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何破解中国威胁论之我见 -- 给我打钱87405

没法回复了，看看能不能at到 @编号87405

实例说过，九月份的回复。

涉及个人，“月儿姐和儿子”最早的版本是“编号兄和女儿”，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举例了。

之前连这么做的整套理论都写出来了。即制造可能性。虽然从结果上说，一般人不会当真，不大可能会在意。但是自己还是拒绝制造逻辑上的可能。

这样做的优势是，可以轻易说对方瞎说或者经不起，坏处是要有足够的材料积累。比如，在说女权和历史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拿《刑案汇览》、《知青档案选编》、公开判例和各类新闻网页说明。

（皇帝用的金锄头，你会信吗？特朗普用的金铣呢？又或者，内容是女性亲厨做美食，形式是东宫娘娘烙大饼。你会信吗？当然不信。但是这种例子换成社会科学甚至医学就有很多人信了。甚至因为例外无法反驳。）

当然，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编号兄切西瓜，不管菜刀还是水果刀，都是一刀切开”不是问题。

就这里的例子而言，倒不是没办法举例，只是包含预设，有问题往往需要回应。个人倾向于可以自行搜索解决的。我最常用的例子是：水、粒子、中药、道家、科学哲学和共产主义。

水从儿童到大人都很容易理解。可以说H₂O，可以说润下，可以说液体，可以说共相殊相，可以说前提预设，还可以说事实与价值、因果与概率……唯物唯心也可以直接转换。比如唯物的水和唯心的水，但作为实在的水并没有变化。诸如此类。

前文说过，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一般人，很容易就明白。但是有些喜欢“讲理”的是不会认同的，必须用魔法击败魔法。结果上可能毫无软用，但至少为未来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微乎其微。

从另一个方面讲，公共语言总归更容易让大家明白一些。有些人是不会接受个人语言的，你说，还会让问题更复杂。以前在腾讯群和DZ论坛就是这样的情形。

准确的说是试图构建一套话语体系……副作用是大量使用名词概念，导致看不懂。可是只要肯百度一下……

另一方面，不断旧瓶装新酒，也是为了找出更简短，需要更少预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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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回帖过多导致无法回复，把另一个回复也放到这里。回复看来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

本质上只是概念不清晰，但实际上完全相反。上一个帖子说的“讲理是没有用的”就是在说这个。

重要的不是提出什么，而是如何说服别人相信。这就导致，大家即便能够清晰认识到问题所在，也无能为力。

理论的问题，可以还原到基本陈述，可以放置到具体语境。认定的问题，可以观察言行举止，可以追踪生活作风。但是这些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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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法补充了，只能修改。回复中国为何能统一，欧洲为何总割裂？（1）

这里存在预设，需要切磋一致，这是不易回答的原因。硬币可以是大姐行为对现实秩序的影响，可以是现行司法体系是否恰当。这里不讨论公正，因为没人说不该罚。

首先从现实考虑，年龄改小要看改了多少，是否足以引起足够大的变化。比如社保和健康风险。社保会多交，对应的，风险会变大。是否对工作生活造成了影响？进而，如果影响不大，是否应该减轻惩罚，同时考虑，降低违规成本，是否会鼓励这种行为？

这是从司法本身考虑。然后反过来，就表述的事实而言，我们可以探寻背后的情形。其一，为什么要改年龄？什么工作？什么薪水？什么要求？相关规定？其二，如何事发？谁人得知，谁人告发？其三，具体结果？告发后开除？影响继续就业？就业市场状况？

在这个例子里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持续交流来定调（或者说熟悉），是无法猜想出预设，知悉表达方向的。进而就会变成穷尽现实中的所有可能，并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发表并谋求回应。

考虑到这里一直都是在说秩序（价值）、辩证（方法）相关话题，那么的确可以直接导向司法公正，上述具体事实的讨论实际上也未脱离这点。

进而，我们在讨论这个具体例子的时候，是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改善司法完成司法公正，还是发现背后的社会公正？

