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6月18 19章 -- 马前卒
十九 最初的世界文化-道德体系
人类是理性的，人类做某件事的时候，总要考虑“能不能做到”和“这样做的后果”，以此作为做行动计划的依据。不过，人类也不是完全理性的，“这样做对不对”尽管无法量化的用数据或事实来考核，却也是人类必须考虑的问题，往往还是最重要的决策因素——认为不对的事情，有利于自己也可能不做，认为正确的事情，却可能“知其不不可为而为之”。看来在物理定律以外，还存在一种无形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就是文化-道德体系，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核心。从根本上来说，文化-道德体系真正提供的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通过把具体的人类行和这个终极目标相比照，我们可以给每件事加上善、恶、好、坏的标签，然后决定是否该去做。比如,在中世纪的西欧社会，这个终极目标就是上帝的光荣，人类的行为规范就是要按既定的社会秩序为上帝服务。具体而言：教士用祈祷来赞颂上帝的光荣，贵族（和骑士）用剑保卫上帝的属民，农民用劳动来供养前两种人。服从这个秩序的行为就是正确、善行，应该得到肯定和奖赏；挑战这一秩序就是错误、邪恶，应该被制止并谴责。
文化-道德体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其他行为规范其实都是文化-道德体系的某种表现形式，法律就是一部分道德的量化体现。在大部分社会里，执法部门能够用暴力干涉某些人类的行为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而且这种暴力行为还能够得到社会认同，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认为某些行为（比如主动杀人）是不对的，应该受到惩处或至少被阻止。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严格的按道德规范行事，这其中有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罪犯，也有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不过，铤而走险的罪犯事实上并不否认现有道德的主流地位，至于伪君子，正如一句老话“虚伪是邪恶向美德传达的最高敬意”，他们都算不得文化-道德体系的真正敌人。真正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反对既有文化-道德体系的叛逆者、或者说彻底的革命者,一般说来总是绝对少数。除了那些天翻地覆的变革年代，大部分社会都拥有一个稳定的，足以给绝大多数人提供终极目标和行为规范的文化-道德体系。
对于生活在某个特定社会里的古人而言，他们的文化-道德体系是至高无上的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借助宗教的力量披上神圣色彩。但在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后世考察者看来，道德体系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将各个社会集团的长期利益分配矛盾进行调和的一种规则，是制度之间竞争的暂时胜利者。在物质竞争起主导作用的社会里，文化-道德体系的特征和基本结构都已经被经济基础所确定。本书前半部分对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变化规律做了充分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不过，作者在上一章已经论述过，几条主要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在工业化充分展开后已经结束，因此无法完全解释现代史和当代社会的文明史。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将对工业化充分展开以后的社会变化趋势进行总结，为本书的当代史部分和当代社会研究确立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道德体系发展过程的探讨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前面曾指出工业革命的一个后果是全球化。不过，一般的说法认为：广义的全球化从1500年左右开始。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工业革命使全球化真正成为一个不可忽视且不可逆的事件。在本章中，作者以工业革命的充分展开（1840年前后）为界，把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旧大陆发达的航海技术使得远洋贸易成为可能，也使旧大陆发达农业文明有能力把海外的弱小文明及空白地区征服为殖民地。一个连接了所有文明地区的全球贸易网络开始形成，各个文明地区（含殖民地）之间能够进行以往陆地交通所不能实现（成本太高或根本无陆路可通）的经济交流。不过，在工业革命以前，发达地区并不能对落后地区取得绝对的生产效率优势，在旧大陆诸文明中并不存在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核心地区；而远洋运输所能输送的人力和物资有限，无法用军事或移民等方式改变一个发达农业文明的基本面貌。同时，陆地运输依然保持在此前数千年的低水平上。因此工业革命以前的全球化并只是意味着各个文明之间部分剩余物资的交流，和部分沿海地区的经济-政治变革，各个主要文明地区之间长期积累的差异并没有消除。除了西欧的部分发达地区，其他主要文明地区的民族、文化、宗教、政治形式都大体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由于生物的可复制性，在这一阶段，美洲和旧大陆之间进行的物种交换如土豆、烟草、玉米、天花、梅毒等，要比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流动的物资、贵金属、文化、人口更重要。
