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单世联个人文集: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 -- AleaJactaEst

　　托派在中国的名称是"托陈取消派"，"托"是托洛茨基，"陈"是中国托派名义

上的领袖陈独秀。共产党给他们起这个名称是因为陈独秀等人认为，在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无产阶级只有

在将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托派自己并不认为他们要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只是认为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托洛茨基明确警告："党必须牢记而且说明：与

党的主要目的即武装夺取政权比较起来，民主口号只有一种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

性质。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只在于能使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１）

　　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与彭述之、尹宽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

派组织。与苏联的托派主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不同，中国托派虽一再批评

、反对中共，但其斗争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当政的国民党，它既是左派反对党

，又是革命者，其历史理所当然地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尽管中共党内周恩来

等人注意到中国托派的特殊性、毛泽东一度考虑过与陈独秀的合作，但在斯大林

日益严厉的"肃托"影响下，中共没有放弃过对托派的批判和打压。１９５２年１２

月２１日深夜，留在中国大陆的托派分子全数被捕，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托派活动

史。

　　历史在变化。１９７９年，活着的托派分子全部被释放。托派领袖之一郑超

麟在声明不改变自己观点之后，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协委员。１９９１年，新版的

《毛泽东选集》在有关托派的注释中，改变了旧版的提法。针对《论持久战》一

文中"镇压汉奸托派"一句，特别新增了一个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

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

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

误论断所造成的。"共产党没有为托派分子正式平反，但既不继续关押，也不要求

改变立场。这不只是政治相对开放的结果，也是基于原有的托派分子人数已极少

，且不会有"春风吹又生"的可能。

　　托派分子大多能文，王凡西更是著译甚丰，１９５７年写作《双山回忆录》

（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是一部文采斐然的早期中国托派史。

　　　　　　　　　　　　　１　革命的浪漫期

　　什么革命？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革命的暴力。这当

然有道理，但革命有多种形式、而且是分阶段的。

　　自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三　一八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仿佛始终不曾越出

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五六年来

北京学生的政治运动，却远落在上海和广州之后，它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在

斗争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

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

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

，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

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不很清楚。在少数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

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

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

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页２１）

　　浪漫期的革命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革命、政客的革命。广场和旗帜是它的

主要意象，集会演讲、流行示威是它的主要内容，青年们向往的、知识分子喜欢

参与的，主要就是这种革命。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间北京大学１３００多名学

生中虽只有二、三十名共产党员，但"由于时代的整个风尚所趋，有些青年人正愁

得不得其门而入呢。组织方面并不广开大门，争取对象相当谨慎，怕的是让投机

分子大量当涌进来。"（页２２）严格地说，革命浪漫期还不是革命，"一个思想运

动的前哨战和后卫战，常常采取了文学的形式，当这个运动达到政治斗争或军事

斗争的高潮时，文学的声音便听不见了。"（页２０）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它

标志着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现代革命党的转折：浪漫期转为现实期，政治期转为

军事期。此后的革命主要不是靠辩论和请愿，靠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而是靠武

力和血腥。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职业革命家和坚忍的战士成为革命的主体。

　　放大一点说，１９２７年春达到高潮的农民运动也属浪漫的革命。农民在共

产党的发动下组织农会垄断农村一切权力，甚至成立法庭，可以杀人，使一切行

政和司法体系失灵，这在短期内可以满足农民欲望、粉碎原有的权力系统，但不

但不能完成社会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仍然靠军事较量，而且共产党掌权后，除

土改时发动群众斗一下地主外，农村的权力还得由各级党组织掌握。

　　　　　　　　　　　　　２　　清教徒

　　革命者应当怎样处理日常生活？１９２６年王从北京跑到当时的"革命圣地"广

州：

　　我发觉革命政府下面的革命干部，和我们北方地下工作中的革命者很不相同

。凭我这双带点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这儿的革命者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

肃气，无警觉心，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和贪欢心情很普遍，生活相当随便。对

我有似至宝的革命书报，这儿认真阅读的人却仿佛很少。年青人聚在一起，女人

问题谈得比政治问题起劲得多。孙中山那两句有名口号，这儿已被普遍改为"恋爱

尚未成功，同志仍努力"。革命及其理论问题永远不会听人提及。酒食征逐与方城

作战成了干部们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课。（页２７）

　　这首先是因为大环境的不同。革命者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当然不好，但

革命在此时的广州已经成功，而全国革命的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北伐军的战场较

量。革命在广州已经进入一种体制化的生活状态，上班下班，饮食儿女，"人们将

革命工作看成为官职，因之将革命的参加者看成简单谋差使的人"（页２７）广东

革命者与外地革命者生活状况有明显不同。郑超麟比较过"广东作风"与"上海作风"

