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记忆：1976 -- 商略

记忆：1976

1976年9月9日。这个日子本来也没什么的，后来就变得很特别了。

那天上午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中午，广播该结束的时候不结束，老是说一句话：“今天下午三点钟有重要广播，今天下午三点钟有重要广播。”说话的是一个女的，普通话非常标准，跟公社里的女播音员很不一样。

广播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清晨五点半广播一响，就要起床了，不过我总要在床上再赖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中午广播一响，大人们都该下工了，回家做饭吃饭洗碗洗锅喂猪，等十二点半气象消息报完，广播结束，他们又该到田畈里去了。

每次一个节目结束另一个节目开始，广播里都会传出的咧扑落的声音。在我的想像中，公社里的那些人，就是在一间房子里，穿着木头鞋跳来跳去，所以才弄出了这种声音。但广播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老是说有重要广播。

四周静悄悄的，重要广播四个字似乎很有威慑力，我在心里默默念着，觉得很动听，可是竟不敢念出声来。

二哥坐在后门的门槛上，用柴刀削一根木头，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走来走去，外面太阳很好，所以屋子里面更加凉爽。这间屋子朝西的墙壁是用竹子编的，像篱笆一样，外面糊了一层黄泥，有的地方黄泥剥落，西斜的太阳就照进屋里。

然后，那个广播里就播出了音乐。

这个音乐我听过多次，是哀乐，很厉害，中央领导人死了，才会播这个曲子。另外，我还知道中央领导人死了不能说死了，应该说逝世。别人死了不能说逝世，如果我们村里死了人，只能说去世，为什么这样，我当然不明白，但我知道，中央领导人一定死得比我们村里的人高级，所以用词也应该高级。长大以后，我还看见过另外一些词，形容死得高级的人，比如崩，比如薨，但这高级得有些臭，因为是说那些帝王的，不如中央领导人高级得香。

不过我上次看见一个老人死了，花圈上写的是逝死，这一定也有讲究，我跟小舟商量过，写的人一定仔细研究过的。假如是蒋介石，只能说死了，我亲眼在《浙江日报》上看到过，是一个题目：《蒋介石死了》。

哀乐播完了，广播里开始说谁死了。它没有直接说，而是报了一长串话，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之类的，也弄不明白是什么，播音员说话的速度很慢很慢，听上去一点不着急告诉我们究竟是谁死了。报完这些定语，后面是主语，说：“毛泽东主席”。

我心里一跳，惊诧得说不出话。二哥猛地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党内出了叛徒，这个播音员先得抓起来，他喊反动口号！

果然，播音员毫不留情地说：“零时十分，于北京逝世。”

说出了逝世两个字，料想这个播音员也不算极其反动，说不定她说的是真的。可是这个事情有些不对头，我从来没有想过毛主席也会死。他吃得好穿得好，下巴上还有一粒痣，听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还能把自己碗里的饭分了一半给一个劳动模范吃，还听说他畅游长江，而且又叫毛主席，怎么可能死呢？

那时我读的书有限，还不知道万寿无疆、万岁、永远健康等等词语跟人的生命有关，否则，我就更不明白了。

接着我听到另一句话：“不可估量的损失。”不可估量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但这个词好像在朱德和周恩来的身上也用过，别的人，像董必武，只能说重大损失。可见不可估量的损失比重大损失更高级。

周恩来死的那一天，大清早，我爸爸还躺在床上，我躺在爸爸的身边，忽然听到爸爸“咦――啧啧啧，咦――啧啧啧”地叹息，非常非常惋惜的样子，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又不敢问，起了床才知道。后来一些比较高级的大人戴了黑袖套，我们却没有分到，所以我觉得这世道有些不公平。

我想，毛主席都死了，蒋匪帮美帝国主义苏修，会不会趁机打进来？以后谁领导我们抵挡敌人？

• 好不容易见到，一把抓住

既然毛主席逝世了，我得出去看一看。

村口的高音喇叭下面，聚着三四个人，是阿德他们，都很茫然地站在路上。也许是我很茫然，所以看起来他们也茫然了。

这条路往西通向知礼岙，远远的几座山错落着，西天有一朵大大的乌云，恰好罩住了太阳。别的地方却一丝云都没有。这也许就是因为毛主席逝世的缘故。阿德伸手比了一下乌云，傻傻地笑了笑。空气里有一种特别的清凉，无情无绪的，大家除了叹息几声，无话可说。

