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文摘】闲话大唐宰相（作者 弓月） -- 何足道

三、玄宗时期

姚崇被李隆基马鞍之上钦点宰相，意味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启。这个时候的姚崇已经是两度为相的老臣了，但是他有着执著的性格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这是为李隆基所特别看重的。

姚崇是唐代唯一一个在影响力上可以和房玄龄一拼的宰相。二人配合李世民、李隆基所开启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堪称中国古代政治的黄金时期。二人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诸如擅于国家大政、勘定典章制度、拨乱反正是国家迅速恢复稳定等等。《新唐书》姚崇的政绩有如下总结:崇尤长吏道，处决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戊斥候、士马储械，无不谙记.崇常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请无广释道，无数移吏。繇是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我觉得最后一句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了前两朝衰微的中央集权再度加强.这不正是李隆基所渴望得到的.其实说过来,李隆基在中枢上的每一步棋,都是围绕着集权这一点的.前面提到的罢免功臣,缩短宰相任期,合中书门下为一等等都可以说明这个.而天宝时期的宰相任期延长,宰相人数减少等等正好说明皇权受到相权的影响而减弱,成为反例.

尽管姚崇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是他给后人的形象绝没有房玄龄那么完美.这就涉及到了两人的不同.性格上,房玄龄是一个谦逊的人,"不以己长望人";而姚崇却有些自负.他曾不无自得的问他的手下说自己比管乐如何,得到的回答是不如,但差不多是一个"救时宰相".他想了想,觉得这个评价很公允.由此可见,姚崇对他所做的的确有些飘飘然.不过,这其实都无所谓.姚崇最受后人诟病的是他对同僚采取的手段.

姚崇和张说历来不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太平公主集团被粉碎后,张说先于姚崇入相,但是姚崇却轻易扳倒了这个夙敌.看下面一段话:

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

要弹劾张说可以直说,但是姚崇偏偏用这种隐晦的方式,对李隆基的痛处下张说的药.难怪欧阳修评价姚崇"资权谲".如果只是这一个例子,当然不足以说明欧阳修的观点.然而欧阳修说得确实很有道理,因为这方面的例子实在不少.魏知古在当时是唯一和姚崇和睦相处的宰相,姚崇曾经还引荐过魏知古.但是二人同列不久后,姚崇便看不起魏了,想办法罢了魏的相.刘幽求是当时的首相,姚崇"素忌之",向皇帝报告说刘幽求"郁怏散职，有怨言",李隆基派人调查,贬刘为睦州刺史.前宰相,吏部尚书钟绍京"不为姚祟所喜",姚崇便借刘幽求一案,乘机贬钟绍京为果州刺史.后来钟绍京被一贬再贬,吃尽了苦头.我想就凭这些,如果姚崇没有他的成绩,一定要落一个奸臣的名号.

前面提到刘幽求等罢相的深层原因在于李隆基急于改革,但是姚崇无疑起了导火索的的作用.

如果以今天的知名度计，大唐宰相的第一方阵中大概只有四人：房、杜、姚、宋。尺度放宽一些估计还可以搭上魏征。如果以姚崇比房玄龄，那么宋?Z可算是玄宗朝的魏征。

政治强人姚崇虽然开创了的开元盛世，但是他得罪了太多人，并且权力也太大了，李隆基开始有些不放心。在他为相的第四个年头，终于因为受他人贿案的影响而只好主动辞职。李隆基也不挽留，让姚崇举荐一人自代，姚崇便推荐了宋?Z。

就这样姚的老战友宋?Z被任命为黄门监，成为新首相。

宋?Z可能才能不如姚崇，但是他是武周以来的一面道德旗帜。从公开反对二张起，他就成为了朝野的清流领袖。不给二张面子就是不给；宦官来接他，就是一句话都和宦官说。欧阳修赞扬他“风度凝远，人莫涯其量”。和宋?Z比起来，张说就显得有些逊色了。二张准备除掉魏元忠的时候，要张说作伪证。张说差一点就随了二张，好在宋?Z在关键时刻严正的提醒了他一下，才没有铸成大错。宋?Z此次入主门下省，已经是二度为相了。和姚崇差不多，宋?Z也只做了四年就被罢政事。四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大唐的政、刑、礼等又重新步入正轨，天下风气大有改观。

