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6月18 19章 -- 马前卒

理性化与功利化是这种文化-道德体系的另一个特征。

工业和此前已经很繁荣的海外贸易都能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本土的地产和稳定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不再是上层社会物质力量的唯一来源，甚至不再是主要来源。因此，欧洲稳定了几百上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让位给新的社会结构。尽管保守分子们竭力宣扬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的神圣性，但在这个时代，文化-道德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物质力量的竞争，那些只适应旧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很快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剩下的一些残片只能融入世俗生活而不是试图指导世俗生活。

另外，从全球来看，由于工业经济体迅速的扩展,原本局限于各个地区的文明互相融合，至少也会互相竞争。原本局限于各个文明内部，声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文化-道德体系发现自己被迫与许多同样自称至高无上的同类共存。显然，对于具体的信徒而言，上帝和安拉，孔子和穆罕默德，神父和拉比不可能同时同时具有绝对的神圣，即便在盛行基督教的欧美社会内部，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以及各种小教派也被迫接受共存的事实。这种以宗教冲突为代表的传统文明之间的竞争也沉重打击了它们原本的神圣性。

传统权威被打倒，但正如前所述，“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并不随技术进步速度的提高而同步增长”，工业社会无法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构筑稳定的文化-道德体系，被打倒的传统道德没有相应的替代品，这促成了文化-道德体系理性化、功利化。事实上，这是所有社会转型期的共同特征。但这个时代与以往的社会转型期并不完全相同。

以往的新技术突破，无论它对社会有多大影响，也只能造成一次性的冲击。因经济基础变化而产生的社会转型有明确的方向，一旦经济转型结束，上层建筑的变化目标也就基本确定，社会重新进入稳定时期。但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是连续不断的：蒸汽革命、电力革命、内燃机革命、计算机革命..........工业技术的革新从1800年到20世纪，几乎从未停止过。其中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意味着基本生产技术的彻底变革。（负熵来源和传递、利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冲击都足以和炼铁技术的发明或是新大陆农作物的引入相比。由于经济基础本身一直不能稳定下来，作为依附品的文化-道德体系不仅无法形成稳定的结构，甚至缺乏稳定的发展趋向。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理性、宽容，不被任何既有规则所约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风气自然成为社会主流。

当时的人们不仅用科学和理性去解决技术问题，还试图用纯粹的功利计算和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社会本身。尽管真正的科学拒绝探讨人生的目的问题，但很显然，科学不主张自身的神圣性，承认自身不过是一系列目前最好的假说的汇总，随时可以根据最新的现实进行修正，这种灵活度高的柔性规则非常适合这个动荡的时代。至于宗教和其他传统的道德体系，都属于相对固化的行为规则。它们在这个时代虽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与当年一统精神世界的盛况相比，几乎可以算的上灭绝了。

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物质财富的潜在生产上限不断提高，那些试图协调既有利益分配的固定上层建筑无论运行的多么和谐，也无法在竞争中胜过那些鼓励其成员直截了当去追求物质财富的上层建筑。一度盛行的理性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代表了这种文化特征。

否认任何既定权威的理性崇拜最终导致了一个崇尚力量的拜物教时代，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时代。

达尔文的学说本是一个生物学理论，在作者看来，这一学说的核心部分甚至不能被称为“理论”。因为达尔文只是简单的把塑造生物的神圣使命从上帝手中夺出来，还给毫无意识的自然界。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上帝与其他神灵也同时失去了为人类历史设定目标的任务。人们逐渐意识到历史本无既定目标，弱肉强食是唯一的规则。更准确的说法是只有崇拜力量、认定真理在大炮射程以内的社会集团才能生存下去、占据这个时代的主流地位。于是，为暴力竞争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至少在社会的“潜意识”中成为主流。

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学说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本质区别。达尔文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了物质世界塑造现实的事实，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试图为这个现实贴上道德标签，认为强者侵略弱者是“正确”的，“符合历史潮流”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一种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相配合的思潮而不是科学。另外，达尔文学说只是指出“适者生存”的事实，是一个事后观察者角度的描述。但在宏观物质力量成为主要竞争指标的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主张“强者生存”，把单纯的物质力量——财富和暴力做为预先评判社会制度的标准和个人追求的目标。