走到村子西头，一排粪缸中有两株高大的松树和几株楝树。我爬上楝树，骑在枝杈上，东张西望，觉得应该为毛主席逝世流泪，憋了很久，才憋出两滴泪珠，但泪珠不够大，滴不下来，看样子平时口口声声说毛主席万岁，关键时刻才暴露出来，我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是不够深的，只好讪讪地用手背擦掉那一丁点泪水。

阿民走过来了，手里拿着一根扁担，担起粪桶。他是民兵连长，退伍军人，也许我们村里对付蒋匪帮反攻倒算，就要靠他了。

我突然大声叫：“阿民！”

“哎？”他回过头来。

“你要提高警惕啊！”我说。

阿民愣了一下，估计动了动嘴唇，但没有说话，挑着粪桶走了。

我稍稍有些放心了，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十足的背时佬。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向爸爸的同事唐叔讨报纸，拿回来包课本的书皮。唐叔说，课本有什么好包的？用过了就扔掉了！我想到老师说过的话，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为了保护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书！”不料，唐叔一点没对我肃然起敬，也没有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反而笑骂了一句：“小呆子！”

也许阿民心里也在暗暗骂我“小呆子”，只是他不方便说出来。

在树上坐了一会儿，看见溪中央露出的一块草地上，阿德的妈妈正蹲在被子边上，孤零零的样子。我们村秋天要缝被子了，先是在溪边洗好被单，在石滩上晒好棉絮，然后在溪边空地上缝好，再搬回家。

我想，都什么时候了，她还在那里翻被子，觉悟真低啊。

不知道阿德、小舟他们都去哪儿了。我有些无情无绪，下了树，涉水过去，走到阿德的妈妈身边，蹲下来，看着她拿着长长的襟被蚁线（缝被子的针），在头发上磨几下，刺入被子里。

“你知道吗，毛主席死了。”我说。

“哼。”她应了一声。也许她说的是“嗯”。

我想，她怎么就这一点反应啊？难道她不怕吃二遍苦，遭二遍罪？她也算是贫农出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怎么对毛主席的感情比我还不如？

可是假如说她是特务，我是不相信的，因为她的老公是贫管组组长，经常在学校里演讲，忆苦思甜，向我们倾诉他小的时候，怎样到丁宅去放牛，他姐姐怎样哭着送他走，最后，他就会说，要好好读书，不识字，看不懂地主的账目，我们就会被剥削。他确实不识几个字，所以演讲不用稿子，但从来不出问题，一口气能讲两个小时。

五保户老李就出过问题。叫他忆苦思甜，他忆来忆去都是1960年1961年那时候的苦，弄得后来老师再也不要他来忆苦了。老李还做过一件事情，在办大食堂的时候，他拿着一把铁锨去扒大食堂的墙，一边骂人，说这样吃下去，不吃倒灶老天就没眼睛了。幸亏他是最贫的贫农，否则很可能戴上“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帽子。听说邻村就有这么一个人，家里有一大把钞票，去镇上转了一圈，回来就用柴刀斩碎了钞票，说货柜上什么都没有，要钞票有什么用？后来他就被抓起来了。这样污蔑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枪毙还有多。

在阿德的妈妈那里，我可能只是想博得她的一声叹息，找一点共鸣，分担一点惶惑。但她不理我，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涉水回来。

倒是遇上了小舟。

在小舟那里，我找共鸣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我们一边为这件关系到天下气运的大事担忧，一边猜测，阿辛，那个地主的儿子，现在肯定非常得意，也许正在翻着他爷爷的变天账，我们得千万当心。另外，我们心里对以后的日子一点底都没有。世界肯定已经变掉了，就像山要倒下来，天要塌下来，可是力气最大的人已经死了，我们再也没有希望了。

