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一、春寒料峭

　　　　1977年，“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开始挂到了中国老百姓家里墙上。华国锋主席是山西交城人，交城离太谷县不远，大概只有不到一百里路。原先交城交通不便，华国锋时期，从太原修了一条笔直的柏油公路往交城，算是造福于民了。那时，每天广播一开始就放“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曲子，带有浓烈的山西民间气息，我小的时候对此耳熟能详。

　　　　当时华国锋主席推行着“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山。可是，邓小平当时在很多中国普通百姓心里具有崇高的威望，于是有一些工人在自家的窗台上放个小凳子，上面再放一个玻璃小瓶子，或者把瓶子挂在门上，以此谐音“凳小瓶”来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当时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抓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却华国锋却把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于毛泽东的提拔之上，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突出宣传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杨开慧，到处都张贴着站

　　在月宫中的杨开慧的画，连过年闹社火、舞龙灯时，都有人穿着白衣黑裙，装扮成杨开慧的模样。

　　　　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被刚“解放”出来的豫剧艺术家常香玉所唱，顿时传遍全国各地。常香玉是带着满腔的仇恨唱的，因此唱得咬牙切齿、铿锵有力。这首歌我记得非常清楚：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可以说，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比较贴切地反映出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集团的厌恶和粉碎“四人帮”以后那种扬眉吐气的情绪。但是，就在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写成的五个月以前，郭沫若还写了另外一首词《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这两首《水调歌头》写作时间差距不超过五个月，然而二者内容之间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不由得使得人们脑筋转不过弯来。当时父亲的一位工友看了报纸以后，就对郭沫若的行为作了一个评价，他说：“郭沫若写东西，如同卖时令小吃的，什么季节来了，就卖什么，夏天来了卖凉粉，冬天来了卖羊肉汤。”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我们后来人对郭沫若的“品格”评价普遍不高，“御用文人”、“变色龙”、“见风使舵”的帽子扣了不少，但是我却认为，后来人体会不到郭沫若自身的苦衷。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下，郭沫若的目标实在太大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他不这样“见风使舵”，那么他早就被打倒、落得和邓拓、老舍那样的悲惨结局。即便是这样小心翼翼、紧跟形势，郭沫若也在风烛残年之际失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丧子之痛，谁能了解？尽管郭沫若的行为不值得推崇，但人毕竟首先都是力求自保的，而且他毕竟没有和某些文棍那样加害他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算守住了道德底线。因此，我觉得人们在评价郭沫若时，最好能够宽容一些。

　　　　　　　　　　　　　　　　　　　　　　二、《八一风暴》

　　　　华国锋任党的主席之后，渐渐地政治气氛宽松起来，万马齐喑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开始挣脱牢笼，开始出现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1977年，时值“八一”南昌起义六十周年，于是，全国各地、各大企业的文工团、宣传队等文艺团体，都开始排演话剧《八一风暴》。

　　　　铁N局宣传队的水平在那个小小的太谷县城算是第一流的，因此演出时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话剧《八一风暴》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真实情景有些不同，人物名称也不一样，比如周恩来，他在话剧里的角色却叫“方大来”，由前面提到的黄炎培的外孙王××扮演；而魏巍的侄子魏××则因为人长得斯文，扮演一个“党代表”角色；我的父亲则饰演北伐军一位军官，摇摆分子，关键时刻倒向“反动派”一边被缴了械。我的父亲有些轻微的口吃，令人惊奇的是，他一上台就不再口吃了，对答如流。当时，我的父亲排演时总是带着我去，有一次演出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剧情正紧张时，我突然从幕后跑上前台，站在那里要为大家唱一首《红星闪闪》，结果把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在《八一风暴》演出成功之后，我父亲又随宣传队到其他单位、部队和附近各县巡回演出几十次，次次都盛况空前。之后，他们又排演了一部话剧《特别任务》，描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魏巍的侄子魏××扮演主角地下工作者，而我的父亲则扮演国民党的少将情报处长。家里还有几张当时的剧照，父亲的同事们总是说，我父亲演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三、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1977年，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我的父母决定不要这孩子。流产后，发现竟然是三胞胎。我的母亲在铁N局三处医院里做了绝育手术，当时主刀的医生姓杨，属于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技术十分的差，甚至连器官的准确位置都不清楚，用钩子钩出这个来一看，是肠子，又放回去；钩出那个来一看，也不是，又放回去……愣是把一个小小的结扎手术做成了大手术，前后折腾了8个多小时，害德我母亲好几次从麻醉中醒来，又被重新麻醉过去。手术做完后，我的母亲一个多月都不能下地，住在医院里。父亲就买了一些小公鸡养着，每天熬成鸡汤送到医院里，给母亲补身子。