所以举例子并不简单。大家熟悉，非常好举。但是不熟悉或者有意刁钻，那就没完没了了。其实就算符合逻辑也是如此。

说到底，问题就只是是否信任（能够接受其前提预设）而已。

张三跟李四都以10元买了同一支股票，该股票最高涨20元后一路下跌，张三跟李四都以15元全部卖出。

张三觉得自己赚了，李四觉得自己亏了。

从第一印象来看，张三唯物，李四唯心。

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动一下脑筋，就会发现，说张三唯心、李四唯物，也是成立的。

而不论“解释”成张三跟李四哪个唯心唯物，都无法改变他们一个觉得赚了、另一个觉得亏了。

注意，在这种情况下，若对张三说：“你还说你唯物？你最唯心。明明最高20元，你15就卖了，我就不相信你不肉疼”，这种是无效的，即便有效，也是假有效——针对未成年人而言，只能造成他们的思想混乱（这恰好就是今天一些年轻人思想混乱的来源）。

若对李四说：“我觉得你犯病，明明利润到了手，你还不知足，你这么牛逼咋不上天呢？”同样是无效的，即便有效，也是假有效……

我们一定要明白硬币是什么。

硬币是叫张三胜不骄，叫李四败不馁，而不是“张三你错了，李四你错了，你们不应该这么想。”

所以该怎么说呢？胜败乃兵家常事。（针对张三得意，李四气馁）

一个娃在学校拿了别人的文具，我们既不能按成年人的标准来说他偷窃，也不能一句“孩子还小嘛”就这样过去了。

需要两个“部门”：一个搞“法律”，一个搞“民政”。

比如父亲搞“法律”，那么就要“铁面无私”，告诉娃，你这个行为不可以有下一次，这一次你得罚个站，并且文具得退回去。

母亲接着干“民政”，等娃罚了站，把娃叫到一边（父亲此时该找个地方避一避），跟娃说：“确实不可以再拿别人的东西了，不管是不是你一时没忍住。退文具的事，我认为可以这样处理，你就跟同学说拿错了，然后还给他就是了，另外还可以给你同学带个小礼物。”

为什么要设置两个“部门”呢？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是这个道理了。

如今为什么学校里的老师搞不定娃呢？很简单，只有一个“部门”，“厂长书记一肩挑”。我党的“团长”“政委”双人制那是相当有学问的。

第二部分也只写到这里。

为什么中国总能统一，而西方只有割裂？

若简单的说，那就是西方人还停留在唯物正确还是唯心正确这么一个低层次上进行所谓的哲学思考，并且反复的互撕，我们中国人早就去思考硬币本身了。

秦亡于暴政，没有争议。然而，我却认为，或者说我却猜想，秦之暴政不在于秦律严苛，而在于只有刚没有柔，只讲法律，不讲道德。法律好比钢筋，道德好比水泥，钢筋跟水泥得统筹起来才能发挥作用。

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只做参考，并没有做详细的考证。

毛泽东到底左不左？

对中共党史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郑州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是围绕“人民公社”而召开的，党史对第二个郑州会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第一个郑州会议我就不讲了，如果不了解，可以自行查阅。在讲第二个郑州会议之前，我简单说一下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公社化”之后，政府跟农民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原因就是公社把生产队的所得直接给调走了，“充公了”、“共产了”。

通过这一段记叙，我们不难发现毛爷爷很快就发现了“硬币”本身，而不是在站在“硬币”的左边去反对右边，或者倒过来。这个“硬币”就是所有制。而这个所有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拿 生产队来说，它有双重身份，对农民而言，它叫公，对公社而言，它叫私。这就好比一个母亲，她既是她母亲的女儿，亦是她女儿的母亲。生产队有双重身份，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多人没有看明白的，但是在工作中却能感受到，比如当公社从富队当中无偿将好粮调拨给穷队时，富队就不乐意了，即便同意了，也打算“躺平”不干了。我看河里有贴子说“农民觉悟不高”，我倒想提一个问题，认为农民觉悟不高的人能不能把自己的房子匀出来？

