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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中国禅宗史 印顺 法师 -- foun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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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第三章 牛头宗之兴起

第三章 牛头宗之兴起

○第一节 甚么是南宗

六二0――六七五年,道信与弘忍,在长江中流黄梅县的双峰与东山,努力

发扬从天竺东来的达摩禅,非常隆盛,形成当代的禅学中心。那个时候,长江下

游的润州牛头山,推‘东夏之达摩’的法融为初祖的禅学――牛头宗,也迅速发

展起来,与东山宗相对立。在中国禅宗的发展过程中,牛头禅的兴起,从对立到

融合,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南宗’的意义

说明东山与牛头的二宗对立,想从禅宗被称为‘南宗’说起。南宗是什么意

义?为什么后来称禅宗为南宗呢?据“坛经”(大正四八?三四二上――中)说:

‘世人尽传南宗能,北(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于南荆府当阳县

玉泉寺住时修行,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曹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

因此便立南北’。

这是说,因‘南能北秀’的分头弘化,才有南宗与北宗的名称。这一解说,

从南宗与北宗的对抗来说,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如神会(七三二)在滑台召开

大会,‘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是非’时(神会集二八八)说:

‘天下学道者,号此二大师为南能北秀,天下知闻。因此号,遂有南北两宗’。

然在‘南能北秀’以前,‘南宗’实早已存在。那‘南宗’是什么呢?一、

南印度传来的宗旨: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八八)说:

‘何故不许普寂禅师称为南宗?……普寂禅师实是玉泉学徒,实不到韶州,

今口妄称南宗,所以不许’。

普寂是神秀弟子,自称为南宗,可见‘南宗’一词,本与南能北秀无关。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这一论名,不正是说明了菩提达摩所传,就是南宗

吗!所以神会以慧能所传为南宗,只是以当时地理上的对立,以慧能为南宗正统,

这才相对的称神秀一系为北宗。神秀系本来也是南宗,但在南能北秀的对立下,

也就渐渐的被公认为北宗了。

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皇四从伯中散大夫行金州长史李知非略序’

(约开元十五年――七二七作)说:

‘古禅训曰:宋太祖之时,求那跋陀罗三藏禅师,以楞伽传灯。起自南天竺

国,名曰南宗。次传菩提达摩禅师,次传可禅师……’。

四卷“楞伽经”,起自南天竺国,所以名为南宗。‘南天竺一乘宗’――

‘南宗’,是楞伽禅学,如“续僧传”卷二五‘法冲传’(大正五0?六六六中)

说:

‘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又得百遍。其经本是宋代求那

跋陀罗三藏翻。……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

依此可见,求那跋陀罗译“楞伽经”四卷,菩提达摩传于南北。这一楞伽中

心的传承法统,是“楞伽人法志”,“楞伽师资记”所说,而实是本于‘古禅训’

的。“楞伽师资记”说:‘菩提(达摩)师又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有十

二三纸。……文理圆净,天下流通’(大正八五?一二八五中)。所以菩提达摩

以四卷“楞伽”印心,传出的禅法,是被称为‘南天竺一乘宗’或‘南宗’的。

此外,南印度传来的“般若经”论,也是被称为‘南宗’的,如“贞元新定

释教目录”卷一四,吕向撰(七四三)‘跋日罗菩提(金刚智)传’(大正五五

?八七五中)说:

‘年二十,受具戒。六年学大小乘律,又学南宗般若灯论、百论、十二门论’。

金刚智在印度时,学‘南宗’三论(“般若灯论”是“中论”注释的一种)。

“宋僧传”卷八,从神秀学习禅法的巨方与降魔藏,起初都曾‘讲南宗论’(大

正五0?七五九中、七六0上)。三论,在印度与中国,都被称为‘南宗论’,

也与南印度有关。龙树是南印度僮萨罗国人,提婆是师子国(今锡兰)人。六七

世纪时,传承龙树学的佛护,是南印度怛婆罗人;清辨是南印度摩罗耶人;月称

是南印度萨曼多人(这三位都有“中论”的注释)。般若宗义的传扬者,几乎都

是南印度人,这是三论(般若学)被称为‘南宗论’的理由!

二、中国南方的佛学:中国从东晋以来(三一七――五八八),政治上南北

对立了二百七十一年。在政局的长期对立中,佛教也形成南方、北方的种种差别,

例如“高僧传”卷八‘僧宗传’(大正五0?三八0上)说:

‘北土法师昙准,闻(僧)宗特善涅?鳎?苞南游观听。既南北情异,思不相

参,准乃别更讲说,多为北土所师’。

同样的经法,由于思想方式不同而见解不同。从南北朝到隋唐,中国佛教有

了南统与北统,也就是南宗与北宗的差别。如荆溪的“法华玄义释签”卷一九

(大正三三?九五一上)说:

‘南谓南朝,即京江之南;北谓北朝,河北也。……南宗初弘成实,后尚三

论。近代相传,以天台义指为南宗者非也。……今时言北宗者,谓俱舍、唯识。

南方近代,亦无偏弘。其中诸师所用义意,若凭三论,则应判为南宗’。

荆溪湛然,是七一一――七八二时人。这是以南北朝的佛学,分为南宗与北

宗。湛然以天台为不属于南北,但神清(八一0前后卒)“北山录”(大正五二

?五八一上)说:

‘南宗焉,以空假中为三观。北宗焉,以遍计依他圆成为三性也。而华严以

体性、德相、业用,范围三界,得其门,统于南北,其犹指乎诸掌矣’!

