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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新中国发展历程简述 -- 铁骑边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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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新中国发展历程简述

    解放初期土改合作化

    其实要想明了个人际遇,只有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观察,融入时代的大背景的中进行审视,才会变得清晰明白。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经历并见证着人类历史上波及人口规模最为广泛,变化最为迅疾的高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亲历着从数千年个体劳动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协作的大规模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这一伟大变革并非源于偶然,而是人谋,是通过对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形态,文化意识的深刻改造,从而激发出无比强大的力量,以排山倒海之势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极大地推进经济基础的变革。

    这一变化迅疾,影响深刻的历史巨变,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催生了社会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化,并不可避免地促使思想观念的多元变化。个人选择同时也变的宽广起来

    我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根据个人的理解做简单的脉络梳理,只是个人才疏学浅,不足错漏和臆测在所难免,你如果没兴趣可一笑置之;有兴趣看的话,如有不同看法观点,还请示教,对错漏臆测之处加以斧正。

    下面先从党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入手谈起。类似的决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另一个是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建国前党的历史三个决议没有任何歧义,现实中也没什么争议。有区别的是二0二一年年《决议》和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建国后前三十年历史的表述。

    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虽有相当肯定,但是否定也是突出的,尤其是对“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尤其是对“文革十年”的概述占决议的极大篇幅,进行了彻底坚决地否定,可以说是《决议》的重心,看上去不想总结错误经验,更像是对主席追责问罪。一九八一年决议的出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那时改开甫一开始,需要海外华裔商人的支持,而他们国内亲属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冲击较大。文革中受冲击和被打倒的老干部主导了中央领导层,,他们心有怨气怨恨,决议是在他们的主导下推出的,其中有现实的需要,有情绪的左右,也有揽功推责成分,更有其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历史应该拉长距离去看方能清晰,所以后来邓小平对一九八一年《决议》评价说:“当时的《决议》有很大的唯心和违心“。

    反观二0二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其历史地位和贡献与建国前的二十八年奋斗成就相当,也和改革开放后的成就相当。而对反右,大跃进和文革十年不仅不分篇表述,相反的却整体纳入一个极小段落,统共几百字而已,寥寥数笔带过,而且这几笔也是从一九八一年《决议》中照抄而来。这也明确说明目前中央的态度,面对如此反差,所以在二0二一年《决议》公布后,专门解释曰:原先通过的决议仍然适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伊始,首先是在新解放区建立政权,进行土改,消除匪患,恢复治安,恢复经济。其重中之重既“土改“,新解放区土改大都进行的顺利迅速,只有广东,广西,福建三省进展缓慢,后来在中央的督促下,广西陶铸,福建叶飞也都很快赶上来,完成了”土改“,仅剩下广东一地仍然进展迟缓。当时叶剑英以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的身份主政广东,方方辅之,在广东推行”和平土改“,后来又调陶铸去广东,由于陶铸手脚受缚,工作难以推进,对于广东土改的怠慢,引起中南局的极大不满,中南局党委在《中南日报》刊文对广东”土改“政策提出批评,叶剑英看到后很生气,认为是不给他留面子,对此中南局常委邓子恢答复:正是给你留面子,才在《中南日报》刊文批评,如果不给你留面子的话就在《人民日报》刊发了。

    毛泽东曾对新区土改工作批判当时广东、广西还有福建,是三个乌龟,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与会者有周恩来、邓子恢、叶剑英、方方、陶铸等相关人员,议题是解决广东的“地方主义”。毛泽东说,现在福建,广西不是乌龟了,就剩下一个广东乌龟,会议上叶剑英作了检讨,方方受到降职处分。会后广东由陶铸,赵紫阳主持工作,另派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广东省从省到乡一级一把手全由南下干部担任,消除了地方主义障碍,使“土改“得以顺利进行。广东的”地方主义“有侨乡的因素,可福建同样也是侨乡,最大的因素其实是”宗族势力“,有言道建筑是”活着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广州留存的广东76县陈姓合姓祠”陈家祠“,一直到韶关始兴隘子的围屋窥其一斑。