如果说宋?Z仅仅是一个言官、直臣是不合适的。我觉得说他是一个注重细节的务实政治家更好一些。姚崇的长处在于善于统筹全局，而宋?Z更重小节。他主张一个个的案子他一个个理清；天灾过后，他劝皇帝不要讲功夫花在祈天这种形式上面，而要多做实事；边将邀功，他时常是很不赞同的，怕引得年轻的皇帝穷兵黩武。如此等等都可以反映宋?Z是一个实干家。后来的他的相位继承者张嘉贞坐到他的位子上后，对于宋?Z留下的政策，都还时常失声赞叹。正如史家所赞扬的那样，“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Z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这就是风格不同的姚宋对开元盛世的共同贡献。

对于姚宋反对边功的做法多说几句。好像唐朝的大凡贤相，都对边功很不感冒。从魏征反对在高昌设立行政机构，到房玄龄反对征高丽，到狄仁杰反对恢复安西四镇，再到姚崇劝天子不求边功，宋?Z不肯赏边臣，好像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天看来，他们的这些做法仿佛和当时皇帝所想的格格不入。到底怎么看这些，我觉得是应该一分为二的。有利于国防巩固、国家安全的开边战争应当鼓励；而穷兵黩武则应当反对。开元天宝年间的变化正可说这一点。正是由于李隆基后期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才大大加速了各民族的离心和唐王朝内部的虚空，为祸乱埋下隐患。欧阳修也说：“天宝之乱，卒蹈其害”。

开元盛世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天宝中后期。这个长达40余年的封建社会黄金时期，绝不仅仅是靠李隆基加上姚、宋就可以造就和维持的。姚、宋二相当国的时间加起来不过8年，和40年相比，可以说只是开了一个头，或是奠了基，当然这个头是开得非常漂亮的。然而后来的几十年里，如果没有一批杰出的人物继续了姚宋的事业，开元盛世会不会持续这么久，是很难说的。这批杰出的人物里面，自然包括了许多位不同时期的良相贤臣。

开元一朝，姚宋之后，宰相十五。这十五人无疑和贞观宰相一样，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其中文学如张说；勤俭如李元告；明于吏事如张嘉贞、裴光庭；长于理财如裴耀卿、宇文融；忠直如韩休、张九陵；边将如杜暹、萧嵩。当然，如同贞观之治中有许敬宗这样的奸相一样，十五人中也有李林甫这位名留千古的大奸臣。司马光对开元宰相的特点概括是：“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Z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告，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陵尚直，各其所长也。”我想这正是开元盛世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以上提到的几位，还有几位为这些贤相或是权相甘当绿叶的宰相。姚崇出任首相的时候，卢怀慎以同平章事、黄门监为次相，卢自以为才能不如姚崇，所以遇到事情总是听凭姚崇处理，当时的人讥讽他为“伴食宰相”。此后，宋?Z为首相，苏?E为次相，苏?E也总是顺着宋?Z的意思做事，没什么自己的意见。二人由此相得甚欢。宋?Z去位后，源乾曜以侍中为首相，张嘉贞以中书令为次相，张嘉贞是一个政治强人，能力强，党羽多，而源乾曜是一个老实人，所以情况完全反了过来：张成了实际上的首相，而源这位名义上的首相实际上只是一个陪衬。稍后张说为中书令，情况依旧，源乾曜依旧坐在首相的位置上而少有管事。到二张俱罢，李元告、杜暹成为次相的时候，源乾曜还是首相，直到后来边将萧嵩入相。史载源乾曜“为相十年，与张嘉贞、张说、李元??、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尝廷议可否事，晚节唯唯联署，务为宽平??大，故鲜咎悔。姜?w为嘉贞所排，虽得罪，讫不申救，君子讥焉。”可见，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源乾曜都是被讥讽的对象。可是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开元宰相任期的最长纪录。前面说过，李隆基出于权力考虑，一般的宰相任期不会超过四年，像韩休仅仅九个月。源乾曜竟然可以超过十年，这不能不说和他的性格、处事方式是有很大关系的。到了开元末，李林甫以中书令为首相。他力荐牛仙客为宰相，遭到了张九龄的强烈反对。但是李隆基没有听张的的话，反而认为张九龄嫉贤妒能。当牛入相后自然成了李林甫的配角。牛本来在边镇干得很有成绩，但是实在不是做宰相的料，结果一被李林甫拉下水，就成了历史的反面人物。我觉得前面的这些人（牛仙客除外）其实都是有他们的意义的，起码为有能力者营造了和谐的政治环境。不象李元告和杜暹同为相的时候，争论起来，谁也不让谁，做事则相互扯皮，最后搞得李隆基都很生气了，将他们双双罢相。

