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水寒）从电力规划看人口规划（1） -- 东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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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大公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中国今年电力短缺，从年初出现征兆，到夏季迅速扩大，而且与往年不同，还罕见地延伸到冬季。以为已经告别了的缺电时代，没想到再度降临。“电老虎”重新发威，使人开始回头检查反思1998年以来的电力建设松懈的思潮。对于今年能源再度紧张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丹认为，这首先源于前几年电力建设的人为放缓，最典型的就是「三年不上火电」政策。据了解，在1997年以前，国内电力投资建设的规模，平均每年都在2000万千瓦以上，然而，到了1998年，由于判断错误，认为电力需求不再增长，当年开工规模陡然下降为1021万千瓦，1999年和2000年，更是进一步下跌，连续两年只有600万千瓦。经过「三年不上火电」之后，虽然电力投资建设开始恢复，但遗憾的是，其力度始终跟不上形势的要求。对于已经发芽和逐步扩大的电荒，决策人丝毫没有警惕。以至于2004年电力缺口大约3000万千瓦。现在开始的增加电力投资，预计数年后电力紧张问题将得到解决。

中国粮食问题也一样，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了1万亿斤的水平，实现了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跨越。各地粮食过剩，农民卖粮卖不出，到处出现粮仓过满和拒绝收农民粮食的现象。这种粮食的多年丰收给人以一种粮食已经不是问题了的假象。甚至中央领导也被这种假象所蒙蔽，中央“一号文件”也不再是农业问题了，2001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举行的“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情不自禁脱开讲稿感叹地说“粮食供过于求，每年有几百亿斤存在仓库里头，以至目前的粮食库存已达到5000亿斤。够了！中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吃饭问题！”全场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但是我国粮食产量自1998年以来连续多年呈现下滑态势，2000年粮食减产已成定局时，很多人还认为粮食减产不必忧虑，是好事。2003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9000亿斤以内，连续3年粮食产量低于消费量。2004年本届政府重新将中央“一号文件”恢复到农业问题，立竿见影，粮食生产开始恢复性增长。

要是上届政府能预料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也不至于有电力和粮食问题了。我不是说是前届政府故意不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术机构不能预测问题，我们政府有时候百密之中也有一疏。

中国经济就象一座坝，经过1979年前的几十年的不合理积累，水位已经太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将这个坝挖了口子，释放了一些原始的动力，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魄力，需要“胆子要大一点”的口号。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还象用脚走路一样，“摸着石头过河”问题不大，大不了摔倒了爬起来。但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象开汽车了，马上要驶向高速公路了，要是还是要求“胆子要大一点”（很多官员腐败不是因为胆子太大了吗？），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问题就麻烦了，一不小心就会车毁人亡。这个时候中国需要的是策略，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科学规划国家长远发展。但从近年电力、粮食和艾滋病等问题来看，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班子研究国家长远规划，我们的有些政策也还象近年的流行语“活在当下”一样，没有考虑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电力问题、粮食问题都是短期就可以看出的问题，我们电力部门和学术机构都不能作出正确的预计。那么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政治、经济、国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赖于人口安全，以人为本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而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于33年前，作为基本国策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也已经22年了。我们都知道，33年前中国还在文革的高潮时期，22年前中国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探索阶段。难道33年前的政策、22年前的政策比五年前的政策更有预见力？难道不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电力、粮食问题单纯，几年内就可以解决。鼓励生育可不这么简单，涉及到多种因素，诸如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心理、生育愿望，目前发达国家还没有成功摸索出提高生育率的方法。正因为人口问题的滞后性，人口问题更加要提前纠正，否且万劫不复。

我近年一直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发现中国人口问题非常严峻，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我完成了十几万字的人口方面的文章，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4-10/19/content_2108796.htm)以及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2/cz01.htm)分别发表了我的部分观点。我的人口论的主要内容(九万字)2004年11月16日刊登在《光明观察》周刊：《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484 ）。

老年化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阻力。法国完成人口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这一过程花费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时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中国仅需18年左右。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认为是中国几十年来计划生育一个伟大成就，我认为是中国近百年的最大失误。

要维持人口稳定(相对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1970年代初，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很高(1971年数据显示是5.8)，人口压力当然大，食物短缺是个大问题，而当时又处于文革高潮，在经济仍然没有出现曙光的前提下，适当降低生育率是无奈但正确的做法。中国197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即一个家庭生育两、三个小孩。该政策效果显著，使中国妇女生育率从1971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5。

1980年代以来采取非常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这个政策（城市独生子女；农村头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一个半政策）在整个1980年代在农村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1）、1970年代允许生育两、三胎的政策比较符合人性，而1980年代以后的严厉生育政策违背了人性；

2）、19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恢复了传统的农村生产单干模式，集体经济（包括农村医疗机构）几乎完全没有，对生产力的需求，对养老的担心使得农民不得不超生。

