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 -- 使用尽量中文

一般人喜欢将中国历史上三个事件相互对照并以此来评价这三个事件的主角：东西汉的过渡、东西晋的过渡和南北宋的过渡。以这三个事件的最终结果看，评价最高的当然是汉光武帝刘秀，当然，他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优秀的皇帝之一；评价一般的是晋元帝司马睿，他在东南保住了中华衣冠，虽然偏安一隅，但毕竟拥有尊严和国体；被否定的则是宋高宗赵构，他建立了南宋，但他开了华夏民族的先例，首次对野蛮民族称臣，这无论如何让一贯认为华夏文化和华夏民族比其它民族和文化优越的人们无法接受，但又必须接受。于是，华夏民族所有的恶气就只能发泄在宋高宗及其政治集团身上。古人局限于中国，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这种坐井观天的眼界和妄自尊大的心态使得他们看问题难免有失偏颇。但今天的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有了根本性提高，却仍然局限于古人的认识和结论，这实在是悲哀的事。前面强调过，政治是现实的政治，历史轨迹是历史现实的轨迹。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平心静气地认识和理解历史问题，那么，我们将根本无法冷静且理智地处理当代的现实问题。之所以插入这段话，是因为现在的大多数国人，对于历史和政治仍然停留在非黑即白，人云亦云，评书演义的水平上。事实上，这三个历史事件根本没有可比性。光武兴汉之际，正是匈奴和其它野蛮民族蛰伏之时，素浮众望的王莽代汉，并没有引起天下的不满，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问题在于这位沉浸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些上古理想社会的新朝皇帝，成日想入非非，想彻底改造华夏中国，实施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改革，最终酿成天下大乱。人们对新朝的不满，必然会滋生对汉朝的怀念，刘秀兄弟，还有更始帝，作为汉朝皇族，此时高举兴汉大旗，自然会一夫振臂而天下响应。这是一种传统模式下的改朝换代。只有巧合，没有悬念。巧在谁将最后胜出，无悬念就如同历届中国乒乓球女子决赛一样，反正是中国人得冠。 司马睿本是琅邪王司马觐之子，觐死睿嗣。与东海参军王导关系很好。王导才气过人，识量清远。时值皇太帝司马颖专权，乱杀宗室子弟，导劝睿速回封国，睿从其言。晋惠帝永兴二年，委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睿请王导为司马，委以军事，据守建康（南京）。可见，睿在称帝之前，已经经营东南国土，东南本是其实力基础。匈奴人刘聪连杀怀愍二帝，华夏震动。北方从此纷乱，豪门士族纷纷退避江南。王导本是北方豪门子弟，素有名望，在江南也颇得人心。由王导出面，拥立睿为皇帝，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为了加强睿的合法性，王导的另一位宗家，侍御史王冲，伙同黄门郎史淑，自长安奔凉州，称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赍诏赐张实，拜实为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多难。”（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十二） 。再看此时的北方，刘聪还没有高兴几天，他手下的大将石勒已对他的位置垂诞不已。从公元317年至430年，中国北方进入了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十六国（一成（汉）、二赵、三秦、四燕、五凉、一夏）社会大动乱时期，这些胡人在中国互相残杀，打得天昏地暗。除了前秦符坚（重用王猛，在一度基本实现北方统一之后，不顾部属亲随反对，强行挥师东征，终酿淝水之战惨败，不仅没有达到统一的目标，反而加速了前秦的败亡）曾一度南顾之外，其余政权终无心南方，故清人王夫之曾言：“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宋论》）所以，晋元帝能够稳定东南政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最后，来看看赵构立国时的情势。与辽国不同的是，金国的统治者显然有更大的政治目标。在1127年北宋灭亡之后的几年中，金兵一再试图攻取长江南部的战略要地，迫使宋放弃了1129年一度成为临时国都的建康（南京），撤退到浙江省的绍兴，但金兵的铁蹄随即踏进了浙江地区。从当时的情景看，金国的目标显然伟大得多：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宋朝残余势力，然后一统天下。