开元宰相在隋唐政治史上着实是很浓重的一笔。如果仅仅以上文一笔代过，实在是很可惜；但是又无法像旧史一样为他们每人作一列传，所以以下随便多说几句。

张说在开元以前就做过宰相，李隆基铲除太平公主以后，他是第一批宰相中的成员。其时张说的资格和姚崇、宋?Z相比是差不多的。但是，从以后的事情来看，他的仕途比姚、宋要坎坷得多。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和另外两人密切相关，一个是姚崇，一个是宇文融。

姚崇和张说的积怨很深，由什么原因所致，史书语焉不详。可能姚崇出知同州，和张说有一定关系。但是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张说和姚崇一样，是能力超群的政治强人，都有着很强烈的权力欲望。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尤其是后来姚崇被李隆基擢为宰相时，张说亦在中枢。两个强人共同执政，必然会有抵牾之处，而二人又都是不肯轻易放弃自己见解的人，这样势必造成矛盾。后来姚崇抓到了张说的把柄，加上张说在政治上确实有失误，李隆基决定罢免张说。

张说再次入相的时候，姚崇时代早已过去。此时的首相是源乾曜，一个与人无争老好人。张说的同僚，实际的首相张嘉贞去位后，张说成了无冕首相。这一时期，他做了几点大师，第一就是讨灭了朔方的反胡；第二是大裁军，实行募兵制，将无所事事的府兵裁撤，招募民间勇士进入军队；第三是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二省合一，权力集中；第四就是主持李隆基封禅泰山。这几件都是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特别是中间两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最后一件也使得李隆基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封禅泰山的皇帝之一。但是也正是由于封禅这件事上他的做法存在问题，造成了他和源乾曜之间的矛盾，并且引起了低级官员和军队的不满。

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得罪了宇文融。宇文融和源乾曜的关系很不错，但张说和宇文融之间的矛盾是否和源乾曜有关是不确定的。作为御史中丞的宇文融之所以敢和身为宰相的张说对撼，更多的是在于宇文融是李隆基最近的红人，有皇帝撑腰，他自然不怕张说。宇文融能够走红，和他杰出的理财才能是分不开的。他推行重理户口、重新丈量田亩的政策，一下子就使得当年的岁入增加了百万缗。有钱了皇帝自然高兴，升了宇文融的官，让他继续。而张说偏偏厌恶宇文融的为人，又怕他生事，所以总是阻止宇文融办事。宇文融也不是等闲之辈，便处处中伤张说。宇文融的为人，我不好说，但是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可能真的是有些浮华。他做宰相之前说，如果我可以做宰相，只要几个月，天下就会太平。但是他做了宰相之后，每天只知道喝酒会客，别人还说不得他，连皇帝都会被能言善辩的他说的哑口无言。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天下却并不见太平。李隆基有些生气，加上宇文融正好得罪了很有势力的信安王李掉。这时的形势，宇文融已经是不得不下台了。

宇文融对张说下手前，张九龄提醒过张说要注意。但是张说根本不把宇文融放在眼里。结果从首相沦为了阶下囚。三朝老相啊，竟然在晚年还要蹲大狱，真是莫大的耻辱。

宇文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代都备受批评，这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其实宇文融的经济政策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如果任由户口隐匿，良田浪费，国家的损失是巨大的。然而宇文融多数时候是被斥为“多事”。这大概和桑弘羊以及后世的王安石一样。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利字是一个很贬义的字典。为了利益而“扰民”，那是绝对要受到道德人士的指责的。

张说其实是一个政治家兼文学家。大唐宰相中，在当时就被称为文宗的只有四人：武周时期的李峤、苏味道，玄宗朝的张说，以及后来历仕五朝的令狐楚。而四人中又仅仅只有张说可以说是著名的政治家。张说和当时的苏?E并称为“燕许大手笔”，文章一出来，即被广为传颂。以至于后世专以燕公来指代张说；就像今天一说总理，就知道指的是周恩来一样。以封爵指代其人的作法，在初唐还不盛行，大概有名的只有卫公李靖。其余像说郑公，一般人大概都不会知道指的是魏征。而张说开了先河。到了宋代，对于宰相重臣一般都只称封爵。比如，一说莱公，就知道是寇准；一说魏公、郑公，就知道是指韩琦、富弼；一提荆公、温公，马上就想到王安石、司马光。