    与南方新区紧锣密鼓的“土改“相对应,北方老解放区开始了组织起来的合作化之路。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提交了《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指出山西老区农村因经济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增长,导致互助组发生涣散解体及向富农方向发展,而不是向着现代化与集体化方向发展的问题。省委主张以“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进步因素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农民的私有基础,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老区互助组向前迈进。而华北局的薄一波和刘澜涛,中央的刘少奇先后对山西省委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否定。

    就在山西省委的意见受到华北局和刘少奇的批评之际,毛泽东针对华北局尤其是农业集体化要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为条件的意见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从根本上肯定和支持了山西省委的意见。

    一九五二年底新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完全恢复并有所发展,全国土改已经完成,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子基本被肃清,抗美援朝战争也已稳定,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大幕拉开,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工业化建设方面,“一五“期间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随工业建设的铺开,工人人数剧增,一九五三年不可避免地引发粮食的严重紧张。原因有三,一是工业建设使城镇人口急剧增长,一九五三年全国城镇人口达7826万,比一九五二年增加663万,比一九四九年增加2061万。二是农民消费粮食速度加快,一九四九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一九五二年增加到440斤。三是国家无法收购到足够的粮食,原因是私商贩运,农民存量防灾和屯粮惜售。

    面对粮食严重紧张,毛泽东要求陈云负责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拿出具体办法,陈云提出“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方案(既后来的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十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根据《决议》规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市场管理和中央统一管理四部分。

    为了保证统购统销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需要政治组织的保证和农村基层经济结构的保障,这样合作化就成为必然。同时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是当时国家仅有的轻工业主要原材料,国家发展工业的积累完全依赖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和轻工业,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实现工业化国家完成原始积累的必由之路。这样通过发展各种合作社走向农业集体化,是实现农业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毛泽东看来,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农民所有,这仅仅是第一步,还是没有改变农业的一家一户的分散的个体生产的性质,生产力还是受到束缚。而集体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粮食等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能为加快国家工业化提供更多积累。

    对此高层的认识是不同的,刘少奇主张发张供销合作社,反对农村的社会社会主义改造,上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和否定,他认为农业生产互助组织不能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集体化道路应该是依靠城市,依赖强大的工业,应该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甚至提出四个达不到“农民觉悟程度达不到,生产力水平达不到,机械化水平达不到,社会发展水平达不到”。

    一味发展供销合作社会把粮食流通领域的利润留在商人手中,这对工业化发展之初资金极度匮乏的当时中国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最终毛泽东主导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紧接着“土改”的完成轰轰烈烈展开。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先后做出两个决议,开展全国性的农业合作社运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提出改造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等意见。同时在会上对工作保守的邓子恢提出批评:“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毛泽东亲自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形成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

    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一九五六年完成的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者加在一起,并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古人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只有刻不容缓快速发展,尽快摆脱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加紧追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只有动员起一切力量照着一个方向努力。

     

    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庐山会议。

    随着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主席水到渠成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将其确立为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指导方针。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专门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八个问题中的第五个提了出来,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1956年前后,国内一些社会矛盾表现得尖锐起来,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原来带领群众共同战斗的共产党在自己执政以后却与群众发生了矛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毛泽东认为这一类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党内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执政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这个矛盾,共产党“不能靠威势吃饭”,“不能以力服人”,更不能“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群众说话,让群众来监督,批评执政党,帮助执政党克服缺点。群众,也包括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政治组织,即民主党派;而且,由于这个群体有文化,影响力大,所以“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应引起特别的注意。这些思想经过中共八大(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到八届二中全会(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期间的酝酿,形成了具体的方针和部署,沿袭中共的传统,提出了整风的任务。与历史上四二年整风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整风,毛泽东要采取开门整风的方针。

    “1957年4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加紧部署整风的一个月,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月内,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和谈论整风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07页)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全党整风开始。初期进展健康顺利,党衷心欢迎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批评和建议。

    以下是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关于整风反右的表述:“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而一九二一年《决议》对“反右”表述仅仅一句话:“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

    我认为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反右”的定性是准确的。二零二一年《决议》对此仅仅沿用上个《决议》的一句话,是因为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相比而言“反右”太微不足道。这里我再谈谈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中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知识分子轻视劳动,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轻狂挑剔的性格缺陷和毛病也是根深蒂固的。秦始皇开始也是很想使用儒生的,只是在极度失望后转而“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曾孙汉宣帝对儒生有个精准评论。时太子刘奭(汉元帝)对宣帝曰“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闻之色变”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遂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

