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对“国学”问题的几个追问 -- 铁鱼
对“国学”问题的几个追问——从人民大学开办国学班的消息谈起
华山剑
自人民大学公布该校将在今秋招收“国学”大学生的消息之后，思想文化界里的涟漪不断。这，在笔者预料之中。因为，笔者认为，人民大学公布今秋将招收几十名“国学”大学生的消息的事件，其社会学意义要远远大于教育招生问题的本身。大家想想，中国13亿人口，培养几十个“国学”大学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况且，究竟什么是“国学”，至今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说，如果此事件本身能够引发中国社会对自身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一系列深层思考和行动，这，更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下面，笔者对“国学”问题进行几个追问：
一，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概念，大致产生于清末民初，主要是相对于当时涌入的西学而言。由于这个说法主要产生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所以，“国学”这个概念带有很强烈的书斋味道，主要是指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学科；其中，又尤其以儒家的子学和经学为主要内容。
但是，任何一门学问，都有三个基本内涵，一是“道”，二是“术”，三是“行”。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任何一门学问，都蕴涵着真理性的探索研究、操作性的学术体系研究和运用性的实践研究这三大基本内容，而且，这三个学问的基本内容既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又是彼此相辅相成和互相作用的。关于这个问题，西汉思想家扬雄曾经有精彩论述：
他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人……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儒乎？如将复驾其说，则莫若使诸儒金口而木舌……学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崇之，不倦以终之，可谓好学也已矣……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模不模，范不范，为不少矣。一哄之市，不胜异意焉；一卷之书，不胜异说焉。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况习是之胜非乎？於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希骥之马，亦骥之乘也。 希颜之人，亦颜之徒也。或曰：“颜徒易乎？”曰：“ 希之则是。”曰：“昔颜尝 希夫子矣，正考甫尝 希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 希正考甫矣。不欲 希则已矣，如欲 希、孰御焉？”或曰：“书与经不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哑尔笑曰：“须以发科决策。”曰：“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子为道乎？为利乎？或曰：“耕不获，猎不飨，耕猎乎？”曰：“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是获、飨已。吾不睹参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贵迁善。迁善者，圣人之徒与？”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不至于山，是故恶夫画也……曰：“有教立道，无心仲尼；有学术业，无心颜渊。”或曰：“立道，仲尼不可为思矣。术业，颜渊不可为力矣。”曰：“未之思也，孰御焉？”（《法言·学行》）
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在扬雄看来，“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这就是说，当年扬雄时代所说的“儒”，并不是指的那些专门研究、推销、运用孔孟学说的人，更不是指的那些脱离人的主体本身而单纯研究天地万物对象的技术学者，而是指的那种能够自觉将天地人三者内涵融会贯通的学人。而且，扬雄眼睛中的学者，也不是指那些单纯著书立说之人，更不是指好为人师者，而是指的那种能够一心一意为了大众利益所进取，且重于行动的学子！