开元宰相中除了张说、苏?E，另一个文学家便是张九龄。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联可谓独步千古，无人为继。更有人将他的诗歌称为“唐之离骚”。其实对比一下，他经历和屈原的确有些相像。首先是居高位，一心尽忠国家，而后遭到奸人陷害，命途坎坷，再而目睹国家由盛而衰，自己却无能为力。杜甫云“文章憎命达”，实在是自然之理。

开元贤相中，张九龄可谓压轴的一位。其后李林甫相继当国，好好的盛世硬是给葬送了。张九龄为相期间，基本上是贯穿着和李林甫的斗争的。李林甫无学术又无风度，这些恰是张九龄的优势，所以李林甫对张九龄很是嫉妒，于是想法设法要限制他。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由于处理边事有功，李隆基想让他为相。牛仙客担任节度使可以，做宰相实在是不合适。张九龄由此据理力争，而李林甫自然知道牛仙客是一个庸人，如果引为同列，不仅不可以排挤张九龄，而且便于控制。于是他力主牛仙客入相。李隆基可能真的晕头了，硬是将牛仙客调回来，还责备张九龄一通。没过多久，张九龄、裴耀卿同日罢相，中枢彻底成了李林甫集团的天下。开元政治的黄金时期由此终结。

其实张九龄看人是很准的。他说牛仙客不足大用，果然后来成了李林甫的应声虫；安禄山入朝，他对裴耀卿说，将来为乱的，肯定是这个人。后来安禄山吃了大败仗，张九龄力主将他杀掉，李隆基却以“卿无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责备张九龄而为安禄山作保。后来的事情，全如张九龄所料。

张九龄估计是开元宰相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他已经深刻意识到危机了，然而他在位的时候，无能为力；而处江湖之远的时候，就更志不得申了。只好眼看着奸佞当朝，大好盛世每况日下。他没有看到盛世彻底毁灭的那一天，便匆匆去世了，这对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他来说或许还是一件好事。

张九龄罢相的时候，李林甫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此后的十九年，大唐的中枢基本上由他一人掌握。前面提到源乾曜当国十年是一个奇迹，相对于李林甫，又不算什么了。这就是开元、天宝两朝政治的区别之一。李隆基原本害怕相权过重，宰相纠集私党而引发党争，所以给开元宰相的任期都很短；而开元末以后，李隆基似乎被盛事的局面所麻痹，很多行为渐渐脱离了正轨，这就是其中之一。

李林甫的上台，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后宫，他满口答应专宠一时的武惠妃，一定支持武惠妃的儿子寿王做皇储，所以武惠妃答应帮他坐宰相；其二是他舅舅姜皎有一些地位，在李隆基那里很吃香，再有他和源乾曜、宇文融的关系很好，自然为他进入中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三是韩休罢相的时候，直接推荐了李林甫。韩休其实也算是一个名臣，他入相的时候，是由首相萧嵩推荐的。而李林甫首先得到内部消息（据说是李林甫和裴光庭的老婆有染，裴光庭的老婆又和高力士关系好，结果这个消息很快到了李林甫那里），第一个跑到韩休那儿去报喜。韩休还以为是李林甫的帮忙，将他视为恩人。后来，他推荐李林甫，估计含有报恩的成分。

称李林甫为奸臣，是很不过分的。但是为李林甫翻案之风时有。普及的书里面如《剑桥中国隋唐史》都重点地肯定了李林甫在财政、立法方面的所起的作用。该书认为，李林甫为相时期，李隆基已不像开元之初那样积极面对朝政。所以相对姚、宋而言，李林甫做的工作要多得多。但是在我认为，姚宋执政加起来八年就使唐从皇室争权的混乱中中兴；李林甫柄轴19年，不仅不能维持局面，反而使得局面更加恶化。从这一点来看，很难说李林甫的执政是成功的。