。上海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广东是苏联顾问控制的，不但在政治路线上有

分歧，生活作风也不一："外江的同志到广东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的，都很惊讶这

些广东'同志'，这些革命家，他们是半当权者，做革命工作没有危险，至少没有从

官厅方面来的危险，除了蒋介石的政变以外，试拿广东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上

海总工会委员长何松林比相比一下！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贤在广东结一次婚用了一

千元。"（２）这确实是卑微平庸，但人不能老是在革命，即使抱定终生革命的人

，不也是为了下一代人能够"享福和贪欢"吗？

　　这正是革命的悖论：为了革命，必须终止日常行为状态，用谈女人的劲头来

谈革命。但能要求人永远不谈女人吗？特别在革命政权已经建立的广州，即使是

革命者也已不再需要冒险进行地下工作，生活回归常态，尽管是不再英勇豪迈的

常态，难道有什么不正常吗？也是１９２６年春，来自四川的革命党人胡兰畦，

一方面感到"中山舰事件"所暴露的国共两党分裂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却能欣赏南

国的情调："广州马路两旁栽着洋槐，这时正开着粉红色的鲜花，放出香气，使行

人沉醉，就象在梦境一样。这里的男女，都喜欢穿那象漆过一样的署良绸衣衫，

拖着木屐，满街都听得'啪哒啪哒'的声音。街市不很宽敞，但很清洁，市容很整齐

，马路两面的'骑楼'下面，摆着做生意的小摊，卖各种咸甜食品。这里的人们脸上

呈现出一种活泼愉快的表情。他们很喜欢音乐，一到晚上，到处都可听到一种竹

制锁呐的声音，吹的是广东戏曲和民间小调。女的唱，男的吹锁呐伴奏，他们一

唱一和，悠然自乐。"（３）

　　胡兰畦是女性，此前一直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结交许多上层人物，她没有

感到生活的愉悦就是"不太革命"。但从更艰苦的环境中来的王却难以把革命精神与

生活愉悦贯通起来。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根据地与国统区共产党人在思想行为上的

分歧（这也是党内斗争的进一步起源之一），另一方面也说明，革命的目的和革

命的手段永远是对立的，这就是革命过后何以都有一个"热月"的复辟期。当然，如

果以女人与方城之战为乐，即使是和平时代，也是趣味不高的表现。

　　　　　　　　　　　　　 ３　　坐牢

　　王凡西一生八分之一的时间在囚牢中度过，因此对坐牢有自己的认识。１９

２７年"四　一二"后他在武汉因写文章说汪精卫是反革命，被同房的人告发了，此

时还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政府逮捕了他。狱中很苦恼，第一，共产党进监狱在武

汉还没有成为风气；第二，政府当时还被公认为是"革命的"，王只是个人认为汪精

卫是反革命，而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都没有反对他。此时坐牢就没有任何

思想感情上的支持：

　　本来，人对于痛苦的忍受力并非绝对，个人的信念和社会的风尚具有决定的

力量，在某种时候，阶级斗争的某一特定的力量关系造成了社会风气，它要求众

多的革命者以其自由和生命来为将到未到的某一确定思想的实现而开路时，人们

不但以入狱为荣，甚至以就义为乐。反之，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不但对于凡夫

俗子，即使对于英雄豪杰，也会是难于忍受的。（页４５）

　　中外都有人"愿把牢底来做穿"，这不只是意志问题，重要的还要有形势的支持

，有一种心理优势。方志敏肯定是具有革命气节的人，他在狱中仍然对中国革命

抱有信念，但其言论中的乐观主义要深沉复杂得多，原因之一，是他认识到中国

革命之路仍极漫长。

　　　　　　　　　　　　　４　 特务专业化

　　１９２８年，王由苏联回国。其时盛传国内白色恐怖很严重，但当王放胆从

海参葳到上海时，一路上却非常安全。此时正属国民党清党时期，安全云云从何

而来？

　　不过那一时期国民党的镇压工作，还不是"科学化"的，不是职业探员与业余特

务相结的"群众组织"。它还不曾从斯大林的格　柏　乌学习过的；蒋介石所赖以对

付共产党者，仍旧是横行租界中的"包打听"一流，腐败颟顸，野蛮愚蠢，凶恶有余

，效能却是很低。这与数年后由ＣＣ主持，用共产党叛徒为骨干的新特务相比，

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页１１４）

　　国民党的历史很久，但党龄还不如共产党，１９２７才掌握政权，所以如何

对付共产党，它还没有什么经验，致使共产党在高压下存活、发展起来。１９３

４年之后，国民党学习了斯大林的格　柏　乌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得到受过严

格的组织训练、习惯于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叛徒的帮助，镇压革命进入"科学化特务

的时期"，监控相对较有成效。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隐身于国民党中得到发展，１９２７年分家后

，一些共产党人没有暴露身分，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情报人员，这是共产党要感谢

国民党的。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叛徒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完备的特务系统，成为对

中共的最大威胁之一，如３０年代初中共之所以撤离上海，就因为顾顺章、向忠

发这些中共领袖级的人物的背叛。后来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特工头目的丁默村、李

士群，也是中共的叛徒。这是国民党要感谢共产党的。

　　　　　　　　　　　　　　 ５　瞪大眼睛

　　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中共的主要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城市，首先是中央所在

