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

　　　　　　　　　　　　　　　　　　　　　一、勤劳致富

　　　　随着政治狂热的消退和政策的放松，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渐渐地开始琢磨起挣钱来。可是连续几十年的折腾，家家户户都是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因此那时的挣钱只有两条：要么投机取巧，靠坑蒙拐骗白手起家；要么勤劳致富，一点一滴地积累家庭的财富。

　　　　最早开始的致富门路是养君子兰，当时谣传说养一盆君子兰可以卖几千、几万元。于是，当时的工人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就是养君子兰，到哪里买君子兰，到哪里卖君子兰。后来，还真有人来家属院，出几千块钱的价钱买君子兰。有几户家里养着君子兰的，此时都神气起来，见了人们就吹有人出几千，甚至几万买自己那盆君子兰，可都不卖，等等，还会再涨价的。我的父母当时没有养这玩意，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就这么一盆破花，竟然能比他们半辈子挣的工资还多。后来君子兰的传闻渐渐过去了，那些养君子兰的人开始着急起来，几百块钱就卖，可还是卖不出去。前不久过春节时，我去花市买花，第一次见到君子兰，一盆只卖几十块。

　　　　君子兰风波结束以后，又谣传有一种新的致富方法――饲养蚯蚓。母亲从街上拿回来的宣传资料上说，日本人爱吃蚯蚓，还可以做药材。当时人们都很老实，看到白纸黑字盖着红印章的宣传资料就深信不疑，纷纷去买一种叫“大平2号”的蚯蚓回来养，一段时间内我们整个铁Z局家属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蚯蚓。我母亲也相信了那宣传，加入了养蚯蚓的行列，狠狠心花了200元买了幼蚓，像关心孩子一样照顾它们。蚯蚓喜欢在松软的有机物里生长，于是一下班，我的母亲就上街拾马粪；蚯蚓喜欢潮湿和高温，于是我母亲不停地向马粪上撒水，把屋里烧的暖暖和和，那时我夜间起床解手，总是看见我母亲在伺候蚯蚓。我们家养的蚯蚓长得特别的好，一直养到象筷子那么粗，再卖出去；再买回小蚯蚓回来养着。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我母亲最后买的那一部分蚯蚓也赔了一些钱，但由于我们家养得早，最后一算，整体上还是赚了800多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购买蚯蚓，最后全赔进去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由于自小受苦受惯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投机取巧，挣个巧钱的想法。那时她在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经常到银行取工资款，一取就是上万。万把块钱现在就是薄薄的一叠，可当时最大的币值是拾元的，一万多块就能装满一个提包，对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也算是天文数字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挪用的想法，一切都靠自己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起家。那时每天厂里都有来拉铁丝的汽车，我的母亲每天中午就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一起往车上装铁丝，装一盘五十公斤重的铁丝才一分钱，每天中午都装个三、四十盘，挣几毛钱。装完铁丝，还要赶回家里给我和姐姐做饭。当时厂里一般工人都是三、四十块钱的收入，而我的母亲每天靠装车，每个月总能获得比人家多上三分之一的收入。

　　　　我们家住在家属院最外围，因此临街。到了1984年以后，家里渐渐宽裕了，于是就把临街的院墙拆了，盖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小小的副食日杂商店，还起了个字号“宝华德”。当时的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只有500元，一天销售额多的时候几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一块多，碰到天气不好，一天不发市的情形都有。每当进货时，我的父亲母亲就拉一辆架子车，到离家很远的副食品批发公司去。后来我们家旁边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家商店，我们的小商店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剩下来不少的罐头、饼干，足够全家人吃了几年。

　　　　后来，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开展，对建材的需求量极大，铁丝开始紧俏起来，价格直线上涨。当时，工厂是公家的，生产出废品以后，就直接扔掉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我的母亲看中这一机会，就从工厂里买了许多锈头（【注】锈头是指那些因为拉丝不直，而导致铁丝绞成一团无法使用的废品），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我的母亲在我们写作业和看电视时，就和父亲一起挑灯夜战，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团的锈头，再把它一一理顺，经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几年，我的母亲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红，以至于我都有了错觉，以为她一直都是红眼圈。锈头是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买回来的，等清理完毕，就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去，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铁丝紧俏，价格又高，很多消费者买不到铁丝；碰到这样物美价廉的铁丝，一时间买者若鹜，门庭若市。

　　　　拔锈头的生意，我的母亲做了三年，后来算帐，总共净挣了三万多块钱。在当时，三万块钱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我的母亲就不敢再干了，因为她以前实在是被整怕了，怕共产党的政策变。这挣到的三万多块钱经过后来1988年的通货膨胀，以及给我的外婆求医治病，料理外婆外公后事，供我和姐姐上学，给我姐姐买城市户口，到了1991年就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由于以往政策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的母亲在做拔锈头生意的时候，尽管全是她的血汗钱，但也始终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害怕向任何人露富，即便是我的父亲，当时也不知道家里究竟有多少钱。

　　　　1985年，我的母亲被调动到太谷线材厂供销股。当时线材特别紧俏，厂里一些领导和工人就结成了一个团伙，偷工厂的钢材和铁丝卖。他们还找我的母亲，试图也让她入伙。我的母亲是个诚实的人，觉得很为难：如果检举这个团伙，那实在对不起自己良心，因为正是这些人，在我们家最困难时候帮母亲转了正；如果不检举，那么势必为法律不容。权衡再三，我的母亲只好提出调离申请。

　　　　当时，我母亲的调离申请在厂里成了爆炸性新闻。那时厂里效益非常好，我的母亲干了那么长的临时工，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转正，又节节高升到了别人视为“最肥”的供销股，人人都眼红着，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调离走，别人都理解不了。许多当年的老领导、老工友都来劝，可母亲铁了心就是要走。我的母亲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就是估计到厂里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的。即便是不参与分赃和盗窃，单单是“供销”这个岗位，就会让人有嘴也说不清。即使真没什么事，公安局传唤一两回，那在这个小县城里，名誉就算丢了。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母亲眼光的长远。我母亲调走两年以后的1988年，该厂案发，其实是厂领导班子间闹矛盾，把另一派给告了。整个领导班子、供销、财务被一锅端，三百人的厂，被牵连进去的就有一百多个，被判刑的有好几十个。其实，那些人也没弄到多少钱，多的几千块，少的几十块，真是不值得。从此，线材厂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曾经有一段时间，厂里有些老职工想请我母亲回去当厂长，带领厂子走出困境，我母亲虽然有些动心，但又觉得那些当年的老工友们如今抓的抓，死的死，人心已经散了，即便是自己回去也无能为力，也实在不想回那个令她伤心之地了。后来，线材厂90年代房地产热的时候又靠贷款红火了两天，但厂领导一心为私，人心涣散，没过多久就破产了。

