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玛琳娜.詹姆斯向我保证，在她位于巴尔地摩的住所附近有一家环境安静的图书馆，很合适谈话。但是当我们来到图书馆门前的时候发现当天图书馆关门了。当时还是三月，天气很不好。不过玛琳娜为我们在临近公园里找到了一张长椅，在这里人们能看见我们，却听不到我们说话。时年二十六岁的她字斟句酌地说出了自己心中最骇人的想法，而且她似乎相信，即便是智力最为平庸的人们也会做出和她当年一样的选择。

玛琳娜在2000年考入了安提阿学院。“他们的哲学强调力争上游与造福他人，”玛琳娜解释道。“这也是我一直重视的价值观。”大一结束后，他与男朋友搬到了纽约。她怀孕了，并且选择了堕胎，这个决定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破裂。之后她返回了安提阿学院。二十岁那年，在校园里的一次派对上，担任DJ的学生在她的饮料里下了药，之后就凶狠地强奸了她。“与其说我的心智记得这段经历，倒不如说我的身体记得这段经历。我的脑海里没有留下当时的景象，但是我的身体却无法摆脱当时的感觉。”

玛琳娜没有提起指控。“我知道辩护律师会怎么对付强奸受害者。我喝醉了，我嗑药了，我玩疯了。我能得到怎样的正义呢？看上去倒好像是我在无理取闹一样。”可是当她与其他几位同校女性交谈之后才意识到她们全都遭到过同一名男性的强奸。所有这些女性都不想提起诉讼，但是她们做出了书面声明，由玛琳娜交给了校长，于是这名强奸者就被开除了。在玛琳娜的想象当中，此人日后肯定又实施了好几次强奸。因为她没有报警，所以她一直感到自己对于这些强奸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玛琳娜意识到自己怀孕了之后，她原本打算再次堕胎。但是到了孕期第三个月的时候，她改主意了。她不想再经历一遍堕胎的过程了。她要把孩子生下来，然后送去收养机构。但是随着孕期逐月过去，她对于收养体系也越来越失望。她在发现自己怀孕前不久吸食过消遣性毒品，收养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在填表的时候要隐瞒这段内容，因为可能会吓跑打算领养孩子的父母们。这样的欺瞒做法令她大为不满。“这种做法唯独便宜了中间人，所有切身相关的当事人都遭到了玩弄。”她说。“我的孩子是个跨种族混血儿，所有领养家庭都是白人，他们也很看重我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女孩身份。我女儿的种族身份构建将会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些人全都帮不了她。”

于是玛琳娜决定将孩子留下，给她起名叫阿姆拉。“我给阿姆拉当妈妈很成功，因此我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是当时我可不知道。因此养育女儿对我来说曾一度是折磨。”玛琳娜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生下了阿姆拉。这个名字源自“护身符”一词，因为她希望这个孩子能成为好运的象征，并且抵御将她带到人世的邪恶。分娩之后的玛琳娜遭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打击，此外大概还遭受了产后抑郁症。“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我都记不得原来那个人是谁了。”她说。

玛琳娜成为了一名社会慈善专业的研究生，还会带着女儿去上课。但是她晚上经常做噩梦，平时吃不下睡不着。在日托机构里，阿姆拉看见其他小朋友全都有父亲来接送。还没到两岁的时候她就问道：“我为什么没有爸爸呢？”一听到这个问题玛琳娜就哭了。她不想在女儿面前流泪，于是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可是所有的咨询师都想让我仔细谈谈强奸的细节，”她说。“所有人都希望我一幕一幕地重温当时的场景，可是我却不愿反复重温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半个小时；我宁肯去体验人生的其他部分。”

二十六岁的玛琳娜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她的行为准则严格得几乎有些炫耀的意味，就好像她存心要胜过自身的软弱与任性一样。她是一位富有吸引力的女性，仪态端庄，神情多少有些严厉。她对自身的脆弱畅所欲言，但是她的行为举止却显不出半分脆弱的迹象。我很难猜测她在多大程度上历来如此，又在多大程度上遭到了强奸的重塑。就像我采访过的许多其他强奸生子的女性一样，玛琳娜至今依然对自己怀孕的原因深恶痛绝，同时也因为自己的孩子而深切喜悦。“我每天都要为了自己的孩子而感谢上帝。但是我无法忽视她降生人世的原因造成了怎样的痛苦。”

