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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文摘】闲话大唐宰相(作者 弓月) -- 何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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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肃宗、代宗时期

四、肃宗、代宗时期

唐肃宗从天宝十五年即皇帝位至宝应元年崩,共在位六年。这六年里的宰相,总体说来乏善可陈。原因主要在于,整个这个时期内,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围绕着平叛这一中心。所以李光弼、郭子仪等大出风头,而真正的宰相的工作并未步入正轨,故而缺乏用武之地。

房?g是老杜诗歌中提得比较多的一个人物。杜甫给房?g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比之为孔明、谢安。但那是个文人的观点,史学家的评论要刻薄得多。《旧唐书》大段引用了李亨罢免房?g的诏书,来说明房?g的“率情自任、怙气弄权、虚华简傲”。于是,误国的帽子便戴在了他的头上。直到后来的欧阳修,才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g有远器,好谈老子、浮屠法,喜宾客,高谈有余,而不切事。时天下多故,急于谋略攻取,帝以吏事绳下,而?g为相,遽欲从容镇静以辅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败挠,故功名隳损云。 ”

“唐名儒多言?g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载行事,亦少贬矣。一举丧师,讫不复振。原?g以忠谊自奋,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过人者,用违所长,遂无成功。然盛名之下,为难居矣。夫名盛则责望备,实不副则訾咎深。使?g遭时承平,从容帷幄,不失为名宰。而仓卒济难,事败隙生,陷于浮虚比周之罪,名之为累也,戒哉!”

我很赞同欧阳修此论,我前面提到的“无用武之地”也就是这个意思。假使房?g可生在汉文宋太的时期,以风度率众人,以无为治天下,情况会好得多。其实房?g也并非是一个专务空谈的人,象两唐书都提到的他罢相后在??州改革弊政的事情,充分说明了他具有卓越的行政才能。

正如欧阳修所说,房?g自拜相那天开始就被天下人寄予厚望,而领兵作战又非其所长,以至陈陶、青坂大败,“四万义军同日死”。天下人包括皇帝在内失望之余,自然要归咎于他。李亨在罢免诏书中说得很刻薄,这对于很重风度的房?g无疑是极大的打击。

同时期的张镐也是房?g一般的人物,风度很足。最后也是由于太过简澹而罢相。不过他显然不像房?g那样具有悲剧色彩。做得比较中间的要数苗晋卿,起码善始善终,名声地位上都过得去。名声最差的要数裴冕,不识大体,依附宦官,把财政权下放,搞得经济局面一团糟。

还稍微值得一提的是萧华。当时李辅国用事,宰相如裴冕等都依附于他。惟萧华刚正不阿,坚决抵制李辅国为宰相。萧华为开元宰相萧嵩之子,贞观宰相萧?r的后人,其行为大有萧?r之风。说到开元宰相,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们的后人很多都成为了宰相。如卢怀慎之孙卢杞、杜暹族子杜鸿渐、韩休子韩?辍⒄偶握曜诱叛由汀⑴峁馔プ优峋?等等。

唐代宗李豫是一个非常仁慈的皇帝,但是他在位的时期却是唐朝最多事的时期之一。宦官(李、程、鱼)、奸臣(元、王)、强蕃(安史余孽诸镇)可称内忧;强敌吐蕃、回纥可称外患。优柔寡断的代宗皇帝对这些问题的错误政策,使得后来的唐积重难返,直到灭亡。

这一时期,安史之乱已经接近尾声。平叛固然还是一个重心,但同时面临的战后财政问题也日益凸显。安史之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史载“天下饥疫相仍,十耗其九”。京城所在的关中平原再也不能自给自足了。河朔、山东诸镇的财政权基本上为节度使所有,不但没有丝毫的赋税交给朝廷,还要朝廷调拨费用。一时间,江淮成了整个财政收入的支撑点。在这种用度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急需一批理财专家。所以带有这种特色的中枢应运而生。

刘晏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幼时就有神童的称呼。他几乎做过所有和理财有关的职务,像户部侍郎、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等等。当时天下新定,长安的经济状况非常差,斗米千钱,皇宫里面的食物都不合时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晏提出了疏浚运河,将江淮财赋通过运河入黄河,再入渭水,进入关中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首相元载的支持,最终顺利实现。第一批岁输到达长安的时候,代宗皇帝准备乐队,亲自到渭桥迎接。由此可见,此事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后来,长安盐价暴涨,刘晏急调三万斛入关,仅仅四十天,这批盐就从扬州到达长安,当时的人以之为神。经过一系列的整改,关中的经济形势趋于稳定,天下的物价也少有大的起落。