工业革命的充分展开使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帆船时代形成的全球贸易网络被蒸汽船和铁路所改造，能容许物资、劳动力以前所未有的流量通过它。即便考虑到工业化极大的提高了经济总量和世界人口，全球贸易额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和人口迁徙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增加到了不可忽视的水平。同时，西欧和美国率先从现代工业中受益，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地区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潜力都达到了农业社会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工业发展的不平衡的使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主导全球经济的核心地区。这个核心地区迫使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从属于自己，必要时可以用军事手段保卫这种霸权。在这种局面下，任何地区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而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主要的唯物主义规律在工业社会早期还基本适用。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统一的世界经济体最终将带来一种全球通行的主流文化和道德体系，至少在已经被新的世界经济改造过的地区和社会集团中是这样。曾经因为农业文明的地域性而并存于不同地区的文化-道德体系将同时发生变化，最终互相融合。当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可以预计：即便这种主流道德体系得以建立，由于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上层集团和底层民众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同，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也会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区别属于同一个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而不是永久性的分化。在历史上，贵族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可以信奉同一个上帝，接受同一批宗教知识分子对道德体系的阐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也同时对儒家官僚和农民有效。虽然同一个道德体系为不同的社会集团规定了不同的行为标准，但底层民众和上层社会之间并不因此而认为对方“不道德”。如果我们认为此前的历史发展将继续保持自身的运行轨迹，可以想象，在财富分配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大背景下，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全球性文化-道德也将是一个维护既得利益、在不同的集团、地区呈不同面貌却又统一的体系。
在真实的历史中，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性最多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工业革命爆发、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到1914年，大概有一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从工业革命爆发到工业力量足以左右世界局势也需要时间。一般认为，两次鸦片战争及克里米亚战争是证明工业财富和力量已经压倒旧秩序的标志性事件。 从此，工业强权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暴力，迫使非工业强国屈服、开放市场。这样算来，工业时代的道德和文化只按照传统唯物主义规律运行了五、六十年，不到2代人的时间。由于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并不随技术进步速度的提高而同步增长，所以一直到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结束，这种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的文化-道德体系其实只是初现雏形，既不能有效的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达成妥协，也没有压倒世界各地（包括西欧自身）的本土文化。
尽管这种文化从来没有真正扩展到全世界，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核心地区取得垄断地位。但它毕竟是第一个“世界文化”，第一个能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地区都取得相当数量皈依者的文化-道德体系，第一个形成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它的载体是核心地区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和边缘地区的部分买办-知识分子西化精英——主导20世纪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大多来自或师承于这一集团。因此20世纪的文化-道德发展受到了这一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文化-道德体系也为世界各地之间的人类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深刻的影响了随后的历史。下面将对它的内容和由来进行探讨：
这文化-道德体系的首要特征是乐观与自信：