“她，”小舟远远指着阿德的妈妈，似乎觉得她稳稳当当地缝被子，显然是一个很不觉悟的人，比起我们这样忧国忧民，差得太远，所以既愤懑，又有优越感地说，“她还不知道呢，这种人会知道什么？”

“我已经告诉她了。”我不好意思地说。

第二天到了学校，看到这些与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个个脸色凝重，轻声交换昨天听到广播后的所见所闻。只要一个眼神，互相间就心领神会，知道都在担心，怕党会变色，国家会遭难，老百姓会被地主用皮鞋脚头乱踢。

这么多人，虽然年纪都很小，但个个都懂事地愁眉苦脸着。我忽然想笑一下，但想了想，还是不敢。

倒没有人提起昨天的那片乌云。我也不敢提，因为这有点儿像散布迷信。虽然毛主席是红太阳，虽然毛主席昨天已经死了，但是，乌云遮住红太阳，那还是不能说出口的。

“唉，”小立比我小一岁，看见我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以为毛主席有好几个，死一个还会有一个顶上去，没想到就这么一个。”

“毛主席万岁这句话，还能不能喊？”另一个人问。

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万岁”两个字，是说一个人有一万岁可以活。

当时我们经常开批斗大会，批判什么人了，地富反坏右照例陪斗。有人领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有时，为隆重起见，喊的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后来才知道，这叫做“山呼万岁”。《汉书》上说，武帝登上嵩山的时候，大家都听到山里面传来了三声“万岁”，好像山中的回声一样。所以“山呼”又叫做“嵩呼”。“山呼万岁”后来成了臣子朝见皇帝的仪式，臣子跪左膝，掌管朝见朝廷的司仪官高喊“山呼”，臣子叩头说：“万岁！”司仪官再喊：“山呼”，臣子再叩头说：“万岁！”司仪官又喊：“再山呼！”臣子又叩头说：“万万岁！”有一次我写作文，不知怎么的写到皇帝，说是大臣山呼万岁，结果被老师改成了三呼万岁。

但我们与古时候的臣子不一样，不用司仪官喊“山呼”，也不必向毛主席像叩头。另外还有不一样的是，我们也没有像臣子那样领取工资，另外，只有像戴碧荣那样的人，才会非常幸福地见到毛主席，我们是从来没见过，但万岁万岁万万岁却喊过万遍万遍万万遍，可见，比起古时候的臣子要等朝见的时候才喊，要自觉一百倍。

我们村里有一个老人，他从来只称毛主席为“万岁”，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心里很奇怪。但墙壁上有很多毛主席像，旁边写着两行字，“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有一次，我听见有人在毛主席像边上贴字的时候这样问：“毛主席大呢还是共产党大？应该哪句话贴在右边？”边上有人说：“按道理讲，应该是共产党大。”毛主席的画像边上，有时是另外两句话，叫“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我有一个毛病，常常要改句子，比如听到公交车的录音说“汽车转弯，请拉好扶手”，我会在心里改成“汽车扶手，请拉好转弯”，所以也曾把那句话改成“听共产党话，跟毛主席走”，可是一想到如果毛主席不管走到哪里，去吃饭还是去种田，后面都浩浩荡荡跟着八亿人，这情形也太怪异了。

不过，1976年的时候，我还没看过古装片，也没有看过古书，不知道“万岁”是皇帝专用的，只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一起用的，别人都不能用，正如“打倒”，只能用在林彪、刘少奇、美帝国主义和苏修身上，用在别人身上也不合适。

上课了，老师进来。老师的脸好像胖了一些，说话也似乎经过深思熟虑了。他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化悲痛为力量”这句话，很快就成了流行语。我却暗暗想，悲痛怎么能化为力量，难道人一悲痛，力气就变大了吗？后来看到“哀兵必胜”这个词，才知道这话也是有典故的。但那个时候，我实在不大明白这些事情，比如，后来有一个流行语，叫做“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我也不能明白，损失既然造成了，现在干得不管怎么好，也只是现在没有损失，过去的损失怎么夺回来呢？又比如，有的人被杀掉了或打伤了，要求执法机关抓凶手，叫做“讨说法”，把凶手抓起来审判，叫做“还公道”，虽然我已经长大了，但这些话我还是不能明白，总觉得透着点儿古怪。