　　　　　　　　　　　　　　　　　　　　　二、国庆三十五周年

　　　　1984年国庆前夕，我父亲在宣传队里的至交，局公安处的科长老吴不幸被一个寻仇的民警杀害。当时，老吴和另外一个民警开会时住在一间招待所里。这个凶手与那位民警有仇，就用透过玻璃窗用手枪向他怀疑是仇人的床上开枪。谁知那天老吴刚好和那位民警换了一张床，结果不幸被打死，那位本来该丧命的民警却大难不死。人们都说老吴在临死前有征兆，因为他在白天开会时还和大家开玩笑说：“这次开会见到这么多生前好友，我真是死也瞑目了。”铁Z局在全国各地特别分散，老吴原本是看到那么多同事不容易凑到一堆而高兴，开了这句玩笑，结果不幸而言中。

　　　　时值1984年的国庆，当时改革开放搞了几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通过电视，上初中二年级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场面，看到邓小平检阅部队，也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那一年的阅兵，虽然没有山呼万岁、没有狂热的个人崇拜，但人们饱满的精神状态，那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隐隐有一种自豪感。而到了1999年搞阅兵的时候，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庆第二天，我的父母就领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城太原，一是参加老吴的追悼会，二是领着我们俩买几件象样的衣服。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刚从小县城出来，觉得三层楼都算高楼大厦的我，一下汽车，数着迎泽大街上13层高的“云山饭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间的事，因此也没有为老吴的去世难过。后来，父母领着我们上街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当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真使我终生难忘。

三、外婆去世

　　　　到了1984年，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经常有肉吃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家的舅舅来了信，说外婆病重了。我的母亲接到信以后，决定回家看看，同时把外公、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享享清福，他们算是苦了一辈子。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劳节俭，而且对后辈和亲人非常无私。前面提到过，在“粮食关”时期，为了让外公能够活下去，她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还要匀出一份来给外公，自己却险些饿死，这在当时村子里是少见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来信就向子女要钱，而我的外婆无论生活多艰难，从来也不主动向子女开口。在我在滑县老家住期间，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点心、糖果等东西，外婆都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和姐姐。以至于年少不懂事的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外婆尝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外婆对我的疼爱，对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时结婚的。舅妈年轻时长的还不错，当时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阳一家工厂上班，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就有媒人介绍认识了我舅妈。舅舅在匆忙中见过舅妈后觉得还可以，二人就结婚了，几天之后舅舅就回信阳上班去了。但是逐渐地舅舅就发现了舅妈的缺点，于是产生了离婚念头。无奈那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舅妈仗着自己是贫农成分，找村干部告状。村干部就吓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胆敢把贫下中农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来也很厌恶舅妈，但一听这话，又惊又怕，只得赶紧劝舅舅不要离婚，并且在家把舅妈当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对舅妈厌恶透顶，见离婚也不成，便连家都不愿意回。

　　　　文革期间外公外婆挨整时，心地不善的舅妈不但没有给两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对两老人颐指气使，甚至还在家里批斗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斗，回家还要受舅妈的气。外公这人感情比较麻木，不会多想；但外婆却是个心细之人，于是天天自己生闷气。后来舅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照管不善而导致后天痴呆。舅妈根本不亲孩子，全部推给外婆一人。

　　　　1980年，舅舅因工伤致残退休回家，看到舅妈更是厌恶，便怪罪外婆当年不该反对二人离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里郁闷，脾气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气。外婆一连几十年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负担又重，此时儿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终于积劳、积怨成疾。加之本来就有肝炎，故而来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当我的母亲回到老家时，外婆已经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肿得象一口大锅。我的母亲在听到医生说，外婆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为了能让外婆能够享些福，硬是把外婆从老家背了回来。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来到我们家以后表现得很坚强，每次我们与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县的医院已没有办法了，我的母亲就怀着一线希望就带她到地区医院，省城医院去；省城大医院没办法，我的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经常是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连夜租个拖拉机去山里、农村寻找；听说有一种远红外治疗仪有些效果，我的母亲就赶紧买回家一台。然而为时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为不治之症，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的母亲只好天天买一些大鱼大肉给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于肝功能的原因，也总是吃不了几口。有一天，外婆对我说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当时太谷县做小生意的人还比较少，卖糖葫芦的更少。我在城内转了整整一个上午，偏偏市面上没有卖山楂糖葫芦的，只好买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样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芦。尽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夸我，说这个外孙孝顺。

　　　　即便是疼痛异常，外婆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显露，硬挺着跟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和元宵。元宵节过后，外婆也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于是1985年正月十七，我的母亲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不愿意外婆走，外婆就紧紧握着我们俩的手，说回去养好了就回来。

　　　　我当时还惦记着外婆的话，总是想着哪天外婆能够好好地回来。可是二十多天以后，我的母亲和外公回来了，当我看到母亲脚上穿着的白鞋时，（【注】河南滑县风俗，守丧要穿白衣白鞋）我才明白，我永远也见不到疼我爱我的外婆了。得知外婆的噩耗，我不但异常悲伤，而且非常愧疚，因为我从没好好报答她一天。那一段时间，我上课时总是想起以前外婆疼我的情景，想起我小时发下的誓言，要到2000年开小轿车接她，顿时泪如泉涌，老师劝、同学劝、父母劝，但谁都劝不住。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给外婆戴孝的，但我坚持要戴，整整戴了一年。直到十年以后的1994年，我上大学4年级回老家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抱着墓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命苦的人，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点土地，就被划成了地主；接下来丈夫被抓，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一辈子受歧视、受迫害、忍饥挨饿……什么样的罪都遭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可是生活刚刚由苦变甜，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载，享上几天清福也好啊。人间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公？

　　　　　　　　　　　　　　　　　　　　　四、成长的历程

　　　　1983年我上了初中，在太谷五中就读。我刚上初中时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于是有些骄傲，不怎么爱学习了，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成绩就落到了全班第19名。此后初中三年，虽然父母对我管教很严，但由于我实在贪玩，所以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特别是初中二年级时，更是落到全班四十多名，在六十个人的班里，已经算差等生了。那时我特别爱看电视，每当父母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时，我总是撒谎说写完了，然后就看电视。可作业第二天得交，于是我晚上总是乘父母睡着了就偷偷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赶作业。这么就一个学期下来，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我小的时候，对天文学兴趣很浓厚，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者宇航员。太谷县城小，那时只有一两家书店，可以说我把那书店里所有的天文学书都买回来了，每天边看边想。那个时候我总是在想，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类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星球上，从宇宙的观点来看，人类的价值尚不比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何必你争我斗？大概是那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影响，我以后形成了对身边人之间明争暗斗非常超脱的态度，既不过问，更不参与。