18世纪的欧美人还在怀疑人均生活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是否能超过希腊-罗马时期，担心飞速增长的人口是否会压跨经济，甚至争论历史是否在走向另一个黑暗时代。考虑到欧美社会基本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他们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繁荣的根源只是数百艘木制风帆战舰所保证的海权和新大陆过剩的生物资源，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到了19世纪中后期，至少在英、法、德、美等核心国家中，这些问题已经显得很荒谬了。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居民和他们的父辈亲眼目睹了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和工业财富的飞速增长，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口都承认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个超出以往任何时代的时代。即便这个时代并不完美，但工业财富确实改善了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生活，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如果这一发展趋势能持续下去（事实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最终人类（白人，至少是那些祖籍西北欧的白人）将消灭贫穷、饥饿和疾病，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富足、安宁的乐园。
高速扩张的经济基础和繁荣的社会造就了乐观、自信、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文化。具体而言，在一个扩张性的繁荣社会里，那些过分谨慎小心、对未来持悲观态度、把大量资源用于维持现状或储蓄备荒的个人或团体相对缺乏竞争力，无法分享迅速增长的工业财富，最终会被淘汰。反过来，那些敢于冒险，愿意做长期投资，积极寻求扩张的个人和团体将获得大部分社会经济增量，成为主流集团。在这个时代，经济基础最后一次对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起了决定性作用。
另外，尽管现代工业经济以指数化的速度扩张，但它毕竟从零开始只发展了大半个世纪，绝对规模与自然界的资源和空间相比还非常渺小。所以没有人担心资源被耗尽，或是人类生存环境会遭到永久性破坏。在看到喷吐黑烟的工厂或是采空废弃的矿井时，人类心中只会感到自豪，而不是担忧。即便纯粹的破坏性力量——军队，也在以指数增长方式扩张自己的力量，但对于一个世纪未尝见过大规模战争（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即便是拿破仑战争也没有对平民生活造成太大影响，真正的大战恐怕要上溯到三十年战争）的西欧人来说，那不过是自身霸权地位的可靠保障，不值得为之恐惧。
工业财富的高速增长与近乎无限的可开发资源并存，生产力还没有被市场的绝对边界所限制，这种局面保证了充斥整个中上层欧美社会的乐观、自信是纯粹的，没有任何阴影。凡尔纳和笛福的小说，浪漫主义的美术和建筑作品就是这种文化特征的典型代表。
理性化与功利化是这种文化-道德体系的另一个特征。
工业和此前已经很繁荣的海外贸易都能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本土的地产和稳定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不再是上层社会物质力量的唯一来源，甚至不再是主要来源。因此，欧洲稳定了几百上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让位给新的社会结构。尽管保守分子们竭力宣扬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的神圣性，但在这个时代，文化-道德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物质力量的竞争，那些只适应旧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很快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剩下的一些残片只能融入世俗生活而不是试图指导世俗生活。
另外，从全球来看，由于工业经济体迅速的扩展,原本局限于各个地区的文明互相融合，至少也会互相竞争。原本局限于各个文明内部，声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文化-道德体系发现自己被迫与许多同样自称至高无上的同类共存。显然，对于具体的信徒而言，上帝和安拉，孔子和穆罕默德，神父和拉比不可能同时同时具有绝对的神圣，即便在盛行基督教的欧美社会内部，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以及各种小教派也被迫接受共存的事实。这种以宗教冲突为代表的传统文明之间的竞争也沉重打击了它们原本的神圣性。
传统权威被打倒，但正如前所述，“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并不随技术进步速度的提高而同步增长”，工业社会无法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构筑稳定的文化-道德体系，被打倒的传统道德没有相应的替代品，这促成了文化-道德体系理性化、功利化。事实上，这是所有社会转型期的共同特征。但这个时代与以往的社会转型期并不完全相同。
以往的新技术突破，无论它对社会有多大影响，也只能造成一次性的冲击。因经济基础变化而产生的社会转型有明确的方向，一旦经济转型结束，上层建筑的变化目标也就基本确定，社会重新进入稳定时期。但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是连续不断的：蒸汽革命、电力革命、内燃机革命、计算机革命..........工业技术的革新从1800年到20世纪，几乎从未停止过。其中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意味着基本生产技术的彻底变革。（负熵来源和传递、利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冲击都足以和炼铁技术的发明或是新大陆农作物的引入相比。由于经济基础本身一直不能稳定下来，作为依附品的文化-道德体系不仅无法形成稳定的结构，甚至缺乏稳定的发展趋向。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理性、宽容，不被任何既有规则所约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风气自然成为社会主流。
当时的人们不仅用科学和理性去解决技术问题，还试图用纯粹的功利计算和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社会本身。尽管真正的科学拒绝探讨人生的目的问题，但很显然，科学不主张自身的神圣性，承认自身不过是一系列目前最好的假说的汇总，随时可以根据最新的现实进行修正，这种灵活度高的柔性规则非常适合这个动荡的时代。至于宗教和其他传统的道德体系，都属于相对固化的行为规则。它们在这个时代虽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与当年一统精神世界的盛况相比，几乎可以算的上灭绝了。
