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发展历程简述 -- 铁骑边塞

解放初期土改合作化

其实要想明了个人际遇，只有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观察，融入时代的大背景的中进行审视，才会变得清晰明白。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经历并见证着人类历史上波及人口规模最为广泛，变化最为迅疾的高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亲历着从数千年个体劳动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协作的大规模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这一伟大变革并非源于偶然，而是人谋，是通过对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形态，文化意识的深刻改造，从而激发出无比强大的力量，以排山倒海之势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极大地推进经济基础的变革。

这一变化迅疾，影响深刻的历史巨变，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催生了社会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化，并不可避免地促使思想观念的多元变化。个人选择同时也变的宽广起来

我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根据个人的理解做简单的脉络梳理，只是个人才疏学浅，不足错漏和臆测在所难免，你如果没兴趣可一笑置之；有兴趣看的话，如有不同看法观点，还请示教，对错漏臆测之处加以斧正。

下面先从党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入手谈起。类似的决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另一个是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建国前党的历史三个决议没有任何歧义，现实中也没什么争议。有区别的是二0二一年年《决议》和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建国后前三十年历史的表述。

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虽有相当肯定，但是否定也是突出的，尤其是对“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尤其是对“文革十年”的概述占决议的极大篇幅，进行了彻底坚决地否定，可以说是《决议》的重心，看上去不想总结错误经验，更像是对主席追责问罪。一九八一年决议的出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那时改开甫一开始，需要海外华裔商人的支持，而他们国内亲属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冲击较大。文革中受冲击和被打倒的老干部主导了中央领导层，，他们心有怨气怨恨，决议是在他们的主导下推出的，其中有现实的需要，有情绪的左右，也有揽功推责成分，更有其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历史应该拉长距离去看方能清晰，所以后来邓小平对一九八一年《决议》评价说：“当时的《决议》有很大的唯心和违心“。

反观二0二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其历史地位和贡献与建国前的二十八年奋斗成就相当，也和改革开放后的成就相当。而对反右，大跃进和文革十年不仅不分篇表述，相反的却整体纳入一个极小段落，统共几百字而已，寥寥数笔带过，而且这几笔也是从一九八一年《决议》中照抄而来。这也明确说明目前中央的态度，面对如此反差，所以在二0二一年《决议》公布后，专门解释曰：原先通过的决议仍然适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伊始，首先是在新解放区建立政权，进行土改，消除匪患，恢复治安，恢复经济。其重中之重既“土改“，新解放区土改大都进行的顺利迅速，只有广东，广西，福建三省进展缓慢，后来在中央的督促下，广西陶铸，福建叶飞也都很快赶上来，完成了”土改“，仅剩下广东一地仍然进展迟缓。当时叶剑英以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的身份主政广东，方方辅之，在广东推行”和平土改“，后来又调陶铸去广东，由于陶铸手脚受缚，工作难以推进，对于广东土改的怠慢，引起中南局的极大不满，中南局党委在《中南日报》刊文对广东”土改“政策提出批评，叶剑英看到后很生气，认为是不给他留面子，对此中南局常委邓子恢答复：正是给你留面子，才在《中南日报》刊文批评，如果不给你留面子的话就在《人民日报》刊发了。

毛泽东曾对新区土改工作批判当时广东、广西还有福建，是三个乌龟，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与会者有周恩来、邓子恢、叶剑英、方方、陶铸等相关人员，议题是解决广东的“地方主义”。毛泽东说，现在福建，广西不是乌龟了，就剩下一个广东乌龟，会议上叶剑英作了检讨，方方受到降职处分。会后广东由陶铸，赵紫阳主持工作，另派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广东省从省到乡一级一把手全由南下干部担任，消除了地方主义障碍，使“土改“得以顺利进行。广东的”地方主义“有侨乡的因素，可福建同样也是侨乡，最大的因素其实是”宗族势力“，有言道建筑是”活着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广州留存的广东76县陈姓合姓祠”陈家祠“，一直到韶关始兴隘子的围屋窥其一斑。