其实刘晏担任宰相的时间只有一年,但是由于他掌握了财政大权,并且以此精简吏治,所以他的实际地位是相当高的。故史载:“然任职久,势轧宰相,要官华使多出其门”、“大历时政因循,军国皆仰晏,未尝检质”。这必然导致刘晏树敌众多。他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敌是常兖和杨炎。前者想方设法让刘晏退休,但是皇帝不允许;而后者直接害死了刘晏。

和刘晏同时掌管财政的是第五琦。第五琦为宰相是肃宗朝的事,为相时间不过八个月,但是他发挥作用是在代宗朝。在肃宗朝,他为解决军费的来源问题作了巨大的贡献,史称他的成果是“人不益赋而用以饶”。实现这一点,在当时大概需要极新潮的经济学观点。古代很多的经济学家(暂借这一称呼)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在他们的当时都不能被理解。我没有学过经济学,所以对其中的过程不敢妄论。只是猜测和合理配置资源以及加速流通有关。代宗即位后,将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的财赋转运委之刘晏,而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则委之第五琦。但是从后来的成绩看,第五琦是不如刘晏的。第五琦显然对货币流通缺乏认识,一味铸造大钱,以一当十或是以一当五十,结果造成物价上扬,通货膨胀。

不管怎么样,上面这二位都可以算是代宗时期最出色的财政专家。大唐的理财真正以完整的体系居于大政之首是成就于刘晏之手的,而这个体系建立是从第五琦开始的。

常兖在元载死后成为宰相。和上面二位相比,常兖要逊色得多。严格的说,他并不可以算一个理财家。但是他的节用思想对一贯大手花钱的朝廷起了改变风气的作用。他非常注意节约,以至于史家用“苛细”这个颇带贬义的词来形容他。

和常兖同时拜相的杨绾更是一个节约的人。御史中丞崔宽造了很豪华的别墅,但是他一听到杨绾做了宰相,连忙叫人拆掉了。这种事情远不止这一件。《新唐书.杨绾传》上提到杨绾入相后“它闻风靡然自化者,不可胜纪”。按照儒家思想来看,杨绾是一个很完美的大臣:性格沈靖、不好立名、风度翩然、议论高远。遗憾的是,他只做了半年不到的宰相便去世了。当时元载、程元振、鱼朝恩都已经死去,边境、方镇也相对安宁。如果杨绾可以多干几年,未必成不了张九龄一般的人物。

然而整个代宗朝中枢的主导力量并不是来自上面这些人,而是来自盘踞相位十四年的元载。元载是奸臣不假,但是还没有到李林甫、杨国忠那个地步。他如何排斥异己、怙恃弄权这里我不多说,我说的是下面两点。其一是一大批理财专家其实都是元载带起来的。如刘晏、杨炎、韩洄等等。元载自己在做宰相之前也干过具体的财政工作。我觉得这一点是构成这个中枢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就是元载有一条意见很值得思考:

初,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寄治泾州,大历八年,吐蕃寇??宁,议者谓三辅以西无襟带之固,而泾州散地不足守。载尝在西州,具知河西、陇右要领,乃言于帝曰:“国家西境极于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草荐水甘,旧垒存焉,比吐蕃毁夷垣墉,弃不居,其右则监牧故地,巨堑长壕,重复深固。原州虽早霜不可??,而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徙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作,二旬可讫,贮粟一岁。戎人夏牧青海上,羽书比至,则我功集矣。徙子仪大军在泾,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北抵于河,皆连山峻险,寇不可越。稍置鸣沙县、丰安军为之羽翼,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胫,朝廷高枕矣。”因图上地形,使吏间入原州度水泉,计徒庸,车乘畚闸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议,乃曰:“兴师料敌,老将所难,陛下信一书生言,举国从之,误矣。”帝由是疑不决。 (《新唐书.元载传》)

上文田神功所说的“误”并没有给出具体证明。我倒是觉得元载的这个建议不错。一来原州并不远离三辅,一旦京师有事,军队可以有迅速的反应。二来原州介于河陇之间,兵屯原州可以减轻吐蕃对河西的压力,必要时可以兼顾两面。后来河西最终为吐蕃所有,实在令人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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