但“化悲痛为力量”这几个字，在学生们中间还是引起了震动。

我们村子小，学生也少，一个班级是有三个年级组成的，共两个班级，全校也只有十七个男生，比我高一年级的只有四个男生。当时，民兵已经在晚上巡逻了，背着步枪，很神气的样子。所以，那四个男生凑在一起，神色凝重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撕下练习本的纸，写了一张条子，要求造四把红缨枪，晚上也在村外站岗放哨巡逻，免得美蒋特务来搞破坏。我看见他们的四字写成了“の”，觉得很厉害，毕竟比我高一年级，能写草书，但同时又感到不快，因为他们把我们低年级的排除在外了。

条子递给了老师，上课的时候，老师表扬了他们，然后说，他有一个字不认识，大概是十七吧。他说，有条件的，都可以做一把红缨枪，晚上轮流值班，到村外放哨巡逻，盘查外来可疑人等。

这种事情我们都在连环画上看到过的，还看到一些小孩子拿着红缨枪，抓住了红军的大官，结果反而弄得很尴尬。还有一种消息树，日本鬼子来了，树就倒下了。

问题是谁会做红缨枪呢？回到家里，都拖着大人，去找木匠、篾匠，有的就叫爸爸或哥哥做，反正到了傍晚，已有十多个人肩上扛着红缨枪了，枪头是木头做的，菱形，枪尖看上去很锋利，枪头装在竹棒上，有的还真的系上了一蓬红缨。其中一支还包上了一层生锈的铁皮。我也做了一把红缨枪，但没有红缨，枪头下面的两个把子，很快被我弄断了一个，用铁丝缠也缠不上去，样子变得非常丑。还有的人手里提着反修棒，用漆染成一节红一节白，也挺威风。

这样，我们上学去的时候，一个个都带着红缨枪，上课了，红缨枪就放在墙角。

过了两天，村里的人都集中在大会堂里，给毛主席开追悼大会。

我们都学过很多毛主席语录，那时大人在田里干活，干到一半，集中休息，还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学校里吹哨子上课，老师进了教室，就会有人喊立正，然后喊立正的人背上一句毛主席语录，别人也跟着背一遍。喊立正本来是班长的事，可是班长常常不来上课，就谁都可以喊。有一个人最喜欢背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句话一点不好听，大多数人比较喜欢的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节奏感强，铿锵有力。

所以我们都熟悉毛主席语录，连不识字的人，也知道老三篇。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太太死了，他儿子在路上还发表过演说，说那老太太旧社会吃过很多苦，所以很光荣，所以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这样说了几句，算是开了追悼会，再将棺材送到山上去埋葬。

没想到，现在要给毛主席开追悼会了。

这个大会堂很大，曾开过几次万人大会，一年前，还开过物资交流会，就是镇上的人带了很多东西来卖，是一个大集市。阿德比较有做生意的头脑，在开交流会时，捡了很多纸，卖了一元多钱，小舟有些妒忌，对我说：“这次交流会，是给阿德在开！”

平时就是在大白天，大会堂也有点阴森森的，夜晚，里面就有鬼出没，是一个陌生人，有时走到台上去，有时却在楼上。有一次，我在大会堂里捡到一串钥匙，有彩色的橡皮金鱼，国强看见了，说，他看见这串钥匙是一个鬼丢下的，要我将钥匙给他。我觉得他这样骗人，未免有些好笑，就故意装作受骗，给了他了。还有人说，半夜里，里面会闪出光芒，或者有鸭子叫。

但大会堂里聚了那么多人，虽然是开追悼会，也不可怕了。

广播响了，先是一个播音员的声音，然后是王洪文的声音。王洪文的声音很年轻，我也见过他的照片，长得挺俊的。我们知道他是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王洪文叫我们起立，默哀三分钟。