幸亏因为1980年代的这些阻力，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能够维持在2.1的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没有破坏人口结构。但从城市角度看，人口结构是已经被破坏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农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开始出现民工潮，中国目前农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龄)有大约两亿(女工为多)，今后几年将上升到三亿，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9亿农民中除去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口，生育人口不过三、四亿，这三亿农民工基本都是生育年龄的农民，就是说生育年龄的农民大多进城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较差，而又面临与城市人口一样的消费水平，他们的生育愿望事实上很低。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近几年生育愿望下降更加迅速，最近上海资料显示上海生育愿望只有1.1了（意味着今后丁克家庭比例很高），虽没有全国性的资料，农村估计也难以达到1.8了。

从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农村1.8的生育愿望是可信的。日本1970年代中期还有2.0，现在只有1.29了；西班牙生育率从1975年的2.8下降到2003年的1.2。台湾、韩国、新加坡经济水平不过比中国早二十年，生育率只有1.3了。印度从1989年才开始经济改革，生育率也从70年代初的6.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2.8，不久将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

上将七十年代以来的国家统计局和计生委历次调查的客观生育率资料直线回归，回归系数还是很高的(R2值超过0.9！)，说明客观资料是可靠的，1990年左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现在只有1.3左右了（比过去6.0的生育率危害还大）。也与两次生育愿望调查是相符的。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生育愿望，停止计划生育还不足以防止人口减少，现在独生子女夫妻未现二胎潮，部分人宁愿多养些宠物而不愿意养小孩。摇篮网最新的调查结果如下(供参考，http://www.yaolan.com)：

一个就够了 26.45% (3471人)

我想要两个 67.60% (8871人)

我想要更多 4.37% (573人)

我一个也不要 0.94% (123人)

我还没有想好 0.64% (84人)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自己也说：“希望有两个孩子的约占60％，希望生育3个及3个以上孩子的还有近10％”（http://www.39.net/HotSpecial/people/rkxz/24938.html）。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就算不计算不育人口的话，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8；既使不育人口（不孕、单身、丁克）只有15%的话（其实光不孕人口就占10-15%），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53。当然，停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会改变一些生育愿望，但不会增加太多，不采取鼓励措施的话，总和生育率难以达到1.8，更不用说2.1了。

考虑到单身人口的存在和显著上升的不孕人口比例，每位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妇女应该生育3个左右孩子才能使总和生育率达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农村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个，还有相当部分家庭需要四个才能防止人口减少。但现在农村愿意生育三、四个很少了。

由于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尤其是生育愿望不同，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人口政策来保持总和生育率在2.1的世代更替水平附近。20年前在生育愿望还在6左右的时候，需要采取比较严格的生育政策，如只允许两个左右（超生来抵消不育人口）；那么在现在农村生育愿望都难以达到1.8的情况下，要提高生育率到世代更替水平，就应该完全停止以控制人口增长为标志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改为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

发达国家都绞尽脑汁鼓励生育，新加坡准备拿出8亿元鼓励生育，俄罗斯是五年生三娃政府奖住房，德国政治家呼吁男人多过性生活提高生育率。日本卫生部计划年耗资2500亿日元(约21亿美元)，以促进日本的人口生育，给那些进行生育的夫妇每年10万日元的生育补贴，并把向儿童发放津贴的年龄限制从原来的6岁提高到9岁。美国能保持目前接近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其鼓励生育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基督教(美国信仰宗教的比例远比欧洲要高)鼓励生育、反堕胎的传统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在“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一文已经指出，中国人不是太能生育，而是太不能生育了。现代经济和福利制度都是与西方文化相关的，我们的文化与这些制度是没有连续性的，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这些制度下不堪一击。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中华文化圈的平均生育率比欧洲平均低，现在海外华人的生育率几乎是所在国最低的。

新加坡、日本、韩国的生育率均在1.3附近，实际生育率往往低于生育愿望（因为有不孕人口的存在，有些客观条件错过了生育季节），这些国家的生育愿望应该在1.5左右，相当于中国普通城市的水平，但比上海等大城市要高（上海只有1.1了）。因此从整体来说，中国平均生育愿望比这些国家要高。从我呼吁海外华人多生孩子所遇到的阻力看，中国政府要鼓励生孩子难度远比欧洲国家要大，但应该比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难度要小。

新加坡、日本有能力拿出高额财政来鼓励生育。中国现行分配制度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给多子女家庭提供补助，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生育率到更替水平，就必须改革现行分配制度。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社会学界公认的一个中等收入差距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应该在0.3到0.4之间。80年代初期我们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但现在社会学家认为我们现在的实际基尼系数应在0.45到0.5之间(在别的国家早就引起暴乱了)。中国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比1左右，上升到现在的4倍甚至6倍！美国总统年工资不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七倍，中国很多医生、教授年收入都比人均GDP高十几倍了，更不用说企业老总们了。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在政府财政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竟然还没有建立实名存款制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对真正的高收入者也几乎不起作用。

