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发展历程简述 -- 铁骑边塞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1958年7月，七里营几十个高级合作社成立了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叫“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主席视察新乡王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七里营看见挂着“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看了公社敬老院，幼儿园，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看了田间生产，庄稼后说“大有希望”。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新中国工业化的开启之路是率先发展重工业，但重工业建设周期长，一次性投入特别巨大，往往是轻工业项目的数百倍上千倍。而当时新中国接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社会剩余非常少。同时农村分散在广大土地上也就造成资金分散的局面，农村分散的现状，难以将本身就很少的农村剩余集中起来进行工程投资。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这样就能有效地把农村剩余统一集中起来。统购统销依托人民公社能够得到彻底落实执行，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通过计划经济调配使用，让新中国保持很高的资产积累率，快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并在国防军事工业上取得非凡成就，有效护卫了国家和平安全，使国家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快速稳定的发展经济。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会后“大跃进”在全国全面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正是乘着大跃进的浩荡脚步得以快速顺利在全国得以实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要想办成一件全国性的大事，必须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形成澎拜汹涌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凭借这股不可阻挡的气势达成设想目标。

成就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尤其是触及到占当时全国人口85%农民的社会经济制度变革，实现从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私有制合作社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变革。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的话来总结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所以“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虽然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效果，与其成就的目标相比，与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和意义相比是很小的。

当然经济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发展经济用全民动员的运动方式不适用于经济建设领域，当时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是有两个目标的，大的目标农村社会革命完全实现，经济目标虽遭遇挫折留下问题需要消化，但也留下了大量建设成就泽被后人。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关于读书的建议》，号召大家都来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提出“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他多次对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要求，毛泽东自己也组织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小组。

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以上是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庐山会议的表述，二0二一年决议对此一句未提。庐山会议之前，从郑州会议到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主席先后召集六次会议，努力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到庐山会议时从中央到地方基本达成共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此次会议与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统称为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读书、形势、任务、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等19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原定议题内容比较轻松，无外乎继续统一思想，向前看去努力，所以此次会议又被一些同志成为“神仙会”。

会上彭德怀抛出万言书，引发对大跃中出现的工作问题的激烈争论，恰巧的是曾任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与彭德怀站到一起。后来中央有人说”庐山会议是高饶的延续“，王光美晚年回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似乎要追究责任“，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我先后召开了六次会议讨论纠正大跃进中的问题你都不说，现在为什么站出来说，因为你现在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这实际是涉及定鼎天下后军事功勋集团和文官集团的权力争夺，一九五六年邓小平被选任政治局常委，一九五八年林彪亦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都位列当时的七大伟人。彭德怀无疑是功勋彪炳的军事家，为新中国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在世界上树立新生共和国的威望地位立下汗马功劳，但在政治高度上他没有考虑在庐山会议上挑起争端的后果。主席的站在全局的高度，做出抉择，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当时一线工作的领导们，处理出头挑事的彭德怀等，后来庐山会议的这个锅就推给他老人家。

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一分为二“是主席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对辩证法的新阐释，当时哲学界普遍赞同这一表述，认为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阐述了自己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他认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都是对立统一的通俗表述，它既包括对立面的互相联系，也包括对立面的互相斗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对立面的统一思想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当强调一个侧面时，不要忘记了另一个侧面，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来做工作，学会两条腿走路。只抓一个侧面不放，用一条腿走路——这就是片面性。

杨献珍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当时思想理论界的广泛争辩。争辩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个方面：

一， 事物的本性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

有人认为，事物本来是“合二而一”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和思维，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客观世界本来是这样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要求人们把世界上的一切看成是“合二而一”的。

不同者认为，“合二而一”不是事物的本性，“一分为二”才是事物的本性，一切事物看来是统一的，实际上都包含着矛盾着的两个部分，即“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有两个意思，一时指任何事物都包含有两个对立的部分，方面，倾向，既含有内部矛盾。二是说事物的矛盾运动，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统一物发生分解，破裂。对“一分为二“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二， 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实质的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

有人认为“合二而一“是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而”一分为二“则是认识事物的方法，根据对事物的认识来改造世界，又是”合二而一“。

反对者认为，真正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实质的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根本对立的。其对立的实质就在于：矛盾是事物本身内部所固有，由于事物本身固有的矛盾才促使事物的运动。”合二而一“实际上是否定了事物的内在矛盾性，从而也就否定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否定了事物向对立面的转化，这就必然陷入矛盾调和的境地。

接下来谈谈我对这一争论的看法，完全赞同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矛盾贯穿于事物生成，发展壮大直至消亡的全过程，并且是矛盾斗争主导着整个进程。“一分为二”强调的正是对立统一中的矛盾斗争，正是这种矛盾斗争引起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不论是个人还是作为群体的人类，都是在认识矛盾解决矛盾中得以进步发展的，其发展进步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类矛盾的过程。这一点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会如此。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对此杨献珍自己也说得很清楚。真因为主席深刻洞察到事物的内在矛盾斗争性，从而把握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方能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伟大中国GM，进而将其影响扩散到全世界。

主席激发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洪荒伟力，加以正确引导，打碎了一个旧世界，无不得益于对事物内在矛盾的深刻理解和利用。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同样离不开对各种矛盾的解决，诞生不久的新中国要同贫穷落后作斗争，须同艰苦环境作斗争，要和旧文化，旧习俗，旧势力作斗争，要同国际上仇视新中国的势力作斗争，党要永葆青春，保持战斗力，保持生机和活力也要同不断涌现的革命意志消沉，逐渐脱离人民群众，腐化堕落倾向作斗争。通过对这些矛盾斗争的理解和把握领导中国人民，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足安康。

而“合二而一”则是矛盾调和，必然走向妥协，最后是什么也干不成，这就是伟大政治家，战略家和一介书生的区别。同时理解“一分为二”也是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