大家都站起来。我看见老师很瘦的脖子，从衣领上露出来。正看得出神，二哥站在我身边，偷偷碰了一下我的手，我才醒悟过来，应该低下头，不能东张西望。

可是三分钟老是不到。我疑心三分钟早就过去了，但广播里没有声音，说明在全国各地都还在默哀。全国人民都这样低头站着，一声不响，这种事倒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美蒋特务趁解放军默哀的时候打过来，倒也不易抵挡。

忽然，我身后有人大声说：“坐下！”

是阿味的声音。阿味是第二生产队的小队长，他竟敢叫我们坐下，胆子可真够大的。但我们都很听话，坐下了。有一个人坐下后，看着阿味笑了一会儿，但阿味一脸严肃，不理他。他在毛主席追悼会上发笑，胆子比阿味更大，恐怕有点像反革命分子。

后来我听说，有两个姑娘被抓起来了。那两个姑娘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在默哀的时候，她们看见一个癞子（秃头），脱下了帽子，这个癞子从来不脱帽子的，所以她们看见了觉得好笑，笑了两声，结果当作反革命关起来了。我妈说，她们虽然有点不对，但也是可以原谅的，不一定就是反革命，所以也不必关起来。我相信我妈是对的，但别人觉悟这么高，一定要关那两个姑娘，我也没有办法。

当时我担心的是，万一广播里又说一声“坐下”，那阿味怎么办？他不是犯了政治错误了吗？

幸亏广播里没有这样说。我们坐下不久，王洪文又说话了，他让华国锋致悼辞。

华国锋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提拔上来的，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而且比王洪文更大。王洪文是副主席，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这个事情，很久以前大队支书传达文件的时候，已说得清清楚楚。大队支书还说，华国锋的“华”字，不要念成“和”字。在我们老家，这两个字的发音非常接近。

批邓就是批邓小平。那时候我早就知道很多党内坏人的名字了，他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被批倒批臭，有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刘少奇、高岗、饶漱石、林彪等等一小撮。他们干过一些什么，我不大知道，好像有的是投降派，有的是叛徒，有的是内奸，有的是工贼，有的是机会主义，有的要篡党夺权，有的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总之，都不是好人，都是要我们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的。投降派我是知道的，但别的这些名目，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回事，所以也没有想办法去弄懂。

比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我的想像中是这样的，右边有一股风吹过来，书就被翻得哗哗乱响，所以要反击。这是我当时最深刻的理解。

毛主席一死，就有人说：“哎呀，邓小平心太急了，要右倾翻案，否则，毛主席一死，他屁股一拱就能将华国锋拱倒。”我听见这句话，心里很庆幸，好在邓小平心急，不然，华国锋这个第一副主席就有危险了。

华国锋的普通话远远不如王洪文好，口齿也不怎么清爽，所以王洪文说话的时候，我倒是听明白的，华国锋说话，我一点也没听懂。

关于华国锋，后来又有许多事情，比如，毛主席说，按过去方针办事，被王洪文他们改成按既定方针办事。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改来改去是什么意思，这两句话究竟有什么区别，我全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按过去方针办事，就拨乱反正，粉碎了“四人帮”，如果按既定方针办事，那就是我们吃二遍苦了。

拨乱反正这四个字，我第一次见到是在考初中的语文试卷上，要求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华国锋主席拨乱反正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回来后跟人对照，另一个人造的句子正好相反，是“‘四人帮’拨乱反正”之类，我一听就吓了一跳，提心吊胆好些日子，怕造错了句子，变成反革命，会被公安局抓去。

王张江姚中的张是张春桥。“四人帮”粉碎以后，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终于缓过一口气来。原来他有一次看到张春桥的照片，对人说：“看张春桥的面相，是一个奸臣。”说过以后，才想到张春桥是中央干部，他也提心吊胆很多天，怕忽然有一天会被抓去。

幸亏粉碎了“四人帮”，大家都不用担心了。就连广播里重播毛主席追悼会的节目，王洪文主持的几句话，也改成一个男播音员说了。我当时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是王洪文主持过的，虽然他已被打倒了，但改掉了他还是主持过的啊。另一个想法是这个男播音员，会不会也被打倒？因为说那些主持追悼会的话的人，已经有一个打倒了。