神清是净众宗学者而赞同华严宗的。依他说,天台三观还是南宗,贤首宗才

是南宗北宗的统一者。以南土的为南宗,北土的为北宗(唐代的统一者,不属南

北),纯属中国的区域文化,有他的相当意义。禅宗的所以称为‘南宗’,有远

源于南印度的特殊意义。在楞伽禅的传承中,道信统一了“楞伽”与“般若”,

传布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及岭南,而更富有中国‘南宗’的特性。东山门下

的慧能,慧能门下的洪州、石头,更发扬了‘南宗’的特色,也就取得了‘南宗’

正统的地位。

南宗与南中国精神

中华民族文化,含有不同的两大倾向(其实,到处都有,而又互相关涉,这

里就其特重来说),在南北文化中表现出来。古代的儒墨与老庄,就代表了这两

大倾向。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庄子是宋国蒙县人,在当时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属

于南方。中华文化不断的扩大,于是江淮、江东、闽粤,都逐渐显示了这一文化

的特性(因地、因时,也不会完全相同)。代表南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大概

的说,面对现实的,人为的,繁琐的,局限的世界,倾向于理想的,自然的,简

易的,无限的;这不妨称之为超越的倾向。江南的佛教,尤其是发展于南方的

‘南宗’禅,更富于这种色彩。

人类是社会的,有制度,有礼法,有习俗。有些会使你感到拘束,或觉得不

合时宜而想摆脱他。佛教从印度来,有严密的僧团制度,有种种习惯。竺道生对

这些制度、习惯,就显出不受拘束的精神。“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大正

五0?三六六下)说:

‘(宋)太祖设会,帝亲同众御于地筵。下食良久,众咸疑日晚。帝曰:始

可中耳。生曰:白日丽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钵便食,一众从之’。

‘中食’――过午不食,印度所传的僧制,是严格奉行的。道生不重视这种

制度,这才运用时机,善巧的破坏了这一制度。还有,印度僧众吃饭时,是踞坐

――企坐的。当时只洹寺僧,有的踞坐,也有中国式的‘方坐’。范伯伦等希望

全部中国化,一律方坐。对于这一问题,“弘明集”卷一二说:‘慧严、道生,

本自不企’(大正五二?七八下),也就从来是方坐的。这种不受旧制的拘束,

务求适宜的精神,正是南方的精神。如是个人主义的,那就表现为蔑弃礼法。佛

教有集体生活的传统,可以不受旧制的拘束,却不能没有制度,这就成为革新者。

禅者近于这一倾向(律师都尊重旧制),如“续僧传”卷二0(大正五0?五九

六中)说:

‘世有定学,妄传风教。……神用没于词令,定相腐于唇吻。排小舍大,独

建一家。摄济住持,居然乖僻’。

不合小乘,又不合大乘,自成一套的禅寺制度:在道宣以前,早就存在了。

后来百丈别立‘禅门规式’,自称‘非局大小乘,不离大小乘’(大正五一?二

五一上),自成一套丛林制度。这是表现于对制度的不受拘束,务求适宜的精神

(印度的大众部,及大乘佛教,都有这种倾向)。

人类社会意见的表达与流传,主要是语言与文字。在印度,佛与诸大弟子的

开示,集成经典而流传翻译过来。古圣先贤传来的经文,佛说‘依义不依语’。

语言与文字,是表义的工具,而实义却不在语文中。(文)‘句’,或译为‘迹’,

正与中国所说筌蹄的‘蹄’一样。这一意羲,原是佛法的通义,但在南中国文化

的陶冶中,充分的多方面的表达了这一倾向。原则的说,这是不拘章句的,不死

于句读、训诂的(与经师不同),然也有三类不同:一、支遁(三六六卒)与道

生(四三四卒)为代表的:“高僧传”卷四‘支道林传’(大正五0?三四八中)

说:

‘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谢安闻而善之

曰:此九方堙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逸’。

道生也是这一类的人,如“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大正五0?三六六

下)说: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苞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

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荃取鱼,

始可与言道矣!……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

支遁与竺道生,都是不拘章句的,领会言外之意,所以能发明新义。他们的

风格,与当时的‘清谈’者相近。立言重清新,重隽永,如拿画家来说,这是

‘写意’的一流。

二、三论家(天台家)为代表:三论是般若学,不滞文句而意在实义,是当

然的事。自从辽东朗大师南来,在江南新园地上,迅速的发达起来,成为陈(隋

及唐初)代的显学。三论家对经教文句的见解,如“中观论疏”卷一(大正四二

?七下、一0下)说:

(兴皇朗)‘师云:夫适化无方,陶诱非一。考圣心以息病为主,缘教意以

开道为宗。若因开以受悟,即圣教为之开。由合而受道,则圣教为之合。如其两

晓,并为甘露。必也双迷,俱成毒药。岂可偏守一途以壅多门者哉’!

