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 -- 使用尽量中文

看看乾隆给英国使臣的批文，就知道当时国人对于世界的眼光与胸襟。正因为人们一直陶醉于文明的优越，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时，我们乐于倾听来自“蛮夷”之族的奉承，中国的皇帝一贯认为富有四海，对四方夷狄只在乎名号，而从不计较利益。当中原势力衰弱时，我们对入主中原的异族，往往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事后的历史又迫不及待地将其纳入中国历史的正朔（当然，异族统治者也乐于被奉承），来粉饰华夏文明中心论的光环。正如一个骗局，人们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陷入其中，一旦骗局被人戳穿，人们往往咒骂的，不是制造骗局的人，而是戳穿骗局的人。宋代的先民将华夏文明推进到中国历史最高的水平，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这一成就本来可以让中国人，也让人类感到自豪和景仰，然而宋代却亡于一个野蛮民族，对于一向自大和习惯自欺的华夏民族而言，表面接受现实，但内心却无法承受这种文明之耻。有元代宋以后，学者们似乎忘却了圣人的训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方面忙于阳奉鞑胡为正朔以延祀，一方面又忙于抵毁宋代先民为泄愤。直至今日，在强大而优越的西方文明之前，我们仍然不能摆脱华夏文明中心论的窠臼，无视西方史家的结论，仍然对宋代中国表达的强烈蔑视和不屑。当然，我们无权责怪普通民众，他们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观点缘于学者的论述与传播。如果学者一味地指鹿为马，普通民众只能认为鹿就是马了。

　　唐朝是一个被过高评价的中国朝代

　　可以这样说，近世华夏文明是祸起于宋，而肇因于唐，今天的种种，基本上皆拜唐宋所赐。话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从宋代的国防资源问题说起。中国的地理形势，长江以南水网交错，气候炎热潮湿，不适合骑兵作战。江淮之间，也是河网纵横，历来是南北战争的分界线和主要战场。过了淮河，直至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即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在西北，即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甘泉美草之地，沃野千里之域，才能成群放养，最终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之地，在宋朝开国之时，正好一个被辽国盘踞，一个被党项长期占有。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些重要战争资源的先天缺乏，使宋代战略上失去主动出击的战争资源。宋立国之后的数次对辽战争，前胜后败，后人皆讥宋太宗不知兵，现代人更以近世的眼光看宋辽战争，殊不知，没有战马以及战马组成的强大机动部队，在平原地区与以骑兵为主要力量的辽国决战，这和海湾战争中的萨达姆装甲部队遭遇美国空军的命运一样。相反，辽国在与宋军作战时，反而显得更有战略与战术能力。在宋辽战争中，因为辽国对北宋一直没有领土上的要求，因此一直保持战略上的克制，辽国统治者一直控制辽宋之间的战争规模，要求战线不得超过宋国纵深300公里，这种战略既保证了辽兵作战区间的有利地形；又能有效地运用骑兵进退自如战术优势。当然，从现代的国际观点看，宋辽战争的根本点是宋朝企图通过战争夺回幽云十六州故地，而这些故地已经在后唐时期归属辽国，是辽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战略价值的一部分。控制幽云，实际上就等于锁住汴京的咽喉，双方都知道此地战略价值之所在。终宋一代，对故土的追求，酿成两次亡国。而这一切悲剧，却开始时大唐盛世。

　　唐朝对于后代毫无开疆拓土之功，反而丢掉华夏民族控制漠北前进基地和战马供给基地----河南与河北广大地区（今河北、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近人习惯以盛唐时期的疆域来宣扬唐代开疆拓土之功（这如同炒股一样，股票火爆时的帐面资产是靠不住的）。实际上，由于安史之乱，不仅初唐和盛唐时期开拓的国土全部丢失，连汉隋等朝开疆之地也一并丢失。唐朝立国之策失误，造成宋代立国困局终其始终。这种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一直被人忽视，使得许多本该唐朝承担的责任反而由宋代背负。隋唐时代，中国遭遇千载难缝好时机：其一，突厥内部的分裂严重削弱了突厥人的战争潜力和战斗意志；其二，经过长达两百多年的分裂与战乱，特别是北朝异族的残暴统治，人心思定，民意思统。在这种有利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个新的帝国时代。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时期。如果采用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内修政治，外结友好。文求治国之道，武求安边之术。总结出类似贾谊之策、晁错之谋、董仲舒之道这一类垂范后世的经典。那么，唐代不仅给后代创造更多的文化遗产，还会使自己的国祚接近或超出汉代。