有些人一讲话，就是依“马克思主义”如何如何，我就想问一句，马克思主义在这好使吗？毛泽东谈的是现实问题，“公社化”、“共产风”把农民都搞怕了，再不调整，就要出大事。这是一。按劳分配，难道没有“私有制”的成份？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或者全民所有，那么人呢？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吧，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大有小吧，这样来看，人不始终是“私有制”？这是二。其三，按远景规划来看，“将来进入共产主义，是要按需分配的”，怎么个按需分配法呢？张三说我要想要个高鼻梁的老婆，这算不是算他的需？那你是不是要分配给张三 这样一个老婆呢？如此来看，按需分配无异于画饼嘛，并且就算是画饼也没有这样画的啊。难怪马克思要搞辩证唯物主义，意思就是说，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一样，这不是彻底的把人给物化了吗？

别说是马克思自己都 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就是当时的党内同志，有相当多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同志，也一时接受不了毛泽东的观点。

尽管“王明左倾”都被写进决议里去了，但并没有在党内消失，相反，教条的和冒进的左倾分子在党内一点都不少。对于这些左倾分子，毛爷爷还要注意保护他们的热情，多次召集会议，做说服工作。是不是感觉像娃娃？如果真是娃娃，那就好办了，关键在于他们都很“懂”。相反，那些看起来“不懂事”的农民就好打交道多了。

现在知道“自干五”的出处了吧？😁😁😁

关于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这个事，远没有结束，找出所有制实际上双重身份，既有“公”亦有“私”这个“硬币”才是 第一步，紧跟着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公社内部以哪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这里就不转载了，有兴趣的可以去自己去看。

通过上述史料，不难看出，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出现，你可以说是参考了马克思主义，你也可以说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有一个需要，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需要。这是其一。其二，从个人到生产小队，再到生产队，再到生产大队，再到公社，再到县、地、省，最后到国，有一个“层级制”，这跟我们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官僚制”极为相似。为什么会这样？也是因为需要。一来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公社，一下就把农民都归到一个公社里去了，二来也是由下至下管理的需要，换言之，没有这样的能力“一竿子插到底”。当年朱元璋就想“一竿子插到底”，结果呢？把自己累个半死不说，后来还得依靠“层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跟马克思主义已经关系不大了。如果说，跟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那就是有一个发展的预期，一个演化的方向，从小集体逐步发展成大集体，从集体逐步发展成全民。问题是，猴年马月才能实现？有人能回答出这个问题吗？

在我来看，毛爷爷难呐。一个，他要搞定教条、冒进的左倾同志，既要让他们学会如何工作，又要保护他们的热情；另一个，他又要搞定保守、疑虑的右倾同志，劝说他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那是不得了的，不仅能够赢得军事上 的胜利，照样能赢得经济建设上的胜利。这两伙人都很难搞，难搞就在于他们总的来说，可以称之为“中层干部”。如果说党中央是“县官”，那么这些“中层干部”就可以叫作“现管”，“现管”不给力，群众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起来。而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极大的调动起来，那么任务就难以完成。而越是任务难以完成，这些党内的左倾和右倾同志就越是固执己见，越是争吵不休。

此外，我私下里认为，毛爷爷还有第三个难，这个难就太难了——当然，你完全可以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当成是胡扯。我认为毛爷爷还得装傻充楞，有意的“犯错误”，不这样做，就无法“引蛇出洞”，比如，如果毛爷爷之前不豪言壮语一番，“我们很快就能超过英国”，这些左倾就不能充分的暴露出来，他们就认识不到自己有多左；自然，右倾也不能暴露出来，也认识不到自己有多右。我有没有证据呢？往下看。