生育均匀化能最大程度利用民间资源（而不是国家财政）来培养小孩，而现实是大多数人只愿意生育两个孩子，这就需要另外一些人生育四个孩子。通过完善分配制度，鼓励生育均匀化，鼓励所有人生育三个孩子，比如生三胎（甚至四胎）医疗保险等给予优惠(在美国，有多个孩子的大家庭缴纳的的医疗保险与没有孩子家庭的一样多)，多个孩子都上大学免交很多学费(美国就这样)；而单身、丁克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就必须缴纳很高的税(发达国家都这样)，谁让你不为培养下一代劳动力付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增加到联合国所要求的占GDP的6% （现在只占2-3%，引起了联合国官员的愤怒），国家承担12年(高中)义务教育，优化高度教育结构，降低教育和医疗成本。要是国家实在担心农村少数超生的话，可以通过取消第五胎的优惠政策，让家庭觉得生育第五个的花费比生育前三、四个的花费要多出很多，生五个“不合算”、压力大。

由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太大，女孩比例太低，今后等这些孩子成人后，即使达到2.1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不足以阻止人口下降。因此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既然应该停止控制人口增长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而采纳鼓励生育的新政策。那么现行各级计生委部门就应该撤销。会砍树的不一定会种树，很可能习惯性地在树还没长好就又砍树了。

计生委法规司长于学军博士应该是计生委内部比较开明的官员，但也只敢提“允许生二胎”的保守观点（我不太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很理解他的难处）。《中国经营报》刊登一则题为《生二胎呼声渐高，专家建议推出过渡生育政策》的报道：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提出“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观点。这个专家建议发表后，遭到人口学家的围攻，引发不少评论。一篇题为《不成熟的“专家建议”慎抛社会》的文章认为：在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国策问题上的建议，要慎重，否则既误导舆论，又动摇了基本国策的公信力，更会引发整个社会对国家计生政策的混乱认识。我很同意《中国青年报》童铁丁的《国策也是可以拿来讨论的》一文的观点：既然国策问题关乎国家根本，关系到国家和民生的现实和长远利益，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政策的科学性、严谨性与公信力，均依赖于民众的广泛参与。

有人认为我主张的全面停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改用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太极端了，没有考虑政策的连续性，政府难以下台阶。应该象学军博士提出的那样，先只允许二胎，从多生罚到少生奖过渡，这样较具有操作性。但计划生育影响的是国本，1990年就应该检讨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要是那时候慢慢放开，到现在鼓励生育，政策是有连续性的。既然计生委撒谎十几年了，要是还考虑为了政策连续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已经到了非下猛药的地步，就只好从多生罚到生三个奖的急剧过渡。残酷的现实已把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哪怕是2、3年都可能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要是从多生罚到多生不罚，几年后再过渡到少生罚，政策还算连续。但要是中间又来个滑稽的“少生奖”，政策就不连续了。今后政府肯定不可能也无力保证“少生奖”的，今后的舆论也不可能支持这种“少生奖”的（面对老年化的未来，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的反而能受奖，不滑稽吗？）。我就怀疑“少生奖”的建议就是利益部门想出来的为了防止国家取消计生委的。

我流泪看了最近出版的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http://book.sina.com.cn/nzt/1091002363_onlyone/）。据杨晓升引用的专家推算和统计，我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有40万—50万人，平均每天我国有40至50名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些家庭惨不忍睹！张维庆说的轻松：怎么解决他们的晚年生活问题，这是我们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关心，不关心那是我们政府的失职。“我们”指的是谁？张主任还期望活一百多岁？谁去解决今后四亿老年人的生活？今后政府怎么运转？ 我在《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已经指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失误是对粮食和其他资源的认识停留在70年代的水平，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地人为制定人口上限，画地为牢，自我禁闭。既然中国不可能达到一个人口上限，为什么不为了缓解今后老年化而改变人口政策呢？

停止计划生育必然会有一个生育高峰，从目前的生育愿望来看，这个高峰不会太大，不要被这个高峰吓倒，既然现在养这个高峰没问题，就更没有必要担心今后了，这个高峰对今后政府来说是雪中送炭,并且是民族持续发展的宝贵潜力，从今后政府看，这个高峰越大越好。因此我们要赶抢这个高峰而不是避开这个高峰。比如说现在35岁到40岁这一群体，目前也基本只有再生育一个的生育愿望(平均达不到1.0)，等再生育的小孩30岁左右成家立业有经济能力时候，父母刚好退休，需要赡养，大大缓解他们哥哥或者姐姐的赡养压力。

再说要是考虑给政府的台阶下的话，就不会有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当时政策改变的算大、算快吧？但很快得到民众的拥护。