然而，气势如虹的大唐，不仅没有创造国祚的奇迹，而且，它给百姓带来的和平时期不仅不如汉代，不如宋代，甚至不如明代和清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统治这两朝的皇帝，特别是隋炀帝和唐太宗，对疆域都有很强烈的进取心。大抵两位帝王都得国不正，急需建立奇功来自解。所以并不打算遵守中国古代传统的安边策略：爱民攘夷（‘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西周以此国策安边而有三百五十余年国运，可见这一策略十分有效。同样，有很多著名的历史悲剧恰恰就是违背了这一古训。申侯犯规，子带破戒，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国都焚毁，幽王被杀，西周覆灭，东周危殆。三国魏晋，胡人归附，皆安置于都城附近，江统劝出塞外，晋武帝竟不准，武帝死后没有几年，终致弥天大祸。西晋灭国，中原故土，竟成胡人的天下；华夏衣冠，不得不退守江南。殷鉴不远，以太宗的神武圣明，本来对夷夏如何相处，该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有着胡人血统的隋唐皇帝（唐高祖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本没有多少夷夏之防，加上隋炀帝和唐太宗又都是好大喜功之人，对于四夷远服，乐得照单全收，并且安置于河南以示天恩浩荡（匈奴旧地），使处京畿附近。关于唐王朝这方面的国策，在贞观朝内部也存在争议，当时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实际上，魏征就是一个正确代表。在《贞观政要》的卷九里，有明确的记载。贞观四年，李靖击败突厥颉利部，其部多来归降。太宗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征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征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e、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钓、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自颉利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西夏李元昊之先）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由此可见，门户洞开，广纳四夷，不是明皇首倡。推及以远，隋文帝、炀帝、唐高祖均有失察之责。然而，首要责任，当推太宗。高祖开基之后，四年削平海内，两年后发生玄武门之变，随即退位。因此，唐朝的制度建设及祖宗之法，基本由太宗规划和确定。太宗一朝的典章礼仪，规矩律例，影响有唐一代。有夏以来，三王以降，文韬武略，无出太宗之右，太宗本人也颇矜能伐功。适逢隋唐之际，华夏兴盛，四夷不振之时，太宗急欲建万代基业，做旷世君主，德过三皇五帝，功过秦皇汉武。区区华夏之尊，已容不下太宗的远大抱负，做天下的共主，才配得上太宗的雄才大略。故廷议之前，方略已定，成竹于胸。彦博之策，本是太宗所欲；魏征之言，纵是可行和妥善，只是本非所欲，虽能洞察其理，但其好大而喜远，矜功而徇名，不能据理而自制，故虽有善纳谏言之美名，但急欲建立空前绝后之功业，故听而不纳。自此胡人长期盘踞河南之地（即今河西走廊，汉武帝从匈奴夺取之后，一直属中国所有，此地水草丰美，宜农宜牧，是中国培育与放养战马的最佳地域，将其送给胡种，一旦不归所有，无异自毁长城，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从此断了华夏反制来自北方的军事命脉。华夏文明以后的祸患即发端于此。太宗之后，高宗、武周、玄宗的门户更开。开元之时，唐朝达到极盛。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信用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唐初自武后始，为鼓励军人建立军功，常常以“出将入相”晋升立功边将。李林甫为了长期把持相位，杜绝汉族同僚的“出将入相”之源，曾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于即宏党援，彼生而雄，善马上，长布阵，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图也。帝以为然。由于李林甫把持朝政19年，逐贤臣，进小人，用蕃将，养盗自重，使朝政败坏到不可收拾，最终将日如中天的大唐，带入毁灭的进程。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除郭子仪是汉族大将外，无论敌友，统兵者均非华夏之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如蕃人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之，契丹人李光弼，突厥人哥舒翰、李怀光、仆固怀恩、阿跌光进等）。从太宗朝的开门揖盗，到玄宗朝的借鼠守仓，唐王朝自己种下的祸根，迟早会生出怪胎。没有安禄山，也有其他的胡人作乱。从公元621年削平群雄到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我们极力推崇的唐王朝仅给华夏万民135年的休养生息（作为中国历史的主要朝代之一，这个时间并不理想）。其间虽然经历多次战争，除了徐敬业起兵谋反武周外，基本上都是对外的扩张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大量异族民众进入华夏的心腹地带居住，唐王朝的幅员进一步扩大。近世人们所称颂的大唐国国土历史第一，指的就是开元时代。