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十、孟塬纪事

　　　　打下戴子营以后，铁N局造反派威震潼关、孟塬，没有谁敢惹了，造反派自然也很神气。有一回，一列客车停靠在孟塬车站，几个乘客和乘警坐在车窗前的座位上唠嗑。乘客看见窗外来来往往穿灰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人，于是就问乘警，那是什么单位的？乘警一边抽烟，一边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不屑地说道：“那是铁N局的人，哼，一群土匪。”谁知，车窗附近恰好有个铁N局的工人，他一听乘警这么说铁N局的人，顿时大呼起来：“弟兄们！这个乘警说我们都是土匪！”

　　　　这一喊不要紧，顿时有几百个工人抄着家伙奔向列车，转眼工夫就把列车团团围住，十几个人上去就把那乘警给揪下来。那乘警吓得面如土色，一个劲地扇自己嘴巴子，可是工人们依旧不依不饶，非要把那乘警单独留下来审讯。列车长赶紧找了孟塬火车站的站长，老站长来到工人们中间，跟大伙说道：“弟兄们，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这小子吧，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那乘警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作揖，喊道：“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孟塬火车站站长跟铁N局工人朝夕相处，大家也挺敬重他，大伙一听他这么说，再看看那乘警的熊样，也就算了。

　　　　自从1967年以后，伴随着到处串联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上的流氓明显多了起来。有一天，一列从四川开来的火车上，几个串联的红卫兵拿了列车售货员的苹果和啤酒不给钱，乘务员申辩，那几个流氓就打了乘务员，乘警去吓唬他们，谁知他们连乘警都不怕，还把乘警给绑了起来。列车长听说这事，指示火车司机把列车停到孟塬车站后，通知了车站方面，车站又通知了铁N局。

　　　　竟然敢在“铁老大”的地盘上撒野，这还了得！铁N局掌握实权的造反派一听，立即召集了一两千人，将列车围了个水泄不通，几个工人上车搜查那几个流氓红卫兵。几个肇事的红卫兵一看这个架势，连忙翻车窗想跑，可来不及了，大部分当场被抓，只有一个跳下车窗后趴在车底铁轨上。几个坏小子被抓住以后一清点，少了一个，于是又全车厢里大搜索。这时，我父亲偶然往车下一瞅，火车轮子后面藏着一个人，于是这小子也被抓了出来。然后，又从这几个坏小子身上搜出钢鞭、匕首、军刺、手铐等凶器。列车长向铁N局道过谢以后，列车又前行了，留下这几个坏小子由工人审讯。先开始几个小家伙嘴还挺硬，于是工人们把他们用电动葫芦吊起来，用钢鞭抽打，把这几个原本不可一世的坏小子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吊了两天，一看他们已经快没气了，这才放他们走。

　　　　在潼关时，我的父亲还目睹了一起处决。被处决者据说是原潼关县公安局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鲜（【注】此人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可朝鲜又把他给送回来了，因此犯了“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怕他喊口号，他被用铁丝穿过面颊和舌头。类似处决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流行，后来张志新处决前被割了气管。后来不久，父亲工地所在的村庄上城子有一个九岁的小孩，因为刚在学校学会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写有“毛主席万岁”标语的墙上用粉笔写了“打倒”两个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终。

　　　　当时，陕西的农民非常穷，但民风很淳朴，农民老实、厚道。在孟塬工地不远，有一个小小的洗染店，当时很多工人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一来二往就跟里面的人混熟了。这个洗染店里有一个老师傅，姓张，当时背上总是戴着写着“小业主”三个字的布条。张师傅原本是这个洗染店的老板，穷苦人出身，抗战时在国军部队里当兵，给长官当马夫。日本人打洛阳时，他在战场上给长官看马，眼见着一发炮弹打来，离自己百步开外爆炸；第二发炮弹又近了一点，第三发更近一点。老张一看，坏了，再有一发就轮到自己了。于是他撒开脚丫子就跑，刚跑了几步，一发炮弹落在他刚才站的那个位置，长官的马全被炸死了。后来他们部队在深夜里与鬼子遭遇，被打散了，老张辗转到了孟塬，开了间洗染店，找了个媳妇。解放后，老张的洗染店被公私合营，老张也继续留在里面当职工。老张人很豁达，因此尽管当时每天都背着“小业主”的白布条子，但依旧谈笑风生，声如洪钟。

