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一、太谷县城

　　　　1972年春节过后，伴随着丰沙线的完工，我们全家又随铁N局，搬到了山西省太谷县，并且在这里结束了流动生活，开始定居下来。文革以前，太谷县是个保持非常完好的古城，完全可以和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相媲美：四四方方的城墙、整齐划一的棋盘式街道、高大巍峨的钟楼。城内还有几个大寺庙，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无边寺。无边寺内有一座七层高塔，通体洁白，这座白塔以后成了太谷县的标志。原来寺里还有大量石雕佛像，可惜“破四旧”时全部被砸烂了，我小的时候去无边寺里玩时，还见到几尊无头断肢的佛像，残缺的肢体是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最好的见证。我们家搬来后不久，太谷县革委会认为如果把城砖拿来盖房子，城墙就会“变废为宝”，于是乎全城开展了大规模的拆城墙运动，转眼间这座美丽的古城不见了，变成了一座当今我们随处可见的、没有任何特色的灰色县城。后来平遥城渐渐地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了当地的一大财源。对此，太谷县的人们又是羡慕，又无可奈何。

　　　　太谷这个地方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家，也是中国钱庄的发源地，大名鼎鼎的“晋商”的老家就在这里，当地人解放前大都家底殷实。太谷县民风比较淳朴，居民生性平和。“文化大革命”动乱虽然也波及到这里，但实在是掀不起太大的波浪来。听当地人讲，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武斗发生在火车站，对立的两派“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游行时相遇，先是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接着就是辩论，最后动起手来，皮带、砖头、棍棒上场，伤了几个，但一个没死。

　　　　太谷县有一所大学，是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修建的，原来名叫“铭贤学校”，以纪念在“义和团”时代死难的外国传教士。当时叫山西农学院，现在改称山西农业大学。刚到太谷时，太谷火车站那里总是有一个精神病人，每天在念叨着等“北京来的火车”和“中央文革”。后来一打听，此人原是农学院的老师，文革初期他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里嗅出了风头，于是搞政治投机，最早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可当时刘少奇虽然党内地位下降，但还并没有被彻底打倒，还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上。于是，这个不走运的家伙投机的时机不对，被打成反革命，整疯了。此后很多年，他都风雨无阻地天天守侯在火车站旁，等待着永不会来的“中央文革”的大员们。

二、我的出世

　　　　刚到太谷时，单位没有房子，于是工人及家属都分散住在几个旅社里，我们家就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国营三旅社。国营三旅社是个车马店，又住人又住牲口。当时单位给了每个工人一个礼拜期限，让工人到老乡家里找房子，过期就不管了。当时我的母亲已经挺着很大的肚子，我的父亲就背着我的姐姐，四处打探房子。一开始，在离太谷县城大约四、五里地的桃园堡村找到一处房子，房东人很好。但是该村距离父亲单位足足有七、八里路，当时又没有自行车，于是只好再换地方。几经辗转，终于在城内一家姓梅的家里找到了房子。

　　　　姓梅的房东家，是一个完整的高大砖瓦四合院，门口两个高约一米的石狮子，进门就是女儿墙，院子里正房厢房齐备，房顶还是类似于城墙垛口的防卫墙。而这还只是这家主人两处院落中的一处。老梅家祖上是在天津开药材铺的，城外还有地，可他家的成分竟然是……中农！我的母亲真是弄不明白了，自己家有一幢二层的小楼就算地主了，可这家却比自己家阔气得多，怎么会是中农呢？原来，这是因为该地比较富裕，人人家底殷实，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只好在富人堆里头找相对穷一点的，抬高“划分成分”的标准了。要按我外公外婆家的境遇，那在太谷这地方是百分之二百的贫农。

　　　　1972年5月9日晚上，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当时母亲感觉要分娩，急忙在父亲的护送下往单位卫生院跑。刚进产房，医生护士还没准备好工具，我就急不可待地呱呱坠地了，特别地顺利。已人到中年父亲虽为有了我这个儿子而高兴，但一想到一个月收入几十块的家庭，要养活4张嘴，其中两个因为是农村户口，要吃“高价粮”，还要还债、赡养老人，又经常随工地流动，现在又增加了一张嘴，又禁不住犯起愁来。

　　　　人逼急了就会想办法，为了给我上上城镇户口，有粮食定量，我的父亲和几个工友一合计，采取了一个虚报户口的计策。我父亲的一位工友名叫王凤刚，妻子是城市户口，报户口时就报是他两口子的儿子。因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王。亏得“国”字，用作姓氏虽然很少，但用在名字里却很普遍，比如蔡国庆、刘国宁、李国安等等。这个叫“王国×”的名字，一直用到我四岁时才改过来。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出生到四岁期间。

　　　　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我的母亲就出去做临时工，到太谷糠醛化工厂当搬运苦力。糠醛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用它可以生产医药和兽药，还可以做防腐剂、消毒剂、杀虫剂和除锈剂，此外在食品香料染料等工业中均有应用。糠醛的主要原料是玉米芯。当时，太谷糠醛厂有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原料山，搬运工的活儿，就是把每袋50斤重的玉米芯背到原料山上去。这样的活，对一般男子来说也属于重体力劳动。

