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6月18 19章 -- 马前卒

在政治上，议会政治、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前面曾经指出过，自由主义因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而成为主流。在工业革命以前和工业革命早期的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由于扩张空间广大，经济发展对各个部门、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联系较少，所以自由主义能逐渐占据主流地位。1870年以后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在逐步侵占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但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投射到上层建筑需要时间、各个部门发展不平衡，以及英国等主要大国社会的运行惯性，所以自由主义共和制度依然暂时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脱节将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在前工业时代，资本主义虽然发展迅速，但其物质基础还是农业和手工业。所以，即便在西欧地区，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也还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工业革命以后，凡是在现代工业经济占统治性地位的领域，传统上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权利分配模式都受到了各个阶层的一致质疑。在核心地区，甚至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利益集团都不得不承认：应该通过选举、考试等方式不断选拔有才干的人进入上层社会，而不应主要依据一个人的出身来决定他的前途。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同样可以解释这种变化。

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基础变化太快，社会始终处于剧烈变化之中。依据血缘、等级等方式确定的政治权力传承尽管可以减少交接成本，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但在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来管理工厂和社会的工业时代，血缘政治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稳定带来的少许优点根本无法抵偿用人失当的劣势；何况在许多情况下，稳定未必就一定能促进物质财富生产最大化。其次，人口的繁衍和各个经济经济部门的全面繁荣使上层社会的人数和比例都扩大，上层社会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血缘关系足以协调利益分配的规模，因此以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政治开始成为在各个社会集团之间调和矛盾的主要方式。欧洲古老的贵族阶级逐渐变质，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因农业社会日趋发达而出现的集权政体尚未成熟就开始消亡。具体到某个国家，究竟议会的法统是来古老的蛮族武士集会传统，还是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口号，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并不重要——唯物主义历史观关心的是发展趋势，随机的触发因素总是找的到的。

当然，议会政治并不意味着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至少在巴黎公社让西欧统治集团认识到应该对无产阶级作出让步以前，绝大多数国家的选举权只开放给少数人，被选举权的限制则更严格，80%以上的西欧成年男子都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便在1870年以后，许多所谓实行普选制度的国家也不过允许30%-40%的成年人口进行投票。除了象新西兰、挪威那样的偏远国家或白人殖民地，在大部分实行议会政治的国家，有选举权的成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多数要等到世界大战。

归根结底，选举政治的根源并不在于什么哲学意义上的人人平等，或是权利公有。在传统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依旧有效的年代，任何上层建筑的稳定模式都只能用能增强外部竞争力或有利于调和内部矛盾来解释。在物质力量高速增长，不进则退的工业社会中，让那些占有相对稀缺、重要性更高的生产要素的阶层取得更多权利，显然有利于工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因此，即便在名义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一样，只能被上层社会分享。当然，这个上层社会已经比以前大了许多。同时，只要市场足够广阔，允许工业经济不断扩张，底层人口就能通过出卖简单劳动力够取得足够维系生活的收入，至少不比他们的前身——农民和手工业者差。所以在自由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年代，暂时忽视下层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并不会导致太大的骚动。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了当时的主流政治模式是精英主导下的共和制度。在北美洲的一些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由于人力资源紧缺，简单劳动力和资本、技术同样是稀缺生产要素。因此一部分无产阶级也可以分享选举权，而不必用暴力革命去争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当时的主流道德观念而言，这种明确由少数人主导的政治制度并无不妥。因为精英主义也是当时西方世界的特征之一。既然少数精英已经用垄断工业资本和技术的方式证明了他们的相对优秀。那么，让这些在智力上相对优越的人也垄断政治权力，替其余大部分下等人做决定，自然合情合理，对统治阶层、对整个制度都有利。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财富成为分配选举权的最主要标准。大部分实行议会政治的国家都根据纳税数量或是收入、财产总额划定了选举权的边界。同时，考虑到工程师和知识分子掌握的工业技术日趋重要，许多国家也允许收入暂时不高，但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掌握技术的阶层拥有选举权。某些国家甚至专门为大学留出了议会席位。除了富裕阶层和技术、管理阶层，传统上占有土地和管理经验的旧贵族、旧官僚分享了剩余的政治权力。一般无产阶级则处于无权地位，甚至被禁止结社。直等到世界大战的总动员使劳动力也变的相对稀缺，他们才在名义上取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

精英主义体现在世界范围内就是白人的优越感和种族主义。祖籍西北欧的少数白人幸运的率先掌握了现代工业力量，从而在整个地球获得了经济和军事的双重霸权。大部分白人认为霸权源于自己优秀的血统，冷静一些的评论者则认为白人特殊的文化是世界霸权的原因，还有人认为基督教或是新教是白人取胜的原因。无论是哪一种看法，都把白人眼下的短暂优势归结为某种生而俱来的特殊优点，认为其他种族或民族不可能在保持自身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达到与白人，尤其是西欧白人相同的发展水平。从这个前提出发，白人保持他们现有的地位，无条件的统治其他民族被认为是正当的，落后民族被认为只有在西方的“引导”下，才能分享现代文明。

在1914年以前，白人的经济-军事双重霸权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大部分人，包括许多非西方人都把这一切看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接受了白人优越性的神话，这个神话在殖民地甚至还会传的更离奇。在白人血统优越论的指导下，不止一个国家曾试图招揽西方移民以“改善”本国的血统。由于西欧的工业帝国在海外连战连胜，许多殖民地士兵直到被宗主国驱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线，才终于在事实面前相信：原来白人也是可以被击败，可以被子弹打倒的。即便是那些相对理智、相信本民族能够走出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命运的民族领袖，也基本上把目标和手段定为全盘照搬西欧的发展历程。对西欧发展模式的反思取得主流地位要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后。

民族主义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中心地区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

从长期来看，当以城邦农业为基础的早期扩张性农业社会结束以后，在以稳定和停滞为主要特征的大环境中，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对于绝大多数底层人口来说并不很重要。温带农业生产方式的水平保证了绝大多数底层人口始终生存在温饱线上，同时由上层社会拿走绝大多数剩余产品用于制度竞争或奢侈消费，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主要体现在占有剩余产品的上层社会。底层人口“宛如一袋子土豆那样彼此相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底层人口会接受所有不太过分的上层阶级的统治，从而被这些不同的统治集团划归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即便在中国这种“早熟”的民族国家，只要侵略者能采用儒家官僚体制，下层社会也不会太计较统治者的异族身份。一般来说，从文化概念上消灭一个民族需要的只是彻底摧毁它的整个统治阶层。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生存而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集团受到了威胁，譬如在面对尚未半文明化的游牧民族劫掠时，整个社会才可能会以民族为单位做出反应、产生真正渗透到全民的民族认同感。

在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中，那些能够动员全部社会力量来参与社会竞争，而不是一味维系社会结构，寻求稳定的社会团体能取得最大的竞争优势。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这正是民族主义的存在基础。具体而言，社会变动促使底层社会成员加入各种团体寻求稳定的生活、维护自己的利益。上层社会则需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迎接挑战。（可能是应付危机，如蒙古入侵，也有可能是在增长的大潮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提高相对地位，如工业革命、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和此前欧洲的长期经济增长都提供了这种客观环境，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着资本主义进入主流地位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