直到阿姆拉出生之后，玛琳娜才告诉母亲自己遭到了强奸。不过她还是带着阿姆拉搬到了巴尔地摩，因为她的父母都住在那里，可以帮忙带孩子。“眼下阿姆拉就在那里，”她告诉我。玛琳娜的姐姐尼娜也搬了过来，与玛琳娜以及阿姆拉住在一起。“小时候我母亲经常不在家，尼娜就扮演了母亲的角色。现在则是我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因为我姐姐想要卸下这么多年来的负担。”玛琳娜解释道。“我告诉阿姆拉，‘你没有爸爸，但是我们有尼娜姨妈。’我再安提阿学院结交了很多同性恋朋友，所以我就告诉阿姆拉，很多小朋友都有两个妈妈或者两个爸爸。我试图先发制人，主动表述我的立场。”

玛琳娜最终还是答应阿姆拉要为她找一个爸爸，但是她本人对于寻找伴侣并没有多少兴趣。“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性欲特别强的人，”她说。“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的确因为阿姆拉没有父亲而感到难过——但我并不会因为自己而难过。”当然，从生物学角度来说，阿姆拉是有父亲的，而且玛琳娜知道他是谁。“保护她不受他的侵害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我的朋友们总是说，‘你一定要原谅他才能放下过去继续前进。’每次听见他们这么说话我都想揍人。”

尽管强奸及其后果极大地考验了玛琳娜的信仰，但是她依然更加坚定地转向了上帝，试图获取更深入的人生洞见。尽管她本人是一名基督徒，但是她童年的玩伴全都是犹太人。回到巴尔地摩之后，她与这些人重新取得了联系，并且皈依了犹太教。“研究犹太教帮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情绪，我有很多年都没有这样的感受了。犹太教帮我重新感到了希望与信仰，而且绝对让我感觉好多了。我不想逃避整个世界，而这就是我拥抱世界的方法。”

作为一名社会义工，玛琳娜经常要应对性暴力的问题。“所有这些女性每天经受的痛苦就像大海一样，我个人的痛苦不过是海面上的浪花而已。”她这样说道。她负责为其他父母提供育儿指导。这份工作“让我每天的生活都变得更有意义了。每当我回到家里，拥抱我的孩子，并且坐在地上与她一起玩耍的时候——我都不仅仅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向自己证实我做得很不错。”

玛琳娜将阿姆拉的出身告诉了她的雇主与几位同事。“人们问我的时候我不喜欢说谎，说谎使得所有人都不舒服。”她说。但是对于她这样一个厌弃谎言的人来说，应付阿姆拉的提问尤其不容易，因为阿姆拉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迫切。玛琳娜说她并不感到耻辱，但是依然很担心阿姆拉究竟会怎样将强奸与自己的身份整合在一起。“我想让她知道，我从来都想要她，我选择留下她，并且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就算在我生活最艰苦、内心最挣扎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是没有这个孩子就好了。’” 每当玛琳娜与阿姆拉在一起的时候，她都不会想起强奸。“我心里只会想，‘明天我们要去游泳，她有干净衣服穿吗？’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一位母亲。只有到了我晚上睡觉之前，那些糟糕的感受才会冒出头来。”玛琳娜说她很能体谅从伊拉克战场回来的老兵。“他们见到了无法表达的惨象。他们回到家里，却发现自己就连手脚都无处安放。他们已经与从前不一样了。谁也不理解他们。他们返回原本的社区之后，别人对他们的一贯期待已经彻底没意义了。这正是我的感受。”

玛琳娜总结道，在遭受强奸之后不久就生下孩子大概缩短了她的康复过程。“我必须立刻振作起来，照顾好我的孩子，”她说。但是她也承认，假如没有阿姆拉，她的康复方式大概就会是极力忘记这一切。“然后我大概就会在日后的某个时刻突然爆发崩溃。”目前玛琳娜最大的担心就是她那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可能具有强奸犯的某些特质。“她的一半基因非常邪恶。作为母亲，我会尽我所能地将她塑造成一个可爱、优秀、关心别人的人。但是她的体内存在着一个卑劣至极的恶人的DNA。万一这些DNA的力量比起我所能做的一切还要更强大，那可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