与南方新区紧锣密鼓的“土改“相对应，北方老解放区开始了组织起来的合作化之路。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提交了《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指出山西老区农村因经济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增长，导致互助组发生涣散解体及向富农方向发展，而不是向着现代化与集体化方向发展的问题。省委主张以“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进步因素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农民的私有基础，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老区互助组向前迈进。而华北局的薄一波和刘澜涛，中央的刘少奇先后对山西省委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否定。

就在山西省委的意见受到华北局和刘少奇的批评之际，毛泽东针对华北局尤其是农业集体化要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为条件的意见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从根本上肯定和支持了山西省委的意见。

一九五二年底新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完全恢复并有所发展，全国土改已经完成，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子基本被肃清，抗美援朝战争也已稳定，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大幕拉开，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工业化建设方面，“一五“期间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随工业建设的铺开，工人人数剧增，一九五三年不可避免地引发粮食的严重紧张。原因有三，一是工业建设使城镇人口急剧增长，一九五三年全国城镇人口达7826万，比一九五二年增加663万，比一九四九年增加2061万。二是农民消费粮食速度加快，一九四九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一九五二年增加到440斤。三是国家无法收购到足够的粮食，原因是私商贩运，农民存量防灾和屯粮惜售。

面对粮食严重紧张，毛泽东要求陈云负责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拿出具体办法，陈云提出“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方案（既后来的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十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根据《决议》规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市场管理和中央统一管理四部分。

为了保证统购统销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需要政治组织的保证和农村基层经济结构的保障，这样合作化就成为必然。同时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是当时国家仅有的轻工业主要原材料，国家发展工业的积累完全依赖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和轻工业，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实现工业化国家完成原始积累的必由之路。这样通过发展各种合作社走向农业集体化，是实现农业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毛泽东看来，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农民所有，这仅仅是第一步，还是没有改变农业的一家一户的分散的个体生产的性质，生产力还是受到束缚。而集体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粮食等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能为加快国家工业化提供更多积累。

对此高层的认识是不同的，刘少奇主张发张供销合作社，反对农村的社会社会主义改造，上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和否定，他认为农业生产互助组织不能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集体化道路应该是依靠城市，依赖强大的工业，应该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甚至提出四个达不到“农民觉悟程度达不到，生产力水平达不到，机械化水平达不到，社会发展水平达不到”。

一味发展供销合作社会把粮食流通领域的利润留在商人手中，这对工业化发展之初资金极度匮乏的当时中国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最终毛泽东主导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紧接着“土改”的完成轰轰烈烈展开。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先后做出两个决议，开展全国性的农业合作社运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提出改造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等意见。同时在会上对工作保守的邓子恢提出批评：“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毛泽东亲自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形成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

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一九五六年完成的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者加在一起，并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古人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只有刻不容缓快速发展，尽快摆脱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加紧追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只有动员起一切力量照着一个方向努力。

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庐山会议。

随着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主席水到渠成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将其确立为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指导方针。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专门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八个问题中的第五个提了出来，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1956年前后，国内一些社会矛盾表现得尖锐起来，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原来带领群众共同战斗的共产党在自己执政以后却与群众发生了矛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毛泽东认为这一类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党内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执政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这个矛盾，共产党“不能靠威势吃饭”，“不能以力服人”，更不能“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群众说话，让群众来监督，批评执政党，帮助执政党克服缺点。群众，也包括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政治组织，即民主党派；而且，由于这个群体有文化，影响力大，所以“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应引起特别的注意。这些思想经过中共八大（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到八届二中全会（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期间的酝酿，形成了具体的方针和部署，沿袭中共的传统，提出了整风的任务。与历史上四二年整风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整风，毛泽东要采取开门整风的方针。

“1957年4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加紧部署整风的一个月，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月内，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和谈论整风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07页)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全党整风开始。初期进展健康顺利，党衷心欢迎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批评和建议。

以下是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关于整风反右的表述：“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而一九二一年《决议》对“反右”表述仅仅一句话：“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

我认为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反右”的定性是准确的。二零二一年《决议》对此仅仅沿用上个《决议》的一句话，是因为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相比而言“反右”太微不足道。这里我再谈谈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中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知识分子轻视劳动，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轻狂挑剔的性格缺陷和毛病也是根深蒂固的。秦始皇开始也是很想使用儒生的，只是在极度失望后转而“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曾孙汉宣帝对儒生有个精准评论。时太子刘奭（汉元帝）对宣帝曰“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闻之色变”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遂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