　　　　1977年底，我们家的房东因为一个亲戚要借住而要收回房子，来了我们家好几趟，催我们走。但当时我们家没有分房子，无处可搬，因此每当他走后，我的父亲就发火。就这么拖了半年，终于分到了房子，于是我们家又到了太谷县南门外。这时父亲所在的铁N局三处又流动到河南省的商丘市，并最终在那里扎根。虽然商丘市比太谷县要繁华热闹些，但是我父亲年纪大了，母亲也有了工作单位，因此他们不愿意再随着单位流动，就在太谷安居下来。由于干部、工人们纷纷搬走，单位的集体宿舍开始有了闲置，于是我们家分得了一套面具约为20平米，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简易的二居室。那时的房子设计得特别愚蠢：一进门就是个2平方米左右的小厨房兼过道，厨房进去是一间房，再进去又是一间房。但毕竟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因此全家还是很高兴的。后来搬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家又得到了一间同样大小的二居室，这算是住得稍微好一点了。

　　　　铁N局三处在太谷时，有两处家属院。一处是在太谷县城北城墙根下，人们叫“北住宅”，里面有铁N局三处的子弟中学；另一处则在太谷县南门外，人们叫“南住宅”，设有铁N局三处的子弟小学。南住宅所在地解放前是太谷县的乱葬岗，埋葬的都是死于非命的外地人和处决的犯人。铁N局三处到了太谷之后，在这片坟场上建房子，经常从地下挖出人的骷髅来。我小的时候，还常和小伙伴们用竹竿挑着那些骷髅玩，个别胆大的还用手提着往别的小孩子身上扔吓唬人家，现在想想，真是对先人们的大不敬。既然处于这样的位置，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传闻和鬼故事。当时很多人说，这里的死人骨头半夜会敲门。听了这个传闻以后，我和姐姐留心听了一下，果然每天半夜总是有人敲我们家门的声音，吓得我和姐姐魂飞魄丧，而父亲出门去看，却并没有人。此后，渐渐也就习惯了，那奇怪的敲门声时有时无，直到我们搬走。

　　　　1978年9月我上了学，当时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成绩也不怎么好。铁N局三处的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多半是从工程队抽上来的，也没什么教育经验，对孩子不太耐心，我当时经常挨老师的训斥，特别怕老师。学生们除了铁N局子弟外，还有一些火车站的子弟。我们上学的第一课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二课好像是“你办事，我放心”。我记得课本第一页是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的一张像，第二页则是毛泽东和华国锋谈话的照片。虽然子弟小学教学质量不高，但是条件却是当时太谷县所有学校里最好的，上课时都坐着椅子，还有航模兴趣小组，生物观察小组，中学还有音乐兴趣小组，有几十架手风琴，这在当时地方上的学校里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南住宅”位于一支部队驻地对面，那部队是个汽车团，番号大概是51259，的墙上写着“解放军爱人民”大标语，解放的“解”字还是简化字，写做“角羊”。我常去部队家属院去玩，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王的小朋友。我们俩非常要好，经常互相到对方家里做客。他的父亲是部队里的一名处长，当时三十多岁，胖胖的。我最喜欢到他们家去吃饭了，因为他们家似乎从来没有断过鸡鸭鱼肉。特别是，他们家吃的排骨跟我们家的很不一样：当时太谷县的国营肉店里根本见不到排骨，偶尔只有被剃得干干净净、几乎只带一丁点儿肉的大骨头卖，碰到有这种大骨头，大人就买回家炖汤，那上面的丁点肉根本就不用啃，放在嘴里一含就没了，然后就锤子砸开“敲骨吸髓”。吃过一次的骨头是舍不得丢的，还要再熬一回汤。即便是这样，每当家里吃骨头时我和姐姐都象遇到了盛大节日。可是小王家的排骨上面全部都是厚厚的肉，味道真是美极了。小王的妈妈知道我喜欢吃排骨，几乎我每次去他家吃饭给我做排骨。他们家的酒柜里放着很多白瓷瓶的酒，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那叫茅台。小王还给我吃过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些苦味的黑色糖果，告诉我这叫巧克力。他们家拥有两套有厨房厕所的房子，一套一居室、一套两居室――和我们工人阶级家庭比较起来，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差别，正如《动物庄园》里所说的那样：“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四、农村见闻

　　　　1979年春夏之交，我的母亲把我和姐姐送回了河南滑县农村她的老家。当时正是农村“包产到户”实行前夕，“人民公社”还未解散，还在实行大锅饭，但是已经没有政治气氛了，还允许搞一些副业。外公家所在的村子里，很多农民家都在做挂面，我刚一回到家，就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挂面香味；出去玩时，看到一些人家挂在院子里的细若游丝般的挂面在微风里轻轻摆动，非常好看。可是我们家在以往被整怕了，也就没有敢从事这项副业。

　　　　那时农村的墙上，随处可见“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抓纲治国”的标语。文革期间，生产队里只许种粮食，外公种瓜种菜的本事根本使不上。文革结束以后，队里也开始让种一点瓜了，于是外公经常带我到地里种瓜，我就和小孩子们一起跳到机井前的水坑里洗澡。累了，渴了，外公就给我们摘一个西瓜。外公种地的把势是一流的，种出的西瓜个个像水桶那么大，个个是沙瓤，特别甜。

