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有些热爱掌声的人将这股热情错误地当成了对音乐的激情。“不幸的是，”维达.卡普林斯基说道，“这些人将会苦不堪言。因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陪伴你的都是音乐而不是观众。”批评家贾斯汀.戴维森说，“你在十四岁的时候演奏音乐是因为别人期望你演奏音乐，因为你擅长演奏音乐，因为你能通过演奏音乐获得奖励。可是到了你十七八岁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因为这三个原因演奏音乐，那么你就很有可能坠落崩溃。如果说音乐的意义在于表达，那么此时就是表达自身而不是别人的时候。”
有些时候，神童试图取悦的成年人也会与另一位成年人进行竞争。就像在学校里学会手语的聋人儿童一样，许多音乐家也与他们的老师共享一种他们的父母无法掌握的语言。教师与学生的教学关系、子女与父母的情感联系以及家长与教师的雇佣关系经常会构建起微妙的三角结构，就像莱昂、他的母亲以及施纳贝尔那样。对于神童本人来说，眼看着老师与父母给出不同的教诲，设定不同的目标，而自己则尴尬地夹在中间，这种感觉大概就与经历了一场鸡飞狗跳的离婚差不多。有一位老师告诉我，有一位学生因为母亲的建议与老师的建议不一致而焦躁不已，最后干脆放弃了前景看好的音乐道路，转而搞起了数学。
德克萨斯州的神童卡迪.鲍康布以及她的父母与老师全都意识到了她自身的潜力，为了开掘她的潜力，这三方也都遭到了损害。卡迪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州克利本市。从小她就在很多方面与其他孩子不一样。她是被收养的，她的父母都是典型北方人，很喜欢收听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电台演出。他们让卡迪参加了芭蕾课。卡迪讨厌跳芭蕾，但是却对伴奏的钢琴家非常着迷。于是她告诉父母，“假如你们让我退出芭蕾班，我就去学钢琴，而且我保证一定会学下去。”卡迪的牧师借给卡迪的父亲一台1893年出厂的斯坦威立式钢琴，当年有一位教区居民用将这台钢琴用顶篷马车拉进了德克萨斯。
卡迪的老师曾经跟随达拉斯男子合唱团一起在德州巡演。在卡迪七岁那年他开始带着卡迪参加演出。“在米尼奥拉，有一位女士说：‘我想要你的签名。’”她回忆道。“我说，‘我不会写花体字。’她说：‘没关系，亲爱的。你肯定是下一位范.克莱本.’”从那以后她身边的人们就开始半开玩笑地将她称作范.克丽本。“我开始觉得自己变成了马戏团里的动物，”卡迪回忆道。“最终我对父母说，‘我不舒服，我肚子疼。’”
卡迪八岁那年，她的父母停止了她的表演活动。然后有人将他们引荐给了格蕾丝.沃德.兰克福德，沃斯堡的社交女王，也是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的创始人。兰克福德提出让卡迪在沃斯堡的私立学校上学，让她在周末以外寄宿在学校里，并且还打算接管她的音乐教育。卡迪的父母拒绝了这项建议，但是他们的确很重视兰克福德对于女儿的才能的评价。兰克福德随后成为了卡迪的老师。卡迪的母亲坚持认为卡迪每天应当练习四个小时，但是卡迪本来也决心这么做。“我四岁的时候就说过，‘我要成为音乐会上的钢琴家。’我没有别的选择。”这一年她赢下了沃斯堡当地举办的钢琴赛。卡迪十岁那年，兰克福德被确诊患上了晚期直肠癌，医生认为她只能再活三个月。无论是卡迪的父母还是兰克福德被本人都不想让卡迪目睹致命疾病的景象，因此卡迪再也没见过她的导师。她告诉父母，离开兰克福德被她没法演奏。然后卡迪的父母接到了一通电话。原来兰克福德被在弥留之际联系上了著名匈牙利钢琴家、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客座艺术家莉莉.克劳斯，并且拜托她继续教育卡迪。
“她的风采把我彻底迷住了，”卡迪说。“莉莉.克劳斯简直就是一位来自欧洲的王后。她总是穿着锦缎质地的长裙，她脖子上每天都佩戴着三股珍珠项链。小提琴家费利克斯.加利米尔后来告诉我，‘欧洲的每一个男人都暗恋莉莉.克劳斯。’”卡迪此前学会了门德尔松的G小调协奏曲，想要在新老师面前露一手。“她一言不发地听完了我的演奏，然后说道：‘亲爱的，现在我要教你如何正确地弹钢琴了。’她把我堆在钢琴上的书全都推到地上，然后说，‘弹一段G小调。弹一段降B大调。弹四个八度。’ 她要我做的事情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我此前的整个人生就这样崩塌了。”
卡迪的母亲当初多少有点害怕兰克福德，但是莉莉.克劳斯简直令她敬畏交加。她甚至会将克劳斯的衣服拿回家里缝补。卡迪也将一大部分对母亲的感情转移到了新老师的身上。“假如你十一岁那年的人生当中闯进了一位举世闻名的音乐家，那么你的母亲怎么可能不黯然失色呢？”她说。“当时我在一切方面都想模仿克劳斯。”卡迪与克劳斯之间养成了她母亲无法触及的亲睦关系。不过她母亲变成了她的操练教官，每天都要让她练习好几个小时。“练琴是每天的头等大事，”卡迪说，“其他一切都要靠边站。”