　　　　大概是1984年暑假期间，我从当时订的一本《我们爱科学》杂志上，看到一条由江苏省武进县张里湾光学仪器厂发的广告，称哈雷慧星即将于1986年11月接近地球，因此他们厂制作了一批20倍天文望远镜镜片，可以邮购，每副1.3元人民币；另付包装邮寄费1元。我当时可能是太兴奋了，只看到前面的镜片价格，没看到后面的包装邮寄费，就按着地址给他们寄了一块三毛钱。那时人们都还很不错，没多久收到厂里寄来的一封信，很客气地说还应该再付一元钱的包装邮寄费。后来不久我收到了镜片和制作望远镜说明书，父亲和我一起动手做了一个望远镜。那时物资还很匮乏，太谷县城里连制作望远镜的牛皮纸或者卡片纸都没有卖的，只好买了一些比较厚的白纸卷起来，里面涂上墨汁，勉强把目镜和物镜安上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就盼着天黑，好用望远镜看星星。当我第一次看到月球的环形山时，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1985年秋天，家里彩电升级换代了，父母从北京买回来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当时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是顶尖的东西了，我和姐姐都十分兴奋，看着到我们来玩耍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的眼神，我不禁洋洋得意。那台彩电是由去伊拉克的工友在国外买回的，国外售价是262美元，按当时汇率应该卖480元人民币才对（【注】根据当时官方汇率，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比率是1：1.85），可是我们家却花了2000元，还必须自己到北京提货。那时人的眼光真有点奇怪，我和父母都觉得这二十英寸已经足够了，再大，屋里就可能放不下了。而2002年我买了新房子去商场里买电视，看到比二十英寸屏幕大几倍的三十四英寸电视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大。送回来以后，我坐在沙发上越看越觉得小，怀疑是不是送货送错了，还拿尺子量了量，原来也并不小。

　　　　到了1985年上初中三年级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成绩实在是太差。初二下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物理考了29分，英语考了25分，落到全班倒数几名去了。初三一开学，升学的压力让我警醒过来，于是开始刻苦起来：每天早上6点，我就到教室里学英语，记单词；累了，就把班里卫生打扫一遍换换脑筋。当时恰好换了班主任，新的班主任姓孟，就住在学校里，每天看到我如此刻苦，还这么为班集体做好事，很是喜欢，经常来鼓励我。后来到了1985年12月，由孟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当时入团的时候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一些老师觉得我年龄太小（【注】当时我13岁，在全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以前成绩也不好，故不主张我入团。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我还回家哭了一场。但后来，大概是孟老师坚持吧，我还是入了团。

　　　　学习是个苦差事，别说现在要交高额学费，就是在当时不怎么收费的情况下，多数学生都是不愿意学习的。多数人在未成年时代总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要健康成长，不但要靠家长细心开导，还必须有好老师来带。我刚上初三时，物理很差，当时代课的是一位年轻物理老师，叫史明亮，总是在作业本上写上一些鼓励的话，我就非常高兴，学物理就来劲，一个学期就把物理课从29分赶到89分；到了下半学期换了个物理老师，其实讲的也不错，但就是不太多搭理学生，结果我很讨厌他，也不愿意学物理了，一个学期考试成绩就又退成27分。

　　　　经过初三第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考试成绩上升到了全班第十五名。但是，当时太谷县只有两所正规高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学比例大概只有五比一，即使考上全班第十五名，也很难考上高中。看到我成绩不佳，母亲早就急在心里，但无奈那时白天还要上班，下了班晚上还要搞副业挣钱，自己没多少文化也不能辅导我的功课。于是，母亲就动心思，想让我“病休”留一级。因为怕我知道要留级了产生懈怠，还一直瞒着我，直到快初中毕业考试时才跟我讲。母亲这么做是费了很多脑筋的：如果让我一直上初中毕业，参加中考而考不上，那么会给我的信心以很大打击；即便是复读，那么作为“往届生”自己也会很自卑，中考时的分数线也不一样。办理了“病休”，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的母亲就是这么细心的人。

　　　　为一个根本就没有病的孩子办病休手续，学校里是不允许的；另外我当时成绩挺差，各个班级又人满为患，也很难找到愿意接收我的班级。那一段时间，母亲也是非常操劳，每天晚上到校长、教导主任和老师们家里求情送礼。有一天晚上，母亲找到了教导主任，不巧他要开会，母亲一直在人家会场门外站了三个多小时。等晚上十点多钟教导主任开完会出来，看到母亲还在门外等着，禁不住感慨万分，说了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好，什么都不用说，我同意了。”

　　　　就这样，我病休几个月以后留了一级，母亲在办成事以后对我说，人要有自尊，等到了开学时你如果再不好好学习，那真是证明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孩子。为了让我能够开学后收心，那个暑假母亲破例让我玩了个痛快。我当时兴趣很广泛，喜欢画画，母亲就送我到县文化馆办的书画学习班里学了一个暑假。

　　　　等到开学以后，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好学习实在对不起父母，果然收心了，期中考试就考了个第十名。当时的班主任姓孔，是孔祥熙那个村的，大概也是孔祥熙的一个亲戚。孔老师是个很尽责的人，那年冬天快期末考试时，对学生挨个家访。到我们家那天，外面正好下很大的雪，孔老师在路上为了避让一辆汽车，自行车一滑，摔到了农民沤粪的池子里，腿扭伤了，来我们家时一瘸一拐的。母亲见状，连忙招呼孔老师吃饭，可孔老师不吃，问我：你打算期末考试考多少分？我回答说：第五名吧。孔老师听后，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他嫌我目标定的低了，赶紧补充了一句：第三名到第五名之间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班上当时除了我，还有四五个插班的往届生，我自忖拼不过人家。孔老师听了，又摇摇头说，我觉得你能考前十名就不错了。我一听，觉得孔老师是看不起我，于是又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考进前三名去。孔老师一听，大笑道：“你要是考进前三名，我今天摔这么一交就没白摔，而且到时候我还要登门给你拜年！”有了孔老师这一席话，我更加发奋了，结果那次期末不多不少考了个第三名。过年前，孔老师高兴地如约来给我们家拜年，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一年冬天我早晨上学路上，第一次听到广播里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接着胡耀邦就辞职了。当时还小，也并不明白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

　　　　受父亲的影响，我早早地就喜欢听苏联莫斯科台的汉语广播。1985年春天，苏联换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时年五十四岁的米?谢?戈尔巴乔夫。我已经看惯了电视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那一个个老态龙钟、气喘吁吁的样子，因此对这个年轻富有朝气的、总是嘴边挂着迷人微笑的苏联新领导人发生了浓厚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在温习功课的我只要听到电视里有关于苏联的新闻，就必然要跑出来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位头顶长着红色胎记的、面目和善的苏联政治家似乎有一种魔力，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隐约感到这将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与老态龙钟的、北极熊似的勃列日涅夫多么的不同啊！我在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以前莫斯科广播电台总是称中国政府为“北京统治者”，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不久就改成了“我们伟大的邻邦，社会主义中国”。

　　　　　　　　　　　　　　　　　　　　　五、扶危救困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所在的那个家属院里，工人家庭生活虽然有了好转，但仍然是没有什么财富的。财富这个东西，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不断地积累，聚沙成塔。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一般都是白手起家的，都还没什么积累。其中有一位吕师傅，他的家里有四个孩子，老婆没工作，还有两位老人需要养活，因此日子非常困难。全家过年时连肉都买不起，包顿白菜饺子就算过年了。

