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根据彼得.辛格的定义，伊莫珍、阿什莉以及像她们一样的孩子并不能算是人。尽管如此，我见到的许多父母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父母与这样的孩子们共同生活并且照料他们，而这些父母对于子女的描述往往包含着丰富的人格特质。在任意一个案例当中我们都无法确定这些人格特质在多大程度上确实存在，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想象力与心理投射的产物。辛格并不认为，那些相信失能子女具有人格的父母们应当端正心态，抛弃幻想，按照对待非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子女。但是他的确向人们开放了另一套道德框架，失能子女在这套框架当中成为了可以舍弃的对象。有些残疾人权益活动家宣称这种思想会致使我们陷入希特勒式的灭杀主张，使得范围远远更广的残疾人群体遭到清除。我并不太认同这种担心。但是反过来说，我也并不敢肯定辛格的主张真的就像他所鼓吹的那样理性。他的根本谬误在于想当然地认为他本人以及科学无所不知。

澳大利亚残疾人权益宣传家克里斯.博思维科曾经写道，对于那些考虑这个问题的道德家们来说，“核心问题在于确认一群是‘人’却不算人的人，假如这样的人当真能找得到的话。”博思维科认为，假如某人无法说服医生相信他有意识，那么我们就会将这个人当做植物人——换句话说问题并不在于意识，而是在于通过可辨识的方式彰显意识。博思维科认为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解的。他指出，《神经学档案》上面刊载过一项研究，在八十四名被判定为“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受试者当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们在三年内“恢复了意识”。“鉴于这些证据，人们不得不提出质疑，” 他写道， “既然这些数据——毫不夸张地说——显然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加以诠释，那么为什么许多理性、道德且遵守伦理的作家们居然能从这些数据当中提取出确定不变的道理来。” 博思维科认为，就算有些人确实不具备人格，我们也无法准确无疑地将他们辨识出来。我们很难不想到安妮.麦克唐纳与克里斯托弗.诺兰，尽管许多专业人士都认为他们两个是非人，但是最终却展现出了光华夺目的人格。当定罪证据并不充分的嫌疑人被处以死刑的时候，我们总会悲叹不已。同理，当我们考虑这些看似一清二楚的失能人群案例时同样不应当操之过急。

当我思考辛格与博思维科的论点的时候，又想起了唐氏症患者亚当.德利-鲍维的母亲苏珊.安思腾。她非常痴迷于犹太教认为上帝位于人与人之间而不是人们心中的理念。我想到了关于聋人文化的研究著作，根据这些著作的说法，一旦有两个聋人试图沟通，手语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但是假如一名儿童遭到了隔离，接触不到其他可能使用手语的人，那么这名儿童的手语能力就只能继续沉睡下去。我还想起了杰.纽格伯伦的怒火，他之所以愤怒是因为有人认为单纯依靠化学知识就能定义他兄弟的精神分裂症，完全不必涉及精神与人性的概念。辛格的主张背后是自大自负的科学观念，坚称任何时候都要对所有人类生命一视同仁的人们则犯了感情用事的错误，我对于双方都没有好感。当然，我们必须找到解决此类问题的实际答案，但是假如认为这些答案比近似值更可靠，那就是在犯傻。我们向彼此指派了父母的角色，我们也决定了是否向残疾孩子指派子女的角色。与其说我们发现了自己身为父母的角色，倒不如说我们将父母角色引进了自身当中。心理分析师玛姬.罗宾斯曾经说过，“意识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试图将意识当成确定不变的物体压倒在地必然会导致灾难。”塔尼娅在伊莫珍的身上看到了最为本真的人性，看到了某些我们可能会称之为风度的特质，而茱莉亚却看不到一丁点这方面的迹象。假如我们坚称这两位女性当中必然有一个人在说梦话，那么我们就犯下了傲慢与不公正的罪过。

