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对“国学”问题的几个追问 -- 铁鱼

对“国学”问题的几个追问——从人民大学开办国学班的消息谈起

华山剑

自人民大学公布该校将在今秋招收“国学”大学生的消息之后，思想文化界里的涟漪不断。这，在笔者预料之中。因为，笔者认为，人民大学公布今秋将招收几十名“国学”大学生的消息的事件，其社会学意义要远远大于教育招生问题的本身。大家想想，中国13亿人口，培养几十个“国学”大学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况且，究竟什么是“国学”，至今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说，如果此事件本身能够引发中国社会对自身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一系列深层思考和行动，这，更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下面，笔者对“国学”问题进行几个追问：

一，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概念，大致产生于清末民初，主要是相对于当时涌入的西学而言。由于这个说法主要产生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所以，“国学”这个概念带有很强烈的书斋味道，主要是指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学科；其中，又尤其以儒家的子学和经学为主要内容。

但是，任何一门学问，都有三个基本内涵，一是“道”，二是“术”，三是“行”。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任何一门学问，都蕴涵着真理性的探索研究、操作性的学术体系研究和运用性的实践研究这三大基本内容，而且，这三个学问的基本内容既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又是彼此相辅相成和互相作用的。关于这个问题，西汉思想家扬雄曾经有精彩论述：

他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人……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儒乎？如将复驾其说，则莫若使诸儒金口而木舌……学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崇之，不倦以终之，可谓好学也已矣……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模不模，范不范，为不少矣。一哄之市，不胜异意焉；一卷之书，不胜异说焉。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况习是之胜非乎？於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希骥之马，亦骥之乘也。 希颜之人，亦颜之徒也。或曰：“颜徒易乎？”曰：“ 希之则是。”曰：“昔颜尝 希夫子矣，正考甫尝 希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 希正考甫矣。不欲 希则已矣，如欲 希、孰御焉？”或曰：“书与经不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哑尔笑曰：“须以发科决策。”曰：“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子为道乎？为利乎？或曰：“耕不获，猎不飨，耕猎乎？”曰：“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是获、飨已。吾不睹参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贵迁善。迁善者，圣人之徒与？”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不至于山，是故恶夫画也……曰：“有教立道，无心仲尼；有学术业，无心颜渊。”或曰：“立道，仲尼不可为思矣。术业，颜渊不可为力矣。”曰：“未之思也，孰御焉？”（《法言·学行》）

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在扬雄看来，“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这就是说，当年扬雄时代所说的“儒”，并不是指的那些专门研究、推销、运用孔孟学说的人，更不是指的那些脱离人的主体本身而单纯研究天地万物对象的技术学者，而是指的那种能够自觉将天地人三者内涵融会贯通的学人。而且，扬雄眼睛中的学者，也不是指那些单纯著书立说之人，更不是指好为人师者，而是指的那种能够一心一意为了大众利益所进取，且重于行动的学子！

扬雄在这段论述中，专门将孔子和颜渊的关系作为一个讨论“道”与“学术”的模本，他认为，孔子就是属于那种探索真理的研究者，而颜渊则是属于那种能够把真理性的学问整理成为可操作的社会教育学术体系的学者，这就是说，在扬雄看来，孔子和颜渊的关系，是密不可分和相辅相成的学问运作关系，孔子探索“道”和“立道”的学问，是学者所要学习的典范。但是，孔子的真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不是孔子坐在书斋中学思而来，而是“学，行之，上也；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者审其是而已矣”。这就是说，真理来自于学者本身的修身和行动，来自于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求是，而绝对不来自于书中问道。在扬雄看来，书，也有悖经和异说的问题，所以，学者的真学问，需要通过自己在思想和行动中去不断求真及其自我求是验证。当然，扬雄还有个“以天应人；以人应天”的“天地人”真理探索方法论，这里，就不多谈了。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提示出西汉思想家扬雄关于学行的论述，是因为，笔者早就注意到现今中国学问中的一个奇特现象必须得以纠正，否则，这“国学”将必然走向斜途。比如，现今大学里的一些哲学教师，他们在给学生上西方哲学课，他们自己却并不懂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他们给学生上中国哲学课，自己却并不懂中国的易学、养生和天文之学。这，就奇怪了！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几乎主要是奠基在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基础之上的，你一个堂堂西方哲学教师，几乎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一窍不通，那么，你是怎么讲述西方哲学的呢？！你，这不是在误人子弟么！同理，现在的一些大学里的中国哲学教师，对中国哲学的基础知识的养生、古代天文和古代数学知识也是一窍不通，那么，你们，又怎么敢去对学生讲述中国哲学呢？！而且，更为荒诞的是，一些对中国的养生、古代天文数学知识不通和对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不通的人，居然敢去写作什么“中国哲学史”。而且，这样的人，还成为了中国“国学大师”。这种历史玩笑，也开得太大了！

笔者还在目前的中国一些大学中发现了更为荒诞的一幕，即，目前中国一些大学里的宗教学教师，居然在给一些和尚、道士上课，而且，他们还是这些和尚道士的硕士导师。天啊！中国的宗教，是一门当事人主要以自己的身心为实践模型去探索天地人内在关系的学问，这就是说，中国宗教，当事人身心修真实践绝对是第一位的，所谓的中国宗教学说，不过是这种身心修真实践的一种副产品而已。这倒好。在目前大学霸权着文凭发放的世道，和尚道士这些身心修真实践家，不得不抢戴大学才能够发放的宗教学学位，他们这些宗教实践家反而成为了那些看书看出来的“宗教学教授”的学生了，这，不是天地颠倒了么！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的惠能法师因为自己不识字，那么，他反而去给那些识文断字的大学教师当学生，这《坛经》恐怕也就无法问世了。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真正国学的一种桎梏枷锁，这个枷锁不被砸破，中国的国学怎么“货真价实”得起来！

目前中国各高校中，依靠泡书本泡出来的教授，多如牛毛。这样严重缺乏学问实践基础知识素养的教授，不但承担不起国学的恢复工作，他们甚至有可能把中国高校变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书呆子俱乐部乐园，从而将知识分子重新引入一个越来越脱离普通老百姓和社会生活实践的自大群体，最终给中国带来相应的社会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