　　　　刚回到老家不久，就赶上了农村麦收。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都接受大人的唆使去哄抢生产队的小麦。每当队里运麦子的牛车、马车驶来，我们就一拥而上，从车上大把大把地拽麦子。负责看粮仓的是“疯老爷”，我们家的没出五服的亲戚，是村里以前造反派头头之一，后来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当时，我们都很怕他，一见到他就拼命跑，他也并不真的追赶，因为他的儿子也在我们的队列中。就这样，我们一边在课文里学习“英雄少年刘文学”，一边哄抢集体财物；“疯老爷”一边保卫“集体财产”，一边唆使自己的儿子挖“社会主义墙角”。我们家的隔壁是一间小房子，是小队的仓库，里面就有一些种子和一个农药喷雾器，老鼠成堆。至于作为农业机械化象征的“铁牛”（拖拉机）全村只有一台。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用上电，全村人都是早早的睡了。

　　　　此时文革已过，当年被政治狂热弄得发疯得人们又恢复了常态。当年的整我们家的那些造反派，居然也常到我们家来串门，笑眯眯的给我和姐姐讲故事――就仿佛他们从来没有整过我们家、仿佛从来没有把我的外公、外婆、母亲逼上绝路一样。当时我还是小孩子，不明白大人间的事，因此当后来母亲告诉我是某某人打得外婆口吐鲜血，某某人让外公给蒋介石的纸人下跪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些人怎么可以和颜悦色地来我们家串门，哄小孩子开心呢？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有一天，我们还隔着那两条并排的人工河，与邻村任庄的小孩对骂，结果引起了两个村村民之间的械斗，有很多人挂彩，好在没死人。当年整我们家的造反派为了救我们几个小孩，与对方扭打在一起。外婆把我领回家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又心疼地给我做了一顿好吃的。

　　　　那时记忆中村子里的疯子多。一千多人的村庄，竟然有十几个疯子。有文革时不堪虐待疯的，有文革后失势疯的，也有因为自责疯的。和我们家在一条街上的一个亲戚，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舅”，由于文革期间在造反派的鼓励下把自己的父亲踹得口吐鲜血而自责不已，不久就疯了。他总是浑身上下别满毛主席像章，一天到晚蹲在街上不言不语。

　　　　当时，我还目睹了生产队评工分的情景。每天晚上下工后，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唠嗑，一边评分，有时争吵，有时嬉闹，感觉非常民主。生产队的会计是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年轻人，也是五服以内的亲戚，我们都叫他旦牛儿哥（【注】“牛儿”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旦牛儿哥身材修长，相貌英俊，人也非常和气，当时20出头，刚刚高中毕业，在队里算是个文化人。外公当时已经70岁了，但因为干活卖力，总是被评上12个或者是14个工分（【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工分采取10分制，一个标准棒劳力的得分是10分）。可惜，2000年，旦牛儿哥在道口（【注】道口是滑县县政府所在地，著名的道口烧鸡就产在这里）卖馒头晚上回家时，被汽车撞死了。后来那辆肇事汽车逃逸，家里也不知道，旦牛儿哥的尸体在公路旁被扔了好几天才被领走。我们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很是难过了一些日子。

　　　　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本来就非出自大多数农民的真实意愿，因此一等政策稍微放松，农民就为“私”字忙碌起来。当时，我和常和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每天早上上工时，队长就拿个破铁块敲着，吆喝着“上工啦，上工啦”，于是社员们就扛着锄头，三三两两地来到田头，嘻嘻哈哈打闹，干上五分钟休息半小时。一等到下工就跑到自留地里忙到天黑。我和姐姐是外来人，也被分配干一些诸如拾马粪、拔杂草之类的轻活干，当时还觉得挺有意思。只是有一次在拔草时见到草丛里有一条蛇，吓得我发了好几天烧。

　　　　文革结束以后，以往被禁绝的农村戏班子又活跃起来，当时我常随外公外婆去公社看戏。当时公社有一个礼堂，里面的设施非常简陋，所谓的“座位”都是砖头垒成的墩子。那时刚刚恢复这些东西，因此每次看戏时都是人山人海，每次看戏都买不到坐票，只好站着看。我记住了几次看戏的内容，有《穆桂英挂帅》、《寇准背靴》、《打金枝》等等。有些戏反复看了好几遍了，可外公还要看，有时还步行十几里路，到更远的公社、集镇去看。戏院门口卖小吃的、卖西瓜、卖花生瓜子的一个挨着一个，当时一块西瓜卖一毛钱。

　　　　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最喜欢的除了过年，就是赶集了。当时离我们那个村子十里路开外，有一个叫袁公店的村子，比较大，每年有一个大集。文革期间这个集市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此时刚刚恢复，因此盛况空前。附近百十里的村庄和公社都来人赶集，还有戏班子、杂技团助兴，一时间村庄的路上商贩云集，高音喇叭鸣响，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

　　　　那时的中国农村还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时代，全村只有一个商店，当时叫供销社，房子原来是一个小土地庙，也就卖一点铅笔、本子、糖豆，点灯用的煤油，还有些针头线脑什么的。供销社的营业员是个女的，当时还非常年轻，总是有一些男人在下工后围着她转，也不买东西。供销社的门口，则是一块空地，一个砖台子上放着从土地庙里拆下来的大石碑，大概有一米五见方，上面还刻了一些字。这块石碑和那一小块空地，是社员们聚会、休闲的场所，每到吃饭时间，就有一些社员端着碗出来，坐在石碑上或者是蹲在地上，边吃边唠。村子里偶尔也有一些货郎来，卖橡皮筋、小卡子、樟脑丸、针线和削铅笔的小刀之类的，还可以用头发换。很多女孩子、小媳妇平时梳头都不扔头发，收集起来塞进墙壁的缝里，等货郎来了换橡皮筋。