的上海。它把上海分为五个区，中央组织部除部长外副部长和四个干事每人负责

一个区。王凡西负责沪中，这里是商业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店员。他们瞪

大眼睛，不放过一星半点的火种：

　　有时候，为了某一铺子里老板和伙计的些小争执，我们，从中央到区委，甚

至还加上江苏省委，开上通宵的会议，策划进行斗争的步骤哩。总之，我们那时

往往以数只狮子的力量，去围搏一头小兔。我们从绝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

的眼，向四周围察看一星星火点，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势。急躁间杂了幻觉，使

我们保持了人为的紧张（页１２４）

　　革命者付出了劳动，但效果如何呢？以王负责的沪中区为例，这里估衣铺的

职工斗争运动曾极有声色。这里的斗争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中小商店的劳资关系

与大工厂在企业不同，老板与伙计之间有着亲属的、乡谊的、甚至家庭的纽带，

一旦发生斗争，仇恨就特别深刻而复杂，并且夹着许私恩私怨，"因之斗争所采的

形式，有时看起来分的尖锐残酷。"（页１２２）究竟怎样的"尖锐残酷"，他没有

讲，但王在１９５７年写回忆时发现："近年来中共所执行的'五反斗争'及'社会主

义改造'运动中所造成的无数血泪故事，在我那时碰到的估依业斗争中，已经能看

到不少预演了。"（页１２２─１２３）从中发现的问题是：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小工商者，本身就是一个悲惨的落后事实；他们可怜处境

势必造成最难容忍的阶级对立；可是它们那脆弱地位又最受不起阶级斗争的打击

。站在共产主义者立场上，为了唤起一切劳动者的觉悟，我们自然要尽量发展他

们中间的斗争；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此类阶级斗争往往是悲剧的两败俱伤。

（页１２３）

　　革命如果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的生活，那又有什么目的可言呢？但在

当时，为革命而革命成了时尚。最荒唐的是是所谓"飞行集会"：

　　约定了时间，动员了大量党员（人数常常不超过数百），暗中集合于南京路

两旁。信号一发，少数人立即聚合一起，叫几声口号，抛掷几把传单。如果此时

巡捕房的红车子还不曾出现，就簇拥成一大堆人，在马路上"示威起来"，冷冷清清

地喊几声口号，向前移动数十码。如此直到警车来到，人们便立即四散　到人行

路上，装作路人。巡捕开始捕人，有几个不幸者给拉到红车，开走。示威完毕，"

高潮"一度就算过去了。这样的示威在组织者心里引起了极大惶惑，给了被动员去

参加者以莫大痛苦，在同志们的口头上，"做纪念"变成了无聊的同义词。（页１２

９）

　　革命对经济没有好处，给参加者莫大的痛苦，上海的工人运动如何能搞得起

来？据王分析，上海工人自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首次登上阶级斗争的舞台，到１

９２７年的三次武装起义中达到高潮，而在"四　一二"政变后便一直转落低潮，１

９２８交通邮电工人的反击只是刚刚逝去的那场革命的余波。１９２９年后上海

工运开始处于瘫痪状态，以至于１９３８年抗战军兴，工人也只能跟在小资产阶

级的后面推波助澜，这种状态一持续到抗战结束。总之，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

没有得到上海这个最大的城市的产业工人的有力参与。

　　　　　　　　　　　　　６　革命者的生计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成功，一个先决条件是培养"革命职业家"，即有一

部分以其全部精力、全部时间来从事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斗争。列宁最看不起流行

于社会民主党的那种业余革命作风，这些人只把黄昏或星期贡献给"革命女神"，因

而也只有在欢乐的宴会上或谈笑的沙龙中，他们才用"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的

资格去吓唬吓唬高贵的太太们。

　　一个以全部时间为党工作的人，当然要由党供给生活费。但在上海，革命职

业家的人数要超过没有职业化的普通党员。按照组织办法，普通党员要缴纳党费

以维持那些革命职业家的生活，但有限的党费不足以养活一大批革命职业家。差

额部分只有靠苏联共产党的帮助和各根据地"打土豪"解来的款子，"当我在党内工

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页１３６）中央工

作人员的生活费为每月２５元，区委会的同志为１９元。

　　１９２９年冬，中共党内的托派开始显露，是声明放弃托派意见以留在党内

还是坚持托派主张被开除出党，是托派分子面临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生活费"

是一个制约因素：

　　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生活问题不会使任何一个革命者作片刻的考虑；但若

问题只关于两条革命路线之间的抉择时，生活是否安定就会起相当作用。……做

反对派的滋味却不是好尝的。它没有一个钱，没有一个团体会给它以任何捐献。

每个反对派分子，非但要自谋生活而且要从米饭钱中节省出可怜的余款来，维持

组织，进行工作。

　　后来脱离了中共的张国焘，当时曾对彭述之说："你还能翻译，如果我出来，

靠甚么生活好？"（页１３７）

　　革命也要钱，革命者也要吃饭。已有一定社会基础和国际支持的共产党可以

勉强养活共产党人，但托派组织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所以王认为就业的异常困难

在某种程度内限制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当时时常可以听见这样的感慨：

能从革命职业家变成职业革命家（意指另有一份职业来维持生活）说好了，这样

，行动可以自立得多。

　　王凡西被开除党藉后，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卖了１

２０元，渡过了被逐出党后的第一个难关。托派分子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大多从

莫斯科回来，著译相当勤奋，这固然有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生活所逼。"不仅我

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只要是能够提得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来解决

生活问题。……无怪乎中国反对派要以穷出名了。"穷且益坚，中国托派有它的精

神支持。

　　　　　　　　　　 ７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功能

　　有人写书就要有人出书。其时，上海的小型书店像雨后春笋地开出来，它们

都是出版社会科学书藉的。书店的背后大多是受蒋介石排斥的军阀官僚，他们无

事可为，就略斥宦囊，交托人来搞"文化事业"以为日后再起的资本。这些受托之人

多为旧文人，他们又到上海出版界来找内行编辑或撰稿，而这些内行，多是革命

中出来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科学"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３０年代