扬雄在这段论述中，专门将孔子和颜渊的关系作为一个讨论“道”与“学术”的模本，他认为，孔子就是属于那种探索真理的研究者，而颜渊则是属于那种能够把真理性的学问整理成为可操作的社会教育学术体系的学者，这就是说，在扬雄看来，孔子和颜渊的关系，是密不可分和相辅相成的学问运作关系，孔子探索“道”和“立道”的学问，是学者所要学习的典范。但是，孔子的真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不是孔子坐在书斋中学思而来，而是“学，行之，上也；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者审其是而已矣”。这就是说，真理来自于学者本身的修身和行动，来自于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求是，而绝对不来自于书中问道。在扬雄看来，书，也有悖经和异说的问题，所以，学者的真学问，需要通过自己在思想和行动中去不断求真及其自我求是验证。当然，扬雄还有个“以天应人；以人应天”的“天地人”真理探索方法论，这里，就不多谈了。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提示出西汉思想家扬雄关于学行的论述，是因为，笔者早就注意到现今中国学问中的一个奇特现象必须得以纠正，否则，这“国学”将必然走向斜途。比如，现今大学里的一些哲学教师，他们在给学生上西方哲学课，他们自己却并不懂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他们给学生上中国哲学课，自己却并不懂中国的易学、养生和天文之学。这，就奇怪了！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几乎主要是奠基在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基础之上的，你一个堂堂西方哲学教师，几乎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一窍不通，那么，你是怎么讲述西方哲学的呢？！你，这不是在误人子弟么！同理，现在的一些大学里的中国哲学教师，对中国哲学的基础知识的养生、古代天文和古代数学知识也是一窍不通，那么，你们，又怎么敢去对学生讲述中国哲学呢？！而且，更为荒诞的是，一些对中国的养生、古代天文数学知识不通和对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不通的人，居然敢去写作什么“中国哲学史”。而且，这样的人，还成为了中国“国学大师”。这种历史玩笑，也开得太大了！
笔者还在目前的中国一些大学中发现了更为荒诞的一幕，即，目前中国一些大学里的宗教学教师，居然在给一些和尚、道士上课，而且，他们还是这些和尚道士的硕士导师。天啊！中国的宗教，是一门当事人主要以自己的身心为实践模型去探索天地人内在关系的学问，这就是说，中国宗教，当事人身心修真实践绝对是第一位的，所谓的中国宗教学说，不过是这种身心修真实践的一种副产品而已。这倒好。在目前大学霸权着文凭发放的世道，和尚道士这些身心修真实践家，不得不抢戴大学才能够发放的宗教学学位，他们这些宗教实践家反而成为了那些看书看出来的“宗教学教授”的学生了，这，不是天地颠倒了么！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的惠能法师因为自己不识字，那么，他反而去给那些识文断字的大学教师当学生，这《坛经》恐怕也就无法问世了。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真正国学的一种桎梏枷锁，这个枷锁不被砸破，中国的国学怎么“货真价实”得起来！
目前中国各高校中，依靠泡书本泡出来的教授，多如牛毛。这样严重缺乏学问实践基础知识素养的教授，不但承担不起国学的恢复工作，他们甚至有可能把中国高校变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书呆子俱乐部乐园，从而将知识分子重新引入一个越来越脱离普通老百姓和社会生活实践的自大群体，最终给中国带来相应的社会灾难。
二，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是“国学大师”吗？！
笔者从一些资料上看见，一些人将“章太炎 陈寅恪 王国维 钟敬文 刘师培 赵元任
鲁 迅 熊十力 翦伯赞 马一浮 钱仲联 王力 梁启超 胡 适 郭沫若 白寿彝 杨明照 陈垣 汤用彤 康有为 钱 穆 范文澜 唐君毅 郑天挺 冯友兰 梁漱溟 张君劢 金克木 陈贻焮 雷海宗 顾颉刚 罗尔纲 钱锺书 黄 侃 牟宗三 夏承焘 张岱年 傅斯年 蒙文通 吴宓 ”（摘自于“国学网·国学大师”栏目）列为“国学大师”。
笔者这里要发问，这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和最早的文化造反派之一，中国的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奠基在他的“效行西法改良中国”宗旨之上的“新民运动、新史学”等政治文化造反作为基础之上的，尽管梁启超晚年的学术思想落根于中国佛学上，但是，他早期的半瓶子醋的学问方法，也就是他没有经过自己的严谨筛选和深刻思考，他便仅仅根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一些言论而在报刊传媒上大势热炒热卖西学及其盲目造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贩子作为，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学问方法。这就是说，纵观梁启超一生，他主要是个文化革命家，或者是个不成功的政治家，他反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种变异学术方法，也就是为了政治造反而迂回去打击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情况，就像一个人在外受了老板的气，他又不敢去反抗老板，于是，他就回家拿老婆孩子撒气，老婆孩子尽管给足了他的爱和关怀，却被他虐待。
梁启超，这个点燃了中国20世纪的“贬中扬西”思想文化革命之火的人，给中国带来的传统文化灾难是有目共睹的。现今的中国人不把梁启超钉在中华文化历史的耻辱柱上，就已经够意思了，现在，怎么会把他定格为“中国国学大师”呢？！
大家想想，如果今天有人把韩爱晶这个当年带领红卫兵砸孔庙的当事人突然宣布为孔学大师，这，不是天大笑话吗？！同理，梁启超这个在中国20世纪之初点燃了造反中国传统文化之火的文化罪犯，怎么能够充当“中国国学大师”呢？！