‘自摄岭、兴皇,随经傍论,破病显道,释此八不,变文易体,方言甚多’。

又卷二(大正四二?二七下、三二上)说:

‘人未学三论,已怀数论之解,今听三论,又作解以安于心。既同安于心,

即俱是有所得,与旧何异?又过甚他人,所以然者,昔既得数论旧解,今复得三

论新智,即更加一见。师云:此是足载耳!可谓学弥广,倒弥多!而经论意在息

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又息之以至于无息矣’!

‘云何一向作无所得观耶?答:考寻圣人兴世,诸所施为,为显中道,令因

中发观,灭诸烦恼。若存著语言,伤佛意也。又百年之寿,朝露非奢,宜以存道

为急。而乃急其所缓,缓其所急,岂非一形之自误耶’?

三论宗以为,佛说一切法门,是适应不同的根机。根机不同,所以不能固执

一边。因此,自己说法或解说经论,也就没有固定形式。‘变文易体,方言甚多’,

就是这个意思。佛说法的真意义,存在于众生的关系上――众生能因之而息病开

(显中)道;否则,甘露也等于毒药(譬喻,出于“大般涅?骶?”),也就不成

为佛法了。即使是修学三论,如不能息病显道,也只是心中多一层法执。所以三

论宗‘破而不立’,(等于说:‘但尽凡情,别无圣解’),有什么定法可说呢?

这是佛法的意趣(‘教意’),不但三论,天台家也还是这样说的。然对于从古

传来的经论,都是应机的,有效的,总不能废弃了而自来一套。三论宗阐明了一

切法的平等意趣(各有特长,各有不足),活泼泼的当机而应用就得。所以说:

‘上冥诸法之实相,下通无方之妙用’。天台宗(有北学的成分)更有建设性,

窥透了一切佛法应机的浅深,从义理上,修法上,……,条理成严密的教判(法

的分类)。然而严密的教观,并不拘滞,还是灵活的,圆通的。通一切经法而不

著,天台与三论――成长于江东的佛法,是这样灵活的处理了一切言教。

三、慧可与法冲为代表的:菩提达摩传于慧可,慧可有印度‘南宗’的特色,

如“续僧传”卷十六‘僧可传’(大正五0?五五二上)说:

‘可乃奋其奇辩,呈其心要。故得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经

心。……滞文之徒,是非纷起。’

‘法冲传’也说:‘慧可禅师创得网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大正五0?

六六六中)。‘为文学者所不齿’,就是‘为守文者所不满’。禅者不是不说,

而是‘言满天下,意非建立’。一切言说,不是肯定的是什么,而是应病与药。

‘玄籍遐览未始经心’,就是通览经典,并没有存在心??增添知见。这些原则,

都与三论宗相近。但三论宗倾向于教,而成对一切教的善巧说法。慧可重于禅悟,

所以不重章句而超越章句。自称‘南天竺一乘宗’的法冲,是一位“楞伽经”专

家,他的讲经方式,也近于三论宗,如“续僧传”卷二十五‘法冲传’(大正五

0?六六六中)说:

‘冲公自从经术,专以楞伽命家,前后敷弘,将二百遍。须便为引,曾未涉

文。而通变适缘,寄势陶诱,得意如一,随言便异’。

法冲是多少倾向于讲说的楞伽禅者,也是不拘章句的。他本从三论学者慧憎

修学,所以风格更近于三论者。

南方的精神,倾向于简易、朴实(自然)。在魏晋的玄学气氛下,倾向于简

略,如“出三藏记集”卷一0‘大智论抄记序’(大正五五?七六中)说:

‘童寿以此(大智度)论深广,难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约本以为百卷。

计所遗落,殆过参倍。而文藻之士,犹以为繁,咸累于博,罕既其实。……谨与

同止诸僧,共别撰以为集要,凡二十卷’。

童寿译为一百卷,已经遗失三分之一了。中国学者还嫌他太广博,慧远这才

要约为二十卷,那是不足十分之一了。玄学清谈者,大都有好简易的倾向。然而

佛法,一切经律论,正如万壑朝宗那样的流向中国。支遁、道生的精神,不合时

宜,还不能领导佛教。广译佛典而分判部类的,由慧观的五时教开始。这一发展,

到天台家而完成。玄学清谈,是南方精神而透过贵族与名士的意境而表现出来,

所以简易而不够朴实,充满了虚玄、逸乐(也许是山水之乐)的气息。南朝佛教,

也不免沾染这些气息,玄谈有余,实行不足。到了隋唐统一,江东不再是政治文

化中心,贵族也消失得差不多了。较朴质而求实际的禅风,才在江东兴盛起来―

―牛头禅。

○第二节 牛头宗成立的意义

江东所传的“文殊般若”,使道信的“楞伽”禅,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江东

的禅学,以润州牛头山为中心而勃兴起来,对于称为‘南宗’的曹溪门下,意义

更为重大!