要是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大跃进”就不会在三年后马上停止，饿死的人更多。

再如去年SARS流行，几天前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还信誓旦旦说问题不严重，后面纸包不住火了，顾不上政策连续性了，顾不上政府的脸面，胡主席、温总理断然撤掉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亲临抗疫第一线，从政策连续性来看是不对的，但却得到国内外同声称赞，改变了很多国际人士对中国政治的看法。

另外，正因为各人的执政方式不同，视野不同，执政理念不同，我们才需要防止领导终身制，才需要新领导的新思维。要是只考虑政策连续性的话，领导终身制更好。

老年化问题和艾滋病问题没有SARS那么急，但危害却大多了，足以威胁中国持续发展。前两届政府的历史功绩必将因为这两个问题而大打折扣。现任政府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对前两届政府也是负责的，将损失减少到最低，前两届政府的历史功绩就越大。现在的停电也是因为自1998年开始的中央决策失误，三年停止建电站。要是考虑政策连续性，现在也只能慢慢建电站了。前任领导肯定都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是非常希望现政府能尽快解决他们偶然疏忽所引起的问题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本届政府任重而道远！

四、“低生育率”将导致今后学校生源短缺、高校破产

以下是以2006年为100%，用三种人口方案考察全国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生源动态变化情况。

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在1980年代末期达到顶峰后逐年下降，导致1994年以来全国小学新入学人数直线下降，也就导致小学总人数在1998年后直线下降。在这种情况，全国各地掀起小学合风潮，小学教师纷纷下岗（而在1980年代为了稳住教学队伍，是禁止中小学教师调离教师队伍的），师范学校纷纷撤并。湖南省浏阳市10年前有小学1099所，到2005年只剩326所，小学生人数在几年间锐减了61％，其中白沙乡10年前有20所小学，现在只剩下一所。湘西洪江市双溪镇1993年小学生是3600多人，2004年只有1400多人了，现在年出生在210人左右。

图2、 小学生源动态变化曲线

有人可能会说，由于农民工进城，他们的部分孩子随父母进城，因此农村小学合并不足以说明中国的人口问题的严重。我们看看城市情况如何？北京市由于外来移民，总人口在逐年增加，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381.9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1081.9相比，十年间增加了300万人，外来人口增加占总增加人口的70.4％。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底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达到357.3万人，比2000年增加101.2万人。再看看北京市小学情况，2000年是小学毕业生人数的高峰年（1987年出生的孩子小学毕业），小升初人数为18万人，到2001年减为17万人，2002年减为15万人多，到2003年锐减为12万多人，2004年减至10万人，2005年减至9万人左右。小学毕业人数的减少意味着初中生源的减少。针对于中小学生入学人数骤减、招不到生源，北京市每年撤并小学一百所。

农村、城市小学都在剧减，难道还不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依照1.8的生育率，小学人数在2003年后应该有所上升，然后基本稳定；但是事实上小学合并潮已经席转全国，合并势头暂时还难以停止。说明根本没有1.8的生育率。

我们再看看初中的情况，全国初中在校人数在2003年达到顶峰，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今后几年将会出现初中合并潮，将会有大量初中教师失业。

图3、初中生源动态变化曲线

目前高中教师对现状似乎比较满意，一方面是高中不是义务教育，教育产业化后收费大为提高，另外一方面是有充足的生源。那么今后情况会如何？全国高中在校人数在2006年达到顶峰，然后会直线下降。如何抢到生源将是今后高中校长的头疼大事，师范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不妙。

图4、高中生源动态变化曲线

1999年以来大学扩招轰轰烈烈，是是非非众说纷纭。扩招的目的是为了使得中国的教育模式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这种思路本身并没有错。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在欧洲、日本、韩国，大学生要占到同龄人的35-50%，就连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14.1%。而中国1998年高校才招生108万，只占1980年出生的1840万人的5.9%，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高校扩招却没有把握好“度”。中国从1999年扩招后的6年间，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上升到2005年的504万，目前高等院校在校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2006年招生规模是530万，占1988年出生人口2458万的21.5%；但由于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到高中的完善义务教育，很多人没有读完小学、初中、高中，比如2006年高考应届报考生只有667万，只占1988年出生的2458万同龄人的27%，说明我国的基础教育相当落后；近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已经达到55-58%，可能已经超过很多发达国家水平，说明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扩招本身没有错，但需要循序渐进，需要考虑到高校的师资和设施，保证质量，更需要考虑基础教育是否跟得上。