同理，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纲”，是按照西学的标准去肢解中国传统哲学的，这就相当于按照西方奶油布丁的制作方法去改造了中国北京全聚德传统烤鸭一般，如果今天的人吃到怪里怪气的胡氏烤鸭，却又给胡适冠名为“北京烤鸭大师”，这，合适吗？！
大家想想，自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纲”以来，按照西方哲学方法去肢解中国哲学活体的人何其不多！这张岱年、任继俞、冯友兰等人自当后继；同时，按照胡适的这种用西方学术刀子和标准去活体肢解中国文学的，有胡适、鲁迅等人；在史学方面，则有顾颉刚、罗尔纲、范文澜、郭沫若等人。
人们扪心自问：如果一个把中国传统文化贬低得一无是处的人，如果一个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为“只有太监、夹板、小脚……”的人，突然成为了“中国国学大师”，你觉得你受得了吗？这就相当于文革时期专门破四旧的红卫兵，突然有一天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护法神仙，你，不觉得这很搞笑么！
现在的一些人总觉得如果一个人的古文底子还算不错，或者他们作的学问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于是，就认为他们是“国学大师”，但是，人们却没有看到，他们这些人，是在使用西方学问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活体肢解中国传统文化学问，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学问肢解破坏得七零八落，这些人，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学者，还是西学在中国的“传教士”呢？！中国又不是没有自己的学术方法、价值观，随便指一门学科，中国都有自己相应和成系统的学术方法和价值观体系，我们，为什么要一定使用外来的学术方法呢？！
笔者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西学东渐”者的问题。罗尔纲，在当胡适的家庭教师时期，学习了胡适的西学方法论，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他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学分析骨架，也是西方的。但是，大概是罗尔纲感觉到了西方史学学术体系远远比不上中国史记的科条分类方法，于是，他的1991年版的《太平天国史》，就已经完全采取了中国传统史记那样的科条分类法了，但是，他的史学价值观，则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就奇特了，中国的历史，使用西方的史学观去分析，这就相对于使用女人的标准去评论男人一般，希奇古怪的！“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序》），如果中国史学中的道义标准，都是西方历史哲学的，那么，这中国还有自己的春秋可言么！
所以，笔者认为，那些按照西方学问标准去解析中国各门传统学问的学者，还是应该把他们归类于“西学东渐者”行列中，就像中国历史上把玄奘法师和惠能大师分开的那样。惠能，是中国自己的佛学大师；玄奘，则是印度佛学的传播者和翻译家；他们，都是学者，但是，一个是借用外来的学问素材而按照中国思想方法的配方去创造中国自己的佛学文化大餐者，一个则是借用中国的文字工具去尽量忠实传播印度学问的思想方法者。他们，都对中国文化的建设有贡献，但是，这两者的区别和价值，有天壤之别！
不是外国的学问就不好，而是因为文化具备像民族饮食那样的特性，其材料可以借用，但是烹调方法应该充分尊重民族传统习惯！按照西方奶油布丁的烹调方法去烹制麻婆豆腐，那，是中国人难以入口的。况且，解析中国学问活体，应该使用中国的学术传统方法，不能够使用西方学术手术刀去活体解剖中国传统学问，这，会弄死人的！就像胡适使用西方的猜想实证解析方法去解剖“红楼梦”一般，目前已经将中国的“红学”引入到考证曹雪芹的头发有几根上了，这，就歪了，太歪了！
中国自晚清以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产生的一大批学者，诸如梁启超、胡适、鲁迅之流的学者，还是应该被称之为“中国的西方学者”比较合适，或者，应该称他们为“西方学术在中国的传播者”。他们，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国学大师”，是极其不合适的。
而且，康有为被列为“中国国学大师”就更搞笑了。康有为的《孔子改考制》和《新学伪经考》，其实是与他宣传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大同书》所配套的，这就是说，前两部著作，其实是一种爆破文化现象，也就是康有为为了要在中国推行像西方国家文明中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于是，他就刻意去胡乱论证中国自新莽时代以来的孔儒学术是虚假的，因此，他又凭空制造出孔子的一系列“君主立宪”的思想，以此去借用孔子来推行他的仿效西法改良中国的政治理想。由此可见，康有为绝对不是一个严谨的学问家，而是一个利用中国传统学问为工具的政治革命家。这种凭借自己的政治理想去随心所欲编纂历史学问的人，能够成为“中国国学大师”吗？况且，康有为尊孔，也并不是要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他而是在按照西方国家宗教模式，试图将孔孟这种中国学界圣人现象强行推行成为像西方或者穆斯林那样的统一国家宗教，在康有为眼睛中，中国的孔子和孟子，就像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天主和基督耶稣，就像穆斯林世界中的真主和穆罕默德。由此可见，康有为并不个按照中国学术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作学问的人，他而是一个典型的西化者！这样的人，能够成为“中国国学大师”么！