　　　　　　　　　　　　　　　　　　　　　　十一、“进洞要紧”

　　　　铁N局在潼关一带，修筑的是连通孟塬（【注】属陕西省）到风陵渡（【注】属山西省）的铁路，合计修了一座黄河铁路大桥和几个隧洞。由于当时局势混乱，工程修修停停，四、五年才最后完工。修黄河大桥时，一个吊臂因基础不牢而翻倒，致使在吊臂上的几个工人牺牲，也被埋葬在黄河南岸的沙滩上。后来1991年我考上大学时，我们全家到临潼旅游。火车过黄河大桥时，父亲还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那里埋着当时牺牲的工人。

　　　　后来开山洞时，山洞塌方也造成了伤亡。有一个叫郑××的工人一向是个积极分子，也在事故中受了伤。等到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出来，他在担架上大叫：“别管我，进洞要紧！”当时，此事被当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活教材四处宣扬。但是渐渐的，他的豪言壮语却变成了工人们的笑柄，人们见了他，总是笑着问：“怎么样，进洞要紧不要紧？”更有尖酸刻薄的人做了发挥：“你是要进什么洞啊？咋的就那么急？”每当人们问到这里，他就一脸愧色，争辩道：“唉，过去的事啦，还提它干什么……”

　　　　在孟塬时，有一天傍晚来了一车皮开山洞用的TNT炸药。火车停在车站里，领导认为很不安全，于是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连夜装卸。可是工人里党员、团员不多，人手不够，于是就让积极分子也去，后来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后出身富农的也叫去了。最后工棚里只剩下包括父亲在内的3个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里没有电灯，只有外面惨白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3个人谁也没有睡觉，但谁也不吭声……“出身”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心头，让你窒息，让你随时感觉你是个异类。成分不好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贱民、就是中国的“首陀罗”和犹太人。

　　　　在潼关后期，单位里有一位叫王××的女工友，在上厕所时用《林彪语录》擦屁股，竟然被一个“觉悟高”的人给检举揭发了，还把“赃物”交到了领导手里。造反派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那个王××被抓起来审查，还居然为此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可是查出身，是八辈子贫农，根正苗红；查历史，苦大仇深；查表现，一贯积极。这可真难为了专案组，好在这时传达了林彪“九?一三”折戟沉沙的消息，这才不了了之，把她给放了。

　　　　　　　　　　　　　　　　　　　　　　十二、崇拜芒果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为什么，这些“最高指示”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父亲单位。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大红纸写的“最高指示”的造反派头头带领下游行，以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还有一次，游行是因为听说“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这个特大喜讯。当时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个头头凑到一起一合计，打算到陕西省华阴县去游行庆祝。等大伙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坐汽车来到华阴县时，当地已经庆祝过又去睡觉了，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听到锣鼓声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见此情景，大家只得悻悻然地回去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丈二摸不着头脑，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毛泽东说的话，就是屁话也要庆祝。后来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批评江青的。

　　　　在他老人家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芒果之后，又兴起了“芒果崇拜”，全国到处都充满了用蜡做的假芒果，人们就对着这些假玩意顶礼膜拜。在铁N局，由于没人会使用蜡做芒果，就有心灵手巧的木工用木头雕成芒果的样子供人们崇拜。