　　　　那时生活还不宽余，社员们很少有什么人有钱的，谁家要是有一个工人在外面挣工资，那别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当时饭吃得也不是太好，总是玉米面稀饭，里面放南瓜；有时则是玉米面稀饭加面条，里面放红薯叶。一个南瓜，一个红薯叶，吃得我多少年以后根本就见不得这些玩意。后来舅舅因为工伤病退回家了，等到偶尔“大公河”里来点水，他就带着我到“大公河”里用筛子捞鱼，忙了一个上午，一共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多，捞上来的小鱼儿跟烟头那么大，回家后外婆用白面和着小鱼儿摊了几个煎饼，全给我和姐姐吃了。

　　　　虽然那时村里有赤脚医生，但实际上，公社“向阳花”上的“瓜”们不享受什么公费医疗。赤脚医生对付头疼脑热还可以，大病还是生死靠天。我上小学时两年时间班里就有两个同学夭折了；我舅舅的一个儿子因为发烧救治不了烧成了傻子。农村卫生条件非常的差，整整一个冬天都不洗澡，大人小孩都长虱子，我小时侯，经常一边上课一边逮虱子。

　　　　我在农村读到小学二年级，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然，农村的教学质量也很差。我们的教室是一间很破旧的土坯、砖头混合垒的房子，窗户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差。所谓课桌就是一种用水泥做的板子，底下用砖头支撑着；没有板凳，学生都要自己从家里带小板凳。学校里连粉笔都经常断货，有时都要从地上捡土坷拉、墙上扒下来的石灰当粉笔。老师的小名叫国青，也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当时很年轻，文化程度只是个高小毕业，语文、算术都一个人教。我们上课也很轻松，也没有什么家庭作业，每天下课就跑出去玩，到树上逮知了，或者收集知了褪下的皮到公社去卖（【注】知了的皮可以做药材），一篮子大概可以卖几毛钱，钱到手以后，就去买点糖吃，或者买一副扑克牌。

　　　　当时我们村里小学只有二年级，三年级以上和初中的都在一华里以外的落庄上。落庄是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小村子，村里面的人都姓王，世代和我们村联姻。那次我们村和任庄械斗时，落庄也参加了，是帮我们的。

　　　　前面提到的那条修建于“大跃进”时期的人工河叫“大公河”，也就是“大公无私”的意思。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公河两边的树都已成材，非常茂密。每年春天清晨，树林里布谷鸟“咕咕”地叫着，非常好听。我们这些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大公河”里玩，特别是夏天偶尔有水的时候，我们就和过盛大节日一样，成群结队到河里洗澡、游泳，或是在长满青草的大堤上挖甜草根吃。当时河上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座桥，桥下的水是比较深的。大公河水少，只有桥下才有水坑，那里就成了我们小孩子们的大本营，一下课就往那里跑。

　　　　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就过年了。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无神论教育，但农村人还是非常迷信，过年时敬灶王爷，贴门神，祭祖先，非常热闹。那时，多数人家里的堂屋正墙上都贴着毛泽东、华国锋并排的画像，但我们没有贴，只贴了一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年画，画上一个微笑着的女社员正在收获苹果。过年时，我们穿着新衣裳随着大人这家拜那家，到了别人家里，不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塞一两个核桃，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给两毛压岁钱。

　　　　不过，尽管生活艰苦，但在农村老家生活那段日子，应当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期了。我永远忘不了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的奔跑与笑声，忘不了那湛蓝的天和雪白的云，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到树上逮知了烧着吃，忘不了自己做扑克牌打“交公粮”，也忘不了向慈祥的外婆发誓“2000年开小卧车接您”的情景。

五、回到太谷

　　　　1980年夏天，我的母亲回到滑县老家接我和姐姐回太谷县。一到家我就吃惊地发现一样东西，一台12英寸、日立牌的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是七十年代末才逐渐走进老百姓生活的电器，当时算是老百姓家里最大的一笔资产。我们单位最早有电视的自然是领导们，后来，大约在1978年前后，一位姓赵的电工用七拼八凑来的元器件自己装配了一台七英寸的黑白电视，算是电视机走进了工人家庭。那个电视足足有一个酒柜那么大，屏幕却如同一本书那么小，而且图像一点也不清晰。即使是这样，全家属院的人都轰动了，天气不太冷的晚上，赵××就把那台体积巨大的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前面坐满了好奇的大人小孩。自从在他家看了电视以后，幼小的我就特别渴望家里能有一台电视机，经常用粉笔在墙上画电视机的样子。家里买了电视机以后，我多了一样欢乐，吃完饭后，坐在小电视旁，欣赏并不多（只能收到中央一套和山西省电视台两个台）的电视节目。刚回家那一段时间，我由于想念外公、外婆而天天大哭，母亲只好变着法哄我。