　　　　我的父亲母亲是从极度贫困里走过来的，知道没有钱是什么滋味，更知道人困难时是多么需要帮助。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已经获得了一定改善，父母就想办法帮助吕师傅家。为什么想帮吕师傅呢？原因是吕师傅这个人虽然特穷，但非常有骨气，对孩子尽心尽责。当时工人中很多人不怎么管孩子，自己每天浑浑噩噩地打牌混日子，孩子随便长。吕师傅非常勤劳，从来不打牌浪费时间，节衣缩食供几个孩子上学，孩子成绩也不错。无奈家里负担太重，老婆又没工作，当时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再勤劳也翻不了身。

　　　　吕师傅家孩子上学时，穷得连作业本都买不起。当时我母亲在财务股，经常从单位领一些空白的信纸和财务报表回家交给吕师傅。吕师傅的几个孩子也是很成器的人，非常节约，演算时先用铅笔写一遍，又用蓝色墨水写一遍，最后再用黑墨水写一遍，一张纸要反复用三遍。母亲就把这些用过的草稿纸拿过来给我看，说，你看人家吕师傅的孩子，家里条件这么差成绩都这么好；咱们家条件强多了，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

　　　　当时，铁Z局有不少家属做裤子挣钱，吕师傅老婆也想干这行，可是家里没本钱，买不起缝纫机，也租不起门面房。我的母亲得知这一情况后，知道吕师傅爱面子，不好开口借钱，就主动弄了八百块钱送到他们家做本钱，还帮着她在县城最繁华的市场里租了一处柜台。那个时候，八百块钱不是一个小数字，一个工人工资一个月也不过几十块钱。后来吕师傅老婆做裤子逐渐上了路，家境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几个孩子也都很成器，两个考上了大学，两个考上了中专。

　　　　吕师傅这人有骨气，条件稍微一好就要还钱，可我父母不要，说等孩子们都工作了再还不迟。就这样，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吕师傅最后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父母到武汉落户临走时才收下吕师傅还的钱。还钱那天，吕师傅带着老婆和几个孩子，拿了两千过来，说这么多年也应该有点利息了，两千都不算多。我父母再三推辞，吕师傅执意要给，最后父母还是只收了八百。

　　　　除了帮吕师傅家，我们家还帮助过一家，那家人姓常，是母亲在线材厂的同事。线材厂出事后，常师傅被判了一年刑，出狱后单位把他开除了，家里一贫如洗。常师傅想做小生意谋生，当时借了一圈，没几个人借钱给他，于是向我们家求助。虽然我母亲当时早就不在线材厂了，但还念着当年老工友的情谊，就送了五百块钱过去。后来常师傅又混发达了，家里有了好几十万，但对当年借钱的事却绝口不提。到了1993年，由于通货膨胀和老人相继去世，再加上我和姐姐上学，家里暂时又困难起来，母亲就跟线材厂一位老工友说起这事。老工友一听，当天就跑到常××家里骂了他一通，说你常××这小子真是太不地道了，张大姐挣钱这么不容易，你倒霉时对你简直是再生父母，混得有钱了居然都不还钱，你算什么玩意啊？常师傅这才到我们家里还钱，赌咒发誓说自己实在是忘了，仍旧只还了五百。还钱那天是1993年的暑假，我正好在家里，当时就觉得这人真是没良心。我母亲就对我说：做人要有原则，轻易不要麻烦别人，万一实在困难需要帮助了，就一定要记得别人的好处；否则，你就不够格做人。人上一百，各式各色，什么样的人都有，碰到这号没良心的人也在所难免，知道了不来往就行了，也没必要生气。

　　　　　　　　　　　　　　　　　　　　　六、北方旅社

　　　　铁Z局三处机关搬走以后，成立了一个太谷办事处，管理以前留下来的房产和家属院。原来处机关所在的那个大院因为靠近火车站，因而改成了一个旅馆，叫“北方旅社”，由一些本单位的知青和家属经营，每年要上缴几千块钱管理费，自负盈亏。那些知青和家属吃着大锅饭，一个比一个懒。客房里墙壁自从70年代处机关进驻粉刷了一遍以后，从来都没有粉刷过；顶棚早已破旧不堪，露出不少黑糊糊的大洞。由于是“大集体”性质，也没有人愿意投资，整个旅社没有一台电视，餐厅里连个冰箱都没有。旅馆就是这样，有时客源少，有时客源多，因此没有冰箱，买回的肉和菜放着就不新鲜了；如果不买菜，客人住宿就很不方便。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旅社里买了一些卤猪蹄，时间放得太长了。一位客人吃饭时点了猪蹄，吃着吃着，里面竟然爬出一条蛆来。那客人比较老实，说，怎么生蛆的猪蹄还卖呀？结果，旅社的职工仍然收了人家饭钱。久而久之，旅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门可罗雀，别说上缴管理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办事处没办法，就把“北方旅社” 发包给职工经营，条件是要上缴管理费、养活知青。那时一般人都不看好这个旅社，没几个人去承包。我的父母回家一商量，觉得旅社靠近火车站，地理位置不错，只是由于经营无方才逐渐失去客源的。因此，只要我们家把它搞干净点，做生意厚道一点，再投资弄点电器，也还是能挣钱的，应当试试。于是，父亲跟办事处签订了合同，并且进行了公证之后，我们家就开始对旅社投资了。

　　　　我父母拿出几千块钱，买了些涂料和油漆，粉刷了肮脏的墙壁，修理好残破的顶棚，把所有门窗都油漆了一遍，修补好缺损的玻璃窗，新购置了床单、被套，并且仔仔细细地打扫卫生。正好那是暑假，我们全家四口天天都在旅社里干活，每天都弄到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家里还把彩电和新买的冰箱搬了过去。半个月以后，一个面貌一新、窗明几净的“北方旅社”终于出现在旅客面前。为了和别的旅馆竞争，我们家还在火车站门口设了一个接待处，每天有火车到站时，就带领职工接站，接到了以后先送上大碗茶让旅客解渴，再派人带领旅客到旅社。如此一个多月，生意终于红火起来，旅社创办史上头一次出现了客满的情形，尤其以回头客居多。知青们多少年来第一次领到了奖金，个个积极性很高，变得勤快起来。我的父母也很高兴，以为这又赶上一次勤劳致富的好机会。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候办事处新换了一个主任。旅店的日益红火，引起了新任办事处主任的嫉妒，一心想把这棵摇钱树交给他的一个亲戚经营。于是，他找我父亲谈话，说后人不问前面事，这旅社要收回重新承包。我父亲当然不答应，说我们家为了这旅社费了那么大的劲，而且还签了合同，进行了公证，是受法律保护的。然而办事处主任神通广大，居然让县公证处出了证明：“经我处重新审查，发现铁Z局三处太谷办事处不具备法人资格，因此我处于1987年×月×日出具的谷证字第×××号《公证书》予以撤消，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样，我们全家辛辛苦苦忙了几个月、刚刚有些起色的旅店转入了他人之手，父亲要求办事处主任补偿我们家的投资，也遭到拒绝。办事处主任说：“你们家投到旅社的东西你们可以随便砸，随便搬，但要补偿是不可能的。”那一阵子全家都心情抑郁，我父亲到处上访告状，四处碰壁，真是欲哭无泪。不过，那旅社交到办事处主任亲戚手中以后也没有变成“摇钱树”。那人非常贪婪，奉行“一天宰一个，一辈子也宰不完”的原则，结果还不到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七、第一次上北京