　　　　我的母亲是太谷糠醛厂所有苦力搬运工中唯一的一名女性。装满玉米芯的50斤重的麻袋，比她的堆头还大，要背到几十米高的原料山上，每一麻袋只挣一分钱。当时，我的母亲身高1米65，体重只有75斤。山西省地处北方，冬天气温往往在零下十几度，可为了背货，我的母亲只能穿一件单衫干活。上山时大汗淋漓，下山时冷风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后来，我的母亲回忆说，每当她背着是她体重三分之二的麻袋，摇摇晃晃地向山上爬时，每当她听到远处广播里传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时，她就心想，他老人家为什么还不死？从自己一出生就是“他老人家”长，“他老人家”短，自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回了，“他老人家”怎么还活得好好的？还要折磨她到何时？难道等把她自己熬死了，他老人家也不死？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上一万年？

　　　　当时我年纪太小，为了外出干活，我的母亲就找了个当地老乡，每天上工前把我送到老乡家里，托人家照顾我，一天给人家3毛的工钱。姐姐年纪稍大一些，就被锁在家里。每次母亲临走时，姐姐总是隔着玻璃窗哭喊：“妈妈别走，让我再看看你！”仿佛每天都将是生离死别。每当此时，我的母亲就心如刀绞，可是还是狠狠心走了。因为，如果把我的姐姐也给别人看着，那就要另加工钱，出大力干活挣的钱就剩不下了。母亲后来说，每天当她背够了30麻袋的时候，她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再剩下的就是净挣了。母亲每天都用这些血汗换来的钱，给我和姐姐买一个苹果和一个鸡蛋。

　　　　后来，我的母亲又花了5毛钱从当地农民手中买回了一只濒死的母鸡，悉心调理，居然救活了它。那母鸡仿佛报恩似的，病好后每天下一个鸡蛋，下六七个才歇一天。由于实在太穷了，我的母亲就把这个鸡蛋看成是宝贝，全部留给我和姐姐，而自己从不舍得吃上一口。有一次，邻居的家属偷了我们家一个鸡蛋（她家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也很穷），被母亲当场发现了，于是从不与人红脸的、瘦弱不堪的母亲像发疯一样扑向那女人，硬是从她手中抢回了那个鸡蛋，还把她浑身上下抓得都是血印子。害得她等我父亲下班回来后向父亲告状，不明就里的父亲为此还打了母亲一个耳光，母亲很委屈。后来母亲回忆说，当时不知是哪里来的那股勇气，把那女人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自己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她偷走这个鸡蛋，我的孩子就没吃的了！”就这样，那只母鸡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后来它老了，不再下蛋了，我们家仍然一直养着它，一直到1977年。

　　　　　　　　　　　　　　　　　　　　　　三、援助非洲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人民虽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某些人总是爱到处打肿脸充胖子，号召人民“节约最后一个铜板，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给援助、给钱、给粮。我国援助“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总计达70亿美元，结果霍查分子用这些钱修了10000多个纪念碑、30000座碉堡（全国才200万人）。甚至我国援助的优质无缝钢管，也被阿尔巴尼亚用来当电线杆子。“欧洲社会主义明灯”要钱要物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狮子大张口，稍有不满足就不满意，最后要得连高瞻远瞩、一贯正确的伟大领袖自己都觉得力不从心，只好落得个出力不讨好的结局，也顾不得什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了。除了“明灯”以外，还有乌干达的阿明政权（阿明以爱吃人心闻名于世）、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个邪恶的政权屠杀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拆散了家庭，把全体城市居民全部赶到农村）、越南……浪费在这些国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计其数。

　　　　当时，铁N局也担负起一项光荣援外任务：帮助修建坦赞铁路。那时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虽然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也只有根正苗红的工人才能去，所以，我的父亲自然没有份儿了。就是这些“根正苗红”工人，上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每天处在民兵和政工人员的严密监控之下。那些工人回来以后讲了很多趣闻：当地的黑人工人大都特别懒，没有任何储蓄观念――一句话就是还没开化。当地的工资是每天下工时发放的，黑人白天干上10小时活，晚上发工钱后就直接跑到酒吧喝酒玩女人，直喝个酩酊大醉、全部花光才离去；很多黑人工人连房子都没有，就用芭蕉叶加树枝搭起个窝棚睡；白天再去干活，午饭没钱买就爬到树上找些香蕉或者其他什么果实，用火一烧就吃。这些“亚非拉人民”为什么总是处于贫困之中，光归咎于“帝国主义掠夺” 恐怕是不全面的吧。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报纸早就公开报导，早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可咱们国内就是要神秘兮兮地“保密”，一直到半年以后，才把援外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秘密召集起来到森林深处开会传达，还由民兵在四周警戒。其实别说去开会的，连没开会的哪个不知道呢？那时就是这样，什么都要“保密”，什么都算秘密，独裁者就是靠这种无处不在的、千奇百怪的秘密，靠掩耳盗铃来维持自己统治的魔力。

　　　　后来，这些工人回国时，也往国内捎了很多东西，竟然是……中国产的白面。因为当时山西省的细粮供应实在是太少了，甚至比非洲还糟糕，而且还要凭票。坦桑尼亚是不用凭票供应的，于是很多工人把回国当成了买细粮的绝佳机会，把全部收入都买了大袋小袋的白面。以至于连很多非洲朋友都奇怪，问你们不是还援助我们吗？怎么还往回捎这些东西？你们应该不缺粮呀！于是后来政工人员专门下了命令：不许捎白面回国，违者没收白面，并给处分。等“革命”闹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你再唱什么高调、再玩什么把戏，再自欺欺人地谈论“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的人民”，再自暴自弃地提什么“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没人会真信了。