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卡迪都没有弹过完整的曲子，只是不断地练习：琶音，颤音，音阶，三度音阶，八度音阶。“我觉得自己简直要发疯了。协奏曲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最终克劳斯觉得卡迪的水平足以应付莫扎特的奏鸣曲了。于是师徒二人立了一条规矩：夏天的时候克劳斯去欧洲巡演，卡迪则要留在美国牢记曲谱。等到九月份克劳斯回到美国的时候，卡迪还要“以正确的方式”将这些曲子重新学习一遍。卡迪的父亲获得了升职，但是接受新工作就意味着要搬家，只要卡迪还在跟着克劳斯学习，搬家就根本不可想象。
鲍康布一家的熟人们都习惯于将卡迪称作“莉莉.克劳斯的学生，下一届克莱本钢琴大赛的冠军。”每次听到这种话，卡迪都会“将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一点。”她想去朱利亚德学院进修，但是她是在受不了离开克劳斯。“我是唯一一个将克劳斯的真本领全都学到手的学生，”她说。“为了学到这些本领，我足足在她身边花费了十四年。”但是后来卡迪决定要以协奏曲的形式来演奏舒伯特的《流浪者幻想曲》，为自己扬名立万，可是克劳斯不同意。她说，“我是唯一一位演奏这个曲目的钢琴家。”两人的关系从此出现了裂痕。“克劳斯夫人想要竭力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卡迪说。“她想要我的青春，可是她得不到。”
母亲的关切与父亲错过的职业机会让卡迪倍感压力。她觉得克劳斯一直在逼迫她走上一条特别艰难的成功之路，从而提升克劳斯本人的名望，同时她的成功又不能让克劳斯相形见绌。她能感到兰克福德的希望始终压在自己身上，而且作为收养的孩子她始终觉得自己需要证明自己具有不被抛弃的价值。她刚开始在德州各地进行幕间穿插表演的时候就感到了极其严重的焦虑。她获得了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录取，但是入学之后一直难以安心学习，身体也一直不太好。最终她终于开始为参加克莱本钢琴大赛做准备，她选择的曲目是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比赛开始前不久，卡迪突然患上了重病，体重在一个月内就下降了三十磅。医生认为她患上了厌食症。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她的体质越来越差。尽管她的身高足有五英尺十英寸，但是体重最轻的时候却仅有八十五英磅。她的肾脏逐渐衰竭，以至于不得不依赖维生设备来保命。克劳斯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她当时已经打算要与卡迪进行临终告别了。躺在医院病房里，卡迪满心绝望地思来想去。“我一遍又一遍谴责我的母亲。‘因为我没能赢得克莱本大赛，所以你就不爱我了。’我觉得我在她眼里就仅仅是个钢琴神童而已。克劳斯夫人爱我，我是她的孩子，她管我叫卡迪.布兰迪。可是不管是谁都拿我当成‘卡迪.鲍康布，钢琴家’，为什么我就不能是‘卡迪.鲍康布，普通人’呢？”她最终得知自己患上了节段性肠炎，在床上躺了一年才能下地走路。
快到三十岁的时候，卡迪给莉莉.克劳斯写了一封信：“我必须离开你，克劳斯夫人。我必须离开沃斯堡，离开我的父母，离开我所知道的世界，我要跳进纽约市。”卡迪变卖了自己的一切，凑齐了前往朱利亚德学院的费用。“我父母都哭了，”她回忆道。“他们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但是却不知道我将来会怎样。”
卡迪在朱利亚德学院发现了她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东西，也就是人。“我厌烦了时时刻刻孤身赶路，无论是在音乐方面、在生活方面、还是在其他一切方面，”她回忆道。在朱利亚德学院，卡迪与一名小提琴师安德鲁.沙斯特谈起了恋爱。后来达拉斯交响乐团向安德鲁提供了一份工作。嫁给安德鲁的卡迪也跟着丈夫返回了德州。但是没过多久两人的婚姻就出了问题。“他是受人尊敬的乐团指挥，我却没有工作，”她回忆道。她与克劳斯的关系之所以恶化，是因为克劳斯总想压她一头。如今她又发现自己总是忍不住与丈夫一较高下。“当时我已经做好了离开他的准备，”她说。然后卡迪发现自己怀孕了。身为人母的身份出人意料地拉近了夫妻二人的距离，因为卡迪终于可以将精力倾注在自己之外的其他人身上了。“作为神童，你从小就是房间里最重要的人，”她说。“我从来都是完美小姐。现在人们的关注重点终于不是我了。原来这才是我一直想要的。”
卡迪最后成为了达拉斯市当以一家圣公会圣安德鲁斯教堂的管风琴手与音乐总监。我来到教堂参加礼拜仪式的时候询问在场的会众们怎样评价教堂的音乐。所有人都知道卡迪是一名优秀的音乐家，但是在教堂大门之外他们谁也不听古典音乐，还有些人在加入圣安德鲁斯教堂之前根本不喜欢古典音乐。会众们起立又坐下，手中翻阅着赞美诗集，超凡脱俗的和声在他们周遭奔流倾泻。此情此景之下，倾听卡迪的演奏多少让人觉得像是在参加《巴贝特之宴》里的丰盛宴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