长期的农业社会传统使人们习惯于把道德而不是单纯的财富或暴力作为维系一个社会运转的主要规则。即便在工业革命爆发接近一个世纪以后，政治家和政府发言人也总是习惯性地为战争和外交行为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过借口终究只是借口，一旦到了不必顾及面子的场合，比如秘密外交谈判，所有的的决策理由其实都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无论是友谊、道德还是诺言，在利益面前分文不值。所谓“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恒的”是这个时代真实的写照。至于个人或企业的决策，更是如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尽管已经开始脱离现实，但由于思想文化变化相对物质基础变化滞后，“人人自利，社会利益自然最大化”的理论正好赶上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支持。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主流舆论认为底层人口穷困愚昧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不努力，缺乏智慧，不配掌握这个社会的财富，从而为少数人口占据绝大多数财富的现实找到了道德解释。在短期内，甚至连穷困的底层人口都暂时的承认财富分配两极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于是努力爬上社会金字塔而不是试图去改变这个社会结构，直到他们在世界大战的磨难中回想起马克思的预言。

对力量的崇拜导致尚武精神，或者说暴力的高回报导致暴力盛行。虽然在这个缺乏总动员的年代，军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但工业国家的统治集团很清楚工商业利润需要暴力来保卫——无论是针对落后民族还是其他工业国家。没有任何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会怀疑英帝国的富强源于皇家海军的霸权。同时，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工业国家的平民们已经习惯于以自己国家的扩张为荣。因此很少进行激烈战斗的军队在社会中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另外，欧、美、日军官团大多脱胎于旧的贵族武士，与政治统治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直接和非直接的军人干政屡见不鲜，在德国、日本等后发工业国尤其明显。

在西方扩张的大背景下，工业国战无不胜的军队使西方人们相信，尚武和勇敢是西方人区别于“劣等民族”的一种文化特征，其他民族要么被认为“不开化”、“不懂得战斗的荣誉”，要么被认为“民风柔弱，不会战斗”，少数几个剽悍民族被形容为“蛮勇而无纪律”。大部分西方精英认为：西方为了维系自己的优势，就必须保持这种特殊的品质。日俄战争虽然给了这种论点当头一棒，但很快也就被解释为日本学习西方比较彻底，或是干脆解释为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在这一阶段，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已经成了西方人将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标志。

这种文化特征在边缘地区的精英中也有体现。边缘地区同样认识到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建设独立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而边缘地区向工业化地区最先学习的领域也正是军事领域。属于这个工业化世界而不是农业社会旧体制的边缘地区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于军队或其他暴力团体里。因此，尚武精神也是新精英们将自己与无纪律的平民区分开来的标志。

1870年以后，由于可扩张的外部空间越来越少，各工业国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新的扩张空间必须到其他工业国家（在许多情况下特指英国）手中去夺取。于是军备开支和军队规模都迅速扩大，原本作为一种文化特征的尚武精神逐步上升为被认为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民族精神。最终，尚武精神对增加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

对力量和财富的崇拜也同样体现在各种文化标志上。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是艾菲尔铁塔、英国水晶宫、美国摩天大楼这种体现工业力量的工程奇迹，以及各个国家以工商业财富改造的富丽堂皇的首都。也只有在这个时代，一生奉行种族歧视和及帝国主义，但不停赞美白人的“力量与责任”的吉卜林才能成为“世界性”（这个由工业社会精英构成的“世界”）的文学大家。1899年吉卜林在美国身染重病。美国报纸曾逐日刊登他的病情公报。德国皇帝也致电给他的妻子表示慰问。当然，吉卜林晚年也曾反思帝国主义前途和战争，但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要了他儿子的性命以后。至于前卫派艺术等反思既有工业化社会的艺术形式，虽然在这个时代萌芽，但根本无足轻重、发展缓慢，真正在公众中取得影响也要等到世界大战过后。这和吉卜林的转变一样，都验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事实，说明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人群崇拜的是现实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