　　　　虽然北方旅社被人从手里生生夺走，父母心里郁闷，但值得他们欣慰的是，我于1987年考上了山西省的省级重点高中太谷中学。据老师们介绍，考上这所高中的人升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能考上大学，百分之二十的上大专，百分之十的上中专（当时中专也是很走俏的，不象现在得到处找生源），以至于当时一提自己是太谷中学的学生，人们就以一种羡慕的眼光来看待你，仿佛你已经是一只脚迈进大学门槛了。

　　　　为了鼓励我再接再厉，考上重点大学，临开学前夕我母亲带我去了首都北京旅游。乘火车时，旁边位子上坐满了返校回京的大学生，对面则坐着一个七十来岁、退休的老军人。一路上，我的母亲总是问那些大学生大学生活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刻苦学习，考上学校的经历，并且给他们很多赞扬。

　　　　当时我的母亲已经三十六岁，但相貌年轻，衣着得体，谈吐也很有风度，那些大学生先是把母亲当成北京什么大公司的经理，又把我当成她的弟弟。等我母亲跟人家说自己只是个小县城的工人、我是她的儿子时，大学生们一个个都惊讶极了，还有一个学生干脆跑到车厢别处去，把另外几个同学也叫来看，问他们说你看这像不像母子俩？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位老军人，虽然话不多，但一直怀着赞许的目光看着我们母子俩。后来，等我母亲离开一会儿时，那老军人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看得出来你很幸福，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母亲。

　　　　母亲领我游览了故宫、十三陵、长城、香山、颐和园。每天都跟打仗一样步履匆匆，但我过得很是快乐。到北京那天下午，我和母亲来到天安门广场，准备以毛主席纪念堂为背景照相时，突然间狂风大作，下了一场暴风雨，然后又迅速雨过天晴，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纪念堂上空。我顿时感到这似乎是主席显灵，于是虔诚地留了影。这张照片现在还在，一脸的虔诚相。

　　　　　　　　　　　　　　　　　　　　　八、狗的故事

　　　　狗是一种非常忠诚而且有灵性的动物，因此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养狗。七十年代末，我的父亲抱回来一只小花狗，给它起名叫“大利”。那时家里还不很宽裕，细粮很少，偏偏这大利有点邪门，竟然只吃细粮，不吃粗粮，于是很快就饿得皮包骨头，每天围着人“唧，唧”直叫唤，却还是不吃粗粮。后来父母一看，说这狗是天生的富贵命，咱们穷人养不起，还是帮它找个好人家吧，免得跟着咱们受罪。有一天，我父亲把大利送给了几个开着拖拉机进城的农民。

　　　　转眼到了1986年，我母亲已经调到了太谷县灯具厂。这是一个只有三十来个工人的袖珍大集体企业，离我们家只有大概五六百米路程。这时家里生活已经变好了，于是全家人都想养一条狗。终于有一天，母亲的一个同事小李子送来了一条小伢狗崽，是一只杂色小笨狗（【注】当时太谷县狗的品种不多，一般只有两种：狼狗，如德国狼狗、日本狼狗，以及本地产的笨狗，笨狗的特征是耳朵耷拉，个头较小）。那条小狗长得特别有意思，背是黑色的，毛是灰色的，胸前和爪子则是白色得，如同穿着一件小西服一样。当时正是冬天，那条小狗来我们家之前在炉火前面取暖时，被滚烫的煤渣烧了尾巴，烧掉了一小段，其余的都还烂着。

　　　　小狗趴在那里，摇着烧得烂糊糊的尾巴，真是既可爱，又可怜。母亲买了些烧伤膏和绷带，给小狗缠上。由于这是我们家这么多年第一次养狗，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欢欢”。

　　　　慢慢的欢欢长大了，越来越活泼，总是在院子里蹦来蹦去。每当我父母下班、我和姐姐放学，欢欢都像见了亲人一样扑上去，伸出舌头来亲吻我们，嘴里还“唧，唧”地叫着。当时，欢欢尾巴上的伤还没有全好，绷带还缠在尾巴上，一高兴就直摇尾巴，结果绷带松了，就如同在尾巴上挂了一面小旗，使劲摇着。

　　　　欢欢很聪明，在生活中逐渐学会了听“立正”、“磕头”、“握手”等命令，再做相应的动作。每当我拿一块饼干或是一块肉喂欢欢时，就命令它：“磕个头”或者“握个手”。于是欢欢就急匆匆地趴在地上“磕头”，或者把小爪子伸出来“握手”，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太谷街上有一些坏小子，专门套别人家的狗杀着吃，为了欢欢的安全，我们都尽量不让欢欢出门。当时外公住在我们家里，天气好时，外公喜欢坐到大门外晒太阳，欢欢喜欢自由，总是盘算着想出去。外公每次开门出去之前，总要看看欢欢在哪。这时欢欢就老老实实地趴在狗窝里，做出不打算出去的样子。外公年纪大了，动作慢，等外公慢吞吞地开开门时，欢欢就像箭一样“噌”地窜出门外。等外公关好了门出来时，欢欢已经站在门外望着他，然后就欢快地找它的伙伴们去了。碰到这种情况，外公总是说一句：“这小狗……”

　　　　我们全家都喜欢狗，于是吃饭时欢欢都有一张椅子。每到吃饭时，欢欢就蹲在椅子上望着大家等着人喂它。全家人边看着它笑，边你给一块肉、我给一块馒头。有时喂得不及时，欢欢就急得“呜，呜”叫唤，还流口水。后来有一次，父亲当年在宣传队的同事专门从商丘来看父亲，吃饭时欢欢早早地就落了座等着。那几位工友一看，惊讶地叫道：“哎呀，国师傅家的狗会上桌吃饭！”等大家都落了座，开了几瓶啤酒，看到欢欢坐在那里等吃饭，就有一个工友说：“看看它会不会喝酒吧！”于是倒了一点啤酒给欢欢的盘子里，谁知欢欢居然“吧嗒吧嗒”地把酒都喝掉了，于是大家更惊讶起来。等那帮工友回到商丘以后，添油加醋地把情况一说，“国师傅家的狗会上桌吃饭，会喝酒”的传闻便在商丘的家属院传开来。

　　　　那次欢欢喝了啤酒以后，先是耍了一阵子酒疯，在院子蹦蹦跳跳，一会儿就困了，老老实实地躺在沙发上睡了整整一下午。此后，欢欢喜欢上了喝啤酒。

　　　　我父亲喜欢抽烟，当时家里也没有装修，也就是普通的水泥地面。父亲抽完烟以后，就把烟头扔在地上等脏了再扫。欢欢一看到烟头，就喜欢用爪子拍未熄灭的烟头玩。久而久之，等烟头全灭了以后，欢欢就把烟草吃掉了。这一情景又被串门的工友们看到，于是“国师傅家的狗会抽烟”的传闻又在商丘家属院里传开来，以至于有的工友还问，那狗咋叼烟卷啊，吐不吐烟圈啊？