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物质财富的潜在生产上限不断提高，那些试图协调既有利益分配的固定上层建筑无论运行的多么和谐，也无法在竞争中胜过那些鼓励其成员直截了当去追求物质财富的上层建筑。一度盛行的理性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代表了这种文化特征。
否认任何既定权威的理性崇拜最终导致了一个崇尚力量的拜物教时代，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时代。
达尔文的学说本是一个生物学理论，在作者看来，这一学说的核心部分甚至不能被称为“理论”。因为达尔文只是简单的把塑造生物的神圣使命从上帝手中夺出来，还给毫无意识的自然界。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上帝与其他神灵也同时失去了为人类历史设定目标的任务。人们逐渐意识到历史本无既定目标，弱肉强食是唯一的规则。更准确的说法是只有崇拜力量、认定真理在大炮射程以内的社会集团才能生存下去、占据这个时代的主流地位。于是，为暴力竞争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至少在社会的“潜意识”中成为主流。
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学说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本质区别。达尔文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了物质世界塑造现实的事实，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试图为这个现实贴上道德标签，认为强者侵略弱者是“正确”的，“符合历史潮流”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一种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相配合的思潮而不是科学。另外，达尔文学说只是指出“适者生存”的事实，是一个事后观察者角度的描述。但在宏观物质力量成为主要竞争指标的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主张“强者生存”，把单纯的物质力量——财富和暴力做为预先评判社会制度的标准和个人追求的目标。
长期的农业社会传统使人们习惯于把道德而不是单纯的财富或暴力作为维系一个社会运转的主要规则。即便在工业革命爆发接近一个世纪以后，政治家和政府发言人也总是习惯性地为战争和外交行为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过借口终究只是借口，一旦到了不必顾及面子的场合，比如秘密外交谈判，所有的的决策理由其实都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无论是友谊、道德还是诺言，在利益面前分文不值。所谓“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恒的”是这个时代真实的写照。至于个人或企业的决策，更是如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尽管已经开始脱离现实，但由于思想文化变化相对物质基础变化滞后，“人人自利，社会利益自然最大化”的理论正好赶上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支持。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主流舆论认为底层人口穷困愚昧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不努力，缺乏智慧，不配掌握这个社会的财富，从而为少数人口占据绝大多数财富的现实找到了道德解释。在短期内，甚至连穷困的底层人口都暂时的承认财富分配两极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于是努力爬上社会金字塔而不是试图去改变这个社会结构，直到他们在世界大战的磨难中回想起马克思的预言。
对力量的崇拜导致尚武精神，或者说暴力的高回报导致暴力盛行。虽然在这个缺乏总动员的年代，军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但工业国家的统治集团很清楚工商业利润需要暴力来保卫——无论是针对落后民族还是其他工业国家。没有任何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会怀疑英帝国的富强源于皇家海军的霸权。同时，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工业国家的平民们已经习惯于以自己国家的扩张为荣。因此很少进行激烈战斗的军队在社会中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另外，欧、美、日军官团大多脱胎于旧的贵族武士，与政治统治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直接和非直接的军人干政屡见不鲜，在德国、日本等后发工业国尤其明显。
在西方扩张的大背景下，工业国战无不胜的军队使西方人们相信，尚武和勇敢是西方人区别于“劣等民族”的一种文化特征，其他民族要么被认为“不开化”、“不懂得战斗的荣誉”，要么被认为“民风柔弱，不会战斗”，少数几个剽悍民族被形容为“蛮勇而无纪律”。大部分西方精英认为：西方为了维系自己的优势，就必须保持这种特殊的品质。日俄战争虽然给了这种论点当头一棒，但很快也就被解释为日本学习西方比较彻底，或是干脆解释为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在这一阶段，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已经成了西方人将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标志。
这种文化特征在边缘地区的精英中也有体现。边缘地区同样认识到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建设独立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而边缘地区向工业化地区最先学习的领域也正是军事领域。属于这个工业化世界而不是农业社会旧体制的边缘地区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于军队或其他暴力团体里。因此，尚武精神也是新精英们将自己与无纪律的平民区分开来的标志。