然而，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大唐盛世，也改变了大唐的版图。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唐朝廷不得不向吐蕃、回纥等国借兵，大量起用胡兵和胡将，同时提供优厚条件，招降安史部将。结果，吐蕃、回纥、南诏等国乘机入侵，西域从此完全丧失，盛唐时的开疆拓土自此前功尽弃。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安史之乱刚息，藩镇之祸又生。太宗时代迁入腹心地区的胡人，或平乱有功受封，或因招安受抚，从此割据河北、陇西、山东等地，连传统的华夏领地也有不少失去控制，到了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大唐帝国的疆土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就在这仅余的三分之一疆土上，也是藩镇割据，无力统一，中央政府仅仅维持了一个虚幻的唐王朝名义。从某种意义看，晚唐的气象倒和春秋时代的周王朝很类似。但晚唐却没有齐桓、晋文这样的诸侯，皇帝不仅受制于潘镇，而且受制于太监（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唐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与它所具备的国力极不相当，也与后世对它的赞美极不相称。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一直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甚至是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人们普遍的证据是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唐诗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准来概括唐代对中国文化贡献的全部。以盛唐时期的国力，唐代应该担当文化建设并将其推向华夏文明巅峰的使命。然而，与人们传统观点相反的是，唐代文化不仅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而且前不如战国、汉代，后不比宋代，甚至不如明代。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文化建设可分为三个层面：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制度与人事；学术与学术环境。其中，最核心的是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它的确立与取向决定了其它两个层次的发展。华夏文明的核心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其中又以儒、法、道三家学说为主体。汉代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它确立了华夏文明稍后发展的文化主线：文景时代的黄老之学，武宣时代的儒法共存（儒表法里），最终演变成以儒为主的三位一体或三教合流。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制度的建立，秦始皇虽有开埠之功，但真正完成帝国内涵与形式建设的是汉代（秦只建立了形式上的帝国），因此，汉代有创世之功。除此之外，汉代对华夏文明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经典的搜集与研究，使得差点中断于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华夏文明多样性得以保存（世界上很多文明的湮灭往往都是由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战火），所谓的汉经学，就是汉儒整理与保存文献的研究活动与学术成就。从华夏文明的发展整个过程看，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有创建之功，汉儒有承上取下之功，宋儒有发展之功（包括明儒）。而处在汉宋之间的大唐，空有强大的国力，却对华夏文化的建设没有产生划时代的影响。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的“政治与社会”曾经这样评论“唐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仅可称一文学时代，前不如南北朝，后更不如宋。……唐代可称述者，除富强外，人物则可谓渺乎在后矣。……言学术思想，则在中国历史上又每以汉宋对比。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唐诗的辉煌成就掩盖了唐代学术的凋敝。事实上，唐代华夏文化始终受到两种外来文化的困扰：日常生活的胡化倾向（唐后期河北地区出现的地方割据，陈寅恪认为是由该地区的“胡化”所致）和哲学领域的佛教倾向。这两种倾向不是外来文化入侵的结果，而是唐代帝王开放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是为了压制传统文化而采取的主动措施。同前面国防政策的失策一样，在传统文化方面，唐代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反而花费大量的财力发展外来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