华山剑
三，振兴中国的“国学”，应该从恢复中国传统教育机制方面入手
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教育资源的发掘和重新运用问题！
晚清以降，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与此同时，中国教育界在没有充分比较鉴别中西教育制度的各自产生条件和社会运用效果的时代慌乱中，非常盲目地急着取消了中国的科举制度，1923年北洋政府时代，又正式在全国推行了仿照美国教育体制的“壬戌学制”。新中国建立以后，又学习了苏联的一系列教育机制和管理办法。
时过境迁，现在，我们回头反思中国一百多年的教育改革历程，不能不痛心感觉到，我们，丢弃自己的传统教育资源，实在是太随意了；同时，我们接受欧美的教育资源，又太过于急不择路了。
西方的教育机制，是由西方宗教教育而孕育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西方现代教育机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年轻工业文明国家的教育机制，几乎就是教育为社会工业化发展所服务的时代产物。这就是说，不管是中华民国时代的“壬戌学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苏联教育模式，中国百年来效仿欧美教育，都给中国造成了“邯郸学步”的历史创痛。比如，近现代的欧美教育，是欧美国家按照工业经济大生产原则和宗教普世原则所配置的，因此，西方教育制度是将人看成为是工业生产的操作机器对象去培养的，这样，就与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全才教育模式，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六艺教育原则相去甚远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二十世纪教育制度，可以随意按照技术专业分工去设置学校，特别是新中国时代，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综合大学，而是一个个的专科学校。这种教育机制，造成中国各学科培养出来的人才的知识面非常狭窄，从而又给社会带来了转业和就业的困顿局面，最终，造成中国社会转型往往非常困难的后果。与此同时，欧美教育中的政治和宗教教育内涵，也波及到中国教育中，也就是小孩子从小就被赋予了许多他们这个年龄所承担不起的普世政治教育，比如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救国救赎世界的宗教教育。这就是说，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教育中，被赋予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政治宗教救赎理念教育，从而造成中国学校培养出了不少热衷于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者，这些人，后来又成为了历次中国政治运动中的“健将”。由此可见，中国自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政治动乱之所以不断，这和中国盲目学习了西方教育制度有很大关系！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传统教育资源的基本情况。
中国古代学校大致分成为三类，一类是专门为了培养国家社会官员的“太学”系统，这种“太学”教育，是国家官办的，教育目的也非常明确，有中央国子监和地方贡院等；一类是官方支持，地方自办的书院系统，这种书院的教育目的，既有为国家培养官员的目的，也有纯粹求真为道的教育目的；第三类是民间私塾，私塾是民间自办学校，学校没有专门培养国家官员的教育目标，他们只管按照经纶教书育人，学生的学习目的究竟是什么，并不关学校和老师的事情，学生在私塾中学习，既可以是为了自己今后能够金榜题名，也可以就是为了自己今后能够识文断字和会算账经济。
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社会教育，基本上都脱胎于宗教教育。但是，中国的教育比较早熟，这与中国的历史悠久直接相关。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官家专门为自己培养国家社会管理人才的学校系统，到了孔子时代，就由孔子奠基了民间自办学校系统。这，在世界上恐怕是最早期的民间自办学校了。所以，中国的孔子今后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教育领域共同崇尚的圣人偶像！
中国宗教的道教和佛教，与西方宗教非常不同，中国的道观，是修真之人观道之场所；中国的禅林寺院，是修道之人开悟之场所。这就是说，中国宗教的理论和实践过程本身，不是像西方基督教那样要自己的信徒高举基督教文化旗帜去救赎世界和“解放全人类”，而是要当事人自己自证天地人真理所在。由此可见，中国宗教是自救自证真理的场所，因此，中国宗教的这种内在功能，注定了中国宗教本身就是一种人类文化教育资源。
现在的许多人还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四大书院，特别是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都是从中国宗教寺院转化而来的！这两个书院的前身，都是禅林寺院。
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楷模书院的教育宗旨，即无“太学”那样非常明确自己专门培养国家科举人士的教育目的，也无民间私塾那样非常随意的教育目的