1870年以后，由于可扩张的外部空间越来越少，各工业国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新的扩张空间必须到其他工业国家（在许多情况下特指英国）手中去夺取。于是军备开支和军队规模都迅速扩大，原本作为一种文化特征的尚武精神逐步上升为被认为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民族精神。最终，尚武精神对增加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
对力量和财富的崇拜也同样体现在各种文化标志上。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是艾菲尔铁塔、英国水晶宫、美国摩天大楼这种体现工业力量的工程奇迹，以及各个国家以工商业财富改造的富丽堂皇的首都。也只有在这个时代，一生奉行种族歧视和及帝国主义，但不停赞美白人的“力量与责任”的吉卜林才能成为“世界性”（这个由工业社会精英构成的“世界”）的文学大家。1899年吉卜林在美国身染重病。美国报纸曾逐日刊登他的病情公报。德国皇帝也致电给他的妻子表示慰问。当然，吉卜林晚年也曾反思帝国主义前途和战争，但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要了他儿子的性命以后。至于前卫派艺术等反思既有工业化社会的艺术形式，虽然在这个时代萌芽，但根本无足轻重、发展缓慢，真正在公众中取得影响也要等到世界大战过后。这和吉卜林的转变一样，都验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事实，说明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人群崇拜的是现实利益。
在政治上，议会政治、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前面曾经指出过，自由主义因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而成为主流。在工业革命以前和工业革命早期的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由于扩张空间广大，经济发展对各个部门、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联系较少，所以自由主义能逐渐占据主流地位。1870年以后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在逐步侵占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但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投射到上层建筑需要时间、各个部门发展不平衡，以及英国等主要大国社会的运行惯性，所以自由主义共和制度依然暂时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脱节将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在前工业时代，资本主义虽然发展迅速，但其物质基础还是农业和手工业。所以，即便在西欧地区，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也还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工业革命以后，凡是在现代工业经济占统治性地位的领域，传统上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权利分配模式都受到了各个阶层的一致质疑。在核心地区，甚至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利益集团都不得不承认：应该通过选举、考试等方式不断选拔有才干的人进入上层社会，而不应主要依据一个人的出身来决定他的前途。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同样可以解释这种变化。
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基础变化太快，社会始终处于剧烈变化之中。依据血缘、等级等方式确定的政治权力传承尽管可以减少交接成本，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但在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来管理工厂和社会的工业时代，血缘政治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稳定带来的少许优点根本无法抵偿用人失当的劣势；何况在许多情况下，稳定未必就一定能促进物质财富生产最大化。其次，人口的繁衍和各个经济经济部门的全面繁荣使上层社会的人数和比例都扩大，上层社会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血缘关系足以协调利益分配的规模，因此以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政治开始成为在各个社会集团之间调和矛盾的主要方式。欧洲古老的贵族阶级逐渐变质，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因农业社会日趋发达而出现的集权政体尚未成熟就开始消亡。具体到某个国家，究竟议会的法统是来古老的蛮族武士集会传统，还是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口号，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并不重要——唯物主义历史观关心的是发展趋势，随机的触发因素总是找的到的。
当然，议会政治并不意味着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至少在巴黎公社让西欧统治集团认识到应该对无产阶级作出让步以前，绝大多数国家的选举权只开放给少数人，被选举权的限制则更严格，80%以上的西欧成年男子都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便在1870年以后，许多所谓实行普选制度的国家也不过允许30%-40%的成年人口进行投票。除了象新西兰、挪威那样的偏远国家或白人殖民地，在大部分实行议会政治的国家，有选举权的成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多数要等到世界大战。