十三、天涯沦落人

　　　　1967年底，我的母亲时年16岁。滑县老家已经实在不敢再待下去了，于是外婆托媒人为我的母亲找男人结婚。母亲太小，外婆怕她受欺负，于是提的条件是也找一个出身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男的，希望他能心疼她。就这么着，找到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由于年纪轻轻就受到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因此一直没有再婚。波折的经历，使得他脾气很暴躁，对什么都缺乏兴趣。此外，由于还要供养祖母，特别是文革初期祖母被红卫兵押回确山老家，也使得父亲颇为破费，不但没存下什么钱，还欠了几百块钱债。结婚时，我父亲找人借了5块钱给我的母亲买了件新衣服，父亲装行李的炸药箱是他们唯一的“家具”；没有房子，就住在父亲单位的帐篷里或者寄住在祖母家里；没有被褥，是我大姨买了个套子连夜赶制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的祖母养成了自私冷酷、飞扬跋扈、花钱大手大脚的性格，因此对这个儿媳妇的到来，她并不欢迎。因为，这个儿媳妇是农村户口，来了就是注定要吃“高价粮”的。同时，由于我的父亲整整大我的母亲一倍，年龄差距达16岁，人又长得漂亮，因此祖母认为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婚姻不可能持续多久，故而我母亲过门后，对我的母亲百般虐待。我的父亲对我母亲感情还是很好的，但是，男人心粗，又经常随单位东跑西颠，因此疏忽了我的母亲，经常单独让我的母亲和祖母住在郑州。父亲留给母亲的生活费一并交给祖母，没想到自私冷酷的祖母私自截流花掉了。母亲当时年纪小，又不敢说，因此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的母亲受了很多的苦。

　　　　后来我的姐姐出世时，由于家里太穷，买不起卫生纸，我的父亲就到工地捡了些装水泥的袋子，回来后洗干净，又在锅里蒸一蒸算是消毒，给母亲临产时用。生姐姐时，祖母使坏不让父亲陪伴母亲。我父亲孝顺，不敢违抗命令，只好待在家里，任由我的母亲一个人在医院里挣扎。当时医院里产妇，基本上都有家人陪护，只有我的母亲一人孤苦伶仃。当时恰逢冬天，窗外滴水成冰，母亲羊水破时，就浸泡在冰冷的羊水里几十个小时。我姐姐出生时个头太大，母亲年龄又太小，因而极度难产，人都快憋死了。幸亏当时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特别好，在一个老护士长的带领下，慢慢用宽带子一点一点勒，生了40多个小时才生出来。孩子出生后，祖母和父亲去看我的母亲，医生实在可怜我母亲，于是对他们俩大声训斥，祖母听后一言不发。

　　　　回家不久，父亲就又和单位走了，留下祖母和月子里母亲在家。祖母故意虐待母亲，让还在坐月子的母亲大冷天去洗被子，结果又使我母亲落下了不少病根。祖母这个人，在我少年时来过我家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她残忍、自私、冷酷，对我这个孙子一点也不亲。母亲原指望找了我父亲能逃出苦海，此时又落到我的祖母手里，真是雪上加霜。

　　　　我的母亲实在不堪祖母这种令人发指的虐待，父亲又不在身边，又不敢对外公外婆说让本来就陷于苦海的他们伤心，于是到郑州人民公园上吊自杀。当时母亲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因此打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结。也是母亲命不该绝，当时幸好有几位行人路过，行人见状大惊，连忙将母亲七手八脚地放下，此时我的母亲都已经听不见、看不见了，但意识还清楚。出了此事以后，父亲才恍然大悟，于是把母亲带到了工程队，母亲才算脱离了祖母的魔爪。