　　　　　　　　　　　　　　　　　　　　　　四、偷听敌台

　　　　由于父母辛苦的劳作和省吃俭用，渐渐地家里宽松了一点，买了自行车，还买了一台收音机偷听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由于“收听敌台”在当时是能吓死人的弥天大罪，因此我父亲只敢在夜深人静时，才躲在被窝里抱着收音机搜索。当时能洞察一切的“他老人家”还是不够高明，要是能像现在朝鲜的金氏父子那样把所有的收音机都弄成只能接收一个频段不就万事大吉了？“他老人家”要在天有灵，肯定会后悔得要命。

　　　　有一次莫斯科电台播放了常香玉的豫剧《花木兰》，播音员说：“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我们知道，你们被剥夺了享受艺术的权利……”当时还有一个“火花”广播电台，每次广播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头，并对“导师”和“四人帮”进行讨伐。父亲猜测这是一个有军队背景的秘密电台，因为每次广播时间都很短，几分钟念完一篇文章马上静默，播出时间也不确定。

　　　　当时我国正在“批林批孔”，于是国内的广播全部都是“批林批孔”的：“文艺栏目”广播文艺战线批林批孔，“农村节目”广播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军事节目”广播解放军指战员批林批孔，甚至连“少儿节目”也居然是“红小兵批林批孔”，正可谓“无所不至，无孔不入”。一位“红小兵”在广播中煞有介事地念叨：“听到林彪宣扬克己复礼，我们红小兵的肺都气炸了！”我的父亲后来嘲讽说：那还穿着开裆裤的红小兵们，明白什么叫“克己复礼”吗？

　　　　当时的各种报纸，也是“满纸荒唐言”，成天除了什么“儒家”“法家”以外，就是诸如“拉美一位农民说：毛泽东思想鼓舞着我们进行斗争”、“非洲一位工人在得到记者赠予的毛主席像章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由于当时没有穿上衣，这位工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自己的肉里。记者问他疼不疼，这位工人流着眼泪说：只想到毛主席的温暖”这类的“新闻”。天天如此，不是这里的“一位工人”，就是那里的“一位农民”。莫斯科电台对此嘲讽说，“只敢说‘拉美一位农民’这样的新闻，就是让人们连核实一下都不可能做到，这样的新闻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当时的新闻媒体就这样编造无耻谎言，为罪恶的个人崇拜添加虚假的注脚。

　　　　　　　　　　　　　　　　　　　　　　五、强弩之末

　　　　文革期间，铁N局机械厂的每个车间都有一个“红宝台”，毛泽东的标准像悬挂在墙上，下面是漆成红色的木桌，桌上摆着几本红太阳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下午下班要“晚汇报”。有一位工友租的房子在农村，住的远，于是天天迟到，每天都在毛泽东像下低头认罪，口中念念有词：“毛主席，我今天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迟到了，于是又低头认罪：“毛主席，我今天又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还是他……到了1974、1975年，“红宝台”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人再去“汇报”和“请示”了。

　　　　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尽管上面的人摇唇鼓舌、不亦乐乎，但工人阶级已经实在没有兴趣再折腾了。当时单位也安排政治学习，但都安排在上班时间，大家嘻嘻哈哈地凑在一堆，开着玩笑，谁也没真正“学习”一下文件精神。有时，领导也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就干咳两声，说：“安静啦，安静啦，来，念段报纸。”于是乎就念一小段报纸，领导就宣布：“好啦，散会！”于是“政治学习”就算结束了。当时，单位也有什么“工人理论小组”，还经常在《铁路工人报》或者《工人日报》之类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批林批孔的文章，其实多半是秀才们的捉刀代笔之作，忙于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阶级，是没有什么人对此感兴趣的。

　　　　那时还常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贫下中农上台控诉血泪史，要大家牢记阶级恨、不忘血泪仇。可是铁N局机械厂工人大多数是东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农，家底比较殷实，贫农和当过地主长工的人并不是很多，政工人员费了好大周折，才找来了一个五十多岁、解放前当过长工的老工人周××来忆苦思甜。会前，政工人员事先已经为他编好了台词，还规定只许回忆解放前的苦、不许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等等。但这位老周同志太实在是老实了，性子又特别倔强，偏要实话实说。因此，当组织者问：“地主给你吃啥？”他照实回答说：“苞米面大茬子，有时吃粘豆包。”下面顿时有些窃窃私语，因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面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启发他：“地主是不是总不让你吃饱？”老周回答：“哪里的话！从来都是管饱吃，不吃饱咋干活呀。”主持人一看，连忙又问：“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说：“地主也吃苞米面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觉得味儿不对了，又问：“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儿子吃啥？”问到这里老周来了精神：“他们吃得不行，总是吃苞米粥加点野菜，吃不上粘豆包。”这时下面已经是一片喧哗了，主持人也觉得口里发干，于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你过年吃啥？”老周回答道：“过年能吃猪肉炖粉条，还有粘豆包。”接着，老周不等政工人员开口，又主动发挥说，东家不但一直对他好，而且还给他做媒娶了个媳妇。听到这里，下面的群众早已笑得合不拢嘴了。政工人员一看，连忙训他：“行了，行了！没问你这个！”老周一脸疑惑，说：“不是你让我来说的吗？”此时，下面的群众早已经笑得肚子疼了，主持人只好请老周回到座位上，尴尬地总结说：“虽然……地主给老周吃粘豆包，但是……这也是为了麻痹老周，以便更好地剥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记识破地主老财的阴谋诡计，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现在，大会结束！”从此老周有了个绰号叫“粘豆包”，名扬全局。