并且有些学科，本身就有“精英学科”性质，比如美国即使高等教育已经转向普及型，但是医学、法律等专业仍然是“精英教育”（美国在这些学科这种过于精英教育并不完全合理，但适度精英教育还是必要的），而中国扩招却是全学科的，并且硕士、博士教育也同样扩招。各国博士教育都是精英教育，2000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公布的数字表明，美国博士授予单位只有261个，占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6.6％，仍然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教育。而2002年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245所（当年高等学校的总数为2003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12.23％，远远高于美国。并且近年来我国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重心正在明显下移，越来越多的地方院校增设博士点，博士生质量开始受到质疑。比如说一个10人研发课题组，假如合理的人才结构是1个博士带领2个本科生助理、3个大专技术员、4个技校毕业技术工人；单纯为了扩招，增加博士为2个，硕士3个，本科4个，技术工人只有1人，这样的人才结构所产生的效益反而更低：一方面是因为结构本身不合理，另一方面是因为盲目扩招导致毕业生质量下降。并且合理的人才结构梯队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所决定的，比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对高端人才需求比例高，也就要求有较高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需求却并不一样。人才培养适度超前是必需的，但要是过于超前反而不利：一方面企业找不到所需人才，降低企业效益；一方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增加失业率。从这种角度看，盲目扩招是拔苗助长。

图5、高校生源动态变化曲线

有人辩解说“教育投资是一种长期投资，要看长期的回报”，但教育的投资需要高度有序才能保证“长期的回报”，否且就是浪费，中国有一句古话“男怕选错行”。过于忽略基础教育，而又过于超前高等教育，造成教育资源配置错位，是当前就业压力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当时扩招的时机非常“准确”的，从1999年开始是大学生源的上升期，生源没有大的问题。由于扩招，大学财大气粗，引进人才舍得花钱，十万年薪的教授不算高薪，甚至有“百万年薪教授”。美国2005年人均GDP是3.7万美元， 中等家庭收入是四万多美元，名校正教授年薪为人均GDP的2-3倍。2005年中国人均GDP不到14000元，10万年薪的工资相当于人均GDP的7.2倍（远比美国副总统的相对工资要高），百万年薪相当于人均GDP的72倍（每个家庭贡献20%的话，需要200-300个家庭才能供养一个“百万年薪”的教授， 相当于古代的百户侯、千户侯！）。但是中国高校生源在2008年将达到顶峰，然后直线下降，2006招生规模已经是530万人了，扩招还有多大的余地？现在高校为了扩招而贷款修建的教室、购买的设备，随着生源的下降，可能会无力偿还，部分高校可能面临破产。看看日本的情况吧：2005年日本有30%的私立学校都没有招满，有的甚至只招到一半学生。今后如何确保学生的数量，将成为私立学校的一个难题。为了保证生源，名古屋商科大学在今年春天新学期开学时无偿给每个新生发一个iPOD，说是让学生用来下载外语听力教材的。连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也第一次走出校门到外地去招生，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香港的大学招生纷纷转向内地，其原因是什么？

即使今后高校招生规模稳定在2006年的530万，那么今后怎么样？530万只占1988年出生（2006年大学新生）人口2464万的21.5%，但却占1999年出生（2017年大学新生）人口1150万的46%，远远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而那时中国的经济结构能够吸纳如此高比例的大学毕业生？结果是：由于招不到合适的员工，大量国内企业纷纷破产，外资企业迁移海外；花费高成本的大学毕业生找坏焦ぷ鳎?晌?缁岵晃榷ǖ囊蛩亍?/SPAN>

现在的经济和教育是根据国家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小学合并潮已经用事实否定了1.8的生育率；要是高校还相信这个1.8的生育率而盲目扩招，今后将会有大批高校破产、大批高校教师失业！

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使得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那么今后几年（2007-2019年）每年将出生2100万，在加强基础教育的同时，高校以目前的530万招生规模的话，2024年后高等教育普及率为25%，既能使得经济健康发展，又能防止高校破产。

一、1997年后的“8%经济增长率”导致现在的电力短缺

二、不同资料的每年出生人口数量

三、所谓的“1.8的生育率”将导致今后劳动力严重短缺

四、所谓的“1.8的生育率”将导致今后高校生源短缺、高校破产

一、1997年后的“8%经济增长率”导致现在的电力短缺

电力增长必须适度大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经济学常识。据资深电力规划专家、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吴敬儒介绍，从1969年开始，国内就开始缺电，经过近20年的建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力度建设，1998年电力供需才首次出现平衡。以为已经告别了的缺电时代，没想到再度降临。2001年开始“电老虎”重新发威，使人开始回头检查反思1998年以来的电力建设松懈的思潮。对于目前能源再度紧张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丹认为，这首先源于前几年电力建设的人为放缓，最典型的就是「三年不上火电」政策。据了解，在1997年以前，国内电力投资建设的规模，平均每年都在2000万千瓦以上，然而，到了1998年，由于判断错误，认为电力需求不再增长，当年开工规模陡然下降为1021万千瓦，1999年和2000年，更是进一步下跌，连续两年只有600万千瓦。因为电源点建设有3年左右的滞后效应，1998年的决策失误导致2001年以后的电力短缺，2002年电力缺口2035万千瓦，2003年甚至高达4485万千瓦。2004年我国电力供需形势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年，先后共有24个省级电网、25个省市区出现拉闸限电，全国最大电力缺口上升至4000多万千瓦，电量缺口达到650多亿千瓦时。电力短缺到2005年仍然严重，2006年才有所缓解（但局部季节性缺点仍然严重）。此次能源危机的损失无法估计，但应当数以万亿计。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全国工业开工充分，每周工作6.5天，而不是3-4天，能够多创造多少财富和就业机会？