能够代表李林甫才能的事件有两件。第一件是开元中期开始的《唐六典》编撰工作；第二件是开元二十五年的《格式律令事类》的整理。《剑桥中国隋唐史》对这两件事情的评价颇高。尤其是后一件，更被推为唐制度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其实李林甫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都是主持的角色，里面到底有多少功劳是他的，到底有多少功劳是那些已经湮没无闻的学者的，我很难说清楚。不过，谁都知道李林甫缺乏学术，不谙经典（引用典籍中的一些稍生僻的字都不认识）。所以很难想象他在这种大型政典、法典的编修中可以很有作为。另外，编撰《唐六典》的工作从张说就已经开始，经过张说、张九龄这些大文学家、政治家的苦心经营，至李林甫已近尾声，而最后上呈皇帝的是李林甫，所以他在这里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的。李林甫也很清楚自己不善文学，所以对文学之士很是嫉妒，一批一批的文士被打倒，或是被压制，张九龄只是其中之一。

许多人对正史所载李林甫之事表示怀疑。完全符合史实，任何一部史书都很难做到。但是这些记载绝对比臆测揣度可靠。像一些大事，如韦坚案、李适之案、王忠嗣案、杨慎矜案、皇甫惟明案等等，是不可能完全虚构的。因为他们都是曾经深受信任的重臣或是爱将，影响实在太大了，有的甚至牵连到了东宫。正史之所以将李林甫嫉贤妒能、排除异己作为重点，就是因为这代表了李林甫最大的特点。后来成了太上皇的李隆基评价了他手下的十几个宰相，对于李林甫，他说“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如果才能真的出色，是不会被错误掩盖的。同是在《唐书》中（《旧唐书》倒是说了一句稍好的话），稍后的杨炎也可算权相一个，排除异己也是能手，很多行为都是标准的奸臣行为（如杀刘晏）。但是他以他出色的理财能力和作为两税法的奠基人而位列大唐名相之中。相比之下，李林甫实在是过太多而功太少了。

和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的奸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多数人又认为杨国忠的才能远逊李林甫，加之与边将关系恶化，故而导致安史之乱。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李林甫不被杨国忠取代，安史之乱就不会发生。这未免又太过重视杨国忠的“作用”了。

杨国忠掌管财权后，天宝政治实际上出现了三驾马车的局面。其一是相国李林甫；其二是有后宫撑腰的杨国忠；再就是拥兵河朔的安禄山。三人中，李林甫差不多已经是西山落日，而后两人是新贵。李林甫开始以为杨国忠可以为他所用，于是极力拉拢他。但是他太低估杨国忠了，杨国忠岂是甘居人下的人？并且有杨玉环的裙带关系，他岂会把一个将死之人放在眼里。天宝十镇，安禄山一人据有三镇，可谓兵雄天下。所有的朝臣，他都不放在眼里，唯独见了李林甫，他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李林甫失势之前，形势看起来是多么好：国舅爷是李林甫的人，兵头头也是李林甫的人，李林甫的地位实在是很稳固。但是，情况慢慢变了。李林甫对权力是何其敏感的人。他已经意识到杨国忠对他的威胁，于是借西南战事之机调杨国忠任剑南节度使。而这件事李林甫做错了，杨国忠虽然被暂时外放，但是得到了李隆基任命他为宰相的承诺。安禄山既然拥兵一方，又岂甘心长期受制于人。当杨国忠参劾已经去世的李林甫勾结突厥时，安禄山马上跑过去落井下石，以发泄一下多年积累的怨气。

而安禄山虽然配合了杨国忠对李林甫的打击，并且成了贵妃的干儿子，但是这些绝不能够阻止安禄山和杨国忠的破裂。杨国忠入相后，时常向李隆基提起安禄山将要谋反。如果要说证据，恐怕他也拿不出多少实在的东西。他这样做，无非是考虑到了安禄山对自己地位的潜在威胁。安禄山被激怒了，从此二人势同水火，终至安禄山起兵。

这便仿佛说明了前面提到的“杨国忠逼反安禄山”的观点。然而这仅仅是表象。安禄山打着的“清君侧”的旗号也不过是一个幌子。他既然势力已极，内朝虚弱，他自然要趁机起事。从后来的情况看，他在幽州的准备是很充分的，所以他的起兵绝非受迫而反击。如果要论根源，史学家可以说得很深刻，只是我不够水平，无法说清楚。但是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一个原因就是，李林甫执政期间为了杜绝边将入相而重用蕃人，并且往往令其专制数道，长年不徙（安禄山居平卢、范阳达十四年之久）。这样一来，他们便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从这个角度上说，李林甫的责任比杨国忠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