　　　　我们和姐姐回老家期间，我的母亲从食堂调到了拔丝车间当生产工人。这在单位里意味着从地位比较低的“伺候人”的炊事员，变成了地位相对较高的生产工人。没过多久，有一天厂里的领导来到车间里，找到了正在拔铁丝母亲，问她会不会珠算和会计。原来，是厂里的出纳调走了，厂财务股里缺一个出纳。我的母亲仅仅是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在转正时虚填了个高中，但是她心想，学珠算也没什么难的，于是就坚定地说：“会！”

　　　　当天下午，我的母亲上街买了一个算盘，找了个认识的老会计，学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厂财务股上班了。我的母亲十分好学，到了财务股后，发现以前的知识实在不够用，于是就买了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工业企业会计管理》、《英语九百句》等书回家学习知识。白天上班，晚上钻研，还天天练习珠算。我母亲是个要强的人，把厂里的财务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一段时间，她经常往家领“先进工作者” 和“三八红旗手”奖状，可是从来都不挂。厂里还奖励给她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后来又配给她一个日本产卡西欧的计算器。计算器在现在什么都算不上了，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却是了不起的先进玩意，其意义绝不亚于现在的一台PⅣ电脑。

　　　　由于我的父母都有工作了，二人每个月的工资合计有九十块钱，日积月累，家里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了不少：做了一对沙发，买了一台电视机，还添置了几件正式的衣物。那时候买电视要凭票，还要自己到太原提货。我父亲托人弄到票以后，几个工友一听，也非常兴奋，于是大伙一起开了单位一辆大解放卡车就去了太原，把电视给带回来了。那台电视价格是510块，相当于父母二人半年的工资。此外，我们家也买了匈牙利进口的胶合板、木料、油漆等等，开始打制家具了。父母请木匠精心打制了三个大衣柜，一个给他们用，另外两个，则准备留给我和姐姐长大结婚时一人一个。读者不要见笑，当时他们真是这么想的，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在此后20年内，中国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还打了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两张双人床、茶几等东西。从我记事到1980年，我们家里算是第一次有了像样的家具。

　　　　那时，好像人人都忙着打家具。我们的邻居，老工人金××也用了毕生的积蓄，给他的儿子打了一套家具，每个柜门上都用烫金烙上毛主席诗词，诸如“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之类的。等到后来他儿子结婚时却嫌这些家具太土，不要，把老金头气得大病了一场。

　　　　　　　　　　　　　　　　　　　　　　六、在伊拉克的中国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伊拉克是个非常富裕的产油国，那时，铁Z局和伊拉克签署了劳务输出合同，派出大量工人到伊拉克，去修建伊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的底格里斯河上的大坝。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的有中国人，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人。劳动报酬是一样的：一天6个伊拉克第纳尔，按照当时的比价，约合36元人民币。然而，中国工人拿到手里的，却只有1个第纳尔，相当于6元人民币，其余全部被“国家”拿去了。当时，一般中国工人平均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50元人民币，所以这一天6元钱在中国工人眼中已经是了不起的高工资了。（【注】在1978年，中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602元）

　　　　然而，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印度、巴基斯坦的工人和中国工人在一个工地上干活，每天挣到的6个第纳尔里，只用上缴1个第纳尔作为税收，自己净挣5个。长期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宣传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这些中国工人早已深信不疑，可是，真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比起来，所有的中国工人都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

　　　　伊拉克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炎热、干旱，夏季室外气温经常达到50摄氏度，工人们每日挥汗如雨。印巴工人有钱，下工后都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而中国工人房间里却不安空调，工人们就这么熬着。每到周末时候，印巴工人都包租大客车，到巴格达、摩苏尔，或者基尔库克等城市去玩；中国工人则由政工干部组织政治学习。当时华国锋还在继续实行毛的政策，宣扬“两个凡是”，所以还成天学习毛主席著作。

　　　　有些中国工人也眼红印巴人，请求别人出去玩时把自己带上，印巴工人对中国工人比较友好，也就答应了。可是后来这事被随行的“领导”和政工干部发觉了，于是警告印巴方面：“如果出了事，你们要负政治责任！”。后来中国工人在跟车时，人家就不让了，说“你们领导说过，要负政治责任，你们中国，政治责任太这个――”说完，伸出大拇指。后来，中国工人居住地围上了铁丝网，进出都要经领导同意，于是中国工人也被外国人讥讽为“围在猪圈里的矮脚猪”。

　　　　干部的特殊化此时已是愈演愈烈。那些带队的“领导”为了经常能搭乘飞机回国探亲，就常常从国内空运去粮食和副食。伊拉克气候干旱，蔬菜昂贵，干部们不愿意买蔬菜给工人吃，于是在伊拉克那一段时间，中国工人的伙食几乎天天是粉条，都是国内空运去的。由于长期缺维生素有许多工人烂嘴，也有一些得了坏血症，后来就发维生素片。工人们吃粉条都吃怕了，于是有很多人偷偷到印巴工人和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宿舍周围的垃圾堆和厕所里，寻找别人丢弃的烂菜叶、过期罐头当美味吃。