    延安文艺界人士多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热情,以美术、舞蹈、音乐、戏剧、小说等形式,热情讴歌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但是,延安文艺界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作风不正的情况。一些人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不足,对群众缺乏了解,缺乏深厚的感情,轻视实践,脱离群众;一些人有较严重的唯心论、教条主义,满足于空想、空谈;一些人主张艺术脱离政治,艺术高于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因此,一些文艺作品脱离群众、脱离根据地现实,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此外,在文艺界内部,还存在着一些长期积累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现象,包括宗派主义的问题。

    讲个延安时期的事。作家萧军到延安后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老子是天下第六(前面有马恩列斯毛)“,”一支笔顶五个师“。朱德在一次会议上就批评道”你是世界第一也罢,第二也好,但不是你自己自封的,需要人民群众认可才算“。中共是在艰苦残酷的农村环境中发展壮大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行,进城后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对眼也是难免。在开门整风中很多人不是诚恳提出批评意见建议,口无遮拦触怒相当多干部群众的情况也不会少,成为反右扩大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比如章伯钧的老友梁漱溟在1985年11月11日称章当时是“忘乎所以”。所以薄一波在总结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教训时指出:“我们对右派的情况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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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土改完成后农村改革走的太快了

      土改释放了农村最原始的生产力束缚,从之后几年农业产业数据也可以看出来。但是农业那么大的一个产业门类,不太可能用统一的组织机制来组织生产。当时步子迈的太快了,反而欲速而不达。

      • 家园 从经济上看组织起来合作生产对当时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明显的

        这事更多的是要从政治上看,第一农村迅速组织起来实现土地公有,能彻底杜绝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这个事情越早作越好,等农村贫富分化明显再进行更不利。

        第二新中国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国家走实现工业化之路,我们没条件也不会向先行工业国那样靠对外掠夺,殖民等来加快工业积累,即便这样,英美早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对农村的剥削挤压也是罄竹难书的,我国工业化初期积累只能来之农业农村,农村组织起来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掌握农村农业剩余资源,持续不断地为国家工业化之路输血。

        看我们今天的发展成就,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路径,证明新中国建立不久即对农村施行组织起来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王光美逝世前实事求是的说过,历史现在证明了当年少奇和主席的争论,正确的一方是主席。

      • 家园 组织不快,富农可就成型了,阵痛

        更大啊。

    • 家园 【原创】举什么旗,走什么样的路

      是二十大要决定的,这次大会至关重要,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路线重大调整。

      1,第一次发展路线的重大调整始于79年改革开放,解散人民公社土地承包,引入外国资本因素,通过激发个人对私利的追逐,严格计划生育,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

      2.经过私有化,私人资本的40年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阶层,人数已经比较庞大,控制了相当的资本,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已经开始觊觎政治权力,感到中共成了他们资本肆无忌惮扩张妄为的紧箍咒,永保其财富并传至子孙万代的拦路虎。

      3,发展到目前阶段,社会两极分化已经走向显性,鼓励私人资本快速积累财富以固化为社会生产资料,用效率的提升以利于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目标也已经基本实现。下一步防止私人资本和资本家进一步做大,遏制贫富分化,走共同富裕之路成为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自然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

      4,改革开放的推动者邓小平不愧为信奉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席看中他作为接班人的正是邓有政治远谋和因时而变,传承了(主席无与伦比,再厉害的后人也顶多只能望其项背)毛主席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谋略。邓大力推出用朱做首辅是作为棋子,选择接班人对其政治立场的考察是苛刻的,因为邓看明白朱确实是西方自由经济的信奉者,对工人阶级没感情,用朱第一,推行私有化对外可以迷惑西方(战略欺骗用好用对是一种生存大智慧),看到中国有和平演变的可能,尽快放中国进入美西主导的世界经济体,使中国可以充分融入国际经济循环,成分利用国际市场和世界资源促进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第二,对内将一批失去活力,成为财政负担的大批僵死国企破产改制私有化,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同时盘活这些企业的设备等生产资料,并进一步为市场注入活力,激发市场潜能。