还有一个传说，是老师告诉我们的。当时“四人帮”要篡党夺权，江青拿了一支无声手枪，走到华国锋办公室的门口，用枪口对着华国锋。华国锋将衬衫掀起来，对江青说：“你要开枪，就打在我的胸口吧。”其实华国锋早就偷偷按了一个铃，江东兴从另一个办公室走过来，一把就扭住了江青的手，夺下了无声手枪。于是，“四人帮”就粉碎了。

开追悼会的时候，大家静静地听着华国锋说话，我们虽然都戴上了黑纱，但没有人哭。我听说开周恩来的追悼会的时候，有很多人哭了。我觉得有些奇怪，想想可能大家都化悲痛为力量了，所以才不哭的。我想，开完追悼会，我们更要提高警惕，晚上更要好好巡逻，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只有星星，轮到我巡逻了。

我们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两百多人口，为什么会担心阶级敌人破坏，担心美蒋特务反攻大陆呢？不知道大人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当时对中国的土地情况缺乏认识，糊里糊涂的，什么想法都没有，心里也许还以为我们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占了很大一块，只要翻过西边那座山，全国的大好河山就可以尽收眼底了呢。

我提着红缨枪出门，一帮比我年纪更小的孩子跟在我的后面，很有些规模。还有一个轮到巡逻的，是跟我同年级的女生小马。他们都没有红缨枪，也没有反修棒，因此，我们这个巡逻队，只有我的一条破红缨枪。

小马是跟她爸爸老马一起来的。老马大概当过兵，前两年调到我们公社，并且在我们村蹲点。他经常闹笑话，最好笑的一次是，他在溪边的路上，看见在水中纳凉的水牛，只露出半个牛头，就拼命用石头砸，一边用难懂的外地方言大骂，村里人闹了半天，才明白他的意思，说这些水牛眼看就要淹死了，竟没有人管一管。不过他为人随和，还是个孝子，带着一个相当迷糊的老娘。

我们巡逻的路是这样的，从村西头出发，在村庄和溪之间的溪滩，逆着溪流的方向，一直往东西，溪那边是一条大路，路那边是一座山，所以那条大路也应该注意。走到村东头，溪流折而向南，我们也向南走。

那里，在溪滩和村庄之间，有好大一块地，名叫上麻地，都是自留地，成好多小块，分属好多户人家。我家也有一块，一般种小麦、青菜和番薯。有一次我在种番薯，有一个人说：“你种得真好！真听话！”我很高兴。不料，第二个人过来，说：“这样种是不对的，你种错了！”我心里就不高兴，想，别人还说我种得好呢，你懂什么？后来才知道，我果然种错了，种得直直的，应该是斜着种。但我虽然明白了，心里还是不高兴，想，你是大人，当然会种，有什么稀奇的？

曾经有过传言，说这些自留地要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不知道为什么没割成。资本主义的尾巴是很不光彩的。有一次，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说，那些兑糖佬，挑着货郎担来，是什么性质的？是资本主义尾巴性质的；他们是干什么的？是搞投机倒把的。本来我对兑糖佬是有点好感的，因为有一次，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听到拨浪鼓响，知道是兑糖佬来了，在家里又找不到可以换糖的烂铁或者鸡毛，急得追着兑糖佬大哭，兑糖佬放下担子，拿了一粒黑乎乎的麦芽糖给他吃。我当时觉得兑糖佬还没有坏到像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可是听老师这么一说，我知道我还是被假象蒙蔽了，坏人就是经常用这种小恩小惠，来欺骗劳动人民的。不像党和国家，从来不用小恩小惠。