蚁后的女儿们会照顾她们的母亲与姐妹。在某些种类的鸟类当中，年龄较大的小鸟会帮助父母哺育雏鸟。然而总体而言，非人类物种养育后代的行为与代际互惠并没有多大关系。人类的养育行为是最终极的终生双边关系，而不是暂时性的单边关系。理想情况下，壮年的子女将会照料失能的年老父母。但是即便在照料关系发生根本性倒转之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惠表现依然有可能决定父母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认知。对于失能子女的父母来说，养育初期的互惠就非常少见，至于养儿防老之类的终极互惠就更不可能了。

但是养育子女的快乐并不仅仅依赖于互惠。法国作家安妮.勒克莱尔曾经谈到过“我们对于儿童的深切喜好”，女权主义心理学家达芙妮.德.玛尼芬也说过，一位母亲回应子女需要的技能“不仅有助于她对子女的认识，还能增进母亲自身的愉悦感，行为效率以及自我表达能力。”精神分析长久以来一直主张母亲对于子女的早期护理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照料。按照佛洛依德的说法，如此动人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如此幼稚的父母之爱其实不过是父母本人自恋心态的再生而已。

亲子利益的共通之处似乎有力地支撑了我在这一章当中采访过的绝大多数父母，但是并非所有父母都能做到这一步。有些残疾人权益活动家、堕胎反对者以及原教旨宗教信徒认为，如果某人不愿意养育残疾子女，那么一开始就不应该怀孕。问题在于绝大多数人刚刚成为父母的时候都难免抱有乐观主义态度，就算有人足够清醒地预想了最糟糕的场景，也无法充分预测自己对于此类情况的反应，直到确实身处其间为止。

矛盾心态存在于一切人类关系当中，亲子关系也不例外。安娜.弗洛伊德认为一位母亲永远无法满足婴儿的需求，因为这份需求是无限的，最终孩子与母亲都会通过成长摆脱这种依赖。但是失能子女对于父母的依赖是永久性的，远远超过了一般婴儿需求的无限程度。英国心理分析师罗兹斯卡.帕克在《撕裂》（Torn in Two）一书中申诉道，在我们这个开放现代的社会当中，母亲的矛盾心理是一个黑暗的秘密。绝大多数母亲都觉得偶尔想要摆脱子女的念头就像谋杀一样恶劣。帕克认为，作为母亲本来就需要两种冲动——坚持的冲动与排斥的冲动。一名成功的母亲要哺育关爱自己的子女，但是又不能抓着孩子不松手，以至于让孩子喘不上气。用帕克的话来说，身为母亲就意味着要在“侵扰干涉的虎穴与忽视冷落的狼窝之间”趟出一条路来。她主张亲子之间的完美和谐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想化观念而已。这个观念“会让母性笼罩上一层悲哀——母亲会陷入永久的怅然，因为亲子合一的美好境界似乎总是触不可及。”完美是天边的地平线，正是我们走向完美的旅程揭示了我们与完美之间永远不会缩短的距离。

对于一般的子女来说，母性矛盾心态当中的黑暗面对于他们的独立成长至关重要。但是失能子女永远不可能独立，因此父母的负面感受对于他们没有一丁点好处。换句话说他们的处境要求父母保持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纯粹正面情绪。考虑到失能子女的父母肯定会比健康子女的父母感受到更多的负面情绪，要求前者比后者感到更少的负面情绪无异于痴人说梦。根据我与这些父母的接触来看，他们全都既感到爱又感到绝望。你无法决定是否感到爱恨交加，你只能决定如何应对自己的爱恨交加。 这一章当中的大多数父母都选择了矛盾心态的一面，而茱莉亚.霍兰德则选择了另一面，但是我并不认为失能子女家庭当中的矛盾心态从根本上有别于一般家庭。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使我对绝大多数留下失能子女并且为他们做出勇敢牺牲的父母充满了钦佩与敬意，但是我依然尊重茱莉亚忠于自我的态度。正是因为她的存在，其他那些家庭的作为看上去才像是出于选择而不是迫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