　　　　政工干部和带队的“领导”都是全脱产的，成天忙着教育工人要“防止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腐蚀。他们的行径，也引起了工地西方包工头的不满，有一天，一名西德工头来到中国工人宿舍，大声训斥“领导”们，大意说我需要干活的人，不需要看门的狗之类。中国的干部们个个诚惶诚恐地赔笑脸，直到西德工头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一个工人因为不满一个日本监工的污辱，就和那日本人打架，打得那日本监工下巴脱落，因此那工人被记了处分后强行遣送回国。

　　　　当时去伊拉克的有许多工人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些人原先都怀着满腔热血，准备去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可是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个个都变得异常消沉。我父亲在宣传队时的同事陈××，原先是工人党员、基干民兵，政治表现很是积极，可自从伊拉克回来以后，他比谁都要萎靡。

　　　　　　　　　　　　　　　　　　　　　　七、审判“四人帮”

　　　　1980年冬天，电视里播放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系列节目。那是长达77天的审判，从1980年的11月底一直持续到过春节前夕。当时我正在放寒假，所以后来的那些审判过程和宣判大会我都看了，看到了人们恨得咬牙切齿、千夫所指的“王、张、江、姚”。当时我还是小孩子，也没有什么政治观，只是看热闹。只记得张春桥特别硬，从头至尾板着个脸一言不发；江青特别刁蛮，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捶胸顿足，一副标准的戏子面孔；王洪文则垂头丧气，有问必答，以至于我都觉得他“挺好”的；而在十几年前写出杀气腾腾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棍姚文元，此时早已没有了当年那股锐气，瞪着一双金鱼眼，把什么责任都往别人身上推。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昔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置人以死地的大人物们，此时却作为犯人站在被告席上，等候着别人的判决，难道这不是报应吗？通过电视，我还看到王光美控诉“四人帮”罪行时那悲痛欲绝的情景。当时我很奇怪，当时一直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伟大领袖，如何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可为啥他身边老出坏人？老是好人受冤枉、受迫害？为啥他老人家一逝世这些坏人就被抓起来了？难道“四人帮”干这些坏事时，他老人家不知道？他老人家不是据说能“洞察一切”吗？

　　　　最后，当审判长宣布：“判处罪犯江青死刑……”（人们没来得及听到“缓期两年执行”）时，我们家所在的铁Z局家属院立即响起了“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和欢呼声，还有敲脸盆、水桶的声音。经历了长期浩劫的人们，终于扬眉吐气，尽情发泄他们对“四人帮”和封建法西斯暴政的不满和憎恨。

　　　　1981年春天的一天，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笑眯眯地来到教室，站在讲桌上，把教室黑板上方墙上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摘了下来，卷成一个小卷往腋下里一夹就走了，什么都没对我们说。我们小孩子不懂政治，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在作文里写了句“毛主席永远都会活在我们少先队员的心里”之类的套话，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去说：“以后这样的句子就不要写了。”于是，我就不再这么写了。

　　　　　　　　　　　　　　　　　　　　　　八、东南街小学

　　　　东南街小学位于太谷县城的中心地带――东寺园。由于铁Z局单位子弟学校教育质量差，因此从农村回来后，我和姐姐都转学到太谷县东南街小学读书。农村的教育水平确实很低，虽然我和姐姐在农村上学都算是班上成绩好的学生，但刚到东南街小学时进行入学测试，我考了40分，姐姐考了20分，学校说我们基础太差不收。那一段把母亲忙坏了，四处求人送礼，学校才勉强收了我们。我的基础差到了什么程度，我有很深的体会：那时学一篇课文，里面有个名词“崎岖”，解释是“形容山路不平”，我当时一直都很纳闷，这个“形容山”究竟是哪座山？为什么“形容山”的路才是崎岖的？那别的山路是怎么样的？又怕老师说自己笨而不敢问，好长时间才悟过来。

　　　　当时，父亲经常要到商丘处机关里驻勤，一走就是三五个月不回家。为了让我们跟上进度，我的母亲天天晚上自己做我们的家庭教师。我的母亲那时也在自学，每天晚上，一家三口人都坐在桌子旁边，我和姐姐做功课，母亲自学，有不会的就问我的母亲。经过一个学期的追赶，我们俩的考试成绩终于逐渐开始在班上靠前了。

　　　　我刚到东南街小学上学的时候，原来的班主任仿佛不怎么管学生，班里秩序很乱。还没一个月，原来的班主任就调走了，新来了一位班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姓白。白老师很严厉，来了以后就整了几个最调皮的“刺头”，结果班上秩序大为好转，学生们用功多了。我的母亲看到有这么一个好班主任，心里自然非常高兴。虽然家里当时还并不宽裕，但我的母亲却特别舍得对老师下本钱，经常买一些罐头、水果、点心等礼品去拜访白老师。八十年代初的人们还都比较贫穷，特别是教师生活更为清贫，这些礼品在当时来讲都算很重的礼了。白老师有一个女儿，小名叫二青，和我年纪相仿；一个儿子，小名叫宝宝，比我小三、四岁。有一次过年时我母亲和我登门给白老师拜年，一进门就看见宝宝在就着大酱吃玉米面窝窝头，腮帮子上都是酱。后来，宝宝考上了大学，而二青在上初中时遇到了车祸，不幸夭折了。

