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我从哪里来？”这是童年时期最迫切的提问之一。假如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着恐惧与无力，子女的安全感就难免遭到动摇。许多生育了子女的强奸被害人都必须解释为什么自己未到适龄就生下了孩子，为什么没有与人相恋就生下了孩子，为什么尽管缺乏供养孩子所必须的经济与情感资源却依旧生下了孩子。被害女性感到自己遭受评判的程度也会决定她在多大程度上向子女隐瞒或者否认事实真相。假如子女原本感觉很安全，并不打算寻求自身起源的答案，那么贸然将真相告诉他们难免让人产生暴力侵犯的感觉。无法自我保护的母亲们会因为自己保护子女的能力而感到慰藉，不让子女接触如此可怖的知识也是保护子女的手段之一。有一位母亲在网上主张，“我的儿子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受孕细节。我不想让他以为我不想要他，或者我在孕育他的时候心里没有爱。”

但是隐瞒创痛信息就像倾诉一样沉重。子女经常会从其他不相关的人们那里偶然听来只言片语，并且感到自己遭受了终身秘密的背叛。简而言之，这种事情并没有最佳的倾诉时间与最安全的倾诉方式，但是隐瞒保密确实会造成严重后果。儿童收养顾问霍莉.冯.古尔登解释道：“保守秘密，尤其是在家庭亲子之间保守秘密，意味着秘而不宣的内容很丢人。”母亲不让子女得知自己的出身始末，这样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子女，又在多大程度上危险地否认了现实呢？ 就算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公开或者隐藏如此干系重大的信息也依然会造成意料之外的结果。某人在成年之后才得知自己是强奸受孕的后代，他表示这条信息使得他再也不会将母亲视为“经常与未婚母亲联系在一起的‘坏女孩’或者‘贱货’形象了。”母亲试图通过藏匿秘密来回避的否定不仅毒害了儿子对她的看法，也毒害了儿子对于自身的看法。儿童对于羞辱相当敏感，假如他们是父母与耻辱之间的纽带，羞辱就会成为他们身上背负的沉重负担。

得知你是那种绝大多数母亲甚至不愿去想象的存在会使人遭受愤怒的自我怀疑。有些天生具有基因畸变的人们相信，选择性堕胎否认了他们的人生并且根除了他们的子嗣，这些人大概也会感到类似的情绪。因此许多因为强奸而生的人们都成为了反堕胎活动家，借此来彰显自己出生在世的事实。李.伊赛尔在十八岁那年遭到了雇主的强奸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朱莉。她将女儿送进了收养机构，再也没有去看过她。二十一年之后，朱莉找到了她，母女重逢的场面充满了喜悦。“谢天谢地，1963年的时候还不允许堕胎，要不然李大概会忍不住结束我的生命，”朱莉说。李的女婿则表示：“我想和您握握手，感谢您当年没有将朱莉打掉。”

也有些强奸而生的人们大言不惭地谈论自己如何躲过了堕胎，就好像他们早在子宫里就是机变百出的间谍一样。这些人往往没能真切感悟与自己的出身息息相关的创痛。谢丽.艾尔德里奇在强奸而生之后不久就被生母送走了。四十七年之后她终于见到了生母，但是这次会面令她颇为失望。在为期十天的会面当中，刚刚恢复的母女关系越来越紧张。“我真是个会给她带来痛苦的坏人吗？我不住地质问自己，”艾尔德里奇这样写道。“当时我丝毫不知道，舍弃我与重新见到我对于我的生母造成了怎样的痛苦。当时我只顾得应对我自己的痛苦与纠结了。”艾尔德里奇将生母的悲愁完全归结于与子女的奋力，但是却并没有清楚意识到生母在遭受强奸之后的人生多么艰辛困苦。

多年以来，丽莎.博耶顿一直以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秘密就是自从五岁以来就开始遭受爷爷的虐待。丽莎七年级那年无意间看到了一张人口普查问卷，她父亲在问卷上将她注明为“继女”。丽莎的母亲露易丝告诉她，她的父亲从不想让她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害怕丽莎此后就不会再爱她了。露易丝还说她在十五岁那年怀孕生下了丽莎，男方是她的一位同学。“当时我简直气坏了，”丽莎说。“如今我依然很生气。全家人都知道他不是我的生父，可是谁也不告诉我。”

