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早期干预运动进一步催生了康复运动。康复运动主张用生物疗法来应对阳性症状，用社会心理学方法来应对阴性与认知症状。这场运动的关注焦点是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甚至那些临床状态很糟糕的病人也不例外。这场运动强调就算是机能不全的人也依然具有应当尽量得到发挥的能力。病例管理确保了病人有人照顾，他们的医保有人料理，有人带着他们去看医生，并且为他们提供住处，哪怕这些病人遭受了持续不断的精神错乱症状，认知能力遭到了侵蚀，社交能力受到了限制。这场运动会帮助病人找到能够容忍并且支持自身缺陷的恰当工作岗位，有些病人还会得到康复训练，借以发展工作技能。社会技巧训练能够教授病人如何以更能接受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病人会通过使用电脑来锻炼自己的大脑，从而增进记忆力，决策能力与注意力。 任何能让病人融入社会的手段都弥足珍贵。有一位母亲的儿子最近刚刚得到确诊。有一次她来到加油站加油，看到一位青少年正在油泵前后忙活。“两年前我一定会觉得他的的人生遭到了荒废，不仅可悲，而且毫无意义。如今我却想，‘要是我的儿子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玛尼.卡拉汉的妹妹诺拉长期以来一直在与自己的幻听交谈。诺拉将自己听到的声音称作埃里克.克莱普顿。当年诺拉曾经与玛尼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是有一天早上，已经怀孕八个月的玛尼走出卧室，发现当时二十四岁的诺拉手拿一把剪刀正站在门口。“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玛尼回忆道，“她说，‘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你是谁啊？’于是我只得在招商七点给父母打电话：‘妈妈，爸爸，我要把她送回来。’”接下来的几年里，诺拉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并且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服药，直到药物无法发挥全部效力为止。“最后我母亲遭遇了中风，”玛尼说。“我不能说中风是诺拉导致的，因为我母亲的血压一直都很高。但是诺拉对我母亲的病情肯定没帮助。我母亲中风之前，诺拉就曾经将她推倒在地，摔坏了她的肩膀。于是我找上缅因州政府，申请成为了诺拉的看护人。我现在每天都要与诺拉交谈，或者做一些与诺拉有关的事情，每天都要做四五次。”如今诺拉已经五十三岁了，住在一家辅助居所里。她依然会向姐姐倾诉自己与埃里克.克莱普顿的谈话内容。但是大部分曾经的诺拉依然存在，只是被混乱的自我遮盖住了。“她看人的眼光特别准，”玛尼说。“简直就好像在我们的社会秩序当中我们学会了伪装与掩饰，而精神分裂症却会将一切伪装全部拆穿。尽管她喜欢与幻听争辩，尽管她的行为不协调，但是她也仅仅是像我们其他人一样试图继续生活而已。我不能抛弃她。我经常来到她那间简朴的小公寓里看望她。尽管她遭受了这样深重的痛苦，但是她内心深处的斗志并没有消失。她依然试图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维持尊严。她在这里摆一朵小花，在那里放一个小摆件。她的天性并没有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