延安文艺界人士多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热情，以美术、舞蹈、音乐、戏剧、小说等形式，热情讴歌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但是，延安文艺界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作风不正的情况。一些人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不足，对群众缺乏了解，缺乏深厚的感情，轻视实践，脱离群众；一些人有较严重的唯心论、教条主义，满足于空想、空谈；一些人主张艺术脱离政治，艺术高于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因此，一些文艺作品脱离群众、脱离根据地现实，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此外，在文艺界内部，还存在着一些长期积累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现象，包括宗派主义的问题。

讲个延安时期的事。作家萧军到延安后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老子是天下第六（前面有马恩列斯毛）“，”一支笔顶五个师“。朱德在一次会议上就批评道”你是世界第一也罢，第二也好，但不是你自己自封的，需要人民群众认可才算“。中共是在艰苦残酷的农村环境中发展壮大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行，进城后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对眼也是难免。在开门整风中很多人不是诚恳提出批评意见建议，口无遮拦触怒相当多干部群众的情况也不会少，成为反右扩大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比如章伯钧的老友梁漱溟在1985年11月11日称章当时是“忘乎所以”。所以薄一波在总结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教训时指出：“我们对右派的情况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20页)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1958年7月，七里营几十个高级合作社成立了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叫“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主席视察新乡王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七里营看见挂着“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看了公社敬老院，幼儿园，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看了田间生产，庄稼后说“大有希望”。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新中国工业化的开启之路是率先发展重工业，但重工业建设周期长，一次性投入特别巨大，往往是轻工业项目的数百倍上千倍。而当时新中国接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社会剩余非常少。同时农村分散在广大土地上也就造成资金分散的局面，农村分散的现状，难以将本身就很少的农村剩余集中起来进行工程投资。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这样就能有效地把农村剩余统一集中起来。统购统销依托人民公社能够得到彻底落实执行，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通过计划经济调配使用，让新中国保持很高的资产积累率，快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并在国防军事工业上取得非凡成就，有效护卫了国家和平安全，使国家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快速稳定的发展经济。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会后“大跃进”在全国全面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正是乘着大跃进的浩荡脚步得以快速顺利在全国得以实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要想办成一件全国性的大事，必须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形成澎拜汹涌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凭借这股不可阻挡的气势达成设想目标。

成就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尤其是触及到占当时全国人口85%农民的社会经济制度变革，实现从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私有制合作社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变革。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的话来总结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所以“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虽然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效果，与其成就的目标相比，与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和意义相比是很小的。

当然经济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发展经济用全民动员的运动方式不适用于经济建设领域，当时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是有两个目标的，大的目标农村社会革命完全实现，经济目标虽遭遇挫折留下问题需要消化，但也留下了大量建设成就泽被后人。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关于读书的建议》，号召大家都来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提出“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他多次对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要求，毛泽东自己也组织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小组。

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以上是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庐山会议的表述，二0二一年决议对此一句未提。庐山会议之前，从郑州会议到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主席先后召集六次会议，努力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到庐山会议时从中央到地方基本达成共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此次会议与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统称为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读书、形势、任务、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等19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原定议题内容比较轻松，无外乎继续统一思想，向前看去努力，所以此次会议又被一些同志成为“神仙会”。

会上彭德怀抛出万言书，引发对大跃中出现的工作问题的激烈争论，恰巧的是曾任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与彭德怀站到一起。后来中央有人说”庐山会议是高饶的延续“，王光美晚年回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似乎要追究责任“，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我先后召开了六次会议讨论纠正大跃进中的问题你都不说，现在为什么站出来说，因为你现在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这实际是涉及定鼎天下后军事功勋集团和文官集团的权力争夺，一九五六年邓小平被选任政治局常委，一九五八年林彪亦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都位列当时的七大伟人。彭德怀无疑是功勋彪炳的军事家，为新中国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在世界上树立新生共和国的威望地位立下汗马功劳，但在政治高度上他没有考虑在庐山会议上挑起争端的后果。主席的站在全局的高度，做出抉择，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当时一线工作的领导们，处理出头挑事的彭德怀等，后来庐山会议的这个锅就推给他老人家。