电力是国家经济的动力，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决策失误？原因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不振，开工不足，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受到影响（虽然没有像东南亚一样严重）。但是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仍然宣称有７-８％的增长率，给国际社会的印象是：中国经济一支独秀。

从2001年开始，国际社会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表示高度怀疑的声音不断。美国学者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被严重高估，真实情况可能是：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为-2% —2%之间，1999年在-2.5% —2%之间2000年为2%-3% ，2001年为3%。（钟伟《中国经济增长率被高估了？》http://china-week.com/html/01373.htm）。美国学者怀疑中国1998-2001年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中国能源消耗降低：从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共

增长了25% ，而能源消耗则下降了13% ，在1997年以前，能源消费是和GDP 同步增长的。但从1997年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但能源消费量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度下滑的不可思议现象。这些学者还根据中国出口情况、工业产品产量、以及与香港、新加坡比较佐证了上述怀疑。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是“反华势力”故意唱衰中国，是“别有用心”。另外一些学国内者从能源角度分析，认为能源弹性系数的波动可能没有规律可言，甚至出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的反向变动；我国原有的能源消费基数过大，降低消费空间巨大；能源之间的替代速度加快，优质能源的大幅增长；能源价格上涨抑制了消费；整顿煤炭工业对数据产生的影响等。用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进行调整后，他们得出结论：我国能源与GDP的关系并没有失调，GDP增长的数据是可信的。

如果说搞出一个漂亮的8%来装点一下门面，维持信心，还可以理解。偏偏当时的国务院还就当真了，真的以为如此低的能源需求增长就能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国务院的这个对电力的短视判断是基于两份统计，第一是97-99年的名义GDP每年都增长8%，第二份就是电力需求几乎没有增长。也就是那每年8%的GDP是几乎不耗电的。可能么？在一个依赖粗放式发展、一个能源使用效率一直非常低下的国家（中国每消耗1千克能源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7美元，韩国为1.8美元，日本为6.1美元，泰国为2.1美元）？这两份统计必然有一份是虚假的，假的只能是第一个，名义GDP。因为用电量是造不了假的，也没有必要造假。也就是说97，98年我们根本没有那么高的GDP成长率，那个8%有很多水分。

就是说基于这个虚假的“8%经济增长率”， 制定了电力政策，学术界的短视导致决策的短视。2001年以后，金融危机期间被压抑的工业产能逐渐释放出来，2001年华东地区硬是靠着西电东送工程部分完工后，雪中送炭的中部电才勉强维持平衡。而此时能源需求的增长又回到了两位数状态。2002年以后的严重短缺不可避免了，造成上万亿的经济损失，导致就业压力增大。如果说上届政府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上还可圈可点的话，那么因为电力决策失误使得“前功尽弃”，只是将损失延迟了几年而已。

好在电力建设只有三年左右滞后期，从2003年开始不断增加的电力投资，可望缓解今后的电力短缺。

二、不同资料的每年出生人口数量

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以及计生委自己的客观资料均显示1992年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只有1.6左右，九十年代中期后生育率只有1.2-1.3左右。但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每次都将生育率调整到1.8，计生委主任甚至说实际上有2.0的生育率。以下是三种方案下1982年以来每年出生的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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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鉴推测-人口普查-1.8生育率

1982---2247-----2310---------

1983---2066-----2007---------

1984---2063-----2031---------

1985---2211-----2043---------

1986---2393-----2319---------

1987---2529-----2528---------

1988---2464-----2458---------

1989---2414-----2514---------

1990---2391-----2621---------

1991---2265-----2008---------

1992---2125-----1875-----1933

1993---2132-----1791-----1992

1994---2110-----1647-----2042

1995---2063-----1693-----2083

1996---2067-----1522-----2105

1997---2038-----1445-----2110

1998---1942-----1401-----2097

1999---1834-----1150-----2071

2000---1771-----1379-----2031

2001---1702-----1283-----1986

2002---1647-----1283-----1940

2003---1599-----1283-----1898

2004---1591-----1283-----1865

2005---1617-----128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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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人口普查”一栏的2001到2005年数据是根据2003年年度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0-4岁人口平移两年（假定这几年每年出生人口没有大的变化）。