　　　　文革后期，“四人帮”大搞形式主义，号召各级干部“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所谓“白天一把锁”，就是指干部白天下基层、蹲点；所谓“晚上一盏灯”，就是干部晚上回到办公室，加班加点地办公。这种貌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根本就不把人当成人来看待，能做到这样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会被真正执行。当时我父亲他们单位的领导，白天办公室确实是“一把锁”，但都在家里呼呼睡觉；晚上也确实是“一盏灯”，但都是几个人凑在一堆打扑克。1976年我父亲他们出去汇演，到了附近驻军部队、榆社县革委会、还有几个公社，每到晚上，无一例外地看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干部们都无一例外地在里面打扑克。当时也不兴赌钱，输了的要么钻桌子，要么脸上贴纸条，要么头顶洗脸盆。来势汹汹、席卷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时，的的确确成了强弩之末了。

　　　　　　　　　　　　　　　　　　　　　　六、公物还家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伴随着对政权的厌恶和失望，工人阶级已经不再那么大公无私了。那时，车间里偶尔也有人忙碌，但大家都不是在忙公家的活，而是在忙着给自己添置家当。好在车间里木料、钢铁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于是大家每天打柜子的的打柜子，磨菜刀的磨菜刀，做沙发的做沙发，连那些做沙发用的弹簧，都是工人自制的。

　　　　当时我到小朋友们家去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堆的齿轮、仪表等东西。现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把“属于自己”的国家财产往回偷。或者自己留用，或者卖破烂挣点钱。后来才知道，这种现象在当时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公物还家”。铁N局内普遍的枕木、铁轨、各类工具就不必说了，几乎家家都有；有几家东西特别出奇的：有一家竟然放了好几百个上海产的“电磁继电器”，只是为了把它拆开拿出铜丝去卖；另一家和煤炭用的铲子，竟然是用半厘米厚的不锈钢做的，我们小孩子根本就拎不动；还有一家，则用无缝钢管当柱子盖棚子。这些偷来的东西就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可是根本就没人管了，因为领导们自己也并不干净。

　　　　假如不考虑一贫如洗、物资匮乏、吃不饱饭这几条，那么当时工人们上班倒也还是很悠闲的。1976年夏天，我四岁刚记事的时候，常随父亲一起去单位上班。通常在点个名以后，就看到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躲在树阴下乘凉，把报纸撕成细条，卷进散烟叶，甚至是树叶子抽。要么海阔天空、山南海北地吹牛，要么用石头子在地上画个格子，下“十八子围老虎”棋。还没到下班，工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溜回家了，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着从单位偷回家的各种物品。

　　　　　　　　　　　　　　　　　　　　七、为希望活着

　　　　尽管我们的家庭一贫如洗，甚至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但看着两个孩子茁壮成长，我的父亲母亲却充满了希望。那时粮食不够吃，我的父亲母亲都省下自己的口粮保证两个孩子的发育。饥饿是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我的父母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越是离家近，越是感到饥饿，经常要扶着墙才能勉强走回家。由于父母的悉心照料和为下代的无私奉献，我和姐姐除了少数特别困难的情况外，都是又胖又壮。对，只要有希望，只要孩子在成长，一切困难和磨难自己都可以忍受。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思想的真实写照。

　　　　1973年下半年，我的母亲经人介绍给一位在县妇联工作的女干部看孩子。我的母亲对人家的孩子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顾，无微不至。后来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形：每星期六那位女干部来接孩子的时候，小孩就又哭又闹，回去不是感冒就是发烧，一来我们家就好了。那女干部对我的母亲为她看孩子如此尽心尽力非常感动，又听了我母亲的遭遇，看了我们家的境遇，于是她在感动之余，为我的母亲在一家县办集体企业――太谷线材厂找了一份临时工作。

　　　　由于当时的政策不许农民自由流动，即使是当临时工，也必须要有城市户口。可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于是我前面提到的、我的义父王凤刚就把自己妻子的户口本借给母亲冒名顶替，才得到这份工作。所以直到现在母亲身份证上的姓名都还是别人的名字――张云霞，而不是她自己的本名――张秀菊，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们家留下的一个特殊烙印。虽然用“张云霞”这个名字已经三十年了，可我的母亲总是感觉这个名字很陌生，仿佛不是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太谷线材厂位于太谷县城东大街66号，是一家生产铁丝、铁钉等线材的企业，共有职工三百多名，在太谷县也算一个比较大的企业了。我母亲最早的工作是用猪血糊一种可以盛酒和豆瓣酱的篓子，每天干12个小时，工钱7毛钱。编织这种篓子是太谷线材厂的一项副业，也是太谷本地的一种传统工艺。由于制作工艺复杂，加工过程又脏又累，现在大概已经失传了。当时，不要说年轻的妇女，就是一般的男人也不愿意干这样的脏活、苦活，因此当时全厂生产这个的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人员不够，才有了这个临时工作。可是，我的母亲对这个工作激动不已，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第一个固定收入来源。

　　　　我的母亲是吃苦长大的，人非常勤劳厚道，还特别要强。我的母亲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说自己“不行”。因此，她干起活来特别塌实，不但不偷懒，而且还特别有眼色，总是替老师傅把很多活都抢着干了，每天下班时还把那个干活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我的母亲非常好学，就连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的这种编织篓子的技术，她也要研究透彻。即使是大冬天，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多度的情况下，她也照样来上班，浑身沾满肮脏、恶臭的猪血，双手被冰冷的猪血，拔出条条血丝。因此，老师傅对我的母亲赞不绝口，逢人便夸；而凡是跟我母亲打过交道、看到过她干活的人，也都无不敬佩于她的勤劳、肯干、要强。直到我考上大学，放假回太谷的时候，无论是遇到哪个太谷线材厂的老工友，没有一个不对我赞叹我母亲的美德的。