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一分为二“是主席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对辩证法的新阐释，当时哲学界普遍赞同这一表述，认为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阐述了自己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他认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都是对立统一的通俗表述，它既包括对立面的互相联系，也包括对立面的互相斗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对立面的统一思想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当强调一个侧面时，不要忘记了另一个侧面，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来做工作，学会两条腿走路。只抓一个侧面不放，用一条腿走路——这就是片面性。

杨献珍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当时思想理论界的广泛争辩。争辩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个方面：

一， 事物的本性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

有人认为，事物本来是“合二而一”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和思维，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客观世界本来是这样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要求人们把世界上的一切看成是“合二而一”的。

不同者认为，“合二而一”不是事物的本性，“一分为二”才是事物的本性，一切事物看来是统一的，实际上都包含着矛盾着的两个部分，即“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有两个意思，一时指任何事物都包含有两个对立的部分，方面，倾向，既含有内部矛盾。二是说事物的矛盾运动，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统一物发生分解，破裂。对“一分为二“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二， 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实质的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

有人认为“合二而一“是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而”一分为二“则是认识事物的方法，根据对事物的认识来改造世界，又是”合二而一“。

反对者认为，真正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实质的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根本对立的。其对立的实质就在于：矛盾是事物本身内部所固有，由于事物本身固有的矛盾才促使事物的运动。”合二而一“实际上是否定了事物的内在矛盾性，从而也就否定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否定了事物向对立面的转化，这就必然陷入矛盾调和的境地。

接下来谈谈我对这一争论的看法，完全赞同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矛盾贯穿于事物生成，发展壮大直至消亡的全过程，并且是矛盾斗争主导着整个进程。“一分为二”强调的正是对立统一中的矛盾斗争，正是这种矛盾斗争引起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不论是个人还是作为群体的人类，都是在认识矛盾解决矛盾中得以进步发展的，其发展进步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类矛盾的过程。这一点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会如此。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对此杨献珍自己也说得很清楚。真因为主席深刻洞察到事物的内在矛盾斗争性，从而把握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方能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伟大中国GM，进而将其影响扩散到全世界。

主席激发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洪荒伟力，加以正确引导，打碎了一个旧世界，无不得益于对事物内在矛盾的深刻理解和利用。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同样离不开对各种矛盾的解决，诞生不久的新中国要同贫穷落后作斗争，须同艰苦环境作斗争，要和旧文化，旧习俗，旧势力作斗争，要同国际上仇视新中国的势力作斗争，党要永葆青春，保持战斗力，保持生机和活力也要同不断涌现的革命意志消沉，逐渐脱离人民群众，腐化堕落倾向作斗争。通过对这些矛盾斗争的理解和把握领导中国人民，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足安康。

而“合二而一”则是矛盾调和，必然走向妥协，最后是什么也干不成，这就是伟大政治家，战略家和一介书生的区别。同时理解“一分为二”也是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把钥匙。

高饶，小说《刘志丹》

1952年底和1953年初，高岗、饶漱石先后从东北、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任上调中央工作。高岗任新组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2]

一九五三年以来，因为对待合作化问题以及城镇工商业改造中刘少奇的一些错误做法和言行，令主席不满，对刘少奇多有批评。一九五二年九月前后，财政部拟订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新修订的税制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实行。新税制施行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混乱，各地告状信雪片般飞向中央，就连北京的彭真因市民闹事都坐不住，找主席汇报“恩来和一波咋搞的，这么大事也不事先向中央汇报，弄得这么被动“，不知情的主席赶紧了解相关情况，处理善后工作。

一九五三年六月中旬，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利用中央对财经工作的批评，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周恩来。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一些高级干部中进行挑拨活动。他制造所谓“军党论”，说什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想借此拉拢军队干部。他还散布言论，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的提法不对，需要重新做结论。他煽动说，现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在高岗进行反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活动期间，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的饶漱石，在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间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夸大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缺点，批评主持日常工作的安子文，意在攻击中央政治局分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一九五三年底，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政治局委员面临改组，。安子文私自草拟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并拿给高岗看。