其中人口普查资料最客观的调查资料，是最为可靠的，2003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0-4岁平均每年出生1283万（其中可能每年有100万左右的重报，就是说实际上还没有这么多）。国家统计局的年鉴出生人口是用：出生人口=总增加人口-死亡人口来推算的。“1.8生育率” 是在1991年前采纳人口普查的客观资料，1992年后根据1986年的育龄妇女生育结构以1.8的生育率推测的每年出生人口。国家统计局宣称的2005年1月6日的13亿人口日是根据统计年鉴的资料，国家很多决策都是依据1.8生育率资料。

从上表可见，统计年鉴推测的出生人口数（年增加人口减去死亡人口）与客观调查（人口普查和2003年抽样调查）的每年出生人口数数据在1990年前没有太大差别，1991年之后统计年鉴推测的出生人口数明显多于客观调查数。问题是出在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之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被公认为最准确的）。

笔者近年已经多次质疑中国的1.8的生育率（易富贤：《中国能有1.8的生育率吗？》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6/05/982.html），但计生委和人口学界还铁板一块咬定中国还有1.8的生育率。

三、所谓的“1.8的生育率”将导致今后劳动力严重短缺

2003年之前，媒体都还是关注“民工潮”，然后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民工荒”，这几年逐渐严重，甚至湖南、四川等人力资源丰富的内地省份也开始出现“民工荒”了，“荒”得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促手不及。目前经济学家还是浅层地从劳动待、人口学家还是从劳动力总量来考虑这个问题。其实用劳动力总量来研究人口问题不准确（从劳动力总量来看，目前中国劳动力确实还是充足的）。

其实从人口结构角度是很容易看出“民工荒”的深层原因的：

由于目前民工主体是18-35岁年龄段黄金劳动力，目前民工荒最“荒”的也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以2006年18-35岁年龄段的人口数为100%，我们比较一下这个黄金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变化。

图1、18-35岁黄金年龄劳动人口数量变化曲线。

从上图可见，从1997年开始，18-35岁年龄段劳动力人数开始减少，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当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掩盖了黄金劳动力的数量的减少。2002年之后中国经济步入正轨，对民工的需求增加，而劳动力的供给又减少；加上1998年之后的连续几年的粮食减少引起中央的重视，2004年开始中央提高粮食价格，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更加加剧了民工荒；1999年扩招后的6年间，我国高校招生人数由108万上升到504万，2006年计划生育招生530万人（占了同年龄人口的21%），又延迟一部分人进入劳动市场，而这些剧然增加的大学毕业生并不是目前就业市场所需要的，意味着一方面出现民工荒（中专、技校生在就业市场上供不应求），一方面大量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这些共同原因引发目前的民工荒。

要是依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和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中国民工荒在今后几年不会加剧，相反劳动力的供应在今后几年还会有所增加，就业问题严重，中国还有15年左右的“人口红利”；但依据人口普查的客观资料，“民工荒”将会越来越“荒”，如果说现在还只是结构性“民工荒”的话，那么今后几年将出现全局性劳动力短缺，现在需要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缓解2025年后的劳动力短缺。

人口学界和计生委一直宣称中国有1.8的生育率，延误了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时机（已经延误了至少15年时间），到时候劳动力短缺将问题可不像现在电力短缺问题好解决。电力建设只有3年滞后期，近年全国普偏的“电荒”，不仅促使了国内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各地电力投资的大幅增加更是直接刺激了电力设备的市场需求；而劳动力培养有20年的滞后期，并且鼓励生育可不像电力建设那么好控制，日本鼓励生育十几年了，生育率不但不回升，反而不断下滑，欧洲、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成功。现在不调整人口政策，更待何时？

诚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劳动力减少，中国今后靠什么与世界竞争？

中国目前经济学界还在争论“左右”，就像面包师争论谁的面包（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做得好，争来争去，猛然回头：面粉（劳动力）没有了！面包师水平再高，没有面粉也是空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此经济学界不要光顾着做面包（专注着人民币汇率、股市、利率等），也要抬头看看面粉（劳动力）是否供应得上。韩国前些年也是因为当时劳动力还充足，对人口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是追悔莫及。中国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也还在高唱“劳动力严重过剩”（并且这个观点引起高层很大的重视），有人甚至主张“宁要老龄化，也不要不充分就业”，但却不想想这种因为经济政策失误所致的虚假“过剩”到底还能维持几年？却忘记了恩格斯当年的教诲：“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

• 你的这些陈年老帐，我都贴过，你爱看不看！你的数据在哪？

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使得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那么今后几年（2007-2019年）每年将出生2100万，在加强基础教育的同时，高校以目前的530万招生规模的话，2024年后高等教育普及率为25%，既能使得经济健康发展，又能防止高校破产。

感觉即使现在停止，很难恢复到世代更替的水平。哪位给个解释啊？

现在我们中国又不是人口不足!

