了繁琐的道路，丧失了它原先具有的开放精神，转而成了束缚读书人思想的枷锁。《后汉书•儒林传》指出：“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正义或注疏、义疏、释文等，从此以后，经学更加颓废，日益陷入了繁琐哲学的泥潭，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因此，宋学之所以最终取代汉学，在治学方法也作了重大的改变。具体而言，汉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汉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由汉至唐，日趋繁琐，在外来佛教的冲击与抗衡下，实难成为敌手。而宋学则从经的大旨出发，复苏了传统儒家旧有的开放精神，完成了中国古代学术内部的自我更新。从治学途径上来说，汉学从章句训诂方面入手，亦即从细微处入手，达到通经的目的；而宋学则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入手，亦即从宏观方面解经，达到通经的目的。邓广铭先生认为：“儒家学者之所以要抛弃汉唐学者的章句训诂之学而趋重于阐发经典中的义理内涵，其内在原因固在于对汉儒繁琐哲学的厌弃而要转移方向，而其外部原因则也是在于看到佛教的那些学问僧都在将说心性之学，便也想在这一方面能与之一较高低之故”总之，“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5页）然而，经学研究的目的不是探古发源，而是要教化世俗。这是宋代儒家学者所抱负的共同使命。宋代学者置四书在五经之上（四书为本，五经为用），实际上就是为了立德、立言、立行。《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已为天下读书人指明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实则为天下读书定下了治学的最高准则；“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至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则为天下读书人立下了学术研究的根本方法。自宋以后，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历代读书人共同追求的目标，物转星移，世代更替，延续至今。由经学、史学发展而成的宋代理学，是宋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成就和中国古代学术巅峰之作。宋代的国事多艰，异族入侵始终是挥不去的梦靥。靖康之难，二帝蒙尘，更让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痛心和困惑。关心国事是宋代读书人的特质，替国家分忧也是这些读书人份内的事。宋代文化的内敛特质与宋代国事多艰是完全相关的。现代人每每诟病宋代理学，实际多半是屈解和误解理学的核心精神。比如，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朱子语类》卷四）现代人老是想到两性问题，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为“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我们必须艰苦奋斗”或者“共产党人必须克制自己的物质享受欲望，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理学另一为现代人唾骂的名言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此话来源于程颐回答别人关于寡妇应否再嫁时所说的话。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唐代两性关系过度放荡之后，宋代在男女行为上采取收敛政策本来就无可厚非。作为一代宗师，程氏的意见只代表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法律规定，也不能代表社会意志（宋代寡妇再嫁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与程颐同时代的先贤范仲淹母亲就曾再嫁）。这段话也受到朱熹的重视和推崇，特别收到其著作《近思录》中的第六“家道”中。问题在于，到朱子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时，宋朝的国家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京失守，二帝被俘，国家局促于东南一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和学术领袖，这个时候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似乎不再关系男女伦常，而是关系政治人物和天下士人的民族气节和国家忠诚。现代人总是将其理解为寡妇不能再嫁，不人道，窒息了女性追求幸福的愿望。却从未有人理解为“头可断，血可流，共产主义真理不可丢”这一类高尚的政治信念和道德情操，这说明，对宋代理学，现代人通常将其庸俗化和狭隘化。很多痛骂程朱理学的人实际上根本不了解程朱理学，只是断章取义，道听途说这两句名言，便谩骂不绝于耳。事实上，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宋代立国，外患继其始终，其能坚守三百余年，完全是文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