，他们，就是为了修真求道而办学，基本上没有任何社会和个人的功利目的。但是，人类历史中的事情就是这样奇妙，求之不得，不求自得。这种书院因为没有任何社会和个人功利目的，因此，这种教育宗旨本身就像一道门槛，将进书院的教师和学生事先就进行了筛选，因此，进这种书院的人，大多天赋极高，他们师生当中，即有普通白衣，也有早就成名而又向往清净的高士，因此，这种书院，反而在无意中给国家社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师级人物。
笔者之所以提示出中国古代的那些非功利性的书院和学堂，就是要发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中国目前的国学培养基地和模式，是不是一定要按照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邯郸学步欧美的教育模式，也就是按照工业大生产那样的定向定格生产定型人才的模式去培养中国未来的“国学家”。这就是说，既然是要培养中国的“国学”人才，那么，就应该充分尊重产生中国国学人才的中国传统传统教育资源条件，去恢复中国古代非功利性的书院学堂的这种教育模式，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出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家”。
根据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训所证明，仅仅熟读一些经书和古籍，恐怕是培养不出国学人才的，到是很可能会栽培出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比如，这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人，不就是熟读古典经书的么，他们还因此而获得过科举功名，而鲁迅等人也按照科举教育所需而阅读过不少中国古代经典，但是，大看看他们反起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的狠劲！
笔者坚持自己的看法，即，中国恢复文化传统资源，别忙着去人为按照现在的欧美教育模式去培养什么“国学大师”，而是首先应该在国家中小学教育中增加两门必修课程，一是中国传统历法和古代天文教育课程，一是中华武术的修炼课程。把这两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知识给小孩子打牢实了，今后，他们就可以不断依仗这两根拐棍去自学提高，且方向是恒定的，也就是他们今后会自觉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资源去治学和行为。笔者是有一定家学传统的，在笔者这样的家学中，长辈并不要求我们必须要读古籍经典，大人说，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下流人家为了挣科举出身的敲门学习方法，是不值得提倡的！求真修道，这是个人的事情，为天下国家谋利益，先要历练自己的身心，自己不救，何以救天下国家！
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在目前大学中开传统经典的课程，更不反对像人民大学这样招收国学班，这，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态的恢复工作之一，是中国文化生态植被的再植过程，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但是，在人民大学这样招收国学班的同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否也可以同步进行一些中国传统教育资源的发掘和恢复工作。比如，民间本身就有一些非常棒的有传统文化家学传承的人才，笔者的一个老师，就是这样的人才，笔者一直坚持认为，他，才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真正的中国哲学家！但是，非常遗憾，由于学历原因，他一直无法在大学中谋求到教师职位，所以，他传承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化资源，眼看就要流失了，因为，他们的岁数毕竟也一大把了。这就是说，其实，人民大学可以与这样的民间人才联办学校，也就是完全尊重中国民间有真正家学传承和有真才实学的一些大师的教育习惯，让他们完全按照自己训练学生的方法去栽培学生。而且，根据笔者知道，这样的训练方法，是十分漫长和独特的，并不是像现在欧美教育模式这样通过几年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位教育，就可以完事的。他们的训练学生的方法，是典型化的因材施教，方法机动灵活，与现在这种单纯依靠上公开课的教育方法，差距甚大。所以，现在的大学，在充分尊重这种大师的教育传统习惯前提下，给予他们的办学资格，什么时候，老师觉得你可以毕业了，你才可以毕业。这就是说，也许，对于一个天分狠高的学生，很可能在一年之内就可以从某个阶层的学习中毕业，也可能某个人可能会长期“复读”，甚至被劝其退学。这样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够证明你有传统文化素养的能力，并不一定是你能够进入某种社会职业的门票。这就是说，现在的学生不包分配和自谋职业的机制，已经在客观上给中国传统教育恢复工作提供了机会，因为，中国传统教育，从来不包学生未来的。
将培养中国国学家的教育逐步下放到民间去，高校和民间联合办学，应该是今后中国栽培国学人才的最佳办法！
河里要是增加深度，不如搞个‘思想园地’，再请二、三高人做瓢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