牛头六祖的传承

牛头宗的传承,一向说是:四祖道信付法融,别出牛头一派。法融为牛头初

祖,以下是智岩、慧方、法持、智威、慧忠。经近代的研究,对道信与法融,法

融与智岩,智严与慧方,是否有师资授受的关系,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以为法持

从弘忍修学,开始与达摩禅发生关系,其实也还值得研究。

一、牛头初祖法融(或作‘慧融’):道宣“续僧传”卷二0(附编)‘法

融传’,采录当时的传闻,极为详备(大正五0?六0三下――六0五中)。依

“僧传”说:法融在十九岁(六一二)时,从茅山(今江苏句容县)‘三论之匠’

炅法师出家。据唐惠祥的“弘赞法华传”卷三说:‘依茅山丰乐寺大明法师,听

三论,及华严、大品、大集、维摩、法华等诸经’(大正五一?一八下)。‘炅

法师’,就是‘明法师’,是继承兴皇法朗的三论宗大师。明与冥可以通用,如

朱明又作朱冥,玄明又作玄冥。‘炅’,大抵为‘冥’字的脱落,误写而成的。

武德七年(六二四),政府解散部分的僧众。法融为了护持佛教,江表五千僧的

安全,到京都去请愿。约在这个时候,法融就移住牛头山(今江苏江宁县)佛窟

寺。寺有内外经书七藏,法融在八年中,遍读抄略,然后移居幽栖寺。法融以为

‘慧(文字的)发乱踪,定开心府’,所以凝心宴默,前后达二十年。贞观十七

年,法融五十岁了,才在幽栖寺的北岩下,别立禅室。跟从他息心习禅的,一百

多人,经常为大众讲“法华经”等。永徽三年(六五二),受当地宰官的礼请,

在建初寺(在今南京)讲“大品经”,听众一千多人,是当时希有的法会!睦州

妖女陈硕真作乱,法融的禅室中,住了三百多众,生活非常艰困。法融每天去城

里乞粮,自己背负回来,经过一百多天,乱事才平息下来。法融护法的热忱,用

心的慈悲,非常难得!显庆元年(六五六),再受请出山,在建初寺讲经。二年

(六五七)二月去世,年六十四。从法融的修学与弘化来说,是一位禅教并重,

更重于禅悟的学者。

法融与道宣同时,但在道宣的记录中,并没有道信付法与法融的事。在现存

文记中,最早传说道信别传法融的,是李华所撰“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

(全唐文卷三二0),如说:

‘初达摩祖师传法三世,至信大师。信门人达者,曰融大师,居牛头山,得

自然智慧。信大师就而证之,且曰:七佛教戒,诸三昧门,语有差别,义无差别。

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摄而归一。凉风既至,百实皆成。汝能总持,

吾亦随喜。由此无上觉路,分为此宗。融大师讲法则金莲冬敷,顿锡而灵泉满溢。

东夷西域得神足者,赴会听焉。融授岩大师,岩授方大师,方授持大师,持授威

大师,凡七世矣’。

‘故径山大师’,指鹤林玄素,天宝十一年(七五二)去世。道信传法于法

融的传说,在法融去世(六五六)一百年,才见于文记。道信什么时候传法给法

融呢?刘禹锡(七七二――八四二)撰“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说:‘贞

观中,双峰(道信)过江,望牛头,顿锡曰:此山有道气,宜有得之者。乃东,

果与(融)大师相遇’(全唐文卷六0六)(“传灯录”卷四‘法融传’同)。

“祖堂集”‘法融传’,作‘武德七年秋’。“传灯录”卷三‘道信传’也说:

‘吾武德中游庐山’(与卷四‘法融传’矛盾)。如依“祖堂集”,道信见法融,

是武德七年(六二四),那是还没有去黄梅的时候。依刘禹锡碑,是‘贞观中’,

道信又过江,去江东一趟。然武德七年,江东的僧众遭难,法融正去长安。如是

‘贞观中’,法融于贞观十七年(六四三),才移住幽栖寺北岩下。那时,来依

止修定的,达一百多人,也与“传灯录”所说,个人独修的‘懒融’不合。

二、智岩:“续僧传”卷二0(附编)有‘智岩传’(大正五0?六0二上

――下)。隋末、唐初,曾‘身任军帅’,立有军功。武德四年(六二一),在

舒州!2鲠公山(今安徽省潜山县西),从宝月禅师出家,一直在山中修道。贞观

十七年(六四三),年六十六岁,才到建业(今南京)来,依山结草庵,为众

(百余人)随机说法,常在白马寺住。后来,又往石头城疠人坊,为病人说法,

服务。永徽五年(六五四)去世,年七十八岁。

“续僧传”没有说到智岩到牛头山去,没有说到与法融的任何关系。智岩到

建业,‘依山结草’,正是法融在幽栖寺北岩下,‘别立禅室’那一年(贞观十

七年)。与法融共住的,‘百有余人’;而与智岩共住的,也是‘僧众百有余人’,

这是两地同时施化的。贞观十七年,法融五十岁,智岩已六十六岁。虽然禅法的

传授,不限年龄的大小,但智岩永徽五年(六五四)去世,比法融(六五七)还

早了三年。从继位弘扬的意义来说,智岩继法融而称二祖,是很难想像的。“传

灯录”编者,也许发觉到这点,所以改为:智岩‘于仪凤二年(六七七)正月十

日示灭’。这也许有师资传承的可能,但这么一改,完全陷于矛盾了!“传灯录”