      5,对于这种政策施行后会出现两极分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在新中国产生,邓也是预料到的,做了思想上,制度上和组织上的安排。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制度上是,保证土地的公有制性质,农民只是获得承包使用权,保证国家事关国计民生基础工业行业的国有性质不变。组织上江三代偏左,再用树大根深坚持社会主义的李对朱加以制约,事实证明,当时的私有化虽出现了扩大泛滥势头,快速大力推行一项牵扯面甚广的重大政策矫枉过正是难免的,有时也是可能必须如此,但是总归是基础关键工业行业的国有主导保住了。隔代指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胡,胡温十年两大功劳,一是努力发展经济,快速作强大我们的经济体量,二是竭力挽回朱过度私有化出现的问题,就是国家基础骨干工业行业内部管理层将部分优质资产私有到自己头上,同时成立关联企业掏空国有资产,这些行业职工集体持股问题也很突出,套路如出一辙,多经波折胡温在到界前完成这一任务。

      6,遏制住继续私有化的浪潮,党内路线分化开始显现,党来自人民群众,来自社会,社会上的各种现象也会呈现在党内,随着社会上出现资产阶级阶层,党内也产生了官僚资产阶级,十八大前党内主流形成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识,毅然拿下怀抱野心的薄,周,郭,徐,令等人,选择习,王,李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巧合的是他们七人后代竟然是五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没有子女。他们上去后敢做为敢担当,不手软坚决反腐,严格党的纪律,清除自己肌体中毒瘤,净化组织,恢复党的战斗力和纯洁性,大力改善了党的作风和形象,基本肃清了官僚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8,经过十年大力反腐,强化党的作风纪律,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保持住了,如习总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所说“反腐不是和那个人过不去,是要保持党的性质,是我们党的初心所要求的,当官和发财是两条路”。中国的发展阻挡了美西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吸血,掠夺和利益攫取,他们视中国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明面上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造谣抹黑中国民族问题,暗地里悍然发动生物战和金融战,几年下来美西这几战不是得不偿失面临黯然收场结局,就是大败涂地损失惨重。

      9,党中央核心用十年反腐积累起来的力量声望,利用近几年对外斗争取得的非凡成绩,使党达到改革开放近几十年以来最大的团结,两个确立标志着党取得空前一致,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共同富裕之路,“对资本设置红绿灯”是下一步路线方针的预热。对此资本和资本家阶层是敏感的,也是决不甘心的,他们明面上不敢公然叫板党,私下里无所不用其极的利用其影响和渗透,寻找放大各类社会事件,引导舆论,挑动人民群众对党,对党中央,对党的领袖的不满,诱导群众攻击诋毁政府。

      10,这么看就清楚了,佩洛希配合国内资产阶级,配合敌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势力,演出了蹿访台湾这一丑剧。目的是掀起台海危机,掀起中美直接对抗热战,起到既能打乱我们发展进程,又能扰乱党中央在二十大会推出遏制资本,限制资产阶级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战略部署。

      11,暂时忍了美国的这次挑衅,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胆气和实力,近些年和美国这几战,证明了我们的胆气和实力。根本原因是习总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权衡利弊后,做的孰大孰小的选择,事有轻重缓急先后顺序,台湾问题已经放了七十多年了,再稍微忍一下不会改变我们离统一台湾已经进入倒计时的事实。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长远事业忍辱负重是必须的,暂时被人误解很多时候也是难免的。

      人是情绪化的,心怀叵测人的刻意煽动能够引导舆论,他们抓住人的心理弱点,有组织的引导大众情绪去攻击一点不计其余。同时人有时也是忘恩负义的,俗语“升米恩,斗米仇”可谓例证。我当年背包旅行多次深入藏地,他们现今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可是他们颂扬供奉的是达赖,班禅一类的喇嘛,身上带着他们的画像。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民族改革,百万农奴翻身,他们仍在这些喇嘛的奴役之下牲畜不如。就凭西藏自然地理环境,没有党和内地的支持他们现在生活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通宝推:燕人,
      • 家园 【整理】目前形势下国家工作重心

        2021年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2022年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2022-8-4 中国财科院院长刘尚希在环球时报发文: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而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篇文章用意是在安抚资本家)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篇讲话其实是为二十大定基调,主要是着重两个问题,也是二十大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各国都面对的重大问题。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路子应当怎么走?我们正在进行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创造条件、完善制度,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要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 