其时，“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清王夫之《宋论》），西夏、蒙古、高丽及其它北方小国均已臣属金国，金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接受了儒家的大一统学说，自认为代表了天下的“正统”，逐鹿中原，只是第一步，夺取天下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从公元1127年至公元1141年的历史看，金国基本是一直处于进攻状态。1127年，高宗仓促即位于建康（没有上一任皇帝诏书，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皇帝），旋即被金兵所迫，四处亡命。“兀术渡江而南，席卷吴、会，追高宗于四明，东迤海滨；其别将追隆钓太后，南至于虔州之皂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怀袖。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韩、岳浮寄于散地，而莫能自坚。”（摘自王夫之《宋论》）建炎三年，扈从统制、鼎州团练使苗傅，威州刺史刘正彦勒兵逼宫，高宗被迫降诏退位，让位于太子，改元明受。幸得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将勤王，才得以复位。乱世之中，武臣擅行废立，正是朝廷大忌。绍兴元年，尚书左仆射吕颐浩言：“今国事多艰，中原隔绝，江、淮之地，尚有盗贼，驻跸之地，最为急务。陛下当先定驻跸之地，使号令易通于川、陕，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至于艰阻。……若不速为之，逡巡过春夏，则金人它日再来，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后之患不可胜言矣。……今天下之势，可谓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闽、广数路而已，其间亦多曾经残破。浙江郡县，往往已遭焚劫，浙东一路，在今形势，漕运皆非所便。若不移跸于上流州军，保全此数路，及浙近川、陕，使国家命令易通于四方，则民失耕业，号令阻绝。俄倾之间，已至秋冬，金人复来，则虽欲追悔，无及矣。”（毕沅《续资治通鉴》）高宗采纳其言，确立驻跸之地。现代一此学者批评高宗，国家危急关头，还在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这些人似乎不了解，以中共当时的财力，还在延安盖了几幢楼房，何况国家的政府办公地。除军事、内政让高宗睡不安忱之外，对父母兄弟族人安危的挂念也使他食不知味（经过文革之后的国人，似乎都很冷血，对人间亲情，往往并不介怀，人们都希望高宗打过去，有没有想过这些人质的命运？当年北京城头上，李自成刀劈吴襄那一幕，似乎没有多少人记得，或者没有多少人在乎，但吴三桂肯定在乎，而且发了疯地追杀李部，最后发了疯地追杀南明军队和君臣。） “朕以两宫万里，一别九年，凯迎銮辂之还，期遂庭闱之奉。故暴虎冯河之怒，敌虽逞于凶残；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宁甘于屈辱；是以卑辞遣使，屈己通和。仰怀故国之庙祧，至于炻涕；俯见中原之父老，宁不汗颜！”（毕沅《续资治通鉴》）值此内忧外患之际，和平似乎是政治上最好的选择。其时，金国上有明君在朝，下有良将在野，宗翰、宗弼（兀术）诸皇族皆为一时人杰，国势日隆。灭宋之心并不比南宋收复旧山河的决心小。事实上，当南宋提出和议时，金太宗也有心议和，与南宋朝廷一样，大多数武臣（尤其是宗弼）都坚决反对和议，其中较为典型的是1132年和约，条件要比1142年的更有利于南宋（该条约规定宋拥有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就是在两国主战派的共同努力下流产的。高宗决心议和，但朝廷内部争议仍然激烈，如果听任这种和战争论不休的情况持续下去（宋朝在和战之中摇摆不定造成的不利影响要远远大于单纯的任何一项政策），不仅会造成朝廷内部分歧进一步扩大，并波及地方及民众，而且造成不同派系斗争激化和矛盾向朝廷以外转移。任其发展，南宋朝廷不保，500年后的南明历史就是明证。这个小朝廷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与清政府的斗争上，而是放在内部政争上。作为国家统治者，高宗展现出他应有的政治魄力，借助主和的秦桧支持，使主和成为国家的既定政策。不幸的是，这一政策最终酿成岳飞下狱，并屈死。一项令人华夏民族蒙羞的和议终于在激烈的反对声中完成。宋必须向金称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汉人的政权向蛮族政权称臣；以淮河河流中间为界，意味着丢失了大批国土。每年向金国输送更多的岁币。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屈辱的和约，但终于使南宋得到某种法律意义上的认同（在此之前，金是不承认南宋政权，并在北宋各地建立不少忠于自己的汉族地方政权，如张邦昌的大楚国和刘豫的大齐国等），无论人们多么痛心，总体上，它使以后两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至少有法律依据和处理架构。