　　　　没有背景的小人物的地位，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我母亲的吃苦和能干，日益赢得了线材厂领导和工友们普遍的尊重。于是在1975年的一天，我的母亲得到通知：到单位食堂去当炊事员，工资也升了，一个月27块钱。其实，当炊事员在物资匮乏的当时来说，应该算一样美差，自己可以吃饱，甚至还可以往家带点粮食。但是，那时的太谷人爱面子，总是觉得当炊事员是伺候人的活，因此食堂那个老炊事员退休以后，厂里没一个人爱干炊事员，于是就找到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她的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我。即使是在炊事员的岗位上，她也勤勤恳恳。我的母亲就让我的父亲，找来铁N局单位食堂内部印制的一本《烹调知识》认真学习，很快学会了烧一手好菜，时不时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即便是因各种原因误了吃饭时间的工人，我的母亲也不辞辛苦，单独给他们做饭。山西人吃饭简单，多为面食，而且当时是粗粮居多，偶尔吃点青菜。一碗青菜赶面条，再炸点葱花，香喷喷的。上至领导、下至工人，全厂的人都没吃过如此好味道的饭菜，个个都非常满意。虽然当时我的家里还很穷，当炊事员也有条件往家里拿东西，但我的母亲太珍惜自己的名声，公家的一分都不拿。

　　　　转眼到了1976年。我的母亲吃苦耐劳、品德高尚的好名声不仅在太谷线材厂，而且在那个不大的太谷县城也已经不胫而走，厂里的工人们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太谷线材厂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叫郭有和，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他风光时腰里别了两把盒子炮，人称“双枪郭有和”。他和革委会的其他几个领导研究了一下，决定给我的母亲转正。这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我母亲当临时工时就是借用别人的假户口，真实户口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于是，当时线材厂革委会的一个领导找了自己的一个亲戚，太谷县公安局的一位股长李××去办这件事。我的父亲、母亲招待李××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以后当晚，他就和公安局另一位同志开着吉普车奔赴河南，三天后就把母亲的户口给起回来了。这在太谷县历史上是破天荒头一回。当时我已经记事了，起户口时请客的情景，还有那两位穿着蓝色公安服的叔叔，我还依稀记得。

　　　　我的母亲转正以后，我们家便成了令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并且家中只有两个孩子，因此家庭条件明显改善，在当时工人家庭中已经算好的了。由于铁N局是流动单位，职工的家属大多是没工作的。那时也不怎么太提倡计划生育，因此工人的子女也很多，有两个孩子的都是稀罕事，有三、四个孩子很正常，最多的一个工友有14个孩子，吃饭时全家在用枕木钉成的大桌子旁，排成两列，像开公共食堂，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1974年，我们家原来的房东因儿子成家，下了逐客令，于是我们只好搬到了太谷县城东关大队。我们家的新房东叫王二小，成分是贫农，即便是这个“贫农”家里，房子也是深宅大院。当时在那个大院里住着四家子人：我们家，房东一家，山西大学的老师一家，还有一家太谷县轻工机械厂的工人。山西大学位于太原市，那位老师两地分居，那一家当时也非常困难，他的老婆没有工作，靠在家里喂两口猪过活。他们有一儿一女，年纪与我和姐姐相仿，大的叫红红，小的叫军军，常和我和姐姐一起玩。红红和军军在小的时侯穷得大冬天都没有袜子，还经常挨打。后来一个考上了北大，一个考上医科大学。当时还在“批林批孔”，那个轻机厂工人每天晚上要学习、开会到晚上10点才回来，回家后，喝两口小米粥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这就是那时中国老百姓过的生活。

八、短缺时代

　　　　如果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政治迫害之外，还有什么让人刻骨铭心的，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对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了，今天的年轻人除了缺钱，感觉不到什么物资的短缺。然而在那个时代，基本生活物资的短缺是家常便饭，影响到了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当然，高高在上的官僚另当别论）。为此，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有一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专门研究了这种现象，还写出了一本《短缺经济学》。

　　　　在取得了“年平均增长12.5%”的“巨大成就” 二十多年以后的七十年代，我国人民的生活仍然极度贫困。在山西省每个成人每月37斤的粮食定量，其中有75%是粗砺得难以下咽的玉米面和高粱面。吃上一顿纯粹由白面做成的馒头成了很多人家不可实现的梦想；每人每半年定量供应肉5两（250克），食用油5两。不但粮食和肉类和食用油要定量，连食盐、布、糖、醋甚至豆腐……一切生活必需品也要定量供应。

　　　　铁N局作为一个大企业，是工人阶级中排名最靠前的“铁老大”，特别是与当时最短缺的铁路运输方面关系密切，单位也有不少运输汽车，因而在物资供应方面享有比一般地方单位好得多的待遇。当时，单位专门有个供应段，专门有采购员时不时地从外地运来一些生活物资，缓解物资匮乏的情况。有时从东北运来一些大米，有时又从四川运来一些猪肉，有时又从青岛运来一些鲳鱼。当地老百姓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对铁N局嫉妒得要死。