　　　　1987年初，欢欢一岁的时候，母亲厂里的小李子又送过来一条小母狗。那小狗可能是发育不全，特别弱小，浑身的毛跟毡子一样卷着。刚来我们家时可能是饿了，“呼通呼通”吃了不少饭，结果肚子撑得滚圆，走路时肚子都挨着地了。看着这小狗憨态可鞠的样子，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说，既然是小母狗，那就起个女孩的名字，叫媛媛吧。

　　　　欢欢性格有点倔，而媛媛则是一条非常听话的狗，特别喜欢和人温存。当我们抱着它的时候，它总是一动不动，尽量贴着人的身体，间或轻轻地舔一舔人的手或者脸，我们都说媛媛真是有一种阴柔之美。媛媛还多才多艺，当时我有一副口琴，每当我吹口琴时，媛媛就在旁边歪着头看着我，发出“啊啊”或者“呜呜”的声音，仿佛是在唱歌。欢欢比媛媛大而强壮，但对媛媛却非常爱护，二者从未打过架，吃饭时欢欢也总是让着媛媛先吃，等媛媛吃饱了以后欢欢才吃，从没有因为抢食而闹过矛盾。

　　　　1987年春节除夕之夜，太谷县城鞭炮齐鸣。欢欢和媛媛胆子小，听到鞭炮声就吓得屁滚尿流，直往沙发下面钻，过一会儿鞭炮声平静了，才探头探脑地钻出来。然后又有人放炮，就又往沙发下钻。特别是媛媛，个子小，腿短跑不快，于是就在快到沙发的时候把腿一缩，“哧溜”一声用肚皮滑进去，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1987年寒假刚结束，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两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正用砖头砸一条不会动的小母狗。我连忙把那两个小孩赶开一看，那小狗浑身冻疮、一条腿已经瘸了，骨头裸露在外面，充满哀求的目光望着我。看到这个情景我简直难过得掉眼泪，实在不忍心让它在寒冬中冻死饿死，或者被心狠的小孩砸死。于是，我没有去学校，而是把它抱回了家。我父母也很可怜这条小生命，专门上街给它买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喂养和医治，小狗恢复了健康。父亲说，家里已经有两条狗了，再养一条吃得太多了。于是给它饱餐一顿后，父亲把它带到街上放了。谁知两天以后这条小狗居然又自己找了回来，使劲地用爪子挠大门。我开开门，小狗一下就扑到我的怀里温存了起来，难舍难分。父母一看是这样，就说这条小狗跟咱们家有缘分，还是养着它吧。于是我们家又多了一条狗，因为捡回它时它的腿瘸，就叫它瘸瘸。

　　　　养了一段时间以后，瘸瘸突然变漂亮了，耳朵竖了起来。当时太谷笨狗多，狼狗少，人们一看到耳朵竖着带点狼狗血统的狗都非常待见。后来，瘸瘸被人给偷走了。瘸瘸被偷时我非常难过，特别怕被坏人抓去杀了吃肉。父亲就安慰我说，瘸瘸耳朵是竖着的，一般人们不会吃它，我这才稍稍放了点心，但心里还是总惦记着它。大约一个礼拜以后，我又听到有挠门声，一开门，看见是瘸瘸站在外面，脖子上还拴着半截绳子。

　　　　就这么着，1987年的上半年，我们家养着三条狗。每天放学之后，三条狗一起蹦着来亲我，忙都忙不过来。然后我就带着它们，在街上自由地畅快地奔跑。

　　　　媛媛和欢欢本来亲密无间，自从瘸瘸来了以后，欢欢就多了一个玩伴。瘸瘸身体恢复后比媛媛健康，因此能够更多地和欢欢一起玩。于是，媛媛就吃起醋来，总是咬瘸瘸，或是冲着瘸瘸“汪汪”叫唤。恰好当时正在放电视剧《红楼梦》，我们就把媛媛比做林黛玉，欢欢比做贾宝玉，而瘸瘸，自然是薛宝钗了。

　　　　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87年5月，大概有一种瘟狗病传播开来。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媛媛不幸染病，而且一天比一天病重。母亲带着媛媛到县兽医站去看了好几次，也没有看好。后来媛媛不能自己吃饭，也不能自己喝水了，每天我的母亲就把饼干嚼碎喂给它，喝点水含在嘴里再喂给媛媛。媛媛大概也知道自己快要告别这个世界了，于是更是每天和人温存，甚至晚上睡觉也要和人搂在一起。媛媛是1987年5月17日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我母亲看它不行了，就又带它到了兽医站，可没一会儿，媛媛就死去了。得知媛媛的死讯，母亲、姐姐和我都痛哭一场，父亲虽没有掉眼泪，但心里也是非常难受，几天不言不语。

　　　　狗瘟过后县里组织打狗。当时也不讲什么法制，打狗队挨家挨户搜查，见狗就打，很多人家为了避免麻烦就把自己养的狗扔出去了。我们家没有这么做，母亲把欢欢带到了一个家在农村的太谷线材厂工友家，把瘸瘸送给了山区的一户农民家里。欢欢挺倔，在那个工友家里待了几天一口东西都不吃，快要饿死了，母亲一听，只好把它又领了回来。当时正好家里承包了北方旅社，于是就把欢欢弄到北方旅社的深宅大院里藏了起来，躲过了那次“打狗风”。后来平静以后，我又骑着自行车跑了20多里地到山里找瘸瘸，却没有见到。

　　　　欢欢在我们家一直活到1989年夏天。一天中午，欢欢又跑出去了，结果再也没有回来。欢欢不见以后，我们全家都出去在全城各个角落里找了几天，仍然没有找到。

　　　　欢欢丢了以后没多久，我又在路上捡到一条小狗。那小狗喜欢吃大米，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就染了媛媛所得的那种病死去了。父亲就把它埋在我们家院子外面的一块空地上。

　　　　大概狗之间也会交流，也会传递信息，哪家人对狗好的消息，狗之间可能会互相告诉。那一阵子，先后有两条小流浪狗跟当年瘸瘸一样挠我们家的门，我们都收留了它们。可是，两条小狗都没有活多久，都先后得了同样的病症死去了。

　　　　到了1989年下半年，父亲又抱回来一条小狗，是我们邻居家的狗下的小崽。我们看着它虎头虎脑挺调皮，就给它起名叫“孬孬”。孬孬确实很调皮，特别不听话，但是还是很亲人。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雪，我到县城另一端的一个同学家里去复习功课，待了大概四五个小时，一出来就看到孬孬站在门外等我。一看到我，孬孬就高兴地蹦起来，往家里方向跑去，我则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由于路上雪大，我不敢骑得太快，孬孬跑一阵子就等我一阵子，站在雪地里歪着脑袋看着我。洁白的大地上，洒下它梅花花瓣一般的足迹。