初的上海滩就这样演出了军阀官僚出资让革命者出书的舞台剧。比如当时最大的

神州国光社：

　　这是陈铭枢投资的，而实际负责者为王礼锡。王礼锡的出身我不大清楚，会

吟点旧诗，以诗人自命，但对出版事业，尤其对社会科学则是十足的外行。人相

当老实，于政治少所知，因而也没成见。只要是"左方人物"，甚至只要你能卖弄几

个社会科学的名词，他都延揽之惟恐不及。他每尝以蔡元培自况，故作家中自陶

希圣等起，中经斯大林派，一直到我们托派，他都一视同仁。在１９３０年中期

，他跟反对派特别接近些。（页１７７─１７８）

　　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由神

州国光社出版的。党史不应忽略军阀官僚们自掘坟墓，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作的

不自觉的配合。不过王礼锡不纯粹是外行，除诗作和诗评外，他对社会科学确有

研究：他主编的《读书杂志》在２０年代末的社会史论战中失常了重要角色，他

本人也写过介绍唯物辩证法的文章，以至于１９３２年５月瞿秋白也愿意著文《

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来和他讨论。

　　革命失败了，作为革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风行起来。王凡西认为这

是革命自身的补课。２０年代的革命运动是没有思想而行动起来的，陈独秀、《

新青年》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转向，但革命行动

非常迅速，远远超过了革命者头脑中的思想，革命者对于如飞开展的阶级斗争非

但不能胸有成竹地领导，甚至不能有精辟透彻的了解。社会主义理论之于他们只

是一个外来的抽象的思想，与中国实际联系不起来，因此只能盲目地执行莫斯科

的指令，终至１９２７年失败。失败不全是坏事。"蒋介石反革命的沉重铁锤，敲

掉了无数中国革命者的头颅，同时也敲醒了许多幸而未掉的脑袋。"（页１７６）

行动失败后"痛定思痛"，这就是１９２９年后以上海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

左翼的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极一时之盛。仿佛相互之间有一个分工，托派的主要

精力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则把重点放在"普罗文学"上

。这是不是托派的自我表扬？

　　托派的另一个人物郑超麟的则从读者需要来理解这一奇特现象："我认为中国

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了，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湖南的农民运动，骤然

发挥威力，虽能将共产党推上去，与国民党平分政权，但不及唤醒全国农民和小

资产阶级群众，就骤然被反革命所压倒了。前锋队失败之后，后备军才慢慢动员

起来，已来不及挽回革命的命运。……也正是这一特殊状况，１９２９年后四、

五年间中崭出版界才能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

，主要是学生群众，被１９２７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

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４）

　　还有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问题。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文学艺术，都少不了

传播媒介。国民党新闻监控的无能和低效，此时的上海文化出版具有一定的产业

化性质，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只有成为一个产业，　出版物的政治检查

才会有一定的放松，也只有成为一个产业，写书才能赚钱。

　　　　　　　　　　　　 ８　靠组织与靠关系

　　组织上一般要营救下狱的革命者，特别是那些重要的负责干部。３０年代初

，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对捕获的共产党人有三种处置办法。"首要人犯"就地枪决，

