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6月18 19章 -- 马前卒

在列强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本国的消费者因为民族主义倾向而多买本国的产品，那么本国的企业显然会因此排挤竞争对手，获得超额利润。如果本国的企业因为民族主义倾向而多雇佣本国工人，或是本国的劳动力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而制止本国企业雇佣外国劳动力，那么本国的劳动力就能减轻劳动力相对资本的过剩，获得稍微多一些的工资。这是一种互利的循环。在存在外部空间可供扩张的前提下，如果本国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下和解，以寻求外部扩张、掠夺市场与资源的方式来缓解国内矛盾，那么他们确实可能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共同利益。在这样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在西欧和美国获得了经济基础，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私人爱好上升为主流文化。

当然，这种从未在任何一个国家存在过的全民性集体认同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渗透到下层的，即便在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新型的政权必须同时依靠全民教育体系和警察的力量，才能让底层民众对民族国家产生认同感并尽义务。在意大利、奥匈帝国等虚弱的工业国家，由于工业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新的统治集团和底层民众之间尚且不能达成利益同盟，民族主义也就缺乏自发形成的动力。在这种地方，国家或统治集团强行制造民族主义和民族的行为更明显一些。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随着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本国的民族资本家和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游戏规则，试图带领本国复制西方的发展道路，民族主义在边缘地区也找到了生长的土壤。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日本真正走通了这条道路，并在本国大部分人口中建立了现代的民族主义，其他边缘地区的现代民族主义还只是存在于少数西化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雏形。甚至连俄罗斯这种帝国主义国家都无法让普通的平民接受现代民族主义。

尽管民族主义在世界大多数人口中尚未建立，但已经接受民族主义的人口控制了大部分工业资源。因此在不久以后的世界大战中，民族主义将决定许多历史事件的具体走向，并以经济侵略和工业化战争的方式逼迫那些尚未建立现代民族主义的国家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

一个文化-道德体系首先定义的是世界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各种事物做出价值判断，最后以这些为前提，为其中的成员定义人生观，作为一个目标来指导人们该怎么活。人们与文化-道德体系的日常接触就是通过人生观来进行的。世界大战之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世界的精英们也在这个“世界”文化-道德体系中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观。

用语言描述一代人的人生观很困难，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愿意用一部电影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这里只能对其进行简单描述。不过这并不要紧，因为对于本书来说，这个最初的世界性文化-道德体系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着重论证的是它的存在。

在这一代工业社会的精英们看来，理想的生活首先要有一个机会均等的开始。虽然财产和一部分头衔可以世袭、但至少不应该以一个人的出身而否定他从事某项职业，甚至进入上层社会的权利。对于这一点，虽然一些保留了许多前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地区还有一些不甚认同，但这种反对是无法拿到公开场合来讨论的，最多体现为个人的歧视。这种在国家内部广泛上的平等对于早早进入成熟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可能不算太希奇，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贵族传统浓厚的欧洲，这算的上是一个新生事物。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阶层与地域之间。随着女性证明自己同样可以胜任工业化社会的各种工作，女性的地位也逐步上升。某些国家的女权运动甚至开始争取将普选权和被选举权赋予所有成年女性。当然，直到这个时代在世界大战中结束，女性依然处于依附性地位。

伴随平等而来的是自由，这意味着尽可能的让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下决定。比如选择职业、择偶、选择居住地点等等，甚至允许一个人自主的决定自己的信仰和国籍。而这些权利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是属于领主、家族和宗教机构的。当然，任何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知道这种“自由”并不自由。但这至少意味着人们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坦然接受别人强迫性的决定。

这种平等和自由即便只是一个幌子，但也是农业社会中任何组织所不承认的。同时，大量的人口在各个地区之间不断迁徙，不再安于祖辈的稳定生活。因此西欧社会传统上的各种社会组织纷纷解体，工业社会中的人开始以个人身份而不是家族、村社、教团等社会组织来面对这个频繁变动的世界。个人不再对身边的人负责，也无法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不过，尽管许多人不再固定的从属于某个社会组织或阶层，但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驱动下，工业化社会的成员从此大都拥有固定的国籍和民族身份。这种身份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参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生活，尽义务并享受一些权利，只是其强度远弱于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小型组织。

个人主义和不断发展的世界导致竞争被看做这种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每个人都要在力图比别人、比过去做的更好。如果某个人因为没有进取心而被淘汰，甚至没有人愿意同情他。个人奋斗，努力爬上社会阶梯，从此成为这种文化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富足成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人生评判标准。在这种人生观下，一个理想的人生就是自由的参与社会竞争，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博得自身幸福生活的过程。

必须指出，虽然工业革命颠覆了很多东西，但人毕竟是人。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相似远大于农业社会与采集社会的相似，所以在被筛选以后，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上层建筑还是有许多东西留了下来，成为这种人生观的一部分。另外，激烈的个人竞争自然会产生对平静的农业社会的怀念，但这种怀念一般来说只算的必不可少却始终无法成为主流的点缀。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这种人生观的在这一时期占据主流地位是因为遵从它的社会能够产生更多的技术=管理人员，从而为自己的工业经济提供更多的稀缺资源，获得竞争优势。类似的，由于工业物资（资本）和技术-管理人员是这一时期工业社会最稀缺的资源。所以同样占据主流地位的财产私有制则可以用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率来解释。

从理论上讲，这种生活是全人类的目标和未来，这种生活值得尊重并向往。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能过上这种生活。按前面提出的标准，只有少数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技术-管理阶层的经理、职员真正能过上这种生活。即便是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大多数人也只能摸到这种生活的一点皮毛。许多除了一套正装和当月薪水外一无所有的小职员只能在电影院里憧憬美好人生。至于庞大的下层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人口（最多受过初等教育），在物质上并没有脱离农业社会多远，根本无暇关心所谓的新人生观。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被工业化精英们忽略了。在这个时代，无论是贫民区的火灾还是中国的内战，损失的成千上万的生命都无法在报纸上比泰坦尼克号轮船占到更多版面；中产阶级妇女们组成的女权组织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她们雇佣的女工在超负荷劳动；这一时期奥运会对职业选手的限制则基本上把自己设置成上流社会的消遣。所谓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其实只存在于理论上。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人生观是世界性的，主要还是与农业社会世界各地上层社会分立的世界观相比，也因为它在接下来的20世纪会起到巨大的影响。二十世纪的工业化世界在真正扩张到全球大部分地区和人口的同时，也有选择地继承了这种人生观和人生观背后的文化-道德体系。具体的影响将在后面几章谈到。

大部分认同这种人生观的工业社会成员在无法享受理想生活的同时，对正在快速扩展的工业化社会还是持乐观态度，19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当时，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都大致接受这种人生观对理想人生的定义。所以，无论是奉行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政权，还是提倡社会改革的左翼政治力量，都许诺将带给所有人类这样的生活。并以此给自己的存在赋予合理性。即便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大众宣传时，也不得不把“人的自由发展”这个太过抽象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用主流人生观重新阐述。

新的文化-道德体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农业社会遗产的共同结果，它引导着大部分工业人口走向20世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所有认同这一文化-道德体系的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从希望维持现状的保守右派到主张社会革命的激进左派，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是大肆。虽然他们对理想社会的定义不同，对实现理想社会的方式也有分歧，但他们都认为人类社会将在既有的惯性下运行，走向人间天堂。如果有什么波折，也是可以承受的小小代价。

历史将证明人类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