高饶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权力争夺的表面激化，高岗的游说得到西北局彭德怀，中南局林彪的支持，并且得到高层中很大数量的响应。邓小平，陈云组织原则强，党性觉悟高，对此给予抵制并向主席汇报。当时很多高层干部对刘少奇，周恩来是不服不满的，认为刘少奇搞结派把持权力过多，东北局书记林枫，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中央财经委负责人薄一波，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都是他的人，传言“毛家天下刘家党”。比如谭震林，江华，陈正人等二十多位中央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曾在一次中央会议散会后又私下开会，讨论权力分配问题，谭震林提出主席“三权”（党，政，财）旁落，只剩下军权。，面对党内汹涌的权力争斗，主席的处理是打击出头挑起争斗的始作俑者，对其他参与者给予教育批评，将可能造成党内第一次分裂的可能消弭于无形。高饶受到组织处理，谭震林等人被主席叫去进行了严肃批评，主席说“哪来的三权旁落，中央就一个司令部，就是我这里这个司令部”。在批评帮助的会上，周恩来历数高岗“九宗罪状“

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

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等待他们醒悟。但高岗在事实面前拒不认错，饶漱石也未认真检查错误。周恩来在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历数高岗“十宗罪“，让高岗认罪悔罪，重新做人。

小说《刘志丹》

小说《刘志丹》反映陕甘宁根据地创建初期的那一段历史，涉及很多那一时期历史人物的是非恩怨，作者是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对于小说，习仲勋给予不少帮助。从一九六二年七月底开始，《工人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连载这部小说。小说虽然将那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都用了化名，但刊出后那一历史时期事件的参与者自然能够对号入座，激起陕甘边根据地谢子长一系，以及长征先期进入陕北根据地红二十五军成员的极大不满和愤怒。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向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致信要求停止刊出小说《刘志丹》。阎红彦又两度致信中央办公厅并书记处，和中央文艺工作领导小组主持工作的副组长康生，谈了自己对小说《刘志丹》的看法。由小说《刘志丹》诱发对“西北历史问题“旧案的争论，很多党的高级干部卷入其中，中央不得不为互不相让的历史争论劳心费神，并成立专门组织处理这个事件。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主席在台上发言，康生递了个条子” 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主席在会上念出来。

要想厘清其中的恩怨，还的从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开始。陕甘边根据地由陕甘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组成，从陕甘根据地发展出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从陕北根据地发展出红二十七军，主要领导人有谢子长，郭洪涛，阎红彦，贺晋年等。在他们的发展历程中彼此秉持的发展理念不同，这也是中国革命初期处于摸索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刘志丹一系把“红，灰，黑，白（红是指党员及其骨干，灰是指会道门子，黑是指土匪，白是指国名党军）“囊括一体，只要是愿意革命的全都接纳。谢子长一系认为要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革命的基础力量只能由劳苦大众和进步青年组成，在谢子长活着时双方尚未撕破脸，谢重伤牺牲后两方对立尖锐起来。这两家的娘家也不是一家，陕北根据地谢子长一系归北方局领导，陕甘根据地刘志丹一系由上海方面领导。

北方局派了朱理治，聂洪钧作为北方局代表来陕北指导工作，郭洪涛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陕北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领导层（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戴季英）支持朱郭，决定对陕甘根据地红二十六军搞肃反，戴季英作为二十五军代表负责执行。因为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各有一千多人，势均力敌。红二十五军三千多人加入天平严重倾斜，陕甘根据地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和红二十六军排以上干部二百多人被捕，先有二十多人被拉到河滩活埋。此时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主席令释放因肃反被捕人员，因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二十六军因排以上干部全部被捕，被打散分配。刘志丹，高岗被放出来后无兵可带，主席又拿出中央警卫营三百八十人为骨干，升级几个县游击队编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又成立骑兵部队，任命高岗为骑兵部队司令。