所传智岩的事实,是依“续僧传”的,也说‘唐武德中,年四十’出家;‘年七

十八’。如武德年中年四十,那仪凤二年,至少是九十岁以上,怎么还是七十八

岁呢?而且,道宣卒于乾封二年(六六七);智岩死了,道宣已为他作传,怎么

能活到仪凤二年呢!“传灯录”的改窜,是不足采信的。

三、惠方:“续僧传”与“宋僧传”,都没有惠方传。仅“宋僧传”卷八

‘法持传’(大正五0?七五七下)说到:

(法持)‘后归青山,重事方禅师,更明宗极。命其入室,传灯继明’。

“传灯录”卷四‘惠方传’(大正五一?二二八下),为惠方的唯一资料。

依“传灯录”,惠方在没有到牛头山(青山)以前,就‘洞明经论’。后来‘入

牛头山,谒岩禅师,谘询秘要’。在山中住不到十年,就受四方学众的参礼。后

来,‘以正法付法持禅师,遂归茅山’。数年后去世,时为天册二年(六九五)。

‘寿六十七,腊四十’。惠方受具,是六五六年(二十八岁)。那时,智岩禅师

已死去二年了。惠方后来去牛头山,从智岩受法,也是不可能的。惠方‘洞明经

论’;晚年‘归茅山’,看来也是与三论宗有关的禅师。

四、法持:“宋僧传”卷八(大正五0?七五七下),“传灯录”卷四(大

正五一?二二八下),都有传记,内容一致。法持三十岁(六六四),曾参礼黄

梅弘忍。回来,到青山(牛头山)参礼方禅师,为方禅师的入室弟子。等到将正

法付嘱了弟子智威,法持就出山,住江宁的延祚寺。延祚寺与牛头山幽栖寺,似

乎有密切的关系。智威后来也是出住延祚寺的。长安二年(七0二)去世,年六

十八岁。

法持的参礼黄梅,“宋僧传”作十三岁(六四七)。那时还是道信住世的时

代,所以应为三十岁的误写。法持被传说为弘忍十大弟子之一,如“宋僧传”卷

八说:

‘时黄梅谢缘去世,谓弟子玄赜曰:后传吾法者,可十人耳,金陵法持即其

一也’。

弘忍告诉玄赜的话,出于玄赜弟子净觉的“楞伽师资记”,但十人中没有法

持。“历代法宝记”也有十弟子说,与“楞伽师资记”相合,也没有法持。宗密

“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列举弘忍弟子,也没有法持。“师资承袭图”,才

有‘江宁持’的名字。法持被传为弘忍十弟子之一,是宗密时代的事了。还有,

宋戒珠编“净土往生传”卷中(大正五一?一一九下――一二0上)说:

‘持于净土以系于念,凡九年,俯仰进止,必资观想’。‘吾生之日,不能

以净土开诱群物,吾死之后,可宜露骸松下,令诸禽兽食血肉者起净土因’。

这一专心净土的传说,是“宋僧传”与“传灯录”所没有的,不知戒珠有什

么根据?“宋僧传”只是说:‘遗嘱令露骸松下,饲诸禽兽,令得饮血肉者发菩

提心’。戒珠的系念净土,显然是由此演绎而来的。然死了以血肉饲鸟兽,并不

能证明与净土有关。牛头宗风,如法融、智岩,以及后来的慧忠、玄素,都没有

他力念佛,求生净土的形迹。所以说法持念佛,或称之为‘念佛禅’,是不了解

当时禅风,误信传说所引起的虚谈。

五、智威:“宋僧传”卷八(大正五0,七五八中――下),“传灯录”卷

四(大正五一?二五八下――二五九上),所传相同。智威是牛头山附近的人。

二十岁(六六五)出家,属幽岩寺(似是牛头山的寺名),后来就从法持习禅法。

晚年,将护持法门的责任,付嘱了弟子慧忠,自己出山,住在延祚寺。开元十年

(七二二)去世,遗嘱也以遗体饲林中的鸟兽。

六、慧忠:继承智威而在牛头山弘化的,是慧忠,被称为牛头六祖。“宋僧

传”卷十九(大正五0?八三四下――八三五中),“传灯录”卷四有传(大正

五一?二二九上――中),事迹一致。慧忠是神龙元年(七0五),二十三岁出

家的。后到牛头山参智威,智威一见,就说‘山主来矣’,为说顿悟无上法门。

慧忠在山四十年,到天宝初年(七四二――),应请出山,住庄严寺,因而重修

了庄严寺。大历四年(七六九)去世,年八十七岁。据“传灯录”,得法弟子卅

四人,各化一方。

传说中的牛头宗,六代相承。但真有师承关系的,最早也只能从慧方传法持

开始。从法持到智威,才逐渐兴起。到了智威以下,出了牛头慧忠,鹤林玄素,

而法门才大大的兴盛起来,成为与南宗、北宗并立的牛头宗。时代与荷泽神会相

当;比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要迟二十年;比道一、希迁,却又早二十年。

牛头宗的形成

从史实的观点,道信与法融,法融与智岩,智岩与慧方,都不可能有师承的

关系,那为什么要传说牛头六代呢?道信传法融,是黄梅的传说,还是牛头山的

传说?这一传说,包含些什么意义呢?六代相承,尽管不完全真实,而牛头宗的

一时兴盛,却是事实。所以牛头六代相承,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

牛头六代相承,有显著的区域色彩。不但传说中的六代,都在牛头山弘化,

而六代祖师也属于同一区域的人。如法融、慧方,玄素,都是润州延陵人,为今

江苏省丹阳县的延陵镇。法持、智威,是润州的江宁人;慧忠是润州上元人,都

是现在的江宁县。玄素的弟子径山法钦是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慧忠的弟子

佛窟遗则,是金陵(即江宁)人。牛头六代及慧忠、玄素的大弟子,都生于这一

地区――长江下流的南岸,称为‘江东’与‘江左’的地方。这里,是南朝(三

一七――五八八)二七二年的中心地区;金陵是首都的所在地。

这一地区的南朝佛教,是都市的佛教,以‘兴福’――造寺、造像、布施;

及‘义学’――宣扬经论为主的。当时的‘义学’极盛,主要为‘四经’――

“维摩”、“大品”、“法华”、“涅?鳌保弧?三论’――“中”、“百”、

“十二门论”,形成广义的南朝学统。那个时代,禅慧的修证,不是没有,而是

并不兴盛的。因为禅慧修证,是适宜于山林的(这不是‘十字街头好参禅’之类

的动听词句,所能改变这一形势的)。这一地区,以南京(当时名建康)为中心

来说,东北二十八里有摄山(又称栖霞山),南二十五里有牛头山(青山),在

都市附近而远一些,正是修禅的好道场。如洛阳南的嵩山,长安南的终南山一样。

还有句容县的茅山,比较远一些。禅,就在这三处,孕育而成长起来。

在南朝――都市佛教时代,辽东僧朗在齐建武(四九四――四九七)年间,

到江南来,住在摄山。“高僧传”卷八‘法度传’(大正五0?三八0下)说:

‘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

最所命家。今上(梁武帝)深见器重,敕诸义士受业于山’。

当时,粱武帝派了十人上山去学,而修学有成就的,仅‘止观僧诠’一人。

僧朗与僧诠,都在山禅讲兼修,不出外弘化的。摄山的学风,如“续僧传”卷七

‘法朗传’(大正五0?四七七下)说:

‘初摄山僧诠,受业朗公,玄旨所明,唯存中观。自非心会析理,何能契此

清言!而顿迹幽林,禅味相得。及后四公(朗、勇、辩、布)往赴,三业资承;

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为敷演。故诠公命曰: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

辄有开示。故经云:计我见者,莫说此经。深乐法者,不为多说。良由药病有以,

不可徒行’。

僧朗与僧诠的时代(约五0五――五五五),教禅并重,不到都市去,显出

了山林佛教的特色。僧诠门下有四大弟子――兴皇法朗,禅众慧勇,长干僧辩,

栖霞慧布。朗、勇、辩――三位,在僧诠去世后,都出山而重于义学的宣扬,促

成了陈代三论宗的兴盛。但‘禅味相得’的摄山精神,不免冲淡了。被称为‘得

意布’的慧布,仍旧住在摄山,继承了僧诠的门风。慧布不反对向外宣扬经论,

而自己却‘摄心奉律,威仪无玷。常乐坐禅,远离喧嚣。誓不讲说,护持为务’。

他曾一再到北方去,见到了(二祖)‘可禅师’,‘思禅师’(那时还在北方,

就是南岳慧思);还有与慧思齐名的慧命的师长‘邈禅师’,互相论道,受到了

可、思、邈师的尊重。如“续僧传”卷七‘慧布传’(大正五0?四八0下――

四八一上)说:

‘末游北邺,更涉未闻。于可禅师所暂通名见,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师

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

‘尝造思禅师,与论大义,连彻日夜,不觉食息,理致弥密,言势不止。思

以铁如意打案曰:万里空矣,无此智者!坐中千余人,同声叹悦’。

‘又与邈禅师论义,即命公之师也。联绵往还,三日不绝。邈止之,叹其慧

悟遐举,而卑身躬行,不显其美’。

这是般若师匠,与禅宗、天台宗先辈的接触。慧可是楞伽印心的禅;慧思是

“般若”与“法华”并重,推重龙树论的禅者;与重般若三论的慧布(谈论‘连

彻日夜’,有浓厚的清谈玄学风格),原有相互契合处,而不是相互拒斥的。江

东般若学与楞伽学的关涉,慧布是第一人(不能说谁从谁学)。后来,慧布邀保

恭禅师,在摄山成立禅院:‘结净练众,江表所推’,这可见三论宗本不是单纯

的义学。

兴皇法朗虽将三论宗引入‘义学’一流,但还是重于慧悟(得意)的。继承

兴皇法席的,是茅山(或作‘苞山’,或误作‘荆州茅山’)大明法师(对苏州

永定寺小明法师说)。明师的传记不详,略见于“续僧传”卷一三‘慧憎传’,

卷一四‘慧冰传’等。关于当时付嘱的情形,如卷一五‘法敏传’(大正五0?