归根结底，选举政治的根源并不在于什么哲学意义上的人人平等，或是权利公有。在传统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依旧有效的年代，任何上层建筑的稳定模式都只能用能增强外部竞争力或有利于调和内部矛盾来解释。在物质力量高速增长，不进则退的工业社会中，让那些占有相对稀缺、重要性更高的生产要素的阶层取得更多权利，显然有利于工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因此，即便在名义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一样，只能被上层社会分享。当然，这个上层社会已经比以前大了许多。同时，只要市场足够广阔，允许工业经济不断扩张，底层人口就能通过出卖简单劳动力够取得足够维系生活的收入，至少不比他们的前身——农民和手工业者差。所以在自由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年代，暂时忽视下层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并不会导致太大的骚动。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了当时的主流政治模式是精英主导下的共和制度。在北美洲的一些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由于人力资源紧缺，简单劳动力和资本、技术同样是稀缺生产要素。因此一部分无产阶级也可以分享选举权，而不必用暴力革命去争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当时的主流道德观念而言，这种明确由少数人主导的政治制度并无不妥。因为精英主义也是当时西方世界的特征之一。既然少数精英已经用垄断工业资本和技术的方式证明了他们的相对优秀。那么，让这些在智力上相对优越的人也垄断政治权力，替其余大部分下等人做决定，自然合情合理，对统治阶层、对整个制度都有利。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财富成为分配选举权的最主要标准。大部分实行议会政治的国家都根据纳税数量或是收入、财产总额划定了选举权的边界。同时，考虑到工程师和知识分子掌握的工业技术日趋重要，许多国家也允许收入暂时不高，但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掌握技术的阶层拥有选举权。某些国家甚至专门为大学留出了议会席位。除了富裕阶层和技术、管理阶层，传统上占有土地和管理经验的旧贵族、旧官僚分享了剩余的政治权力。一般无产阶级则处于无权地位，甚至被禁止结社。直等到世界大战的总动员使劳动力也变的相对稀缺，他们才在名义上取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
精英主义体现在世界范围内就是白人的优越感和种族主义。祖籍西北欧的少数白人幸运的率先掌握了现代工业力量，从而在整个地球获得了经济和军事的双重霸权。大部分白人认为霸权源于自己优秀的血统，冷静一些的评论者则认为白人特殊的文化是世界霸权的原因，还有人认为基督教或是新教是白人取胜的原因。无论是哪一种看法，都把白人眼下的短暂优势归结为某种生而俱来的特殊优点，认为其他种族或民族不可能在保持自身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达到与白人，尤其是西欧白人相同的发展水平。从这个前提出发，白人保持他们现有的地位，无条件的统治其他民族被认为是正当的，落后民族被认为只有在西方的“引导”下，才能分享现代文明。
在1914年以前，白人的经济-军事双重霸权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大部分人，包括许多非西方人都把这一切看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接受了白人优越性的神话，这个神话在殖民地甚至还会传的更离奇。在白人血统优越论的指导下，不止一个国家曾试图招揽西方移民以“改善”本国的血统。由于西欧的工业帝国在海外连战连胜，许多殖民地士兵直到被宗主国驱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线，才终于在事实面前相信：原来白人也是可以被击败，可以被子弹打倒的。即便是那些相对理智、相信本民族能够走出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命运的民族领袖，也基本上把目标和手段定为全盘照搬西欧的发展历程。对西欧发展模式的反思取得主流地位要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后。
民族主义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中心地区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
从长期来看，当以城邦农业为基础的早期扩张性农业社会结束以后，在以稳定和停滞为主要特征的大环境中，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对于绝大多数底层人口来说并不很重要。温带农业生产方式的水平保证了绝大多数底层人口始终生存在温饱线上，同时由上层社会拿走绝大多数剩余产品用于制度竞争或奢侈消费，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主要体现在占有剩余产品的上层社会。底层人口“宛如一袋子土豆那样彼此相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底层人口会接受所有不太过分的上层阶级的统治，从而被这些不同的统治集团划归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即便在中国这种“早熟”的民族国家，只要侵略者能采用儒家官僚体制，下层社会也不会太计较统治者的异族身份。一般来说，从文化概念上消灭一个民族需要的只是彻底摧毁它的整个统治阶层。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生存而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集团受到了威胁，譬如在面对尚未半文明化的游牧民族劫掠时，整个社会才可能会以民族为单位做出反应、产生真正渗透到全民的民族认同感。
在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中，那些能够动员全部社会力量来参与社会竞争，而不是一味维系社会结构，寻求稳定的社会团体能取得最大的竞争优势。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这正是民族主义的存在基础。具体而言，社会变动促使底层社会成员加入各种团体寻求稳定的生活、维护自己的利益。上层社会则需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迎接挑战。（可能是应付危机，如蒙古入侵，也有可能是在增长的大潮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提高相对地位，如工业革命、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和此前欧洲的长期经济增长都提供了这种客观环境，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着资本主义进入主流地位是同步的。