如彭拜、向忠发；重要人物要转解南京；较不重要的人物留归司令部军法处侦查

办理。这第三类人实际上就是肉票身分，"侦查"即讲价，"办理"即放人或撕票。一

些革命者甚至是重要人物被捕后并未被认出真面目（比如关向应），也被留在龙

华待价而沽。

　　龙华军法处的这种做法也是违背国民党法律的，以政治犯来做买卖，它也冒

了很大风险，因此肉票的标价就很高。而"革命者的家庭毕竟寒素居多；纵有富贵

父兄，而关系多半在事先已搞得很坏了。"这就要依靠组织：

　　我所看见的赎买成功的人，无一例外是党内在朝派的密友，因而由党出了大

钱的。其中有关向应、陈为人、向忠发的秘书等。而最特出的则是王明的好友陈

微明（即沙可夫），他进来三两天就谈妥赎出了。有些人，身份虽属于"最重要一

类"，但因与在朝派不睦，也不会成为赎买对象。

　　要想在关键时刻有组织可以依靠，平时就要和组织搞好关系；组织不是抽象

的，而是由一个个领导人代表的，官越大就越能代表组织。在家靠父母，出门靠

朋友，革命靠领导。有一个叫李震瀛的中央委员，因为赞成何孟雄等人，就被陈

绍禹视为异端，不但不来赎他，连"红色救济会"送来的接济品都没有。参加革命是

为了消除不平等，但革命队伍何尝又平等过？革命者之所以要接受思想改造，就

是要习惯革命队伍中的一切，重新认识一切：同样的事发生在国民党里叫"反动"、

"腐败"，发生在革命党却是"革命需要"。

　　　　　　　　　　　　 ９　 政治家与革命家

　　革命家与政治家是两种不完全太相同的品格：

　　有革命的政治家，有不革命的政治家。有兼具政治家品格的革命家，也有完

全不能充任常态政治家革命家。一般地说，在艰苦有创业时期，需要的因而"时兴

的"是革命家；革命完成后，当令而爬到前列去的是政治家。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

然是革命家，但伟大的革命家中有很多并非政治家。反之，片面具有政治家条件

有人，即使因为时势所趋，被卷入了革命队伍，但在事件的发展中，这种人多半

在失败中最先变节，在胜利中最先官僚腐化。（页２７４─２７５）

　　极而言之，革命家是能干事的人，政治家是会当官的人；革命家需要的是献

身精神，政治家需要的平衡艺术。北伐时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有言："革命

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殆。"（５）这就是典型的

革命家。

　　革命既需要革命家也需要政治家，但两种人不容易协调，前者鄙称后者是"玩

弄权术的政客"、"党棍"；后者看不起前者"不懂政治"。革命的结果常常是政治家

来收获、享受革命家的成果。

　　　　　　　　　　　　　 １０　托派圣徒

　　王描绘了一个他心目中的革命者，这就是陈其昌，也即陈清晨，河南洛阳人

，１９２５年在北大参加共产党，１９２９年转向托派。这是一个具有最优秀的

革命家的一切性格的人：吃苦安贫，从不懂得生活的享受；疾恶如仇；对一切被

践踏与被欺侮者怀有无上悲悯；最不喜欢摆架子；他不但没有领导分子的装腔作

势，而且永远把自己安放在最危险的最前列；他身上混合着新式的同志爱和旧式

的义气；对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他是以"大哥"这个绰号闻

名的。（页２７５）托派作为中国反对党的反对者，共产党打压它，国民党逮捕

它，日本人残杀它，１９３１一１９３７年，托派组织屡屡为白色恐怖所破坏，

每次总是陈其昌独木支撑，惨淡重建，使组织一线存续。１９４２年，陈其昌被

日本宪兵杀害。

　　１９８０年代，与托派毫无关系的《光明日报》记者戴睛也这样描绘陈其昌

："１９２６年，陈清晨的妻从家乡到北大探省。听说老大哥的'小脚夫人'来了，李

芬、刘莹一帮女孩都跑去看，她们惊奇地发现，陈清晨待她十分温存。事后他向

她们解释：'她哭了，因为她以为我会抛下她另娶。你想我能做这种事么？我要革

命，自己反倒去损害旧制度的受害人！'陈清晨留在王实味夫妇记忆中的，总是那

个揣上两个窝头，风尘仆仆跑进跑出的样子。１９３０年刘莹小产，家中一文不

名，陈清晨曾把３０块钱硬塞给他们。刘莹至今不知道这是他将家里可当的东西

全部送当所得。"以至于在延安面对声色俱厉的批判和审讯时，"王实味也不肯否认

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６）"对陈清晨、王文元（王凡西

）等托派份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的'人性'是好的。"（７）

　　陈其昌个人的品格应当是无可挑剔的。不过他之广为人知，却是因为他的一

封信引来了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事情的起因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简单

地说，周扬等人的"国防文学"反映了当时共产党正在推行的阶级合作的路线，鲁迅

坚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更多承继了此前左翼文学中阶级斗争的传统。

而托派认为，斯大林、毛泽东推行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一种取消主义，是向反动政

府的投降。所以在托派看来，鲁迅这一取向"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

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提倡了多年'普罗文学'，与国

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

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页２０６）既

然他一惯景仰的鲁迅与托派立场相似，陈其昌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来陈述托派的

基本主张，反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的盲动政策（瞿秋白、李立三）和军事投

机（毛泽东），反对抗战后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然而，鲁迅对斯大林从来没

有托派那样的认识和批评，对中共的新政策也由于冯雪峰的到来而彻底认同，他

在回信中不但高度评价斯大林与毛泽东，并指出托派"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容易使

人生出"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的印象。陈收到回信后很痛苦，倒不是因为自己受

了污蔑，"而是发觉到牵连进党派政治之后，甚至一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

云亦云，而且不得不应用他本人从来痛恨的'流言'与'卢布'（这儿应指'日圆'）冷箭

。"（页２０７）而陈独秀则认为鲁迅受共产党之捧，感恩图报，不可能再有不计

利害的是非之心了，根本不应对鲁迅有什么幻想。

　　中国托派从来没有像样的发展，但作为革命者，它有自己圣徒。陈其昌外，

外号"美丽的小麻省"梁彩莲也是一个。她１５岁投身工人运动，拒绝了贵介公子的

追求，不但选择了当时几乎没有希望的革命，而且选择了比共产党更无希望的托

派，其艰苦卓绝几令人难以置信。她在医院生产时闻知丈夫投向政府，忍痛弃子

逃出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

　　彩莲身体单薄，生活却过得非常之坏。……太艰苦的生活毕竟毁坏了她的健

康，她发现了严重的肺结核症。因为穷（同志们是无一不穷），她得不到任何营

养，病势便益见其沉重。我在１９３５年年初再度见到她时，她已经失了音，经

常得躺在床上了。不过我惊奇于她精神的昂扬，对事业满有信心。（页２７８）

　　未来的中国似乎也没有托派的发展空间，但对于像陈其昌、梁彩莲这样的"托

派"（如果他们确实是像王叙述的那样），恐怕也还是能引起后人的一丝敬意的。

任何一个反抗现实秩序的运动和组织，只要不是胡闹，都会有它的"圣徒"。只是这

圣徒的清洁和光芒，其实不是这个运动和组织赋予的，而是超越政治教义的理想

主义。

　　　　　　　　　１１　 从卢梭、马克思到英美民主

　　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比较复杂。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要陈独秀承担全部责

