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6月18 19章 -- 马前卒

十九 最初的世界文化-道德体系

人类是理性的，人类做某件事的时候，总要考虑“能不能做到”和“这样做的后果”，以此作为做行动计划的依据。不过，人类也不是完全理性的，“这样做对不对”尽管无法量化的用数据或事实来考核，却也是人类必须考虑的问题，往往还是最重要的决策因素——认为不对的事情，有利于自己也可能不做，认为正确的事情，却可能“知其不不可为而为之”。看来在物理定律以外，还存在一种无形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就是文化-道德体系，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核心。从根本上来说，文化-道德体系真正提供的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通过把具体的人类行和这个终极目标相比照，我们可以给每件事加上善、恶、好、坏的标签，然后决定是否该去做。比如,在中世纪的西欧社会，这个终极目标就是上帝的光荣，人类的行为规范就是要按既定的社会秩序为上帝服务。具体而言：教士用祈祷来赞颂上帝的光荣，贵族（和骑士）用剑保卫上帝的属民，农民用劳动来供养前两种人。服从这个秩序的行为就是正确、善行，应该得到肯定和奖赏；挑战这一秩序就是错误、邪恶，应该被制止并谴责。

文化-道德体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其他行为规范其实都是文化-道德体系的某种表现形式，法律就是一部分道德的量化体现。在大部分社会里，执法部门能够用暴力干涉某些人类的行为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而且这种暴力行为还能够得到社会认同，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认为某些行为（比如主动杀人）是不对的，应该受到惩处或至少被阻止。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严格的按道德规范行事，这其中有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罪犯，也有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不过，铤而走险的罪犯事实上并不否认现有道德的主流地位，至于伪君子，正如一句老话“虚伪是邪恶向美德传达的最高敬意”，他们都算不得文化-道德体系的真正敌人。真正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反对既有文化-道德体系的叛逆者、或者说彻底的革命者,一般说来总是绝对少数。除了那些天翻地覆的变革年代，大部分社会都拥有一个稳定的，足以给绝大多数人提供终极目标和行为规范的文化-道德体系。

对于生活在某个特定社会里的古人而言，他们的文化-道德体系是至高无上的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借助宗教的力量披上神圣色彩。但在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后世考察者看来，道德体系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将各个社会集团的长期利益分配矛盾进行调和的一种规则，是制度之间竞争的暂时胜利者。在物质竞争起主导作用的社会里，文化-道德体系的特征和基本结构都已经被经济基础所确定。本书前半部分对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变化规律做了充分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不过，作者在上一章已经论述过，几条主要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在工业化充分展开后已经结束，因此无法完全解释现代史和当代社会的文明史。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将对工业化充分展开以后的社会变化趋势进行总结，为本书的当代史部分和当代社会研究确立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道德体系发展过程的探讨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前面曾指出工业革命的一个后果是全球化。不过，一般的说法认为：广义的全球化从1500年左右开始。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工业革命使全球化真正成为一个不可忽视且不可逆的事件。在本章中，作者以工业革命的充分展开（1840年前后）为界，把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旧大陆发达的航海技术使得远洋贸易成为可能，也使旧大陆发达农业文明有能力把海外的弱小文明及空白地区征服为殖民地。一个连接了所有文明地区的全球贸易网络开始形成，各个文明地区（含殖民地）之间能够进行以往陆地交通所不能实现（成本太高或根本无陆路可通）的经济交流。不过，在工业革命以前，发达地区并不能对落后地区取得绝对的生产效率优势，在旧大陆诸文明中并不存在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核心地区；而远洋运输所能输送的人力和物资有限，无法用军事或移民等方式改变一个发达农业文明的基本面貌。同时，陆地运输依然保持在此前数千年的低水平上。因此工业革命以前的全球化并只是意味着各个文明之间部分剩余物资的交流，和部分沿海地区的经济-政治变革，各个主要文明地区之间长期积累的差异并没有消除。除了西欧的部分发达地区，其他主要文明地区的民族、文化、宗教、政治形式都大体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由于生物的可复制性，在这一阶段，美洲和旧大陆之间进行的物种交换如土豆、烟草、玉米、天花、梅毒等，要比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流动的物资、贵金属、文化、人口更重要。