　　　　1976年，随着大刮“批邓”风，国民经济又开始下滑，特别是交通运输不畅。体现在老百姓那里，就是物资供应极度紧张。1976年元旦，太谷县街上竟然没有一处卖肉的。除夕下午，我的父亲和几个工人在街上转了一大圈，无功而返。想着过元旦家里却没有一丁点肉，不禁心急如焚。其他几个工人郁闷地回家去了，我的父亲不甘心，又来到处机关院内。一进处机关，就发现一大群人围在一辆解放汽车旁，人声鼎沸。原来，供应段刚刚从外地运回了一车猪头。我父亲一看人太多挤不进去，就对卖猪头的工友任××大喊一声：“老任，帮我留两个猪头！肥一点的！”老任是父亲的老相识，听到以后就从车上挑了两个大猪头，放在自己柜台下面，等到人散去了，我父亲才拿回家。

　　　　一回到家里，正看到我的母亲坐在家里发愁：快过节了，什么食品都没有。此时一见父亲提着那两个猪头回来了，顿时非常兴奋，一家人算是过了一个有肉的元旦。

　　　　到了1976年春节，我父亲为了买上定量的2斤豆腐，从早上4点排队一直排到下午才买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队买肉……买回的都是瘦肉，因为肥肉都被“走后门”的人买回去了。有人肯定会惊奇地问：卖给你瘦肉还不好？俺就喜欢吃瘦肉啊！不过，那时人们缺肉缺油，喜欢买肥肉解馋或者炼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是相反。那些卖肉的、卖豆腐的，简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学教授还是工程师，人人都得向他们陪笑脸以巴望能卖点肥肉解馋――然而这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权力最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恶劣的服务态度让人难以忍受。文革时期随着物资的长期短缺，“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后来发展到“不正之风”，又发展到今天的腐败。如今父亲回忆起这段历史，吃惊地说：“人的适应性可真强，当时那么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现在想想都后怕，当时就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头排十几个小时的队？”

　　　　尽管有人说文革是为了“整腐败分子、特权阶级”，但实际上那个时代照样有腐败分子、特权阶级，而且为数不少。虽然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能与今日腐败分子、特权阶级同日而语，但是与当时的普通工人相比，干部们的生活就是强得多。那时的白糖异常紧俏，平时根本就见不到，一般人只能以糖精代替。然而，我的父亲就曾亲眼见到，单位头头们家里的白糖放得时间太久而变质，竟然被白白扔掉。此外，头头家里还有不少上海产的巧克力奶糖、麦乳精、名烟名酒等等，这在普通工人家里是根本见不到的。

　　　　不仅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短缺，一段时间里，全国一度“八亿人民八部戏”，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见不到什么文艺作品倒是真的。即便偶尔有几部文艺作品，也是硬套“文革”公式，贯穿“两条路线斗争”，无论是描写大庆油田的，描写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还是描写农村的，除了环境变变，情节、人物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我在上大学时候，买了学校处理的图书馆藏的几本书，其他几本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南京长江大桥》。这几本书尽管描写的事情不同，但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却是一样公式化：一个存在糊涂认识的老革命，一般担任正职；一个苦大仇深的造反派，虽然不担任很高职务，但革命路线站的稳，在工人或农民里威望很高，一呼百应；一个走资派或者阶级异己分子，一般担任副职，副总指挥、副厂长之类角色，总是搞破坏，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搞破坏；一个头脑简单的革命群众，特别容易被坏人蒙蔽，被教育后又幡然悔悟，又变成特别坚强的革命战士。人物没有个性，只有“好”与“坏”的面具和标签。

　　　　　　　　　　　　　　　　　　　　九、也有值得怀念之处

　　　　不过，那个时代治安倒是很好。1976年春节期间我们家两次遭了盗窃，小偷别的什么都没动（不过，除了那台收音机以外，当时也是一贫如洗的我们家也的确没什么东西值得偷），只偷走了放在桌上的两盘饺子。虽然父母为这两盘饺子的丢失也心疼（那可是来之不易的细粮和肉啊！），但想到那个小偷定是家里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才会铤而走险的，因此反而可怜起他了。另一次，小偷则偷走了家里的一块肉，那个小偷定是个走投无路的老实人，当时家里买了两块肉，一块大一点，新鲜一点；另一块小一点，不太新鲜了。两块肉放在一起，小偷只拣那块小一点的肉偷走了。我父母发现后，不但不骂那个小偷，反而感叹，那是一个好人。

　　　　我三、四岁时父母每天上班，就把我和姐姐锁在家里。那时也没什么防盗网、防盗门，调皮的我就把窗户玻璃上的钉子拔下来，跑出去玩。姐姐不敢跑，我就独自上街。有一次我自己跑到离家好几里外的电影院去，人家不让进，我就在门口玩起来。等到中午父母回家不见了我，急的发疯，全城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后来邻居跟父母说我临走时跟他们说了句“影影”，于是父母猜我会不会跑到电影院了？等心急火燎地到了电影院，看到我正在和几个小孩坐在地上玩呢！还有一次，父亲跟母亲说要随单位文工团去“七五三”兵工厂调演，他们说话时我听到了，知道又可以吃上些肉啦，就自己跑到去那“七五三”兵工厂的必经之路旁等着，等到父亲单位的大客车来到这条路上，大家异常惊讶地发现了我，于是我就上了车，吃上了一顿大肉――当今，就是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让自己的小孩这样单独行动。