任以抵挡来自托洛茨基的批评，但陈不是软骨头的政客，他不愿配合斯大林来演

这出悲喜剧，最后被开除党籍。在这期间，陈独秀接触到一些中国托派，从他们

那里看到了俄国反对派即托派的文件，"在托著中，他惊奇地看到，大革命时期，

他曾多次提出的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远与在莫

斯科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则正是因为这些主张一再遭到共产国际

的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受到的压抑和委屈终于有

人作了最深切的理解，发别人之未敢发。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归在他名下的一大堆

错误，却是斯大林自己一贯坚持，而事前却均已由俄国的反对派指摘出来的。"（

８）陈独秀因此部分认同了托派观点，并终于在１９３１年成为中国托派名义上

的领袖。

　　尽管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托派的起源，但从一开始，陈就没有放弃中国革命

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观点，在接受托派思想时，他抵抗了许久："

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的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

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落茨基的意见）为基

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一层又一层地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

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最后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只能实行

工农专政，而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９）此后他在民主问题上他与托派的分歧

日益严重。

　　１９３６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开始对苏联国家的性质发生了疑问：这样不

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他觉得当时的苏联既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像托洛茨

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因为工人阶级一旦被逐出于统治机构──即国

家机关之外，这个国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所以他认为斯大林的苏

联只能称之为官僚国家，决不能被描写为任何形式的工人国家。

　　１９３９年德苏协定后，陈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

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当中国托派根据第四国际的纲领声明

不管苏联为何卷入战争，我们仍旧要保卫苏联的说法，陈根本反对，在给王凡西

的信中说中国托派"思想上与死狗（指斯大林）无二，即词句亦多相同，近读《破

晓》一小册，……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反

对民主国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第三第四国际

在理应该合并了……除了斯大林手中掌握有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关，谁能寻着

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页２６１）

　　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陈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公布了他的十大

政治主张，其中第八条是："民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组织消灭

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

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

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　

，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１９４２年５月３０日，即逝世前半个月左右，陈在《被压迫民族的前途》

一文中认为斯大林的苏联"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以俄国民族利

益为中心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更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

主义了。"

　　陈独秀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从对斯大林主义的反省，接受了英美式的民主思

想，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联系起来，最终与托派分道扬镳。根据王凡西的回忆

录和任建树的《陈独秀传》（１０）一书的介绍，陈独秀最后的政治意见是：

　　第一，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

　　人类的历史主要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据他的看法，自从奴隶社会破坏了原

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之后，继起的各种社会形态的更迭，不变地代表着民主的

提高与扩大。虽然历史发展所循的途径是弯曲的，但在较长的时距内看，代表民

主的那条线总大向在延伸。因此，他又获得了又一个结论：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

倒退的的最可信的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

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加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拒绝，则是反动而进步。他认

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页２１１）

　　观察历史可以有很多视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如果不是民主扩大，

历史还有什么意义？政治革命还有什么必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

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民主自古而今是每个时代革命力量

的旗帜，永不过时。

　　第二，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我的根本

意见》中说："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

对这，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

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

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

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

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还特别指出，斯大林的罪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

特别坏，而是"无（产阶）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我们若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得

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

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

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若不恢复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难免不是一个"专制魔

王"。

　　第三，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法西斯有进步与反动之分。陈具体比较英美与俄

德意：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

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陈的结论是："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

暗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

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

二次大战有结局中英美法和苏联同时胜利了，民主和独裁的斗争又继续下来。

　　第四，仿佛预见到民主和独裁斗争的继续，陈强调中国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

反法西斯的斗争，就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的中心思想，绝不能以任何理由（如

中国特殊论、民族主义等等）反对这民主自由，即使因为经济落后、历史传统、

战时状态等原因一时不易达到自由民主制度，"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

道路的决心"。他还预见到战后由民族转化为国际集团化（实即全球化）的趋势，"

