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文摘】闲话大唐宰相（作者 弓月） -- 何足道

七、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时期

穆宗即位前后出任宰相的崔植、杜元颖可以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宪宗好不容易解决的藩镇问题，一到了他们手里马上成为了泡影。幽州、成德两军相继发生兵变，河北复又大乱。穆宗君臣手足无措之际，又是裴度站出来，担当起讨伐重任，率乌重胤、李光颜等进击叛军朱克融、王廷凑。这个时候的形势已经远远不能和元和时期相比。穆宗不能像宪宗那样给与裴度强有力的支持，诸宰相不是与之通力合作，而是不断的拉后腿。在累战无功的情况下，销声匿迹很久的姑息政策，重又回到了台面。

朝廷的意思变了，但是裴度的强硬作风没变。朱克融在朝廷妥协后，日益骄横。某次他借口朝廷的赏赐太过粗滥，要求朝廷重新拨布帛三十万匹作为将士的春衣，并扬言不照办的话，就会兵变。皇帝虽然发怒，但是投鼠忌器，准备派人宣慰。裴度阻止了这一做法，认为绝对不能开这个先例。他详细分析朱克融的实力，认为朱克融不但无法用兵，反而会由于过于骄横而至祸。他建议拖延时间，静观其变。果然不久以后，朱克融为部下杀死。裴度的这种做法，和元和时期李绛用计定魏博异曲同工，充分显示了二位作为贤相的战略眼光。

著名文学家元稹在穆宗时期很活跃，他攀附宦官魏弘简，以期进入中枢。此时裴度正在河北战场，元稹担心裴度回朝后成为他入相的阻碍，所以对裴度的军情奏报多有扣抑。裴度于是上书力陈稹恶，要求惩处。穆宗虽然解除了元稹的职务，但是元稹的根基毕竟很深，在宦官的支持下很快重新得势，并且成为宰相。二人同列，自然互不相容，裴度没有元稹的心计，故一再遭到元稹的排挤。好在裴度德高望重，在朝臣之中有不少支持者，这样他才避免了被外放。元稹和李逢吉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李逢吉策划了一出元稹谋杀的裴度的好戏，一石二鸟，将他的这二位政敌一并除去。李逢吉是中唐朋党的祖宗，他的再相使得穆宗到文宗朝的朝政为朋党所把持。

此后的裴度虽然依旧是宰相，但在敬宗以后的政治中出面不多了。敬宗、文宗朝的朝政有两个很尖锐的问题，一个是朋党，一个是宦官。裴度对于宦官一贯是厌恶的，对于朋党也持否定态度。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唐党争时，将裴度归于所谓的“李党”，原因在于他推荐了李德裕为相，和李逢吉一派为敌。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其一，“李党”所指有问题。我非常赞同岑仲勉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李党指李逢吉、李宗闵党，而非李德裕党；他认为李德裕是无党的。（原由稍后再说）。其二，裴度是无党的，史书明确指出，裴度一再遭到打击的原因在于“无奥援，且久外”，并且没有证据表明他有党羽。其三，牛僧孺、李宗闵均出于裴度之门，也被裴度引荐过，只是后来才逐渐产生隔阂。

元和宰相中活到文宗朝的不少，像李绛、王涯、李逢吉、裴度均是。李绛元和以后再也没有做过宰相，一代名臣，可谓无用武之地，最后还冤死于剑南；王涯积怨众多，身死甘露之变，中外称快；李逢吉是一大奸臣，遗臭万年；只有裴度一人善始善终，名动华夷，风度传于古今。关于裴度风度的野史记载很多，他的处变不惊、神观迈爽，操守坚正不仅直接影响了大唐的下一位名相李德裕，而且成为宋代宰臣效仿的榜样。

朋党是中唐政治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对它的探讨已近千年，近世研究以陈寅恪和岑仲勉二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不过前者以其一贯的集团分析研究法得出的（党争）为门阀和寒门进士科之间的矛盾的说法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后者便是反对意见之一。

我个人对于朋党的认识偏向于后者。其主要内容是：一、“牛李”指为牛僧孺和李宗闵而非牛僧孺和李德裕；二、李德裕无党。再加上自己的另一条观点，即牛僧孺并非朋党的党魁。前面两点，岑仲勉先生所著《隋唐史》中有详细考证，这里不赘述。可以补充岑氏论证李德裕无党的材料可参五代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卷一有关李德裕的记载。

朋党问题的起源前面已经提过，一般认为是元和三年的科举考试。当时牛、李二人在对策中“指斥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对举子们的态度是矛盾的初始，最终爆发在了李吉甫的子辈身上。陈寅恪认为后来牛、李的态度可上溯至李绛，他们是李绛的精神追随者，而李德裕作为李绛政敌李吉甫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政见。从后来牛僧孺等的思想行为、对藩镇的态度，确实可见李绛当年的影子。然而除了牛僧孺的朋党诸人并无李绛之德，更无李绛之才。如果说他们有继承的意图，那他们继承的结果也是失败的。更有一些观点，将“党争”推及到元载、杨炎与刘晏、崔佑甫对立的时期，这未免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

李逢吉在元和长庆之际，培植了八关十六子等一批势力，开启了结党之门。淮西战争期间，他和一些与裴度意见不和的宰臣相继被罢免。长庆元年，发生了著名的科场弊案，李宗闵、杨汝士等参与贿赂的大臣在李德裕、元稹、李绅、段文昌抗议下被外放。李逢吉在这件事后不久回到中枢，其后他斥元稹、排裴度，成为了权相，李德裕也在李逢吉的压力下，出为浙西观察使。为了巩固在中枢的位置，他引荐了易于控制的牛僧孺入相，政敌李绅被排挤出朝廷。敬宗即位后，老臣裴度再度得到信任。直到此时，不可一世的李逢吉才不情愿的退出了中枢。文宗太和时期，他还极力结交过权臣郑注、李训，想要重返凤池，但是没有成功。