　　　　虽然我对1957～1976年期间的毛泽东时代是持基本上否定态度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妨碍我赞美他的那个时代的一些值得留恋的地方，比如说公费医疗。七十年代，父亲的一名姓赵的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转送到北京的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一直到痊愈。还有一位段姓工人，1972年因为肠癌被送到上海铁路医院，开刀后截去了一段肠子。但是由于肠道缩短而导致吸收很差，人饿得不成样子。后来单位又把他送到上海铁道医院，植入了一段动物肠子，手术很成功，至今还健在。还有一位姓苏的工人，1976年脑部因绦虫孵化而导致腹水压迫视神经失明并经常性昏厥，转至上海铁路医院植入永久性水泵（国产），抽出腹水后眼睛复明，一年后水泵坏了，又送到上海铁路医院植入美国进口的永久性水泵，健康存活了17年，也是分文不收。

　　　　虽然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农民没有公费医疗，但当时的医疗费用是非常低廉的，一个感冒之类的疾病，一两块钱就治好了。而且那时医生的职业道德非常好，例如我的姐姐出生时我母亲难产，那样的情况医生也不用产钳（用产钳容易导致胎儿畸形），而是慢慢地用宽布带子一点点往下勒，前后折腾了好十几个小时。结帐时，仅仅花了12块钱。此外，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医院也是先救人，再收钱，有些没有钱的，也就算了。因此，建国后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从三十五岁提高到67岁，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经济建设搞得不错，但人均寿命却基本没有提高，甚至已经不及斯里兰卡等贫穷国家。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再看看“医疗产业化”的今天：据《××晚报》报导，一位7岁的小男孩3年前由于阑尾炎引起的肠粘连而动了造瘘手术，将其两截小肠留在体外进行排泄引流。由于无钱进行第二期手术，3年多来，小孩的肠子一直挂在体外！看了这个报导，不知读者有什么感想。我本人可以断言：我刚才列举的三位普通工人，如果在今天恐怕没有一个可以幸存下来，因为他们和这个小男孩一样，没有钱。――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存状况，一些人反而又怀念起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十、“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前面提到过，我的父亲参军以后，就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转业后又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也是搞音乐。以后虽然当了工人，但在音乐方面水平还是有的。因此，我的父亲就被吸收参加了铁N局的宣传队。此时的中国，正在刻意营造“莺歌燕舞”和“形势大好”的氛围，来证明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胜利的、必要的。各个大企业、机关、学校、厂矿、军队竞相办起了宣传队，每天唱来跳去，营造歌舞升平的气氛。

　　　　铁N局是大单位，吸收参加宣传队的都是文化水平很高，或者在文艺方面有些修养的工人和干部，里面也算是人才济济，还有许多名人之后。例如前面提到的老作家魏巍的侄子魏××，还有黄炎培的外甥王××等一些人。这些人大概也是受了家里文化氛围的熏陶，人人都很有两下子。

　　　　在宣传队里，由于我的父亲不仅作风正派，技艺精湛，而且在指导年轻人时非常耐心细致，因而他赢得了同事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尊敬。直到2003年，父亲得癌症以后，他当年在宣传队的两个同事龙××和夏××来我家看望他时，还一起回忆起在宣传队里的那些日子。那个时候，他们二人还是二十多岁正当年，现在也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席间，他们还动情地唱起了当时在宣传队里唱的那些歌曲，还包括当时不许唱，他们偷偷唱的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

　　　　当时的铁N局宣传队全名是“铁N局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顾名思义，是专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那时，也不许演别的东西，天天排样板戏，从《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到《龙江颂》，几个样板戏都演过。实事求是地说，几个样板戏从舞美设计、唱腔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都不错，应有相当的艺术成就。但那时就这几部戏霸着舞台，古今中外其他优秀曲目都不许演，实在是太黑暗了。八个样板戏用传统演法演腻了，观众也看腻了，就来个“革新”，搞《钢琴伴唱红灯记》或者《手风琴伴唱沙家浜》。当时的报纸也是通篇造谣，说什么“贫下中农一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注】见当时《人民日报》）我的父亲当时曾经到很多地方去演出过，别说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贫下中农，就连一些县城，都没有一架钢琴，哪里谈得上“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呢？

　　　　在那一段，我的父亲还被安排参加拍摄一条假新闻。那新闻的题目叫做《铁N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群众文艺工作搞的好》。我父亲在这则“新闻”里边，装扮成一个到群众中采风的“文艺工作者”。为了突出气氛，那个记者让我父亲穿上中山装、弄副眼镜戴着，尽管当时我父亲眼睛既不近视、也不花。此外，我父亲还必须背着手风琴。拍我父亲从面包车里下来的镜头连续拍了好几次：每次下来，和“群众”握手；由于记者不是很满意，于是父亲一行重回车上，再下来，再和“群众”握手……直到记者满意为止。本来父亲和扮演“群众”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还得假装成不认识。接着拍“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交谈的镜头，根据记者的安排，父亲必须拿着一个小本本，不断地边听边记，还得不断点头表示赞许。其实父亲完全是胡写乱画，而“群众”则对父亲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据记者的安排，张嘴就行了，解说员早就定好怎么解说了。后来，单位还组织工人收看这则“新闻”，扮演“主角”的我父亲去都没去。这就是中国“新闻”的真实面目。

　　　　1975年，我父亲随宣传队到太原军分区去汇演。演出中间，不该我父亲上场时，他就从军分区礼堂溜了出来。这时，恰好碰到接他们过来的那个军分区司机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于是我父亲给了他一根烟，二人聊了起来。由于我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于是二人聊得很投机。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聊到军分区的领导们身上去了，那个司机告诉我的父亲，说这个小小的军分区竟然有十二个副司令员，平时都不怎么露面，一到争待遇、争小车时就都出来了。刚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个副司令员的女儿到大学去的。

