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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三国时期由于战争的关系，汉朝稳定的货币政策以及象征政府尊严的汉五铢钱的形象受到了空前的破坏。同时由于经济衰退的影响，甚至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货币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转而出现更原始的贸易方式：以物易物。同时，某些更具有一般等价性的物品成为了三国时期的货币，例如谷物，丝帛甚至是奴隶人口。

实际上，在东汉和三国时期，中国采用的仍然是金本位制，五铢钱只是货币的总称，例如现在说的“人民币”的概念。实际上在当时流通的不仅是铜制的五铢钱，而且还有金/银的五铢钱，并且还有体形超大的外圆内方的钱币，只不过一般不参与流通。只作为库存或者封赏时候使用。

在当时情况下，人们既没有想出采用纸币的方法，同时，在早期也没有其他的物资可以代替汉五铢钱的牢固地位，虽然这种牢固的地位在后来被完全破坏掉了。为了解决货币不足的问题，各路军阀采用了两种偷工减料的办法。一种是用更少的铜制作五铢钱，我们知道，“铢”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重量单位，所谓五铢钱，就是说该钱币有五铢那么重，后来董卓砸掉洛阳金人（铜的）就是为了铸造自己的五铢钱，但实际上分量并没有五铢，只是当作五铢钱来用罢了。而第二种方法就是铸造大钱，在蜀和吴都采用过，利用比五铢更多的铜料，铸造一种全新的货币，在上面铸上“当百”“当五百”就行了。意思就是这种新钱币一枚等于原来的100个五铢钱，或者是500个。蜀先铸“蜀五铢”后又铸“太平百钱”、“直百五铢”、“直百”“定平一百”等钱？吴除沿用“五铢”外，还沿用新莽的“大泉五十”，并铸造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钱。

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值，设盗铸之科。」吴志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後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懿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於杖下。」通典食货志：「吴孙权嘉平（平乃禾之灼）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吴志孙权传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通典企货典：「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

传统的看法认为，“大泉五十”是新莽的货币，东吴仅是沿用而已。但后来证明镇江地区出土的“大泉五十”特别厚重，与北方所出之莽钱“大泉五十”有明显的差异，不可同日而语。吴除沿用外，也曾铸造过“大泉五十”的推断，颇为合理。再如，过去一般把“大平百钱”谈作“太平百钱”。并归入蜀钱，“直百”系列。前贤对此早有疑义。近年，镇江刘建国、高岚先生在《三国吴钱初探》一文中引《骈雅训篡五。释名称》：“古人太字多不加点，后人加点，以别小大之大”之后指出：“看来，称此钱首字为“大”，实属后人的臆测，遂以“平太”二字；或附合于帝王年号（吴孙亮），或认为与宗教、厌胜有涉。实则首字即“大”字。大者，大泉也；平者，源出于“一刀平五千”的平字，意同“直”，同“当”如是，则“大平百钱”、“大平五百”应即是大泉（钱）平（当）一百和大泉平五百的意思。若按其特征分类，它们亦可归属大泉系列钱的范畴，或者说大泉系列钱的异文钱。这是很有见地的。

魏五铢阳文铜范,圆角长方形,周边有框,下部有一三角形凸起部分,是为定方位的标志,长110.6,宽72毫米。范中有两个凸起的圆形及浇注槽模。范两行各4枚钱模(一排为钱面,一排为钱背)。面文“五铢”篆书,仿铸无郭五铢钱范,但有所增益,重新增加钱币的轮郭,压“五”右侧,压“铢”字金旁左侧。钱模径22,穿9.6毫米。范背有十字筋,无纪年文字,和东汉钱范同一风格。

显然曹魏五铢阳文铜范是在东汉末年铸无郭五铢钱范的基础上,有所增益而成,它继承了东汉时期五株钱范的形制,又有自己的新型制。东汉末期货币减重,曹魏五铢是在一个特殊时期重新调整的货币。