上麻地以东，有一长溜大寨田。大寨田是像大寨一样开荒种田，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是一个油田，有一个叫做王铁人的，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有一部电影，一个人跳到黑黑的水里面去，双手乱划，好像在游泳。非常派头。大寨在山西昔阳，有一个纪录片，在下大雷雨的时候收玉米。大寨人说的是“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还说“干部干部，先干一步”，觉悟是很高的，但我疑心他们写了错别字，因为步与部两个字，写法是不一样的。大寨有一个陈永贵，还有一个郭凤莲，都是很厉害的，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在纪录片里，他在中央开大会，还戴着一块白头巾，坐在主席台上，东张西望。他说：“永贵啊永贵，你千万不要忘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啊。”所以，我们公社那时有一个党委书记，是从邻村提拔上来的。他年轻有为，每天穿着草鞋，也算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了。关于他的提拔，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年冬天，他们村水库放水捉鱼，死了一个人，他将那个人树为典型，让远远近近的人来参观学习。可惜他后来不要农村里的姑娘当老婆了。他们虽然没结婚，但听说已经同过房，所以那姑娘去告了，结果他被抓去关了好多年，党委书记当然也没得当了。

这些大寨田，到秋天，台风季节，经常被洪水冲坏，所以，我们村就经常要发扬“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精神。不过到后来，这些田还是全都荒弃了。

到了村子的东南头，有一座山，山的东坡边有一条路，名字叫“岭顶”，是用很多石级筑起来的，北坡比较陡，南坡比较缓。路的东侧是悬崖，一眼望下去，两脚都会发抖。据说有一个人从悬崖上掉下去，正好掉在一堆小小的沙滩上，只受了轻伤，大家都认为他有祖宗保佑。路的西侧是陡峭的山，也非常危险，有几块大岩石，好像要滚下来。

岭顶这条路很阴森，一过午就没有太阳，傍晚时独自在路上走，会感到一股阴气。有一次，我和妹妹想到路下边去采野草莓，还没有走近，看见有一个人从山路上下来，挑着两只篮子，篮子上用毛巾盖着，才走了几步，就忽然不见了。他消失的地方，只有两个方向相通，一是往回走，一是往下走，可是他既没往回走，又没往下走，就没有了，我们就吓坏了。

巡逻到岭顶附近，我心里有些发毛，那地方黑乎乎的，既适合鬼隐藏，也适合阶级敌人隐藏。

正在这个时候，情况出现了，岭顶上亮起了一道光。

我们这帮人都站住了，看着我，意思是说：“怎么办？”

我悄悄地说：“卧倒！”

大家都在草地上卧倒，就像电影里的解放军一样。

那道光一摇一摇地从岭顶下来，是有人拿着手电筒从岭顶那边过来。

在这个时候，在这样黑的夜里，从这样荒凉怕人的岭顶下来，不是阶级敌人是什么？我知道，我已经处在战斗的最前线了。这时已到了关键时刻，我必须想起一点什么，或者毛主席语录，或者英雄人物，这样就会勇力大增，就会奋勇斗争，这是我们的老师和语文课本告诉我们的。我记得在哥哥姐姐们读过的语文书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是越南南方一个孩子埋地雷炸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他去埋地雷时，就想起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是用黑体字标出来的，所以很醒目。刚开始看到这篇课文时，我想，越南是外国，一个越南南方的小孩子，怎么知道毛主席语录呢？但接着就觉得惭愧了，因为越南南方的小孩觉悟高，我却在怀疑他，说明我觉悟太低。后来，我写作文时，写到一个人挑粪过溪，就让他想起了毛主席语录。那时写作文，我们都经常想起毛主席语录，比如有鸡在叫生产队的稻穗，我们想起毛主席语录，就将鸡赶走；天下雨了，晒场里生产队的谷子还没有收起来，我们也想起毛主席语录，帮忙收谷子。当然，也可以想起雷锋，或者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欧阳海、草原英雄小姐妹，总之，那时有很多供我们想起的东西，促使我们狠斗私字一闪念，盼望着为抢救集体财产献出生命。