在列强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本国的消费者因为民族主义倾向而多买本国的产品，那么本国的企业显然会因此排挤竞争对手，获得超额利润。如果本国的企业因为民族主义倾向而多雇佣本国工人，或是本国的劳动力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而制止本国企业雇佣外国劳动力，那么本国的劳动力就能减轻劳动力相对资本的过剩，获得稍微多一些的工资。这是一种互利的循环。在存在外部空间可供扩张的前提下，如果本国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下和解，以寻求外部扩张、掠夺市场与资源的方式来缓解国内矛盾，那么他们确实可能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共同利益。在这样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在西欧和美国获得了经济基础，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私人爱好上升为主流文化。
当然，这种从未在任何一个国家存在过的全民性集体认同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渗透到下层的，即便在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新型的政权必须同时依靠全民教育体系和警察的力量，才能让底层民众对民族国家产生认同感并尽义务。在意大利、奥匈帝国等虚弱的工业国家，由于工业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新的统治集团和底层民众之间尚且不能达成利益同盟，民族主义也就缺乏自发形成的动力。在这种地方，国家或统治集团强行制造民族主义和民族的行为更明显一些。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随着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本国的民族资本家和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游戏规则，试图带领本国复制西方的发展道路，民族主义在边缘地区也找到了生长的土壤。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日本真正走通了这条道路，并在本国大部分人口中建立了现代的民族主义，其他边缘地区的现代民族主义还只是存在于少数西化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雏形。甚至连俄罗斯这种帝国主义国家都无法让普通的平民接受现代民族主义。
尽管民族主义在世界大多数人口中尚未建立，但已经接受民族主义的人口控制了大部分工业资源。因此在不久以后的世界大战中，民族主义将决定许多历史事件的具体走向，并以经济侵略和工业化战争的方式逼迫那些尚未建立现代民族主义的国家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
一个文化-道德体系首先定义的是世界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各种事物做出价值判断，最后以这些为前提，为其中的成员定义人生观，作为一个目标来指导人们该怎么活。人们与文化-道德体系的日常接触就是通过人生观来进行的。世界大战之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世界的精英们也在这个“世界”文化-道德体系中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观。
用语言描述一代人的人生观很困难，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愿意用一部电影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这里只能对其进行简单描述。不过这并不要紧，因为对于本书来说，这个最初的世界性文化-道德体系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着重论证的是它的存在。
在这一代工业社会的精英们看来，理想的生活首先要有一个机会均等的开始。虽然财产和一部分头衔可以世袭、但至少不应该以一个人的出身而否定他从事某项职业，甚至进入上层社会的权利。对于这一点，虽然一些保留了许多前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地区还有一些不甚认同，但这种反对是无法拿到公开场合来讨论的，最多体现为个人的歧视。这种在国家内部广泛上的平等对于早早进入成熟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可能不算太希奇，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贵族传统浓厚的欧洲，这算的上是一个新生事物。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阶层与地域之间。随着女性证明自己同样可以胜任工业化社会的各种工作，女性的地位也逐步上升。某些国家的女权运动甚至开始争取将普选权和被选举权赋予所有成年女性。当然，直到这个时代在世界大战中结束，女性依然处于依附性地位。
伴随平等而来的是自由，这意味着尽可能的让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下决定。比如选择职业、择偶、选择居住地点等等，甚至允许一个人自主的决定自己的信仰和国籍。而这些权利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是属于领主、家族和宗教机构的。当然，任何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知道这种“自由”并不自由。但这至少意味着人们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坦然接受别人强迫性的决定。