　　　　1975年、1976年两年，我的父亲忙着到处汇演，两年间在外调演、排练时间几乎占了一大半。当时父亲单位几乎已经完全不生产了。机床上锈迹斑斑，马达上爬满了牵牛花，偶尔有开工的声音，也是工人们在利用公家的设备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块的不锈钢磨成菜刀，用钢丝造弹簧给自己家沙发上用。当时“四人帮”一伙又在狠批“唯生产力论”，谁会去自讨没趣走“白专道路”呢？据父亲回忆，当时去汇演的那些单位大都是如此。

　　　　　　　　　　　　　　　　　　　　十一、公元一九七六

　　　　1976年的中国，正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前夜。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动乱岁月中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他的逝世顿时使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流泪。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逝世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病卧在床，难以视事。“四人帮”乘机翻云覆雨，倒行逆施，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另一方面，人民忍受程度已达到极限，暗暗积聚着力量。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细流在1976年终于汇聚成了汪洋大海：在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说“不！”尽管后来这场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它宣告了离“四人帮”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这场运动中，铁N局的工人阶级冲在了最前列。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声讨“四人帮”的檄文《扬眉剑出鞘》，就是出自铁N局建筑处机械厂机电队的青年工人王立山之手。1976年4月1日，正在北京探亲的王立山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上贴出了那首令人回肠荡气的千古绝唱《扬眉剑出鞘》：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被亿万中国人民传诵的檄文，引起“四人帮”的阵阵恐慌。他们把该诗列为“四五”事件中的“001号反革命案件”，可见这把锐利的长矛，确实刺痛了“四人帮”的要害和心脏。

　　　　1976年7月28日的深夜，发生了本世纪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华北地区都处在强烈的摇动中，连太谷县也受到波及，震感十分强烈。强烈的震动把父母惊醒，他们迅速抱着我和姐姐逃到了户外，然后父亲又返身回屋把那台珍贵的收音机抢救出来。不过，这次震动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房子也并没有倒塌下来。不久，太谷县医院里转来了一些地震中的伤员。接着市面上谣言四起，例如“唐山只剩六个活人”，“地裂缝把整个城市都吞了”等等，把大家全弄成了惊弓之鸟。唐山大地震时，我已经依稀记事。那一段时间，每到傍晚，全县的地震警报就发出“呜，呜”的鸣响，此起彼伏。当时，谁也不敢回屋去睡，大家都拿着被褥、椅子坐在远离高大房屋的旷野。那时虽是夏天，但到了夜里还是感觉颇冷，我父母抱着我，坐在椅子上困守天明。朦胧中我记得邻居家的大哥哥，当时已经20多岁了，穿着军大衣坐在我的前面，背对着我。不仅是太谷县，当时整个北方，人们都露宿街头。后来，我的父亲找到了单位一辆报废以后被拆除了座位的吉普车，每天晚上，父亲都把那台收音机用棉被包好放到床下，然后全家人步行几里地到那辆破吉普车里睡觉。

　　　　1976年9月，全中国大街小巷，突然间同时响起了哀乐――毛泽东去世了！那一天，我的母亲正领着我和姐姐正在街上往太谷线材厂走，猛然听到哀乐和广播员沉痛的声音。当时，我母亲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他老人家”死了？完蛋了？难道……他真的也会死？于是她掐了自己一把，才知道这不是在做梦。以后半个月里，街上到处挂满了是白花，到处是戴黑纱的人。当然，母亲、父亲也戴了，他们不敢不戴。

　　　　我的母亲带着我参加了太谷县工会组织的毛泽东追悼会，会场设在离线材厂不远的太谷县果品公司。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记得当时电视上放映的情景是故宫、以及躺在花丛中的毛泽东。我觉得很好奇，很兴奋，拍着小巴掌哈哈地笑，于是母亲狠狠掐了我一把，疼得我又大哭起来。追悼会场的人都低着头，有几个中、老年妇女“呃呃”地哭，大多数人只是低着头，包括我的母亲。整个会场数我的哭声最响。我父亲所在的铁N局工人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明显淡薄多了，当时他们单位领导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时，马上就有一个女声“呃，呃”地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人都低着头不做声，胆大的人还偷偷地四处瞅瞅是谁在“呃，呃”，于是那“呃，呃”声也没了。

　　　　这就是公元1976年！人们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1976年10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家刚刚从地震棚里搬回来。我的父亲仍然像往常一样，搜索着莫斯科电台的广播。突然，一则江青被抓的新闻传入父亲耳中。据父亲后来回忆，刚听到这则消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惊又喜，只是不大相信。第二天上班，父亲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位与父亲关系很好的工友走到父亲面前，压低嗓子对父亲说：“江青被抓起来啦！”父亲还假装糊涂，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互不信任――说不准被谁告发了呢？那工友见父亲不信，急切地说：“真的！昨天我听外国电台说的！”于是父亲与他相对一笑，各自忙自己的去了。以后的几天里，人们都小心地传递消息，暗暗喜悦着，直到得到官方证实。

　　　　1976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被锁在家里，听到外面远远传来鞭炮声、锣鼓声。那天，父亲、母亲都回来的很晚，而且母亲是被人搀扶回来的，原来母亲是参加游行时掉到沟里扭伤了脚。“四人帮”被“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给“一举粉碎”了！当时大人们都说，“四人帮”里有个江青最坏。后来，每当我们家吃鸡，父亲都把鸡头砸碎，掏出一个像正在跪着的小人似的鸡脑，说“这就是江青！”当时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