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水寒）从电力规划看人口规划（1） -- 东东山

生育均匀化能最大程度利用民间资源（而不是国家财政）来培养小孩，而现实是大多数人只愿意生育两个孩子，这就需要另外一些人生育四个孩子。通过完善分配制度，鼓励生育均匀化，鼓励所有人生育三个孩子，比如生三胎（甚至四胎）医疗保险等给予优惠(在美国，有多个孩子的大家庭缴纳的的医疗保险与没有孩子家庭的一样多)，多个孩子都上大学免交很多学费(美国就这样)；而单身、丁克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就必须缴纳很高的税(发达国家都这样)，谁让你不为培养下一代劳动力付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增加到联合国所要求的占GDP的6% （现在只占2-3%，引起了联合国官员的愤怒），国家承担12年(高中)义务教育，优化高度教育结构，降低教育和医疗成本。要是国家实在担心农村少数超生的话，可以通过取消第五胎的优惠政策，让家庭觉得生育第五个的花费比生育前三、四个的花费要多出很多，生五个“不合算”、压力大。

由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太大，女孩比例太低，今后等这些孩子成人后，即使达到2.1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不足以阻止人口下降。因此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既然应该停止控制人口增长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而采纳鼓励生育的新政策。那么现行各级计生委部门就应该撤销。会砍树的不一定会种树，很可能习惯性地在树还没长好就又砍树了。

计生委法规司长于学军博士应该是计生委内部比较开明的官员，但也只敢提“允许生二胎”的保守观点（我不太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很理解他的难处）。《中国经营报》刊登一则题为《生二胎呼声渐高，专家建议推出过渡生育政策》的报道：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提出“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观点。这个专家建议发表后，遭到人口学家的围攻，引发不少评论。一篇题为《不成熟的“专家建议”慎抛社会》的文章认为：在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国策问题上的建议，要慎重，否则既误导舆论，又动摇了基本国策的公信力，更会引发整个社会对国家计生政策的混乱认识。我很同意《中国青年报》童铁丁的《国策也是可以拿来讨论的》一文的观点：既然国策问题关乎国家根本，关系到国家和民生的现实和长远利益，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政策的科学性、严谨性与公信力，均依赖于民众的广泛参与。

有人认为我主张的全面停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改用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太极端了，没有考虑政策的连续性，政府难以下台阶。应该象学军博士提出的那样，先只允许二胎，从多生罚到少生奖过渡，这样较具有操作性。但计划生育影响的是国本，1990年就应该检讨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要是那时候慢慢放开，到现在鼓励生育，政策是有连续性的。既然计生委撒谎十几年了，要是还考虑为了政策连续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已经到了非下猛药的地步，就只好从多生罚到生三个奖的急剧过渡。残酷的现实已把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哪怕是2、3年都可能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要是从多生罚到多生不罚，几年后再过渡到少生罚，政策还算连续。但要是中间又来个滑稽的“少生奖”，政策就不连续了。今后政府肯定不可能也无力保证“少生奖”的，今后的舆论也不可能支持这种“少生奖”的（面对老年化的未来，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的反而能受奖，不滑稽吗？）。我就怀疑“少生奖”的建议就是利益部门想出来的为了防止国家取消计生委的。

我流泪看了最近出版的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http://book.sina.com.cn/nzt/1091002363_onlyone/）。据杨晓升引用的专家推算和统计，我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有40万—50万人，平均每天我国有40至50名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些家庭惨不忍睹！张维庆说的轻松：怎么解决他们的晚年生活问题，这是我们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关心，不关心那是我们政府的失职。“我们”指的是谁？张主任还期望活一百多岁？谁去解决今后四亿老年人的生活？今后政府怎么运转？ 我在《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已经指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失误是对粮食和其他资源的认识停留在70年代的水平，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地人为制定人口上限，画地为牢，自我禁闭。既然中国不可能达到一个人口上限，为什么不为了缓解今后老年化而改变人口政策呢？

停止计划生育必然会有一个生育高峰，从目前的生育愿望来看，这个高峰不会太大，不要被这个高峰吓倒，既然现在养这个高峰没问题，就更没有必要担心今后了，这个高峰对今后政府来说是雪中送炭,并且是民族持续发展的宝贵潜力，从今后政府看，这个高峰越大越好。因此我们要赶抢这个高峰而不是避开这个高峰。比如说现在35岁到40岁这一群体，目前也基本只有再生育一个的生育愿望(平均达不到1.0)，等再生育的小孩30岁左右成家立业有经济能力时候，父母刚好退休，需要赡养，大大缓解他们哥哥或者姐姐的赡养压力。

再说要是考虑给政府的台阶下的话，就不会有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当时政策改变的算大、算快吧？但很快得到民众的拥护。

要是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大跃进”就不会在三年后马上停止，饿死的人更多。

再如去年SARS流行，几天前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还信誓旦旦说问题不严重，后面纸包不住火了，顾不上政策连续性了，顾不上政府的脸面，胡主席、温总理断然撤掉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亲临抗疫第一线，从政策连续性来看是不对的，但却得到国内外同声称赞，改变了很多国际人士对中国政治的看法。

另外，正因为各人的执政方式不同，视野不同，执政理念不同，我们才需要防止领导终身制，才需要新领导的新思维。要是只考虑政策连续性的话，领导终身制更好。

老年化问题和艾滋病问题没有SARS那么急，但危害却大多了，足以威胁中国持续发展。前两届政府的历史功绩必将因为这两个问题而大打折扣。现任政府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对前两届政府也是负责的，将损失减少到最低，前两届政府的历史功绩就越大。现在的停电也是因为自1998年开始的中央决策失误，三年停止建电站。要是考虑政策连续性，现在也只能慢慢建电站了。前任领导肯定都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是非常希望现政府能尽快解决他们偶然疏忽所引起的问题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本届政府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