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经济学角度看怎么看待“汉奸”的问题 -- 犀光

“如果我们假设两人都想救国，那么汪精卫的选择，在抗战时期可以稳享太平，没有与日本人交战的忧虑，抗战后没有战败后流亡国外的后顾忧，没有日本人失败后被大家批判为汉奸的顾忌。”

事实说明问题，河内刺杀案，抗战期间在贵阳铸造的汪精卫跪像

浪子回头的成本高于继续下去的成本，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就象一个亏本的厂家，如果不生产就死路一条，继续生产的话虽然赚不了钱，但至少可以弥补一部分固定成本。此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汪精卫的话题不用再说了吧，有点腻的慌。如果不同意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包括你的这篇也是这样的。

不是我先讨论的，既然你们不想听，就不要说空论了吧。

难道一定要骂汉奸才能证明自己是爱国么？如果爱国是这样的，我情愿被人骂作汉奸。

我不知道自向荒郊寂寞红为什么口气这么冲，我说汪精卫的成本将会比较小，如果大家认定他主观上是在曲线救国就不批判他的话，事实上有很多人不会这样做，所以他的成本就比较高。

至于明末的结局，就是因为担心事后追加成本过高的结果，也可能是道德的约束，觉得像曲线救国就是屈辱。

至于机会兄的回言，说实话我不懂，因为我说得是在没有决策前，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如果能说清楚一点，就更好一些。

现在批汪的人，如您所说，为了中华民主遇到相似处境的时候，定出一个选择的成本，以便作出对民族真正有利的选择的人实在是不多。很多人都是基于一种道德优越感的享受去做批判的事情，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不是这样，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人。这就是我言辞比较冲的理由。我其实只不过是贴了一些对汪有利的文献，试图分析一下，我的观点也不是认定汪是完全为了国家，所以不能批判，我认为或许汪在这种选择中或许个人得失并不曾考虑但是个人意气总是有的，也算不上完全出于国家的利益考虑。而且确实有一些祸国的行为。

机会兄的意思我理解是这样的，汪在作决定的时候对成本不能估算，是非理性选择，且选择有不可逆性，这种说法我不赞同。

其实汪精卫也是同意犀光兄的说法的，他在河内到上海的船上，提出成立伪政府的计划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分别以不同形式热爱国家。因此，对于这种抗战论者，即使想单凭武力让他们改变信念，还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同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不仅如此，现在从中国国民的正直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最后有一两省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还有，倘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于这些缘故，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当然，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了挨骂的思想依备。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向的道路。”

历史的批判是历史人物必须付出的代价和成本，但冠以道德名义的人格践踏也是么？

要付出的个人成本太高，一般有地位，有出路的人都不会去选择这条道路的。

我们讨论的对象不是前线官兵，而是高层政治人物。主战派的政治人物，其实他们是不需要面对什么个人风险的，付出最大牺牲的都不是他们自己。抗战无论胜败，他们都是道德意义上的英雄，成功了，自然什么都有，失败了，自己可以流亡国外，而在历史上他们也是失败的民族英雄。

而主和者呢，无论成败都不会有太好的名声，尤其是对於汪这样的在重庆政府位至副总裁的人来说，失远远大於得。

“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

实际上他也受骗了，典型的与虎谋皮，也不想一想对手是谁，是禽兽都不如的日本鬼子阿。

现在我获悉以前坛子里为这个事搞得不愉快，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发信，不要在公开回复。

呵呵，我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定量的去分析这个东西，我只是想说明一下，如果大家认定了主观上是救国，就不批判他，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样子救国太容易了，真要使中国遇见什么事，大家还不一窝蜂地去曲线救国。

但是，如果像以前一样，曲线救国谈都不能谈，也不见得是好事。

我想如果在当时，当事人能够判断形势，并且能够明白如果判断正确，他将留于青史；如果错了，将被批判。这样他就会更谨慎，也会有人认真地考虑曲线救国，如果确实有必要的话。

日本近卫文?O对于发表三次对华声明的回忆

（１９４８年）

一九三七年岁尾，乘攻陷南京之机会，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氏进行中、日和平

谈判――自然系日本请德国政府出而斡旋者。事实上中国政府未能如日本所理想，乘

此起而谈判，以至终归失败。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之声明，以观其后之动态。同时期与日本携手之新政权兴起，以调整两国国交。识者

对此声明之批评，谓为非常失败，余个人亦认为系最大之失败。为纠正此次错误，乃

设法与重庆进行谈判，结果均未成功。十一月三日乃再度声明：“倘国民政府放弃抗

日政策，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不予拒绝。”以缓和前此之声明，而所谓“东亚

新秩序”亦即系由此时所产生。

继之，将此声明之具体内容复加以说明，乃于十二月二 十二日发表“调整对华

国交方针”，说明日本出兵之真意，绝无领土野心，并无军费赔偿之要求，日本之目

的，仅要求中国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并对实际履行其任务，能作最小限度之

保证。倘如此，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之主权，且进而为中国之独立，如取消领事裁判权

及交还租界等，亦可予以考虑，绝不吝惜，此即所谓“近卫声明”是也。

近卫声明发表后，汪兆铭逃出重庆，当时余等认为，由于此宽大方针之发表，不

久重庆方面必定有人前来，然认为继汪之后亦应参加之何应钦诸氏，至终竟无一人到

来，此为余等观察之错误。同时，汪兆铭来后，当时军部对余之声明，已无履行之诚

意，反竟利用此项声明，作为瓦解重庆之工具，结果“汪政府”之和平运动成为卖国

运动，终乏成效。

（选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使人从自我效用最大化的出发点做的选择对国家民族有利。

根本谈不上“如果大家认定了主观上是救国，就不批判他”，现在的很多人看到有人发文举出他是主观上救国的有利史实文献就跳出来批判那个发文的人，根本谈不上“认定了主观上救国”以后批判不批判的问题。

“如果大家认定了主观上是救国，就不批判他，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样子救国太容易了，真要使中国遇见什么事，大家还不一窝蜂地去曲线救国。”

这个观点我完全同意，但是这个如果和现实相差太远。

我的文章的意思，就是想通过对汪精卫如何判断，从而形成一种氛围，一种软性的制度，一种舆论压力，从而使以后的人在这种环境下，在相同的环境中，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作出的选择与国家，民族有利。

我们可以说汪精卫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在目前，为了以后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需要批判他，因为它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批判汉初对匈奴，唐初对突厥的妥协，因为它成功了。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形成一种正确的利益导向机制。我的意见如何，不知妥否，多谢你给我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