条约的签定不仅没有使宋国人满意，金国人也不满意，金国的目标是消灭南朝，一统天下。到1146年，“蒙古、西夏、高丽、回鹘和西辽都成为金的属国。在东亚这种复杂纷乱的局面之中，金的地位却如此坚固地建立起来，使得金国的统治者已经把自己当然地认为是中国的统治者而不是女真族的首领。暴君海陵王很不满意金宋和约，他把自己看成全中国未来的皇帝，并且认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将会像宋朝的统治一样正当，但他的这种抱负，可不是凭他那些汉化措施就能成为现实的。在主要通过诛杀清除掉那些赞成继续采取与宋并存政策的对手之后（这边在杀主和派），海陵王开始准备一场新的侵宋战争。借口并不复杂：他于1158年谴责宋朝违法在边境榷场上购买马匹（重要军事物资，就象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与设备一样，那个年头也有“巴统协定”）是破坏了1142年的和议（《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1161年海陵王的入侵战争最终遭到失败，他本人也在前线被部属刺杀身亡。采石之战无疑是一场很漂亮的防御战，它成功地阻止了海陵王的南渡计划，并使他的整个战争计划受到重创。而这场战斗的宋朝功臣却是一个进士出身的文人虞允文（一般人都将宋的军力不振归因于宋代压制武臣，实际上，自宋代起，文臣领兵似乎是一种趋势，明代的王守仁、胡宗宪、洪承畴、袁宗焕等，清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战争结束又使金宋回到谈判桌上，获胜的一方必然获得回报。 “1165年，宋与金之间终于又签署了一个和议，这个和议使宋的地位有所改善。宋不必再向金称臣而改称为侄。这样，虽然从礼仪上说，金仍然高于宋一头，但‘臣’的称呼总算是见不到了。‘贡’也被更中性的词‘岁币’来代替，宋需支付的岁币数量还与以前一样（译者注：实际是银、绢各减5万），以淮水划界也没有变化。当边境榷场开放的时候，为防止意外，世宗还派遣了6万士卒驻扎于与宋的边界一线，从1165年以后，金与宋的边境保持平静达40年（《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现在不少史家认为南宋朝廷应逞金国失败之机，迅速扩大战果，大举北伐，收复故土。这种想法十分幼稚。金国这次并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失，主要战斗力仍然保存，除了战术上局部失败之外，重要的是政治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海陵王的残暴使得许多金国的贵族都无法容忍，在其南征之际，部分贵族拥立其弟登基（世宗），并派人刺杀了他。新的政治环境使得金世宗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上，因此撤军是必然的选择。这是一种战略退却，而不是战术溃退。对于宋朝来说，这次战役主要在宋朝境内展开，宋是防御的一方，所有战争资源和战备均是按照防御战略进行配置。宋缺少成建制的骑兵集团，一旦金兵脱离战线，宋军无法尾随并乘胜追击，待宋军追上金军之时，战机已经失去，金国军队已经保持队列并恢复战斗力，并且以逸待劳。而此时，经长途奔袭之后，军队疲惫不堪，反而是宋军容易遭受袭击。更不幸的是，金国的这位新皇帝是一位难得的明君。即位短短几年，金世宗就成功地使他的国家无论内外环境都得到了稳定。在他统治的漫长时间之内，在诸多领域如行政机构、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除了在与蒙古的边境上战争还时有发生之外，金朝享有了长达25年不受干扰的和平时期。世宗竭力想做一个公正的、节俭的统治者，并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 1206-1208年，南宋发动一场北伐战争，这场战争证明，虽然金国正在走向衰落，但金国的军队战斗力仍然没有降低。宋朝军队最终全线溃退。双方自此以淮河为界，虽然小有冲突，但没有造成重大的战争，直到金的灭亡。之所以最终以淮河为界，客观的原因不能忽视。淮河及秦岭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淮河以南多是丘陵地带，河网纵横；夏季炎热多雨，冬天干燥严寒，不利于马匹饲养和运动；而淮河以北，则是淮北平原，与之连接的是华北平原。金国进攻宋国，进入宋境，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宋国进攻金国，进入平原地带，步兵的劣势马上就会暴露。因此，当双方势均力敌时，谁进攻，基本上是谁失败（和当年宋辽对峙的结果一样）。1208年后，虽然南宋的形势也不乐观，但金国的形势更为严峻。