总而言之,计划生育虽然会有一些问题,如老龄化,但总的说,是利大于弊的,这也是很多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啊,怎么没见人提到这点呢?

还有,老龄化并非不治之症,有很多办法可以想的,绝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危言耸听!

人类社会中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人类的生存发展必然是靠人类自身生产劳动来养活，而这又必然通过一定比例的青壮年人口的劳动来得以实现，单纯把人口看成负担是荒唐愚昧的。人口更替的递减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这会极大破坏正常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老年期在延长，相比而言青少年期基本维持不变，所以社会人口的老年化，会极大增大整个社会的人口负担比例，相比而言人口的增长倒不会明显出现这种现象。

孩子你还年轻，社会阅历太少，别总跟一些人一样，一口一个文革一口一个四人帮（其实他们生在那个年月，以他们这种盲从的心态比当初的红卫兵还红卫兵，当初可是同样地反革命右派反动派句句不离口，你以为你换上一件马甲别人就认不出来您的出身？），正如同许多年轻人从来不去考虑自己的将来一样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或者躲在国外爬上世界资本剥削体系的上层坐享其成，有道是“在国外，哪管他中国洪水滔天；我死后，哪管他后人生死存亡”，和张贤亮一样三句话不离女人的同时欢迎外国人到他们那里去污染，比妓女还下贱地大开两腿卖弄风骚。

另外，计划生育是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生育，而并不是改革后出台的强制一胎化政策的同义词，邓氏的强制一胎化本身就是对计划生育的歪曲，而在整天大吹大擂市场经济的同时，却恬不知耻地搞什么计划生育，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真正的计划生育是按照人口学和经济规律合理控制人口变化的政策，既可能限制生育，一定情况下还应当鼓励人口生育，而这种计划生育正如同对经济的计划调控一样才是一项长期的国策。靠减少人口提高人均资源财富占有量，这哪里是什么高策，这其实就是一项针对本民族的绝户计。而改革若不是农村的超生人口充当这个改革后国际加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外国公司凭什么到中国来投资，凭什么给中国的外资小白领高工资，真是那样，恐怕血汗工厂没日没夜高强度工作的就不是他们而是西西和的主流小资们了。

“而改革若不是农村的超生人口充当这个改革后国际加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外国公司凭什么到中国来投资，凭什么给中国的外资小白领高工资，真是那样，恐怕血汗工厂没日没夜高强度工作的就不是他们而是西西和的主流小资们了。 ”那时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吸引投资，我们要永远过这种生活吗？

为什么发达国家可以过舒服日子，把劳动密集性低附加值产业移到我们这里，我们现在打工挣钱倒也罢了，下一步不能考虑提高层次过好日子吗？

我非常反对那种中国应该保持廉价劳动力所以要增加人口的说法，那就是说：中国应该永远留在国际经济中的底层，中国人永远只能过穷日子。

您已经不年轻了，请您学会相信别人也是有脑子的

电力规划与人口规划相比，的确颇有相似之处。

只要是规划，就是要平衡多方面的关系。一定是做事有利有弊，权衡利弊做出决定才需要规划。

例如说电力规划，规划部门决不是吃饱了没事干才去限制电力增长的，因为电力建设投入了，如果没有需求，投入的建设资金就会没有效益，造成大量损失。河里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好像是江西贷款做了几个电站，一开始电卖不出去，快要破产了。结果后来经济迅猛增长，用电需求大增，立刻起死回生，并产生巨大效益。如果不是经济的增长，这一定会成为管理不善，瞎投资的典型吧。

当然经济增长是好事，这些电厂的结果也是好的，电力部门的规划证明是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了，错了就是错了。

但是我们分析问题不能不看具体条件和环境，不能简单的说电力规划出了错，说明政府出了错，连带人口控制也出了错。

我觉得你们主张放开人口控制的观点，都不怎么分析利弊。增加人口就是好，可以养活老年人了，也不仔细分析为什么增加人口可以养活老人（实际上应该是增加收入），不增加人口能不能一样达到效果？从弊的方面来说，增加的人口有没有成本、有没有耗费、会不会使已经严峻的就业更加困难，会不会使环境更加恶化？不认真分析利弊，只喊口号或者堆彻数据，看起来感人，分析起来无力。

至于教育问题，那就不是问题了。教育是社会再分配的一部分，是人口发生的费用，如果人口过多，那这部分的教育也是一种负担了。作为人口控制的结果而产生的教育业萎缩，是一种正常现象，当然要提高作好规划，应对这种变化，解决好教师的工作问题，除此之外，没什么好担心的。

会不会使已经严峻的就业更加困难，会不会使环境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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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已经谈了将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你却拿现在的就业来说事。

环境，我只知道解决环境问题靠的是技术，现在中国的环境远比

7，80年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