　　　　　　　　　　　　　　　　　　　　　　十四、彻底的无产者

　　　　因为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规矩，奴隶的子女也是奴隶，所以我的姐姐也是农村户口。当时，我的父亲一个月工资加补贴大约是六十来块，按当时标准说已经比较不算低了，但是，父亲单位是流动性质，经常需要外出吃饭，无形中多了很多开销；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强行扭送回农村，父亲帮她安家欠了300元外债，每月都需要还债；祖母回到郑州以后，花钱依旧大手大脚，经常请人帮着写信要钱，还时不时地发来电报，谎称自己“病危”，实际是要钱。我父亲孝顺，一接到电报就六神无主、长吁短叹，赶紧跑回郑州去，这么折腾着，也花掉不少钱。此时，家里又添了两张吃“高价粮”的嘴，家里日子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求生，我的母亲背着我姐姐，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挖别人不要的、半腐烂的马铃薯，捡别人收割时洒下的麦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运气不好时，曾被生产队抓住游街示众，但我的母亲为了这个女儿，自己豁出去了，爱游街就游街，爱斗争就斗争；不过，有时运气好，也遇到过好心人，偷偷塞给她一把麦子。

　　　　七十年代初期，潼关铁路修完，铁N局又流动到北京附近的河北怀来、幽州一带，从事丰沙线铁路复线建设工程（【注】丰沙线是连接北京丰台――河北沙城的铁路，该线于1954年建成，1955年11月运营。其复线工程于1972年10月竣工运营）。此时我们的家庭，用“彻底的无产者”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当时全家三口住在父亲用木板和油毛毡定成的简易房子里，用枕木锯成大大小小的木墩子埋在地上充当桌椅板凳。当时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差，臭虫遍地，晚上咬得人根本无法睡觉。臭虫这东西，今天的人们多已见不到了，但那时却非常普遍。臭虫是一种菱形的寄生虫，专门靠吸人畜的血过活，未吸血时呈扁平状，吸饱人血之后，则像人指头肚子似的圆圆鼓鼓。

　　　　风沙线沿线地处燕山山脉，四周都是崇山峻岭，间或有河流溪谷流淌。附近出产葡萄、山杏。当地的葡萄呈奶白色，晶莹剔透，非常可口。如今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长城”葡萄酒，就是用当地生产的葡萄做的。

　　　　到风沙线不久，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这个胎儿就是我。刚一怀上，我母亲的反应就非常剧烈，特别想吃酸的食物。于是，她和另外一个家属一起到山谷里摘酸杏吃。时值1971年夏末秋初，二人刚摘了一会儿，突然下起大雨来。雨越下越大，转眼间变成了倾盆暴雨。那个家属一看，指着一块大石头说，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吧。于是二人向那块大石头走去。可是我的母亲抬头一看，发现四周的悬崖上均有水冲刷过的痕迹。当时母亲不懂什么地质学，但直觉告诉她，既然那么高的地方水都能冲到，那么何况这沟底呢？母亲越想越怕，于是对那家属说此地不能久留，得赶紧跑回去。那个家属本来不愿意走，但母亲跟她说了自己的担忧，于是二人拼命跑起来。一路上顶风冒雨、磕磕碰碰，但总算安全到家。刚刚过了家里附近的那座桥，巨大的泥石洪流就倾泻而下，里面夹杂的石头，大的有双人床那么大。

　　　　一回到家里，看到屋里陋得跟水帘洞一般，地上的水已经齐膝那么深了。我的父亲正在忙着用脸盆往屋外舀水，姐姐则哭得哇哇叫唤。母亲暗自庆幸，要是当时依了那家属，那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十五、咄咄怪事

　　　　丰沙线靠近北京，因此我父亲偶尔也利用星期天带母亲到北京玩玩。一天他们到颐和园去，到了石舫，被人拦住不让进。父亲看见上面有一两个外国人，于是就问，上面明明有人，怎么不让进。工作人员说，只有外宾才能进，否则这么多人，石舫早就垮了。这事父亲一回忆起来，就很气愤，说这不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翻版吗？现在，颐和园的石舫也对普通百姓开放了，并没见被踩垮。

　　　　还有一次，父亲到八达岭长城去玩。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长城好好的垛口被拆掉了一段，修成了花墙。我的父亲想到垛口那里照相，可照相的不想走，偏不让照，非要在花墙那里照不可。于是我父亲只好在花墙那里照了一张，至今，我们家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成为那段荒唐历史的又一个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