东汉末年,经董卓之乱,逐渐形成了豪强割据势力的大混战,使人民遭到空前的洗劫。社会生产力一度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经济崩溃。据文献记载,董卓于初平元年(公元l90年)二月,乃徒天子都长安,焚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悉推破铜人,虏钟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滤,于是货轻而物重,谷一斗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这种“钱货不行”的局面当是指某些地区而言。兴平元年(公元l95年)长安城中谷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由此可见东汉五铢钱和董卓小钱还在使用。但是董卓铸行劣质钱,破坏了东汉的货币制度。据彭信威先生考证,董卓这一破坏性举措,大约销毁掉东汉末年全国货币总量的五分之一(主要指五铢的总数量),其影响是巨大的。这时曹操打起了“兴义民,诛暴乱”的旗帜,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用武力消灭豪强割据势力,南征北战,东讨西伐,逐步统一了北部中国,形成了魏、蜀、吴三方割据形势,这对东汉末年的大丧乱来说，无疑是一个喘息的时期,这时三方立国各有所本,割据之初无不先筹经济,故能裕国而瞻军。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父子后,在经济领域里进行了大力整顿,调整税赋,恢复了盐铁官营,抑制豪强兼并，使当时黄河流域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曹操十分重视恢复农业生产,由于很快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粮食问题,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讨论

铸行新币问题。荀攸主张恢复五铢钱,“官之所争者谷也，牛马之禁,不待出百里之外，彼于钱取之于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用而迫之,海内一家,何患焉”。“钱实便于事用,民乐行之,禁之难,今开难令绝便事，禁民所乐,不茂矣。”他反对把民间所藏的五铢钱收集起来运到京师用,认为如果五铢不多,政府可以补铸。曹操任丞相后,着手进行经济改革,整顿币制,“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随着当时的商品经济恢复利用原有的铸钱设备,将罢掉的董卓小钱销熔,新铸曹魏五铢钱和原有的五铢钱同时使用,当为情理之中的事情。建安十九年,刘备也始铸新币。由此可知，在三国鼎立以前,曹魏和蜀汉先后确立了自己的货币体系,孙权则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始铸大泉五百。曹魏行五铢体系,蜀行直百体系,孙吴行大泉体系。蜀汉是否铸行过五铢钱?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在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尚未发现一枚蜀五铢。而孙吴铸大泉,则完全脱离了五铢钱体系,是十分明显的。

根据文献记载三国时期的赏赐及金银使用情况,也可窥其货币使用情况。建安年中,曹操对臣下的赏赐以谷帛、金银、珠玉、宝物及钱币为主。如毛?d卒,“太祖赐棺器钱币”。杨修卒“太祖赐杨彪钱六十万与其它物品”,糜竺“祖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竺进妹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攻取成都后,“赐飞及诸葛亮、法正、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帛千匹。”上述记载说明三国时期金银、货币仍在行用。

汉五铢钱虽然在名义上在各地继续流通，但是，实际上由于流通的五铢钱数量仍然很少，就牵扯到其他的一般等价物交易形式了。当时，在这三个国家可以自由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还包括了：

丝帛/马匹/蜀锦（蜀锦和丝帛有区别，请注意）/盐/谷物等

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文帝在东宫，当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

魏志田豫传注引魏略：「豫罢官归居魏县，……汝南为具资数千匹，遣人饷豫，豫一不受。」资下，太平御览八百十七引有绢相字。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护军总统诸将，任武官选举，前後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全三国文卷四十载毋丘俭报弟书：「今别致绢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谓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

吴志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数千人，历十馀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吴志全琮传：「柔（珠父）当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珠至，皆散用，空船而还。」

吴志朱桓传：「赤乌元年卒，…家无馀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

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金属/贵金属货币丧失一般等价物地位，而日用品成为一般等价物的趋势抬头主要是前面说过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战乱的情况下，金属货币在人心目中作用降低，毕竟在当时，身边有100个五铢钱和有价值100个五铢钱的谷子，心情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各国所发行的货币种类参差不齐，质量有好有坏。假如你是一个商人，从蜀国出发，打算在其他国家卖掉自己的蜀锦，到了魏，东西是卖出去了，可是人家给了你1万个董卓的缺斤短两的五铢钱，你怎么办？你自认倒霉，把这1万个董五铢花了，买了4头牛，贩卖到吴国（这个例子不好，呵呵。当时牛的买卖是违法的，会杀头……汗）等你到了吴国，买牛的人排成队，按道理说，你转手应该能赚一倍的价钱，也就是两万。可是你到手的钱哪？就是吴国4个“大泉五千”。呵呵，这四个大钱你还不敢不接受，不拿就是“对抗政府！”也是杀头的罪过。拿了哪？等回到自己的蜀国，也根本花不出去。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当时的最流通的一般等价物就是丝帛，如果你1头牛要人家10匹丝帛的花，回了蜀，起码能拿这40匹丝帛再织成蜀锦，继续进行你的交易。

当然，三国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决不是我举例子里面说到的那个物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