　　　　有了母亲所下的功夫，白老师对我既严格，又关切，可以说我小学时成绩能始终在班上数一数二，与白老师的管束是分不开的。

　　　　本来，我在农村上小学时，农村是没有什么少先队组织的。可是等我转到东南街小学以后，发现班上几乎没有人不是少先队员。因此，我的母亲上商店买了条红领巾，也算是我入了队，还成了小队长。后来在学校发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一栏，我填上了“工人”。当时填出身闹了很多笑话：好几个学生不懂啥叫“出身”，因此想当然地填上了“我妈”，还有几个似懂非懂的填了“贫下中农”，把白老师弄得哭笑不得。

　　　　在1982年，全国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那时，每个班后面的小黑板上，都写着学生的名字，做一件好人好事，就画一面小红旗。后来，班里还开过一次主题班会，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有想做科学家的，有想当解放军的，而我，则说想当中国第一名宇航员。轮到我们班的大队委发言时，她却哭了起来，然后说她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普通工人。白老师夸奖了她，说这个理想，才是最实实在在的。

　　　　后来到小学五年级时候，共产党召开了十二大，国家改选了领导人。当时我们小学生也学时事政治课，白老师让一个女同学到黑板上默写新当选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结果她把国家主席“李先念”写成了“李失念”，把总理“赵紫阳”写成了“赵柴阳”。白老师笑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你早就成现行反革命了。

　　　　1983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条件在同学当中依旧不能算很好的。小学毕业照毕业合影时，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照相，于是白老师借了同学的一件褂子给我穿上；而我的裤子膝盖那块正好有一个洞。白老师看见以后，让我把手放在那个洞上照相。这张照片我至今还有，穿着借来的褂子，手按在膝盖上。

　　　　　　　　　　　　　　　　　　　　　　九、父亲平反

　　　　1978年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社会上上访、平反的风气很浓。毛泽东在位的后20年里，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黑白颠倒、良莠不分；小人得志、好人倒霉。无数人年纪轻轻就被打入另类，白白浪费了大好年华；无数人因为出言不慎、敢说真话而遭到飞来横祸。这真是中国的一个悲剧。

　　　　到1983年，我的父亲蒙冤已经26年了。这20多年时间里我父亲一直逆来顺受、心灰意冷，早就安道认命了，所以他根本不愿意主动去上访，再低三下四地求人家给自己落实政策。但是，我的母亲却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背上一辈子“坏分子”的黑锅。于是，在我母亲的坚持下，我的父母于1983年夏天一起回到了河南省开封市，找到文化局里当年整父亲的那一帮人。令人感慨万千的是，当时亲手把父亲打成“坏分子”的那位领导，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和折磨，也曾经被挂着铁丝木牌游街示众，也坐过“喷气式”，也是刚刚落实政策。

　　　　那位领导见到当年被自己亲手打倒的那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变成了头发稀疏的中年人时，忍不住抱着父亲失声痛哭，请求父亲原谅。中国人哪，几十年时间里被人挑唆互相斗来斗去，斗白了头发，斗碎了心灵，可以说人人都是受害者。于是，我的父亲原谅了他。这位当年整过父亲的人，又领着父亲母亲挨个找有关部门，为父亲的平反奔走呼号，顺利地给父亲平了反。后来这位领导于1993年去世，我的父亲还专门去吊唁。

　　　　我父亲平反时，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都原本以为他档案里记载的“罪行”该有多么严重。等到办案人员打开那尘封已久的档案，他们亲眼看到父亲的档案里存档的三条“罪状”时，二人禁不住目瞪口呆。这三条“罪状”，原文如下：

　　　　（一）该同志好吃好喝，几乎每次领工资后都下馆子喝酒，剥削阶级享乐思想严重。

　　　　（二）挪用公款。该同志1957年4月到上海出差购买乐器，超支12元5角2分，到当月月底发工资时才还清。

　　　　（三）该同志无端谩骂领导，干涉他人婚姻自由。

　　　　就这么连一般性的“错误”都算不上的三条，竟然害得我的父亲蹲了六年监狱，背了二十六年黑锅。当我的父亲看到这短短101个字，决定了他大半生命运的“罪状”时，真不知道是该哭呢还是该笑。

　　　　我的父亲平反后，按照政策可以回原单位工作，也可以把家安在开封市。父亲当时有一些动心，我也很想离开这小县城到大城市去。但是我父母一商量，觉得太谷县教育质量不错，到开封市就很难说了。就这样，为了我和姐姐今后升学，他们决定留在太谷县。