五三八下)说:

‘明即兴皇之遗属也。……明居此席,不移八载。口无谈述,身无妄涉,众

目痴明。(受付嘱后)……即日辞朗,领门人入茅山,终身不出,常弘此论。故

兴皇之宗,或举山门之致者是也’。

明法师,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他终身住在茅山,茅山成为摄山精神的继承

者。茅山,就是牛头初祖法融出家修学的道场!法融是由此而到牛头山的;慧方

将法门付嘱法持后,又由牛头回到茅山。牛头宗的形成,是继承了茅山的禅风。

兴盛了二百多年的江东佛教,终于受了挫折,那就是陈代的覆亡(五八八)。

这里,不再是政治中心(经济当然也衰退了),而只是大中国的一个区域。起初,

炀帝(那时还是晋王)出镇杨州,天台宗受到护持而盛极一时(天台宗的中心在

浙东)。天台的教观并重,也引发了禅观的重视。但不久,隋又解体(六一七)

而统一于大唐。江东有名的大法师,如嘉祥吉藏,慧日智炬,庄严慧因,慈恩义

褒,连摄山的保恭禅师,都被隋唐的帝王征召到长安。这里的义学,急剧的衰落

下来。尤其是武德七年(六二四),江东的五千僧众,被政府限令:每州仅留一

寺,每寺限三十僧。江东的都市佛教,急剧的衰落,这才在固有的“般若”(融

合“维摩”、“法华”、“涅?鳌保┭?统上,渐形成重禅的佛教。从法融到慧忠,

都是在山中修行,领导修学,到晚年才出山来(南京)弘化,表显了重心在山林

的特色。

般若南宗,根源于摄山,经茅山而移到牛头山。法融从茅山来,有弘护佛教

的热忱。精通四经、三论,又通世间学问;不以闻思的‘义学’为满足,而求禅

心的自证。生活恬淡,慈悲柔忍,能驯伏毒蛇猛兽(慈悲柔忍,成为牛头的特色。

如智岩的为病人服役;法持与智威的以遗体饲鸟兽;智威、慧忠,法融弟子僧瑗,

智岩弟子善伏,都有驯伏猛虎的传说)。法融为江东佛教树立了新的典型;牛头

禅风,对江东佛教留下了伟大的感召力。“宋僧传”卷八说:‘融醇懿!3哐雄,

东夏之达摩欤’(大正五0?七五七中),可见后人是怎样的尊仰了!法融的弟

子僧瑗,本从常乐寺聪法师学三论,后‘诣江宁融禅师,求学心法,摄念坐禅,

众魔斯伏’(大正五0?七三一上)。昙璀也在博通大经以后,师事法融:‘晦

迹钟山,断其漏习,养金刚定,趣大能位。纳衣空林,多历年所’(大正五0?

七五七中)。法融的弟子,多在通达经教的基础上,转向禅心的自证。

智岩是在舒州!2鲠公山,从宝月禅师出家修学的。“传法宝纪”说:

‘释僧璨……至开皇初,与同学定禅师,隐居!2鲠公山。……山西麓有宝月

禅师,居之已久,时谓神僧。闻璨至止,遽越岩岭相见,欣若畴昔。月公即岩禅

师之师也’。

宝月禅师早在!2鲠公山西麓,不一定属于达摩禅系(“宝林传”才说宝月是

慧可弟子)。宝月与僧璨相往来,“神会语录”及“历代法宝记”,都这样说。

那末长期追随宝月禅师的智岩,也就必然的有机会接近僧璨了。岩禅师的禅学,

可以略见大概。他曾对猎者说:‘吾本无生,安能避死’(大正五0?六0二中)

?曾从法流水寺璧法师‘听四经三论’;从(大明法师弟子)法敏‘周流经教,

颇涉幽求’;从道信学‘入道方便’的善伏,来亲近智岩,智岩‘示以无生观’

(大正五0?六0三上):智岩应该是重于‘无生观’的禅者。还有,曾在法敏

门下二十五年,被誉为‘众侣千僧,解玄第一’的慧明,也来‘谘请禅法’,而

且是‘一经十年’。亲近智岩十年的慧明,‘诵思益经,依经作业’。“思益经”

与“楞伽经”,禅师们是作为同一性质的(不立阶渐)。道宣曾亲见慧明,‘与

其言论,无得为先’(大正五0?六0六下)。从这些来推论,智岩的禅法,与

当时融冶了“法华”、“涅?鳌钡陌闳粞В?还有“思益”。大明的弟子慧憎,也

讲“楞伽经”),是非常接近的。顺便说到法聪,这是僧瑗、善伏所亲近的法师,

事迹如“续僧传”卷二五‘法聪传’(大正五0?六六四下)说:

‘法聪,姓陈,住苏州常乐寺’。‘往金陵摄山栖霞寺,观顾泉石僧众清严,

一见发心,思从解发。时遇善友,依言度脱。遂诵大品,不久便通。又往会稽,

听一音慧敏法师讲,得自于心,荡然无累’。

法聪的‘得自于心,荡然无累’,“宗镜录”卷九九也有叙录(大正四八?