　　　　孬孬是出车祸死的。1991年春天的一天，孬孬跟着父亲上班，父亲上班时它就在父亲单位马路对面的野地里玩。等父亲下班从单位里出来，叫了它一声，孬孬听到了以后就蹦跳着过马路。此时一辆汽车驶来，把孬孬撞在了车轮下，当场就死了。父亲把孬孬抱回来，洗干净它身上的血迹，又用一块布包起来，葬在我们家的后院里。

　　　　当时离我们家不远住着一个屠夫，姓刘，他养了一只叫“兜兜”的母狗，也是邻居那条生“孬孬”的狗下的崽，算是孬孬的“姐姐”。刘屠夫对狗不好，经常不给兜兜吃饭。兜兜就经常跑到我们家来，一是找孬孬玩，二是来吃饭。孬孬出事后，我们就把兜兜当作自己家的狗。后来兜兜怀孕了，在我们家下了十二条小崽。我父亲母亲就买了很多奶粉，每天挨个喂这些小狗。那一阵子，我放学一回家，满院子蹦的都是小狗。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又紧张起来，母亲把这些小狗喂得膘肥体壮之后，除了自己留了一只最漂亮、健康的狗，还有一条别人不要的残废狗之外，其余的都送人了。

　　　　留下的那条小狗非常漂亮，而且也很健康，父母就给它起名叫“老虎”。还有那条残废狗，长不大，父母也舍不得扔，就起名“垫窝”，意思是一窝里最可怜的一个。当时我已离家上大学，听父母说垫窝在我们家活了几个月，还是没长成就死了，也埋在我们家院子里。而老虎则活了半年，特别招人喜欢，一天跑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而兜兜，刘屠夫背着我们家偷偷把它卖给一家肉罐头厂了，得了三十块钱，怕我们骂他，还撒谎说是送人了。

　　　　我们家养的最后一条狗叫玲玲，一条纯种的德国母狼犬，到我们家时已经是5岁了。玲玲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它原来是武汉一家工厂养的看门狗，当时还不大。1988年春节，父亲的一名工友在那家工厂附近开车，看见了这条狗，于是把它偷了回来。他们从武汉走时正好是大年初一，车厢里没有几个人，因此那位工友牵着玲玲，大摇大摆地把它带上火车。列车员看见了不但不赶他下车，反而围上来看稀罕。就这么着，玲玲来到太谷。玲玲是纯种狼犬，那工友不许玲玲出去乱配种，后来玲玲只生了一条纯种狼狗崽。渐渐地玲玲老了，那工友有两条狗也觉得有点喂不起，于是就把玲玲给了我们家。

　　　　玲玲来我们家之前就染了以前媛媛得的那种病，站都站不起来，天天便血。有了那么多狗不幸得病的教训，逐渐地我们也摸出了门道，怀疑这种病是不是一种炎症，于是就让兽医打消炎针试试。狗不是人，难以理解打针是为了治病救命，因此一打针就咬人。我母亲就对玲玲讲，玲玲听话，这是为你治病啊，打了针，你的病就好了。令人惊讶的是，玲玲听了以后竟然乖乖地卧下，任凭兽医打针，后来又改成输液。那兽医说，自己干了几十年兽医，还从没见过这样通人性的狗。那时正是1992年暑假，我放假回家后，每天都牵着玲玲到兽医站输液，起初几天玲玲还走得很艰难，后来就一溜小跑了。

　　　　玲玲在我们家又活了五年，是这么多年以来活得最长寿的狗，也是最通人性的狗。虽然我和姐姐都在外地上学或者工作，常年不在家，但玲玲能够分辨出谁是亲人，谁是陌生人。每次我和姐姐放假回家，玲玲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兴奋，总是亲切地依偎在我们的身边。玲玲甚至能够分辨出我们说的一些词汇的意思，比如我们说“去商店买点盐”，玲玲就能听懂，本来正在地上卧着，顿时就站起来走向门外。玲玲已经不很活泼了，因此家里人也不怕它乱跑，每当我父母出去买东西时，玲玲就跟着到商店里，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就跟着人回来。

　　　　1998年，我的父母决定随我到武汉落户，本来打算把玲玲一起带来。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铁路上暂停了动物托运业务，带不走了。父母就商量着，给玲玲找个好人家送人吧。玲玲正在地上卧着，听到父母的对话，突然站了起来，这时母亲看到，玲玲的眼中竟然噙满了泪水……于是母亲又到车站问了一下动物托运，但依旧不行。后来母亲托人在榆次市（【注】地名，现名晋中市，距离太谷县约50公里）找了一个有名的对狗好的人家，把玲玲送给了他。那人来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对我父母说，我也是特别喜欢狗的，把玲玲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吃完饭，他把玲玲领到了他开来的带蓬小货车上，玲玲就一直望着我的父母，直到看不见了。

　　　　就这样，如同树叶儿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一样，在十几年中，多少狗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它们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生气，也带来了无限的感伤与眷恋。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能够想起这一个个逝去的可爱的小生命，想起和它们一起自由自在地奔跑在阳光下的那些日子。

九、太谷中学

　　　　我上高中时就读的太谷中学位于太谷县城小南街的东端，是山西省文革结束后的首批重点中学。以前的太谷县城，除了四四方方的城墙和连片的深宅大院以外，城内还有几个巨大的寺庙。解放后，除了无边寺以外，其他的寺庙要么被拆除，要么被挪为他用。太谷中学旧座落于一座昔日的寺庙旁。我上学的时候，寺庙的其他部分已经被拆除了，只留下一座雄伟的大殿，风格和规模都类似于山东曲阜的孔庙。

　　　　当时的太谷中学校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老校区和新校区。所谓新校区，就是靠街面那一部分，是解放后盖的灰砖平房，主要是教室；所谓老校区，就是靠里面一些的老式深宅大院，主要是办公室、礼堂、图书馆、学生宿舍等设施。现在据说那些灰砖平房已经被拆掉了，盖成了教学大楼。以前我上学时，特别喜欢老校区那部分，因为那里回廊曲折，碧水悠悠，杨柳依依，风景非常美。1987年我考上太谷中学以后，分到了第136班。

　　　　当时班上大约有60来个学生，基本上都是各个初中杀出来的尖子生。前面已经提到，当时太谷县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比例大约是五比一，进入太谷中学的比例，就只有十比一了。班上除了太谷县各初中考上来的学生外，还有一些从别的地方慕名转学而来的人。当时有一个从太原来的同学，名字叫郝戎，歌唱得特别好，一心想考艺术类学校，后来考上了。前两年，中央台放了几部电视剧，印象最深的一部叫《黑脸》，我在里面见到了他。

　　　　太谷中学紧挨着原先的寺院，原来庙内的一些古树也被圈到太谷中学校园内，那些古槐有两三个人合抱那么粗，枝繁叶茂。每到春末夏初，槐花开放，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沁人肺腑的清香之中。

　　　　我刚上太谷中学不久，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党政分开”的原则。那时侯我已经渐渐开始关注政治，总是觉得那一段的气氛颇让人怀念，全国上下都充满了对话、协商气氛。那时太谷中学也召开了几次学生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对话会，由于我比较关心中苏关系问题，于是幼稚地向学校领导提了一个问题：“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表明苏联愿意和中国搞好关系，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三大障碍？为什么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不能友好相处？”校团委书记想了想说：“这问题我回答不了，得问赵总书记”。于是哄堂大笑。