第二年，丽莎与几位朋友与她们的另一位朋友唐尼一起出去玩，唐尼“是个智障”。当时丽莎上八年级，而唐尼已经二十岁了。此前她与唐尼有过几次性行为，但是她并不想推进两人之间的关系。唐尼说要带她上楼去看个东西，结果上楼之后就强奸了她。她高声尖叫，但是谁也没来。事后她颤抖着走下楼，质问她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不帮她。这位朋友答道：“我还以为你们两个终于上垒了呢。第一次总是很痛的。”

讽刺的是，丽莎遭到强奸之后不久——这件事她跟谁都没说——她爷爷虐待她的实情就遭到了曝光。她母亲听到了她与朋友的言谈，随即督促她说出了全部事实真相。丽莎央求母亲不要告诉继父。“她说，‘赶紧上床睡觉吧，一切都会好的。’然后她肯定下楼告诉我父亲去了。我听见他又砸东西又骂人。”丽莎的父母随即报警，她的继父的父亲主动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缓期执行。事后丽莎收到了一封来自继父的道歉信，但是这封信的口吻“听上去就像律师公函一样，”她说。“这封信对我毫无意义。”此外她的继父还与他的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

尽管露易丝如此热切地支持了丽莎，母女之间的关系依旧紧张得令人困惑。“我父亲不遗余力地想让我觉得自己是家中受到关爱的一份子，可是我母亲却总是指责我。我妹妹则是无辜的。”遭到强奸之后，丽莎养成了滥交的习惯。就像许多童年性虐待的被害人一样，她完全不清楚肢体亲密的界限在哪里。“我跟谁都能上床。尽管唐尼强奸了我，我依然继续自愿与他发生性关系，直到十一年级为止。”她有些茫然地补充了一句，“我觉得自从我爷爷虐待过我之后，我就混淆了爱与性之间的区别。”

然后在丽莎二十岁那年的某一天，露易丝向她坦诚说自己曾经遭到过强奸，而且她也不知道丽莎的生父究竟是谁。露易丝讲述的故事情节与丽莎自身的遭遇惊人地相似。当年露易丝与她的好朋友与两名年长男性一起出去玩，并且来到了他们的家中。她的朋友与一名男性一起消失了，另一名男性邀请露易丝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并且强奸了她。接下来第一名男性也出现在房间里并且再次强奸了她。当她发现自己怀孕之后，并不知道这孩子究竟是谁的。丽莎向母亲逼问这两个人的姓名，露易丝用两个明显的假名搪塞了过去。“我觉得她没跟我说出全部实情，”丽莎说。“有些细节就是对不上。可是我不能对她说我因为她向我隐瞒了实情而愤怒，因为她的声音太悲哀了。我再也不想在她面前提起这件事了。就算要装着一肚子疑问死去我也认了。”

所有这些秘密与谎言侵蚀了丽莎的心理健康。直到三十多岁的时候她依然觉得自己不是家里的成员。她在网络论坛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好让自己觉得没那么孤独。最终她读取了一个社会工作学位，还成为了一名集体治疗小组长，为经历过类似创伤的女性提供咨询。她将自己的个人与职业生活都献给了康复事业。“我尽量淡化了自己的问题，”她回忆道。“但是对于她们来说，我是第一个对她们说‘不要淡化你的问题’的人。”现在的丽莎与一位女性伴侣住在一起，这位伴侣还带着上一次婚恋留下的女儿。丽莎对这个小姑娘抱有视如己出的深厚感情。“我觉得我总得自己照看自己，因为别人全都不会来照看我，”她说。“我希望我女儿的人生能与我的人生截然不同。”

我第一次见到丽莎的时候，她正在接受一位她很喜欢的治疗师的辅导。但是她从来没有与治疗师讨论过强奸的话题。她并不认为母亲的经历与自己的经历之间有什么联系，而是将其视为可笑的巧合。“我觉得谁也不会相信我，”她这样对我说。“自己遭到性虐待与强奸之后又发现自己的母亲也遭到过强奸，就算对我来说这种事也太扯淡了。只有两个人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一个是我母亲，另一个是我的伴侣。现在你是第三个。我希望能逃避我爷爷造成的创伤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也知道这些创伤永远都会与我同在，我永远无法完全愈合。我能做的是利用这段经历成为一名更好的社会工作者，更好地帮助我的咨询人。我能以健康的方式与她们感同身受——而不必揭露我自己遭受的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