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

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１９８９年，苏联土崩瓦解。陈独秀

在此表现出的高度的预见性，有论者以为，"许多国人在九十年代说的话，包括邓

小平的南巡讲话，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１１）

　　托派需要陈独秀这面大旗，至于他和托派的思想距离，王凡西解释为"进了南

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页２１

０）这就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考茨基主义的倒退。"独秀的晚年思想，一如在他

的'最后的论文书信'中所表示的，离托洛茨基主义已很远了。可是不光是我，还有

不少同志们，都认为独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并不能算是'最后的'。倘若'天

假以年'，在往后的历史事件胆识上，他多半仍将是托派的同志。"（页２７０）

　　也许，真的"天假以年"，陈独秀会更令中国的托派失望。王凡西用"一身兼具

西洋史上从卢梭直至马克思的'配合发展'的代表资格"的评语还不够。陈独秀不是某

一思想在中国的代表，而是西方近代诸多思想发展缩影：卢梭的民主─马克思的

阶级斗争─英美自由主义。如果"天假以年"，也许他会更明确地从卢梭与马克思走

向英美民主。历史证明，陈独秀基于民主立场开展的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比托洛茨

基仍基于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批判更为根本、更透彻。但陈独秀的民主立场不可

能为当时任何党派所理解，尤其是他在１９４２年３月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

廊》、《再论世界大势》两文，"在中共看来，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污蔑；

在国民党政府看来，其中不乏偏激揄之词；在托派看来，其中对战争与社会主义

革命的观点依然顽固不变；在各民主党派看来，其中的民主思想是对民主的雹提

升，直至遥不可及。这些异端的演说，让各种政治势力又重新检　起了曾加给有

的罪名：'汉奸'、'托匪'、'反革命'、'老机会主义'……"（１２）

　　英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正宗是"胡适派"，这一传统在世纪末受到认真对待

。从晚年陈独秀的思想来看，是不是可以说２０世纪中国还有另一个自由主义的

传统，这就是以陈独秀和顾准为代表的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到英美自由主义的

传统。就现代中国的现实遭遇来说，这后一传统，更明确地昭示了今天政治改革

的出路：从苏俄斯大林主义到民主自由制度。

　　　　　　　　　　　　 １２　　二王

　　王是托派，他的观点、思想在共产党看来当然一文不值。但在某些总是问题

上，他说的事又受到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温济泽回忆：１９８２年，"我得知中宣

部的决定后，不清楚王实味的问题为什么没能解决。就到中组部审干局询问，他

们告诉我，他们看到境外的托派分子王凡西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出版的《双山回忆

录》，其中这样说：'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

味等），遭到了无情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就是'五人反党集团'中四个人得到

平反，而王实味问题未能解决的原因。"（１３）

　　王凡西的这句话印在《双山回忆录》的第２７９页，就因为他在括号内加的

这个"例如"，给王实味的平反造成很大障碍。不知是巧合还是得知此事，１９８５

年王在香港《九十年代》上发表《谈王实味和"王实味问题"》一文，明确指出王虽

然思想上受过托派影响，但始终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此后，王实味的平反工作得

以加快。由此可见，尽管中共长期打压托派，但对托派分子提供的史实，还是相

信的。

　　不过，又不能过高估计王凡西后一篇文章的作用。他的证词究竟有多大作用

取决于党是否想为王实味平反。如果是１９４２年或毛泽东健在时，任王凡西写

多少文章，也没人听得进去。

　　　　　　　　　　　　 １３　党内民主

　　托派首先是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后来都被共产党清除出去。一般认为，托派

是反民主的极左分子，对现代民主政治没什么可取。不过，由于它曾是共产党内

的反对派，因此要求党内的民主权利，从反省共产党几十年的失误来看，托派的

见解是值得注意的。

共产党内的民主问题，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从考茨基、卢森堡到蔡和森、陈独

秀，都曾尖锐提出过。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革命党，当然应当有"铁的团结"、"钢

的意志"。

　　可是事实上，将成百上千百、或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人组织在一个团

体之内，要想没有不同意见发生是不可能的；有了不同意见，要想没有相互对立

的派别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同意见的派系发生为不可避免，而任何一个团体的

力量却在于其行动上的一致；那么其间的矛盾将如何解决？早在资产阶级的民主

政治中就为此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便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则容许少数的合法存

在。此原则应用于一党之内为多少数派；应用于各党之间就是在朝党和反对党。

资产阶级与主的此一方式，并非某一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者发明出来欺骗民众，而

是１８世纪以来各个革命阶级用鲜血斗争换得的。（页２６６）

　　托派认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容许少数派的合法存在的，托派就是要坚持

这一点。作为苏共党内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它一开始并没有从共产党内分裂出

去、另行组党的计划。中国的托派曾在莫斯科约定："回国后必须留在党内，要做

成最好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在实际革命的忠诚勇敢上获得了

同志们的信仰，才有资格来坚持正确的革命主张。""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中的一

派自居，我们的目的是改正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错误。"（页１０２─１０３）当中

共发现王凡西是托派，周恩来找他谈话时，王表示，过去一年的工作已经证明："

我并不曾因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在工作中违反多数的决定；我要保留自己的异见，

愿意继续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下为革命服务；因此我希望党也应遵照列宁的

组织原则，容许我依旧工作。"（页１４２─１４３）

　　但斯大林不是列宁，他强化了党内独裁：

　　从此党内分派有罪，更进而保持不同意见者（即不同意总书记意见者）有罪

。处罪之法，始则假手党纪，继则借助司法，终至以总书记直辖的特务部队来做"

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维护人，一切犯此"天条"者杀无赦。……这样的原则在已

取得政权的国家内，会造成冤狱、流血和反动。在未得势的政党内，会造成无穷

尽的纠纷与分裂。（页２６７）

　　不要说党内民主，连党代会也多年未开，"从１９３９年起，中央委员会作为

制定决策的机构已经好几年没开会了。斯大林是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的

。"（１４）

　　从延安时的整风审干到"文革"时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的

历史也证实党内民主的稀缺。斯大林１３年没有开党代表，中共从"八大"到"九大"

也是１３年；而在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方面，毛泽东更是炉火纯清："文

革"期间他干脆让自己的妻子和秘书组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径直取代政治局。

　　　　　　　　　　　　　１４　 官僚集产阶级

　　基于大革命后中共退向农村、党员主要来自农民以及１９３７年后放弃阶级

斗争政策的事实，托派基本认为中共是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但托洛茨

基的基本思想则是，在目前这个时代，在落后国家中，不要说为了走向社会主义

，就是为要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党的领导之下

，实行彻底革命，才有可能。中共不代表无产阶级，但它取得了成功，对此托派

作何解释呢？答案很多。王凡西回答如下：第一，中共不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政党

。事实很清清楚楚，无论就斗争规模、就它所发挥的力量，就它带来的成果以及

它所暴露出来的动摇旧制度的那种决心来说，中国革命都决非小资产阶级政党所

能领导的；第二，中共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从革命路线的一贯性，从领导者对工

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者所采取的态度来看，中共都决非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的政党