九五0下)。法聪是大明的再传,学风与法融相近。而死后‘施诸鸟兽’,也与

后来的法持、智威相同。法融与智岩时代有关的师资相承,列表如下:

图片略

如上所述,牛头山中心的般若南宗,与楞伽南宗,有过多次的接触:慧布与

慧可,智岩与僧璨,善伏与道信。楞伽系到道信而融合了(文殊)般若,江东般

若系也一再与达摩下的禅师有接触。自称南宗的两大系统,在长期的发展中,无

疑的会逐渐融合起来。

牛头山的禅法,有南宗――般若的悠久传统;禅师们有显著的区域色彩。面

对东山法门的兴盛,而有牛头六祖说,道信印证法融的传说。这虽没有古代的明

文可证,但了解当时佛教的情势,牛头禅形成的真实意义,就会充分的理解出来。

弘忍在凭茂山,‘法门大启,根机不择’,二十四年(六五二――六七五)的弘

化,被誉为:‘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传法宝纪),形成当时的禅学中

心。‘自菩提达摩天竺东来,以法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

忍。继明重迹,相承五光’(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一代一人的付嘱说,

‘相承五光’,在弘忍晚年,成为定论;这是东山门下所同说的。弘忍入灭,弟

子们分化各方。六九0年(天授年),神秀在玉泉度门兰若开法。长安元年(七

0一)应召入京,被尊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景龙二年(七0八),玄赜

又奉召入京。从六九0到七二0――三十年间,为以神秀为中心,禅法盛行中原,

东山法门为朝野公认禅法正宗的时代(还没有进入南北抗争阶段)。在这一时代,

牛头山法持卒于长安二年(七0二),智威卒于开元十年(七二二),慧忠也在

山(约七0六入牛头)十多年了。二百多年来成为(南朝)佛教中心的江东,面

对东山宗的盛行中原,形成正统,是不能无动于中的。于是推牛头山法融为初祖,

网罗前辈的著名禅匠,成立牛头五祖说,约在智威晚年,慧忠已在山的时代(七

一五顷)。智威晚年,这一传说――五代说已经形成,所以智威对玄素说:‘东

南正法,待汝兴行!命于别位,开导来学’。智威传慧忠,慧忠是当然的牛头六

祖了。牛头六代,也是一代一人的付嘱说,是模放东山法门的(否则,何必将传

承不明的禅师,列成五代、六代呢)。牛头六代说的成立,是对抗东山法门(弘

忍门下)的;是江东(南朝)正统,与北方正宗对立的。不过,东山法门是全国

性的,牛头山是地方性的。时代已进入大统一,有显著区域色彩的对立,是不能

长久维持的。

牛头宗以法融为初祖,可以看作‘东夏之达摩’。但在禅法重传承,重印证

的要求下,达摩禅盛行,几乎非达摩禅就不足以弘通的情况下,牛头山产生了道

信印证法融的传说,如李华(约七六0撰)“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全

唐文卷三二0)说:

‘初,达摩祖师传法三世,至信大师。信大师门人达者曰融大师,居牛头山,

得自然智慧。信大师就而证之,且曰:七佛教戒诸三昧门,语有差别,义无差别。

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摄而归一。凉风既至,百实皆成。汝能总持,

吾亦随喜。由是无上觉路,分为此宗’。

这应该是牛头宗方面的传说。法融‘得自然智慧’,并不是从道信得悟的;

道信‘就而证之’,是道信到牛头山来,而不是法融到黄梅去,这都是维持了牛

头禅独立的尊严。既经过道信的印证,也就有了师资的意义。但这是‘无上觉路,

分为此宗’,是一分为二,与弘忍的东山宗,分庭抗礼。相信这是牛头山传说的

原始意义。

太和三年(八二九),牛头山为法融建新塔,刘禹锡作记。虽还是一分为二,

而多少有了变化,如“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全唐文卷六0六)说:

(达摩)‘东来中华,华人奉之为第一祖。又三传至双峰信公,双峰广其道

而歧之:一为东山宗,能、秀、寂,其后也。一为牛头宗,岩、持、威、鹤林、

径山,其后也’。‘贞观中,双峰过江,望牛头,顿锡曰:此山有道气,宜有得

之者。乃东,果与(融)大师相遇。性合神契,至于无言,同跻智地,密付真印,

揭立江左’。

这还是一分为二,法融本来就是得道者。但‘密付真印’,又多少有所传受。

牛头山仰推道信,而想保持江东禅的独立性,与东山法门对立,实在是不容易的。

牛头的传说,虽强调法融的独立性,但承认道信的传承,就显得法融的本来没有

彻底了。后来曹溪门下,顺著牛头宗的传说而加上几句,牛头禅就成为达摩禅系

的旁支。在大一统的时代,终于为曹溪禅所销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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