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略谈包产到户与庐山会议 -- 张新泉

一是邓矮心黑，昧下了文革时期赚取600吨黄金储备

而美国允许中国买粮，不是因为对抗苏联，而是美国正处于石油危机，需要买中国世界第6大产油国的石油。

贱人是不可与语忍辱含志，自强不息的。

整个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就是这样从内部受到打击的，不光是发生在农村。但人性自私这种事情很难避免。

其效率必然高于个体单干。但是这样管理者本就是稀缺资源。

我认为农村改革的最大弊病是一刀切的政策。应该适应各地不同情况，进行包产或者集体的决定。问题出在掌握上下权力的人们由于不同动机强行推动的包产。

原因在你的回忆中看不到，因为你还小不懂得金钱关系。其实只需看两点。一是粮食。粮食是否增产，国家是否征购数量变化，征购价格是否变化。二是副业。粮食之外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销售，农民出外打工。显然第二点是决定的，是与国家整体经济形势相关的。

"一是粮食。粮食是否增产，国家是否征购数量变化，征购价格是否变化。"

粮食是否增产，每家人不一样。我四舅是原生产队长，种田好手，家里养猪积有机肥，所以他家的亩产比承包前高。我父母是民办教师，种田水平比较业余，家里也不养猪，所以我家的亩产比承包前高。国家征购数量和价格是否变化我不清楚，清楚的是家里余粮多了，绝大部分农民不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由此可能推出，征购数量可能下降了，但是征购价格并没有多大吸引力。

"二是副业。粮食之外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销售，农民出外打工。"

刚承包的时候，我们原来的粮田只允许种粮食，不允许种经济作物，违反的会罚款或捣毁的。刚承包的时候，连余粮也不能自由买卖，大概在85年左右才有粮贩子过来买余粮。刚承包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外出打工的说法，有的话也是出去弹棉花，修鞋，开理发店什么的。副业主要是渔业，养殖业，传统手工业。渔业在我们那里是分季节捞凤尾鱼，白虾，鳗鱼和鳗鱼苗，以及其他海鲜。养殖业是养几头奶牛或养鸡，养鸭。由于80年代农村造房高峰，石匠，泥瓦匠和木匠的生意很好，裁缝也不错，另外还有篾匠等等。

除了润树兄、忙总，本穷也自荐一把：新中国粮食生产（1949-2013）、“改革”与“开放”的断想。

刚好qq97河友提供了个50-98年的曲线图。标题

用三年灾害让群众积极性降低，解释生产队生产能力差，解释不通吧？

一个集体，当然有差异，不同集体间，也是有差异。讨论整体问题，从整体上看好点，不然很容易纠结在大队书记强奸女青年这事上。

想起了关于三峡工程豆腐渣的说法，后来有人指出：三峡工程的安全亢余量，真有部分施工做假，也影响不了总体安全。

我喜欢挑相近的年份做比较，这样的局限条件较为接近，效果比较好，两个简单的目的，其一，分析一下是否可能第一年就吃饱，第二，分析一下化肥的因素，所以挑选的年份，是从75-78年。

单位均为万吨

从上述数字可以计算出：

1. 76年对比75年：化肥增加了7.88%，粮食产量增加了0.63%

2. 77年对比76年：化肥增加了10.06%，粮食产量反而下降了1.27%

3. 78年对比77年：化肥增加了26.7%，粮食产量增加了7.23%

75-77年的制度不变，可见化肥增加，不必然会导致粮食增产。

78年对比77年，除了化肥与制度之外，各种局限条件最接近，而粮食产量增加7.23%。

合理的推测，是制度的转变，确实对增产有促进作用，转制的第一年就能吃饱，是非常可能的。

这是人性

要比较积极性和效率，就要长期、全面地比较，如果比较上桌吃饭和去厨房洗菜淘米生火做饭，肯定是上桌吃饭积极得多，问题是只上桌吃饭，不去厨房洗菜淘米生火做饭，能吃上饭吗？

如果前30年一直分田单干，那么农业在还没有工业支持的时候，还能不能大规模地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基础建设？在良种尚在培育，化肥工业还没建立，农业机械、动力几乎为0的时候，前30年的农业凭什么增长？还能不能充当新中国工业化的发动机，同时支撑中国人口的增长？

只谈分田单干的时候在自家田里的积极性，那还有没有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基础建设的积极性？就算某些人有积极性，有没有各种规模的组织保证呢？

能津津乐道分田单干的积极性，是因为前面已经“反人性”地进行了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基础建设，这才使得分田后的农民，可以躺着享受前人的红利，将近20年不修水利，直到1998年粮食连续5年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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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帖子里分析了一位河友的家乡霍邱县的情况。

分田前后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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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的记忆是真实的，广大农民分田之后立刻吃饱的感觉也是真实的，如何解释？

再看霍邱县的情况，

首先是大幅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1970-1977年，霍邱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都在1.7-1.8亿斤，1977年减少到1.4亿斤，1979年更是大幅减少到6600万斤，即使是1980年承包制后的第一个丰收，征购额也只是1.23亿斤，比74-76年少了6000万斤，这意味着农民可以以更高的超购价和议购价将粮食卖给国家，增加了收入。

其次，国家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统购统销依赖，霍邱的粮食统购价格，1961年调高过一次，提高粮油统购价格27％，1966年，粮食统购价加16.34％，1979年统购粮食加价21.32％，超购粮油均加价50％，从粮食到油料，从统购价到超购价，79年均为历史最大增幅。1983-1985年，经济作物收购分别调至倒四六和倒三七，即三成按统购价，七成按超购价，这也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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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看看霍邱的情况是否与你家乡的情况类似。

从国家宏观层面粮食进出口情况看也可以印证：

20世纪70年代末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的改革，其最初目的就是通过减少粮食征购基数，以缓解农村的粮食供给缺口，提高和改善农民生活，这使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城市粮食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这一缺口不得不通过进口粮食的渠道来填补。

1979年以来中国粮食进口大幅度上升，常年粮食进口量平均达到1267万吨，最高年份达2040万吨（1995年），而1979年之前的十年，粮食进口平均仅为300万吨。八十年代中国粮食进口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带动了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的急剧上升，成为国际粮食市场上一个特别突出的“中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