这种平等和自由即便只是一个幌子，但也是农业社会中任何组织所不承认的。同时，大量的人口在各个地区之间不断迁徙，不再安于祖辈的稳定生活。因此西欧社会传统上的各种社会组织纷纷解体，工业社会中的人开始以个人身份而不是家族、村社、教团等社会组织来面对这个频繁变动的世界。个人不再对身边的人负责，也无法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不过，尽管许多人不再固定的从属于某个社会组织或阶层，但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驱动下，工业化社会的成员从此大都拥有固定的国籍和民族身份。这种身份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参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生活，尽义务并享受一些权利，只是其强度远弱于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小型组织。
个人主义和不断发展的世界导致竞争被看做这种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每个人都要在力图比别人、比过去做的更好。如果某个人因为没有进取心而被淘汰，甚至没有人愿意同情他。个人奋斗，努力爬上社会阶梯，从此成为这种文化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富足成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人生评判标准。在这种人生观下，一个理想的人生就是自由的参与社会竞争，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博得自身幸福生活的过程。
必须指出，虽然工业革命颠覆了很多东西，但人毕竟是人。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相似远大于农业社会与采集社会的相似，所以在被筛选以后，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上层建筑还是有许多东西留了下来，成为这种人生观的一部分。另外，激烈的个人竞争自然会产生对平静的农业社会的怀念，但这种怀念一般来说只算的必不可少却始终无法成为主流的点缀。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这种人生观的在这一时期占据主流地位是因为遵从它的社会能够产生更多的技术=管理人员，从而为自己的工业经济提供更多的稀缺资源，获得竞争优势。类似的，由于工业物资（资本）和技术-管理人员是这一时期工业社会最稀缺的资源。所以同样占据主流地位的财产私有制则可以用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率来解释。
从理论上讲，这种生活是全人类的目标和未来，这种生活值得尊重并向往。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能过上这种生活。按前面提出的标准，只有少数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技术-管理阶层的经理、职员真正能过上这种生活。即便是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大多数人也只能摸到这种生活的一点皮毛。许多除了一套正装和当月薪水外一无所有的小职员只能在电影院里憧憬美好人生。至于庞大的下层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人口（最多受过初等教育），在物质上并没有脱离农业社会多远，根本无暇关心所谓的新人生观。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被工业化精英们忽略了。在这个时代，无论是贫民区的火灾还是中国的内战，损失的成千上万的生命都无法在报纸上比泰坦尼克号轮船占到更多版面；中产阶级妇女们组成的女权组织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她们雇佣的女工在超负荷劳动；这一时期奥运会对职业选手的限制则基本上把自己设置成上流社会的消遣。所谓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其实只存在于理论上。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人生观是世界性的，主要还是与农业社会世界各地上层社会分立的世界观相比，也因为它在接下来的20世纪会起到巨大的影响。二十世纪的工业化世界在真正扩张到全球大部分地区和人口的同时，也有选择地继承了这种人生观和人生观背后的文化-道德体系。具体的影响将在后面几章谈到。
大部分认同这种人生观的工业社会成员在无法享受理想生活的同时，对正在快速扩展的工业化社会还是持乐观态度，19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当时，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都大致接受这种人生观对理想人生的定义。所以，无论是奉行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政权，还是提倡社会改革的左翼政治力量，都许诺将带给所有人类这样的生活。并以此给自己的存在赋予合理性。即便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大众宣传时，也不得不把“人的自由发展”这个太过抽象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用主流人生观重新阐述。
新的文化-道德体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农业社会遗产的共同结果，它引导着大部分工业人口走向20世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所有认同这一文化-道德体系的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从希望维持现状的保守右派到主张社会革命的激进左派，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是大肆。虽然他们对理想社会的定义不同，对实现理想社会的方式也有分歧，但他们都认为人类社会将在既有的惯性下运行，走向人间天堂。如果有什么波折，也是可以承受的小小代价。
历史将证明人类想错了。
老弟还在写呀，精神可嘉，鼓励鼓励
另外，能否将前后连在一块，看起来方便（虽然，到现在还一字未看）
否定个人的欲望而强调整体的利益只能造成独裁。从动物庄园里的猪们， 到斯大林们， 事必言国家的利益， fight for mother russia, work for mother russia, make mother russia proud。这个国家究竟是谁的？你的， 我的， 他的， 还是庄园里的猪的?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