工业革命的充分展开使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帆船时代形成的全球贸易网络被蒸汽船和铁路所改造，能容许物资、劳动力以前所未有的流量通过它。即便考虑到工业化极大的提高了经济总量和世界人口，全球贸易额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和人口迁徙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增加到了不可忽视的水平。同时，西欧和美国率先从现代工业中受益，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地区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潜力都达到了农业社会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工业发展的不平衡的使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主导全球经济的核心地区。这个核心地区迫使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从属于自己，必要时可以用军事手段保卫这种霸权。在这种局面下，任何地区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而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主要的唯物主义规律在工业社会早期还基本适用。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统一的世界经济体最终将带来一种全球通行的主流文化和道德体系，至少在已经被新的世界经济改造过的地区和社会集团中是这样。曾经因为农业文明的地域性而并存于不同地区的文化-道德体系将同时发生变化，最终互相融合。当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可以预计：即便这种主流道德体系得以建立，由于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上层集团和底层民众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同，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也会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区别属于同一个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而不是永久性的分化。在历史上，贵族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可以信奉同一个上帝，接受同一批宗教知识分子对道德体系的阐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也同时对儒家官僚和农民有效。虽然同一个道德体系为不同的社会集团规定了不同的行为标准，但底层民众和上层社会之间并不因此而认为对方“不道德”。如果我们认为此前的历史发展将继续保持自身的运行轨迹，可以想象，在财富分配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大背景下，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全球性文化-道德也将是一个维护既得利益、在不同的集团、地区呈不同面貌却又统一的体系。

在真实的历史中，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性最多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工业革命爆发、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到1914年，大概有一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从工业革命爆发到工业力量足以左右世界局势也需要时间。一般认为，两次鸦片战争及克里米亚战争是证明工业财富和力量已经压倒旧秩序的标志性事件。 从此，工业强权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暴力，迫使非工业强国屈服、开放市场。这样算来，工业时代的道德和文化只按照传统唯物主义规律运行了五、六十年，不到2代人的时间。由于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并不随技术进步速度的提高而同步增长，所以一直到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结束，这种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的文化-道德体系其实只是初现雏形，既不能有效的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达成妥协，也没有压倒世界各地（包括西欧自身）的本土文化。

尽管这种文化从来没有真正扩展到全世界，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核心地区取得垄断地位。但它毕竟是第一个“世界文化”，第一个能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地区都取得相当数量皈依者的文化-道德体系，第一个形成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它的载体是核心地区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和边缘地区的部分买办-知识分子西化精英——主导20世纪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大多来自或师承于这一集团。因此20世纪的文化-道德发展受到了这一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文化-道德体系也为世界各地之间的人类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深刻的影响了随后的历史。下面将对它的内容和由来进行探讨：

这文化-道德体系的首要特征是乐观与自信：

18世纪的欧美人还在怀疑人均生活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是否能超过希腊-罗马时期，担心飞速增长的人口是否会压跨经济，甚至争论历史是否在走向另一个黑暗时代。考虑到欧美社会基本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他们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繁荣的根源只是数百艘木制风帆战舰所保证的海权和新大陆过剩的生物资源，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到了19世纪中后期，至少在英、法、德、美等核心国家中，这些问题已经显得很荒谬了。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居民和他们的父辈亲眼目睹了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和工业财富的飞速增长，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口都承认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个超出以往任何时代的时代。即便这个时代并不完美，但工业财富确实改善了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生活，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如果这一发展趋势能持续下去（事实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最终人类（白人，至少是那些祖籍西北欧的白人）将消灭贫穷、饥饿和疾病，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富足、安宁的乐园。

高速扩张的经济基础和繁荣的社会造就了乐观、自信、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文化。具体而言，在一个扩张性的繁荣社会里，那些过分谨慎小心、对未来持悲观态度、把大量资源用于维持现状或储蓄备荒的个人或团体相对缺乏竞争力，无法分享迅速增长的工业财富，最终会被淘汰。反过来，那些敢于冒险，愿意做长期投资，积极寻求扩张的个人和团体将获得大部分社会经济增量，成为主流集团。在这个时代，经济基础最后一次对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起了决定性作用。

另外，尽管现代工业经济以指数化的速度扩张，但它毕竟从零开始只发展了大半个世纪，绝对规模与自然界的资源和空间相比还非常渺小。所以没有人担心资源被耗尽，或是人类生存环境会遭到永久性破坏。在看到喷吐黑烟的工厂或是采空废弃的矿井时，人类心中只会感到自豪，而不是担忧。即便纯粹的破坏性力量——军队，也在以指数增长方式扩张自己的力量，但对于一个世纪未尝见过大规模战争（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即便是拿破仑战争也没有对平民生活造成太大影响，真正的大战恐怕要上溯到三十年战争）的西欧人来说，那不过是自身霸权地位的可靠保障，不值得为之恐惧。

工业财富的高速增长与近乎无限的可开发资源并存，生产力还没有被市场的绝对边界所限制，这种局面保证了充斥整个中上层欧美社会的乐观、自信是纯粹的，没有任何阴影。凡尔纳和笛福的小说，浪漫主义的美术和建筑作品就是这种文化特征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