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汉文化扫盲】(13):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 语迟
研究古文,本是个人爱好。有兴趣探讨和研究古人的想法,本是很有价值的工作。但是,如果利用个人对古文的理解,牵强附会地做个头套,妄想套住今日社会,即使古人自己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奢望。
如果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对思考的问题以及思维的方式还有些许影响,古为今用时,是否应该理解了古人的想法以后,专心于新发展新发现?也就是说,一个有点现代气息的人,是否应该站在古人的肩膀上,表述发展后的认识和观点?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到底是讲国家和社会,还是讲个人权术,似乎应该说明。如果讲的是国家和社会形态(就象你理解的),那时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那时的国家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那时的“民”又有什么样的要求?
把封闭环境中的文化,用于开放环境中的国家,大清国的统治者没少花工夫。那时的“读书人”对那种文化的理解要比今日的“读书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强很多,管理结果不就是一次次的变革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就是在这一次次追求变革的过场中乘虚而入,才有了今日之中国吗?
这样的文章能够加精,足见西西河的“百花齐放”政策确实落到了实处。
哈哈,慈禧太后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楼主的智慧。
与其聪明到这种程度,我还是当文盲算了。
文章也没仔细看。可兔子兄摘出来的话,实在是太太强了。
譬如
1、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3、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
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也会保留一部分政治精英治国的范围。比如参议院或者议会上院,最高法院,在很多国家并非选举产生。
关于瑞典公决的问题,俺觉得是这样的。虽然专家对这个问题可能有更多的了解,但这个问题太过重大,涉及到全民利益,即使专家对民众错,也不能让专家说了算。万一万一专家们错了怎么办?后果又不是只有他们承担。专家们这时候的作用正是使民知之,不能知之,则只能由之了。
但最高权力必须要有监督制约。如果最高权力有了监督制约,以下各层级也就间接都有了监督制约;反之,最高权力没有监督制约,底下各层级再多的监督制度也就形同虚设。最高权力是否有制约,是民主和专制的本质区别。
全民公决的意义正如如你所言,这是全民利益,人人有份,不能某些人说了算。而仔细剖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言论背后的哲学思想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
打上字了就再多说两句吧。语迟先生质疑的是全民公决的实际效果,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这个效果该是个相对效果。语迟先生须得证明在没有监督制衡的前提下,少数人的决策一定强过全民公决,会利国利民而不是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第二,语迟先生质疑的方式是荒谬的循环论证:因为民不可使知之—>所以瑞典公投案例是荒唐的-->所以民不可使知之。而这个质疑要真想成立,恐怕至少得列出统计数据:占多大百分比的瑞典公民对加入欧元区对国家经济和他们生活产生的影响没有足够的了解。第三,就总统选举案例而言,我想语迟先生大概是混淆了选总统和当总统。选举人民公仆其实是个最终效果衡量,或者说预期的最终效果衡量:不就看他能不能让俺们过上好日子么。所以,不严惩强制拆迁的不选,拼命涨学费的不选,不加强工人劳动保护的不选,没有提出降低失业率措施和承诺的不选——作这些判断很难么?政府的最首要职能,也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些指标都能达到,那该算是个好领导了吧。
之所以说“民不可使知之”,“可”字作“可以”还是“可能性”解并无本质区别,因为“不可能使知之”便会导出“不必使知之”,其结果和“不可以使知之”是一样的:便是“民不知之”,也即愚民导致愚民:前者的“愚”是动词,后者的“愚”是形容词。而愚民(形容词)又会提供继续愚民(动词)的借口,正如语迟先生现在试图所做的那样。
我同意,受民众平均教育和素质水准所限,中国或许现在还缺乏实行民主的基础;但承认这个现状之后应该有两条路:或是努力去教育民众,缩小与民主发达国家的差距;或是以此为理由,继续愚民。我个人更喜欢第一条。
这个句读好像也不对阿,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白话解应该是:民众如果在正确的道路上,可以任由他们去做;民众如果认识跟上面不一样,也就是我们使唤不动,应该让他明白之后再任由他去做。
如果一定要引伸的话,这是孔子在宣扬教育的重要性。这点跟论语集注上面的解释是一致的。
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程子的解释是,孔子设立儒教,并不是为了愚民,而是因为民众不能理解(上面的做法),所以只能使用民众和顺应他们。(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
所以说,我赞成间谍的解法和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但是句读的解法有点不同。
贴上来之前,看到水风的一个解释,个人觉得也是非常之妙。不由的要对孔子再次表示敬意。
前面提到,如果体会孔子当时的处境,语迟的解说,也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该更好理解一些。总结一下,就是:让人随从很容易,但是要让人明白为什么,很难。
之所以提孔子当时的处境,是说,作为孔子,有抱负,也有众多弟子跟随。作为一个师者,当然了解众多弟子如何“知之”,而又“不知之”的情况。
春秋时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各国诸侯,因为势均力敌,都试图寻找一种强国之策来脱颖而出。因为这个原因,各种学说出现,各种人才抱着自己的学说四处游说,期待自己的抱负得以施展。在这种情况下,学说、见解、思想有了极好的生长土壤。但是,各路诸侯是真的理解一个游说人的理念和思想,还是因为,“哦,此人可是天下闻名的贤士,不妨试试”的心态?这不妨试试的待遇,孔子自身想必也有体会。
在这种情况下,说“哎,让人跟随我的想法很容易,让人真的明白了,还真不容易”那段话,也算合情合理。
不过,水风的那个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知”解为要让它明白,就意思而言,也是很合情合理。
短短几天,通融了一些东西,实在是很高兴。
两位解说有功,不过源头来自孔子,所以,还是要再次表示一下对孔子的敬意。
梵文语法十分严谨(有些语法规则简直烦琐古怪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梵文是最早形成明确的经典语法的,其权威性也是西方语言学家公认的。
而中文则是另一个极端, 它虽然能表达深奥的哲理,也颇饶诗趣,但却缺乏科学的精确性. 鲁迅认为文言文语法不精密,说明中国人思维不严密;周作人指出古汉语的晦涩,养成国民笼统的心理.
这就是为什么孔子的话会有歧义, 以至于后人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当然,这也造就了很多人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