　　　　　　　　　　　　　　　　　　　　　　十、春天的几个瞬间

　　　　从1980～1988年那几年，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子。那时改革还是“帕累托累进”式的，也就是全国各个阶层、每个家庭都受益；不像现在，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侵吞国有资产的、搞违法经营的、搞权钱交易的，都暴富起来，都趾高气扬的。80年代初，虽然也是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都是宣传靠勤劳致富“万元户”们。我作为一个见证人可以证明：邓小平所号召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是像现在一些人所刻意曲解的那样，是号召让所谓“腐败分子先富起来”，而是让种田专业户、副业专业户以及其他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先富起来，给了饱受饥寒之苦的中国人民理直气壮地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可以说，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家始终遵循着当时邓小平的号召，依靠诚实的劳动，一点一滴地积累，才到了今天这个“小康”的水平的。可以说，我们拥有的每一分财富，都不是靠投机取巧得来的，而是凝聚着我们自己的血汗。

　　　　渐渐地铁Z局的人越走越多，到了1982年冬天，在太谷县留守的已经不过几百户了。“南住宅”的邻居们越搬越少，我们家占的房子又多了一套。此时，住得已经算比较惬意了。但没过多久，单位就把“南住宅”卖掉了，剩下的人全部向“北住宅”集中。于是，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但我们还是又一次搬家了。公家的福利房就是这样，人家让你住你就住，不让你住你就得走。

　　　　1982年底，我们家搬到“北住宅”。“北住宅”以前是干部和资格老的工人住的，有自来水，房子面积也大一点，每套大约30平方米，还有一个小院子。一年以后，邻居也搬走了，我们占了他的房子，居住面积又扩大了一倍。刚到“北住宅”的时候，我从前面在这套房子里住的那一家扔掉的垃圾里，找到了不少毛泽东像章，有大有小，有的还做得非常精致；还发现有不少文革时期的邮票。可那时小孩子不懂事，觉得邮票边上的那些齿孔碍事，于是就用剪刀把它们剪了，后来懂事之后，为此真是后悔不迭。

　　　　离“北住宅”不远的城墙根下，就是我母亲刚到太谷时做苦力的太谷糠醛厂。不知当时建设时是怎么考虑的，太谷糠醛厂竟然坐落在太谷县城的西北方向。太谷县位于黄土高原，爱刮西北风。每当西北风起，整个家属院都笼罩在糠醛厂散发出的那种甜丝丝的、令人恶心的菘酐味中，即使是在大热天也要紧闭门窗。

　　　　我们家位于“北住宅”的最外围，因此比一般人家里后面多了一个院子。有了这一块土地，大人们就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菜，有西红柿、黄瓜、豆角、小白菜等。到了夏天，每天的新鲜蔬菜，吃都吃不完。

　　　　搬到了“北住宅”不久，我们家又陆陆续续地添置了一些家用电器：一台成都“双燕”牌单缸洗衣机，一架柳州“双马”牌电风扇，还有一台广州“南方”牌收录两用机。然而，那个时代中国家用电器的生产技术不过关：洗衣机总是洗不干净衣物，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经常漏电；收录机用了四年就只能当收音机用了；只有那台电扇，算是用到了九十年代。

　　　　　　　　　　　　　　　　　　　　　十一、“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对老百姓控制的稍微放松，大量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失业、待业现象严重，以及国门打开后进入中国的思想良莠不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犯罪高潮。十年文革浩劫，贻害了整整一代青少年，当这些人从最初的政治狂热中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但大好年华已经白白浪费，文化知识却一穷二白。有一部分人发奋读书，争分夺秒地进行“补课”，在恢复高考以后考上各类学校；而更多的知青返城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又无一技之长，高考也名落孙山，于是开始自暴自弃，结成了流氓团伙，或纵欲酗酒，或寻衅滋事，或扰乱治安，或偷盗抢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当时，这些现象引起了高层恐慌。

　　　　1983年的中国老百姓，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著名的“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从上半年开始，太谷县城的大街小巷都张贴着对“二王”的通缉令，“二王”杀人如麻的谣传，使得老实憨厚的太谷县老百姓谈虎色变、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二王”出现在自己面前。大概是“二王”在老百姓那里引起的恐慌激发了高层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心，于是，1983年秋天，电视里播放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开始对治安犯罪“从重、从严、从快”地进行打击。

　　　　当时还有点“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味道，1983年我上初中，刚开学，每天上学的路上就发现张贴着不少法院的布告，基本上都是枪毙的；还见过一次游街，由戴墨镜、口罩的警察和武警坐着汽车押送那些插着亡命旗的罪犯去刑场。在这种“从严、从重、从快”的大形势下，免不了产生一些冤假错案。太谷县线材厂也有一个青年临时工胡××因为“强奸幼女”而被枪毙了，据说是因为看了黄色手抄本走上邪路的，当时二十一岁。几年以后，这个人的罪又被法院给“纠正”了，又说他没有“强奸”，只算是“猥亵”；还有一个东大街理发店的三十来岁的寡妇，因与一个男人私通，被当作“流氓罪”判了几年，在看守所里面把她打得死去活来，指头都残废了。我小的时候，她还给我理过发。

　　　　几乎与“严打”同步，全国又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学校重点是黄色手抄本、黄色图片、封建迷信用品等。我的一本课本的书皮是用画报包的，上面有意大利影星索非亚?罗兰的照片，也被老师收了去当“黄色照片”给处理了。可以说，当时我国还远远没有到“法治”的地步，政治运动的余味还没完全褪去，每一次运动都会出现扩大打击面、运动过火等现象，也总有一些人做了不走运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