。第三，中共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阶级。郑超麟认为是国家资产阶级，王凡西认

为是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这个阶级之所以出现，乃是世界革命的连串失败与资

本主义制度过度成熟的结果。"因此它们是反动的，但是强大的。它们与小资产阶

级不同，不仅具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还有实行社会变革的力量，同时它

们又与无产阶级不同，这个新阶级不能使这些变革遵循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充

其量只能建立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或官僚集产主义的政制。"（页２９８）

　　共产革命的生力军不是产业无产阶级几乎是公认的，由此得出的推论通常是

把中共与农民联系起来，但这就需要区分共产革命与传统农民起义，比如组织农

民的是什么人？首先被动员起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农民？由此，城市边缘知识分子

和农村中的"游民"在革命中的位置就突显出来了。至于对革命成功之后，那些代表

人民掌握"国家利益"的群体，肯定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农民，更不是小资产阶

级。从８０年代开始的改革来看，他们似乎确实是"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我们现

在不是经常用"既得利益集团"来称呼吗？

　　　　　　　　　　 １５　　斯大林主义者

　　托派的主要敌人是斯大林，中国托派最反对的当然也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

人王明等人。在反对王明等人上，托派与毛泽东并无二致。但王凡西认为，毛虽

然不属于斯大林的嫡系，却仍是一个顽强的斯大林主义者，历史与社会的因素是

：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经济，长期所处的农业环境，以及它始终从事的军事斗

争，世界革命的退潮和苏联不断加深的堕落。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是：

　　以民族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以策略性的阶级调和代替了战略性的阶级斗争

；以官僚独裁代替了劳动群众的民主。至于在具体的表现上，则为在党和政府组

织中，一切自下而上的创意被取消和压制，实行自上而下的专断性的命令，疯狂

的个人崇拜厉行等级特权，以特务管制思想，用冤狱清除异已，党内不许有派，

党外不许有党。（页３１４）

　　托派以为这也是毛的特征。尽管中共的胜利是由于它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影

响和控制，但是从中共对联共反斯大林运动的反响，从它对匈牙利革命的态度来

看，中共领导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执着，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固得多。它非但

不是促成斯大林主义崩溃的一个积极因素，倒反而是这个丑恶主义的一个坚强堡

垒。（页３１５）

　　斯大林问题揭开之后，确实是毛泽东以"三七开"的方式保护过关的。１９５６

年２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了斯的部分

罪恶，由于此举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巨大反响，１９５６年年底苏共开始缓和对

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毕竟不得人心，且苏联的改革必须搬倒这块拦脚，所以１

９６１年１０月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加大了批斯力度，并把斯的灵柩迁出

列宁墓。在此几年间，毛泽东正在国内大搞个人迷信，当然反对苏共对斯大林的

批判，并把波匈事件等归之于"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公开充任斯大林的继承者和

保护者。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对苏共新领导人抱有希望。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４７周年纪念，向苏共提出两条建议，其

中之一是："苏共２０大以来的政治路线是赫鲁晓夫一手制定的，我党建议现在是

否对此作出适当的修改。勃列日涅夫坚持２０大以来的路线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

制定的，是苏共中央集体共同制定的正确路线，中国党提出要苏共修改它２０大

以来的路线，是不切实际的想法。"（１５）可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任何苏共领导人也不敢以斯大林自居，无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有分歧，在

反斯大林这一点上，他们是共同的。但毛泽东却把苏联的改革说成是修正主义，

随着中苏日益加剧的分歧，他越来越维护斯大林、越来越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

因此在中共从来没有对斯大林的独裁专制进行认真的反省，苏联体制、斯大林主

义在中国结出了它的最大恶果。不但延缓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也使８０年代以

后的社会主义改革举步维艰。毛泽东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

充分评估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托派的一些议论是值得充分注意的。

王凡西简历

　　１９０７年生于浙江。

　　１９２５年在北京大学参加共产党，此后在北京、广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

。

　　１９２７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参加托派组织。

　　１９２９年回国，在周恩来任部长的中组部任干事。

　　１９３０年被开除出党，此后全力从事中国的托洛茨基派运动，属"十月社"。

　　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７年５─１２月两次被捕。

　　１９４９年春到香港，同年１１月到澳门，以教书和写剧本为生。

　　１９７５年到欧洲。

注释：

（１）引自《郑超麟回忆录》页２２６，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９。

（２）（４）（９）《郑超麟回忆录》页１３１、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９。

（３）《胡兰畦回忆录》页９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５）引自郭沫若：《北伐途次》，《郭沫若全集》第１３卷页１０３，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６）戴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页９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

９。

（７）温济泽：《斗争日记》，《温济泽自述》页２１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８）（１２）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页１３─１４、３４６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０）任建树的《陈独秀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１）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长沙：《书屋》２０００年第４

期。

（１３）《温济泽自述》页１５２。

（１４）（１５）刘晓：《出使苏联八年》页２、１４２，北京：中共党史资料

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