所以，看到从岭顶下来的手电筒，我想起了刘文学。刘文学是一个小学生，一天夜里，他发现老地主在偷大队里的辣椒，就大叫一声：“老地主偷辣椒啦！”冲上去与老地主搏斗。老地主开始想收买他，但刘文学毫不动摇。老地主说：“你再喊，我就整死你。”但刘文学为了保护集体的财产，一点儿都不怕，结果被老地主杀掉了。老地主说的整死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想必是一种很残忍的杀人方式。我看到老地主杀掉刘文学那一段，心里格顿一下，原来好人也会死在坏人之手的，但又不敢怀疑刘文学的死，是因为他当时没有想起毛主席语录。

现在，献出生命的机会来了，我感到手心发热。

那个手电筒明目张胆地下了山，我开始喝问：“谁？”

“我！”那人肯定吓了一跳，他不会想到，虽然在黑夜，还是有群众雪亮的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你是谁？”我又喝问。

“我是小吴。”他说着，转了一个圈子，想看看是谁在问他。

小吴这个名字非常陌生，所以，我们一跃而起，将他团团保卫。

突然，小马一声惊叫：“是小吴老师啊！”然后哈哈笑起来。

我借着手电光一看，原来是中学里的老师，不过我不知道他姓吴。我几乎认识所有中学老师，知道他们的姓，惟一不知道的就是这个小吴老师的姓，有一次他和一群中学老师走过，我一个一个叫过去，最后一个就是他，我叫不出，原来欢笑着的脸，一下子僵了。

既然是中学老师，当然不会是坏人，而且他们生活得比我们高级，小腿肚都很白，连一个蚂蟥咬过的疤也没有，走路都很慢，脸上或者微笑着，或者没有表情，从来不会咬着牙齿满头滴汗，而且都有居民户口（也就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绝对不能算居民，这个是半点不能含糊的），即使是臭老九，也只能是城里人眼中的臭老九，在我们农民看来，浑身都透着香气，生活在天上。

我非常泄气，站在圈子外面，不好意思走过去。这也太丢脸了，我突然想到那些用红缨枪押着红军的大官回家的红孩子，等他们明白了真相，也许就跟我一样感到丢脸吧。还有那个拦住了列宁同志的哨兵，他不认识列宁，被跟在列宁后面的人训了一顿，虽然列宁替他讲了好话，想必也很难过。十多年后，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小说，讲的是抗美援朝的事，一个小兵因为做错了什么，被一个军官处罚，让他在一条繁忙的路口大声地讲述自己做错的事情，直到有一天，那个军官再次经过，发现那个小兵哑着喉咙还在努力地讲，于是军官感动了，大大地表扬了他，而且，还自我批评了一句。为了这篇小说，我对那个朋友生了很大的气。

看着我带领的那群孩子围着小吴老师，还抢着说话，都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就感到非常无趣。我想，小马成绩差得要命，但这个时候声音却又尖又响。我没有听到小吴老师说了些什么，只希望他不要看到我，他果然没有看到我。

巡逻已经一团糟了，我带着这帮孩子，垂头丧气地回到学校，向老师交班。

小吴老师这么晚了，一个人翻山越岭地过来干什么？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第二天晚上是阿江他们巡逻。

晚上巡逻的还有民兵。那天，民兵远远看见阿江他们过来，想看看他们怎么巡逻，就卧倒在几捆柴的边上，其中一个民兵不小心弄亮了手电筒，阿江眼疾手快，将手中的红缨枪飞射出去。不过他没有练过暗器，所以取不好准头，没有射中。

阿江几乎成了英雄，我非常羡慕他有这样一显身手的机会，特别是人们都称赞他警惕性高，让民兵从此不再小看红小兵。另外，我还关心阿江的红缨枪，这样射过去，竟然只磕破了一点皮，没有大的损坏，说明他的红缨枪，质量远远比我的好。

接着，有一天半夜，我听到溪那边的山上有很多人的喊声，就赶出去一看究竟。村西头已经聚了好多人，山上还有人声传来。我打听情况，知道出现了一个人，但没有抓住，大概是翻过山逃走了。我想，阶级敌人果然蠢蠢欲动。然后，人们说，那是一个偷树贼，被民兵发现了。

偷树贼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也可能是敌我矛盾，这个我不大明白。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大家都松懈了，轮过一圈后，始终没有发现隐藏的阶级敌人和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就没有再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