　　　　考上太谷中学以后，我倒是记住了初中的教训，学习还比较用功。但是学习中我的长处与短处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学世界历史，脑瓜特别好使，几乎是过目不忘；学语文写文章，常常获得老师夸奖；学几何代数，却显得比较吃力，特别是代数，简直是每节课都听不懂，而且还常常走神。我在数学上能力较弱，其实在初中三年级就表现出来了，当时虽然我的数学是满分，考了全班第一，但我们的数学老师，我记得好象是姓温，在评卷时对我说：你做证明题时，明明有捷径你不走，总要绕几个弯子，虽然这样也没错，还是给你一百分，但是以后上了高中，你可能会比较吃力了。结果，事实证明温老师看得真准。

　　　　1987年前后，正是费翔在中国“一把火”的时候。春节时费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四月份大兴安岭的大火就烧起来了。老百姓都说，这把火是费翔这小子放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对费翔着迷，特别是女同学们。我也喜欢费翔的歌，这也是我这半生唯一一次对流行歌曲发生兴趣。

　　　　　　　　　　　　　　　　　　　　　十、“老战友”

　　　　1987年11月的一天，我的父亲接到一封信，原来是一位在部队的老战友陈××写来的，信上说他出差路过山西榆次，从别的战友那里获知父亲在太谷，想来看看。父亲刚当兵时，不过十六七岁，而这位陈××大概只有十四五岁。两人分别三十多年，期间世事沧桑，如今老友即将相见，父亲动了感情，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顿时眼泪滂沱。接着，父母按照信上约定日期，跑到一百多里外的榆次，把陈××接回了家。

　　　　那天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年男人。那人身材颀长，头发虽然秃顶了，但从五官看得出来，年轻时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据陈××自我介绍，他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文革结束后平反，担任了北京《扶贫报》主编，混得很好，认识许多大首长。说罢，递上了印制精美的名片。我父亲很重情感，有了“老战友”这一层关系，就每天好酒好菜地招待他。母亲人心善，听到他的悲惨遭遇，也是同情得不得了。于是那一阵子家里每天都是满桌好菜，满桌好酒，只是把我母亲忙坏了，一顿饭要做十几个菜，还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的干干净净，熨的整整齐齐。

　　　　本来陈××来时只说在家里住上几天，但是住了将近二十天，和父亲叙旧叙得没什么话好说了，也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此时我母亲有些疑惑，总感觉这人说话时眼神不太地道，似有图谋。我母亲也在商海里沉浮了几年，因此也比较善于察言观色，听他跟我父亲谈话，谈自己的经历和现状，经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于是更加疑惑了。

　　　　那时我父母工资一个月加起来也不过一百来块，可是光招待陈××二十天就花掉四五百，而且还要天天请假招呼他。长此以往，没谁能陪得起，再加上母亲对他心存疑惑，就更不愿意他久住了。于是就借陈××说自己马上要去广州开会的机会，为陈××收拾好行装，又买好车票，弄得他不走不行了。父母二人又把他送到榆次，到了榆次车站，火车来了他又磨磨蹭蹭地不肯上车。母亲见状，连忙帮着他把行李送到车上，这样他才不得不怏怏而去。

　　　　陈××走后没几天，就发来电报，说自己手头很紧，要求速汇款一千五百元，接收人居然是另一个名字“陈×”。因为我母亲曾说过现在卖彩电特赚钱，他就在电报上最后画蛇添足地说了一句：“彩电大量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骗子的诱饵，因为当时中国尚处于短缺经济时期，高档消费品特别是彩电十分紧俏，非一般人物可以搞来，一个报社编辑哪有这么大能量？连父亲也觉得这人肯定是骗子了。

　　　　但父亲念及往日战友情谊，说，混到这个份上挺可怜的，干脆只汇五百好了。母亲最讨厌的，就是不靠勤劳而靠坑蒙拐骗弄钱的人，于是坚决不同意，说家里的钱都是咱们一块一块挣来的血汗钱，凭什么给一个骗子？既然他来骗我们，就说明他根本就不念什么战友情谊，我们何必自做多情？他要真困难，开口讲我们也不会不帮他，但想骗我们，那一个子也得不到。父亲也就不再坚持了，陈××也再没来联系过。

　　　　后来，我父亲到开封见老战友时，老战友们告诉他，陈××也来过开封，每一个老战友都找到了，说的是一样的话，合计只骗走六百块钱。后来有个老战友还调查过陈××的经历，发现他在文革期间是某市一个造反派组织“夜莺队”的，干过不少坏事，后来被作为有罪行的抓起来判了大刑，此前刚刚刑满释放。闻听此事，父亲回家后很是感叹了一阵子。

　　　　其实，陈××完全用错了方法。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愿意救危扶困的人，帮助过不少困难工友。如果陈××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窘境，想踏踏实实地做个小买卖，那么父母借给他一千、两千的作为本钱是绝对没问题的。特别是我的母亲，非常理解父亲和他之间从小在一起结下的情谊，更是一向同情弱者。因此，如果他诚实一点，那么即使别人不帮他，我们家也会慷慨解囊的。但欺骗我们所珍视的情感，愚弄我们，那么肯定是一无所得。这个陈××，也是那个不幸时代造就的不幸产物，既可怜，又可恶。

　　　　　　　　　　　　　　　　　　　　　十一、怀念金色的八十年代

　　　　如果要我说，在我所经历的三十多年里，哪一个年代最好，最令我留恋，那么，我肯定要说：我最怀念金色的八十年代。

　　　　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是充满希望的年代。年轻人忙着学习知识，学习身残志坚的张海迪，学习舍己救人的大学生张华。人们唱着“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奔赴工作岗位，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理想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八十年代是全体人民团结友爱的年代。结束了人整人、人斗人的浩劫，人们知道珍视安定团结的局面。那时贫富差距没有今天如此悬殊，人们的心态都很平静，踏踏实实地做事，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挣钱，建设美好的生活。

　　　　八十年代是全体人民从改革中受益的年代。那时没有医疗产业化，没有教育产业化，没有人因看病而倾家荡产，没有人因上不起学而自杀。那时没有“三农”问题，农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城乡差距一天比一天小。

　　　　八十年代是公平的年代。只要你勤劳、塌实、吃苦、智慧，你的生活就会越变越好。那时没有权力寻租，没有官匪勾结，没有不劳而获，没有穷庙富方丈。

　　　　八十年代是人民自由意识逐渐觉醒的年代，是民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的年代，这是我国真正告别古代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文明、法制和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

　　　　不能说八十年代没有一点问题，今天很多严重的问题在八十年代都有了苗头，正所谓问题与希望并存，危险与机遇同在。但是，如果能够按照八十年代那种趋势走下去，实现公民社会的正常发育和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那么今天堆积如山的问题，或许都已经逐渐地化解。正因为这样，我怀念金色的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