        第二个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红绿灯”适用于道路上行驶的所有交通工具,对待资本也一样,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这两大问题归结为两点,就是1,分配制度会有大的调整,倾向劳动阶层,2资本会受到极大制约。这两点都是对着资本而来的,这也就明白现在网络水军攻击方向为何对准习总,就是资本家阶层不甘心,收买水军混淆视听意图弄乱局势,事实已经证明将来还会继续证明资本家及其走狗的一切恶毒行径都是徒劳的,不过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狂犬吠日。

    • 家园 抗美援朝是不能忘记的一段历史

      对新中国的立国和后来的世界局势,都有巨大影响

    • 家园 陈永贵、吴仁宝怎么升职的?

      陈永贵的村里分地后,因为村里总有老弱病残,这些人有地也不行,生活照样艰难。

      陈永贵看不下去,他把村里的老弱病残组织成一个互助组,分工协作,后勤、水利、养殖、种地多点开花,组里收入均分。一年下来,这个老弱病残组的每一个人的收入高于单干的人。

      第一年大家以为是意外,但是第二年还是这样,于是村里人纷纷要求加入互助组。。

      陈永贵二十多年不懈努力,带着村民致富,被逐级提拔,成了副总理。

      结论:分工协作,胜过单干。种过地的心里面明白。

      吴仁宝,1971年通过村办企业使村民致富,当年村民分红超过1952-1970年之和。

      吴仁宝立刻连升四级,从一个村小队长坐火箭直接提拔为县委副书记。不出意外的话,他未来也会当副总理。

      但是改开后他被免职(他反对单干,反对分集体财产给个人),从此一生是村长。

      让一小部分人先富,带动后富。是邓的一个契约。

      邓又说:贫富分化,说明社会主义走了邪路。(见邓选)

      一个人可以走很快,大家一齐走,才能走更远。

      现在就看那个脱离大家先走的人,愿意遵守契约吗?

      1、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2、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3、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4、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5、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6、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通宝推:袁大头,
      • 家园 【原创】这就有一个长远目标和现阶段具体政策策略的关系问题

        这就有一个长远目标和现阶段具体政策策略的关系问题,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封建反动统治的矛盾,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共走向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为代表的少数剥削者的反动统治,均分土地,称为土地革命的十年。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内主要矛盾变了,成了全体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需要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赶走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开始新一次国共合作,中共领导的武装组织不在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目的,反而加入国民政府武装部队序列,你能说这是中共投降了?没收地主土地也变成减租减息,你能说这是中共变成了修正主义?

        这就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在保证终极目标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根据当时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因时制宜进行政策和策略的修正和调整。

        新中国建立后,在国家政体上,主席带领党和人民建立起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将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纳入组织结构中,实现了中国人民空前的纪律和团结,经济上建立起完全的公有制经济,并依赖这个政治组织保障和计划经济完成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了深刻革命,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话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完成了初步工业化,但是初步工业化是以重工业为主,不利于大量吸纳劳动力,同时随着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的完成,不再需要组织庞大规模劳动力会战,并且建国后和平环境,人民生活改善,医疗教育的覆盖,人口暴增到八亿,且以青年劳动力为主,这些人要出路要工作,对内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丰富人民的物资生活,激发人们创业的积极性;对外通过开放引进外资,大力发展贸易成为必然选择,由于当时化肥业发展起来,能够保障国家的粮食自给。这样人民公社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在保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实行土地承包,解散人民公社释放劳动力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

        最后说一下,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在”审读“党的十四大报告时批注道:”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不能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的,还要走集体化道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远不是我等能比的。

        中国幅员广阔,各地环境条件千差万别,是刚刚工业化起步不久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如此众多的人都要有活干有收入谈何容易,面对当时的形势,必须有新的突破,这一点邓小平做到了。任何国家政策策略的推出必须兼顾统一性和灵活性,完全理想化的世界是没有的。

        • 家园 邓说话如同放屁,你认为是属下架空他嘛?

          他说走集体,树立的却是小岗村,不敢改,你说是江树立的所以不改么?

          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农村集体出门打工比零散出门好得多。

          而且,集体出门打工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否则,那些公路哪里来的,不全是军队修筑的。

          通宝推:威武,
    • 家园 梁漱溟在80年代说了很多毛主席的好话,捍卫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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