朋党在极盛时期的骨干是李宗闵。李宗闵是元和三年指陈得失，冒犯李吉甫的主角，又是长庆元年科场弊案的主角。这些遭遇自然使得他成了对抗裴度、李德裕的主角。其实他也是裴度的门生之一，他和裴度的结怨起自太和三年他和政敌李德裕竞争相位，裴度推荐的是李德裕而不是他。好在他得到了宦官的支持，才打败了李德裕。李宗闵的考虑和李逢吉是一致的，所以他也邀请自动辞职的牛僧孺再度入相。太和三年到太和六年这段李宗闵、牛僧孺共同执政的时期是朋党实现其政治主张的黄金时期，著名的“维州事件”就发生在太和五年，其时李德裕在镇西川。二李的矛盾虽然日益激化，但是后来还是出现了他们共事的局面。太和六年冬，在维州事件中形象大损的牛僧孺去位，李德裕被调回了京城，次年春便接替了牛在中枢的位置。之后二李同在中枢达半年之久，李德裕时常将“朝臣半为朋党”之类的话挂在嘴边，李宗闵最后坚持不住，出为节度使。李宗闵走后，李德裕本可一展身手，但是另一股势力出现了，那就是得到文宗支持的李训、郑注。二人对李德裕的地位很嫉妒，对李德裕的正直又感到害怕，于是想方设法排挤李德裕。李宗闵这个时候成了李、郑的一枚棋子被调回了中枢。李宗闵再相不过几天，李德裕被罢免。这种情况下，李、郑自然会过河拆桥，所以李宗闵并没在宰相的位置上呆多久便被贬为刺史。李、郑二人一副肩负着安定大唐历史重任的姿态，一面打击朋党，一面开始着手对宦官的打击。不过只能够说文宗看高了这二人，他们自己也看高了自己，他们根本不是做宰相的料子。从后来唐武宗用李德裕对仇士良下手的情况来看，如果文宗肯用李德裕，或许甘露之变就可以避免；不甘为“凡主”的文宗或许真的可以做出一些成绩。

以往将中唐党争称为“牛李党争”我觉得是抬高了牛僧孺。牛僧孺两度入相都是别人的引荐，在李逢吉或是李宗闵手下都仅仅是作为配像而已。和朋党其他骨干不同的是，牛僧孺的口碑要好得多。穆宗时期，他由于不受贿赂而受到赏识；他首度为相时期，由于看不惯宦官的所作所为而自动请求免去宰相职务；后来文宗称其为“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牛僧孺的主要作用在于以道德范天子，但是他的政绩实在不怎么样，例如他曾提议放弃河北，维州事件他又错误的命令李德裕送还吐蕃降将，维州要塞原本为唐所有，而失之交臂。这两件事是他后来备受指责的关键所在。但是对于党争，说他排挤李德裕似乎又证据不足，这方面他还未必比得过李珏、杨嗣复。所以称之为牛党领袖或朋党党魁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有学者指出，之所以有牛李并称是音韵平仄所致。我觉得，牛僧孺的“名气”应该是被李逢吉和李宗闵利用所致。而二李利用的一方面是牛的平庸才能，另一方面是牛的道德名声。有牛僧孺这个道德典范作为招牌，朋党的活动便堂而皇之了。

李德裕是一个疾朋党如仇雠的人，“李德裕无党说”正是基于诸多文献关于这一点的记载。有人认为两唐书记录的李德裕在朋党问题上和皇帝的问对只可算是一家之言，为自己辩解而已。不过从实际情况看，李德裕的派系观念远远没有李宗闵等深重。如武宗出初立时，要处决不拥护自己的宰相杨嗣复、李珏。但是李德裕苦谏保住二人，而这二人恰是李宗闵党的骨干；名儒柳仲郢是牛僧孺的门生，但是李德裕不以为嫌，用而不疑；再如白居易之弟白敏中为牛僧孺派系的人，但是李德裕还是将其培养成为了宰相的接班人。

然而应该说明的是，李德裕虽无朋党，但并不代表他和牛李党人没有私人恩怨。首先是竞争入相时候的引起的斗争，其次是李德裕在外镇时，朋党诸人对他的打压。这样一来，李德裕接任牛僧孺的淮南节度使后，制造财政问题攻击牛僧孺以及平定泽潞后参劾牛僧孺、李宗闵勾结藩镇等这些事件就不难理解。强权型政治家，决不会以中和的态度对待政敌，姚崇都不能例外，李德裕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无论如何，李德裕的政绩是这一时期任何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在西川，威震吐蕃、南诏；三度共十年镇浙西更是为人民作了诸多实事，名扬天下，成为众人心目中当然的宰相候选人。尤其在他成为会昌首相后，东定泽潞、北斥回鹘、变科场、灭佛教，每一件对于大唐都犹如暮霭中的闪电惊雷，重新迸发出大唐的气度。武宗会昌仅仅六年，李德裕是这六年中政治的核心。上有君臣相知，武宗对其推心置腹，言听计从；中有李绅、郑覃、陈夷行诸相通力合作；下有石雄、王元逵诸将及众藩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如此种种，使得极短时间内，局面焕然一新，史称“是时王室几中兴”。而后来与会昌政治完全相悖的所谓的“宣宗之治”，纵然有“小贞观”的美名，但是终究不如前者振聋发聩，再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