历史恩怨由此积累下来，彼此不依不饶。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亦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根据整风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到陕北前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左”倾错误对西北革命根据地造成的危害，对西北历史问题做了结论。主席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报告，朱理治做的检查比较深刻，其他参与肃反的主要负责人亦做了认识程度不同的检查。这一段历史作为一页本来应该就此掀过，大家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今又把历史旧案翻出来，揭开已经愈合的伤口，制造领导层中的裂痕对立，是中央不能容忍的，处理的办法仍然是将板子打在始作俑者身上，并对“西北历史问题“再次做出结论。

到了一九八0年代末一九九0年代初，大多当事人已经凋零过世，剩下的人仍然彼此怨恨，不死不休争论又起，中央不得不让李维汉，王首道等五人组成调查组，再一次对“西北历史问题“作出调查结论。对于结论，刘志丹一系剩下的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在结论上签字。谢子长一系和红二十五军剩下的三人中郭述申，贺晋年在结论上签字，郭洪涛拒绝签字，事情总要做个完结，薄一波代表中央连威胁带哄劝让郭洪涛在结论上签了字，作为当年当事人的习仲勋这次胸怀大局，没有卷入这翻旧账的纠葛。

要说到“西北历史问题”，那哪个根据地又没有历史问题呢，中共初期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没有本土革命经验，革命的政策路线方针由共产国际制定，道路照搬苏俄模式，主席在艰难中摸索出一条指导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因与中央路线不同，备受打击排挤。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立不住脚不得不搬入中央根据地，去了以后把打击主席作为要务，清算执行主席政策的“罗明路线“，打击执行罗明路线的”四大干将“（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惟俊），”四小干将“（肖劲光，罗明，陈正人，江华）。一位老同志回忆，那时打击罗明路线，邓小平被隔离审查，一次他在院子里看到邓小平被两个红军战士押着进来，看到邓小平消瘦的就剩一个大脑袋了，心下酸楚，悄悄问邓小平怎么样，邓小平只说出一个字”饿“，这位老同志赶紧找了块干粮塞给邓小平。在审查期间妻子金维映与他离婚，同负责审查他们的罗迈（李维汉）结婚，邓小平没有记仇，在其后革命岁月及其建设新中国近一甲子岁月中，他们依旧精诚合作致力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大业，但是党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邓的胸怀。

邓小平对一九八一年《决议》评价：“当时的《决议》有很大的唯心和违心“。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

同时邓也很可能是就是个托。

贺晋年是是谢子长系的？不能吧，他应该是因为高饶而受到牵连的。

而高饶案件明显是因为是斯大林去世导致的。这应该是国际派是共产主义实用派的反击。

毛主席也受到了冲击。不得向周邓陈等不放弃了高饶。

周是政协主席，在建国后的新联合政府（共产党+民主党派、国民党左派）中地位应该是最高的。

邓小平晚年，也来越理解主席了。因为他在掌舵，理解掌舵的困难。毕竟，作为下属要考虑的显然比作为领导要考虑的问题要少得多。不当家不知财迷油盐贵。

我这里上西西河很费劲，老是掉线，抱歉不能及时一一回复！

大家对邓误解太多，邓是主席布下的真正接班人，这一点邓也心知肚明，对此后面会有所分析。邓的女儿回忆父亲的文章说：邓平日话不多，愈是到晚年愈是感念主席对他的栽培，提携之恩。我多年前也在电视看过对邓晚年的采访录像，在采访者问道邓对主席的感情时，邓回答的一句话：“主席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当时目光中透露的深情和面部神态完全可以说是发自内心，情真意挚，是骗不了人的，我至今记忆犹深，恍如眼前。他们那代人的感情不是我们能简单理解得了的。邓对主席有继承，也有修正和发展，就是根据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根据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对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调整，以期促进国家更好更快的发展建设。所以说毛邓一体，大目标都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保住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阵地。

主席不需要他来认证

四个坚持是邓提出的，第四条，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看所有制。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看行动，主持中央的时候做了什么。这不是言情小说，靠

连员工看老板都看工资，不看这个了……

要知道批邓还有邓在会议上对主席的蔑视，反对文革。

毛邓绝对不可能一体，我也是总上不了网站。似乎是被攻击了。

从河里右派伯爵就可以看到毛邓根本没有关系。他憎恨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