情形又类似于北宋末年，当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时，宋朝当局又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衰落的金国与其说是一个敌人，倒不如说是一个安全的屏障。南宋的官员似乎并不了解蒙古的情况。他们收复故土的愿望是那么的强烈，他们复仇的心情是那么的迫切，以至于忘记联金灭辽，唇亡齿寒的教训。当金哀宗被蒙古人追逼，走投无路之时，派人借粮，“上谕之曰：‘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饬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自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宋一州，随即付与。近淮阴来归，彼多以金币为赎，朕若受财，是货之也，付之全城，秋毫无犯。清口临阵生获数千人，悉以资粮遣之。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乃于宋。??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至宋，宋不许。”（元脱脱《金史》）亡国之君，其言亦善。自秦汉后，中国的外交一直奉行这样的一个主流思维：主战即爱国，主和即卖国，主持和谈的官员即是卖国贼。这种思维的结果是国家遭遇危急关头时，无人愿意站出来讲真话，提清醒且适合形势的建议。个别清议之人，大言煌煌，不切实际，反倒搏得一片掌声，事后还留有千古清名。明末崇祯朝的朝臣一片沉默，便是极好的例证。自战国后（晚清以前），中国没有真正国际意义的外交家。更没有象邱吉尔那样的伟大政治家（为了打败纳粹，他可以和魔鬼合作）。金国与宋朝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江山社稷总比个人家族的仇恨与荣辱更重要。收复故土固然重要，但面对更凶恶、更强大的敌人，联合以前的敌人更重要。蒙古的强大，以它能够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吞并西夏，扫平金国就足以明证。南宋朝廷本该逞金国衰弱之际，提出新的结盟要求和条件，尽可能获得一些战场上不能达到的目标，并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一定程度地武装金兵，让其抵挡蒙古人的进攻。而金国在蒙古人的大军压境之下，必然会部分满足甚至全部满足南宋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在12世纪中叶，金国已经意识到消灭南宋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南宋朝廷也已经意识到，收复故土，重返中原也没有多少希望。既然双方都有这样的认识，以宋偏安南国，无后顾之忧，而金则腹背受制，战略上南宋更为安全。南宋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必要时，援助弱者，坐收渔利。弹丸之地的大英帝国至今仍是国际强国，玩转欧洲大陆的各大国，用的恰恰就是这一招。金国末帝哀宗都能看穿的时局，不知南宋朝廷为何就没有人看穿，并达成联金的共识？看来，复仇和收复中原的愿望让人们蒙蔽了良知。南宋灭亡之后15年，元世祖就去世了，伴随他的去世，蒙古也失去了一个各部落都拥戴的大汗。群龙无首的蒙古诸部又开始了血腥的内战。从后来元朝的历史看，自1279年南宋灭亡，到1367年元朝灭亡，86年里，竟然换了12个皇帝，其中元末帝（顺帝）一人做了34年。除开国的世祖和亡国的顺帝，其他帝王平均每人任期不到四年。每个蒙古大汗或皇帝上台第一件事，不是对外发动战争，而是首先摆平部落联盟内部挑战权威的其它首领。蒙哥和忽必烈甚至放弃征战，专门回军去争夺汗位，且一打就是几年。以元朝皇帝更换的频率，几乎可以肯定，只要南宋不在忽必烈时期亡国，或许会有机会坐看成杰思汗的子孙是在如何的自相残杀。“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国则陷入困境：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权力中心更远。在对中国的征战中，蒙古人再度显示了他们从事大规模战略包围战的完善战术。除沿长江推进并攻取宋朝首府杭州外，忽必烈还从西、南两翼包围宋朝。经过大规模战役，他侵占了四川、云南、安南和东京，从四面八方将宋王朝团团围住。1277年，占领南方大港广州，三年后，在海南岛沿海消灭宋朝海军，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冷兵器时代，大规模骑兵集团的运用，使宋蒙处于一个不同装备下的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显然的，不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金的灭亡，使宋失去了自救的最后希望，而推倒金国这个大厦的最后一根柱子，恰恰是南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