在我看来，毛爷爷的讲话不是在自我批评，而在告诉大家如何自我批评，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自我批评。为了有这样一种较好的“教学效果”，还得自己先“犯错”。是不是像极了课堂上“犯错”的老师？

说起来都是泪啊。😥😥😥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你这是在神化毛泽东，他还故意犯错，假装犯错？你也能吹了吧！”所以我讲了，这一截，当我自言自语好了，不争论。

第三部分就写到这里。

重要的问题得连说三遍才行。什么才叫错呢？

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两个人跑到太空中，互相踢对方一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即便一个人弄不明白“硬币是什么”，他也应该明白“跟相反观点纠缠”不仅没有意义，反而自己会越来越“正”（左）或越来越“反”（右）。

更要命的是，有的人在撕逼中，发现对方讲的也“有道理”，于是就从硬币的正面跳到硬币的反面去了，再想一下，又跳了回来。这叫横跳吗？这比横跳严重多了，这会制造出思想混乱。思想混乱逐步发展下去，就必然患上焦虑症或者抑郁症。如果再发展，就必然要吃药，因为大脑此时会出现物理性病变。还有更严重的吗？我不说了。

或许有人会问，你最开始说，统的要义在于统筹，这不还是个制度问题吗？

没错，这里确实有一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问题若往简单里说，那就是刚与柔得分设成两个部门，而不能合并成一个部门。比如，法律就刚，道德就柔；又比如，计划就刚，市场就柔；再比如，父亲跟母亲（若配置得当）其中一个刚另一个柔。

制度是需要发展的。这是因为第一，生产总在发展；第二，有些问题一开始认识不清，合到一个部门里了，后来才发现需要分成刚与柔两个部门。

然而，制度的发展还得靠人，对吗？这是其一。其二，一切事情最终都是人来干（当然了，假设将来由AI来负责刚的部分，那么人就主要承担柔的部分了）。因此，人的素养就成了关键。比如说我们建国之初，从1949到1978，为什么这样那样了呢？说简单点，人决定的。人决定了后来矛盾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能抢在这之前，把工业基础打下来，能搞出“两弹一星”，相当不容易了。当然了，空想家们还是可以“证明这一切都可以避免的”，我从来说不赢空想家。

我个人所见，张三怎么搞都是个左，李四怎么学都是个右，这事挺合理。如果张三跟李四都 能懂得“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甭想打败谁”，就算个人素养达到及格线了。

这个贴子，从头到尾都在谈统一与割裂，从主贴“破解中国威胁论之我见”开始。

人家都是放个彩蛋，我却放个黑蛋。为啥？是这样的，对于有些人来说，如果你讲的话，动摇了他的“三观”，他有可能找你拼命。原因就是他的“三观”没有经历过破坏与重建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过程。

比如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完全可以倒过来说，这就好比说，你打算盖多少层决定了你的地基要打多深。不过有人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马克思本人没有说过，是某人为了某种目的假借马恩的名义说的。

瞧，是不是在跟唯心撕对错？

嗯，好多话孔子本人也没有说过，甚至孔子本人有没有说过也无法考证。所谓无法考证就是“书一定是后人重新修过的，原本没有人见过”，既然如此，如何证明有些话是不是本人说的呢？其实是有办法论证的，具体哪句话无法考证，但孔子或者马克思的中心思想总是不变的。坏就坏在马克思搞的是辩证唯物主义，那就意味着是部分的承认了唯心主义的合理性的……

类似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有很多，好比张三把李四给骗了，那么张三就要负全责喽？我们说张三行骗张三要坐牢，那是站在法律层面来讲，然而，站在教育层面，是不是也说“李四你没长脑子吗？这么容易叫人骗 了？”

总之，这个黑蛋只是将“硬币的两个面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具体化了。我之所以要把这个黑蛋放在“字幕之后”，只是不想让一些人太难过。

此话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假设一男一女都刚，并且两人结成夫妻，那么是完全有可能在生活中发生变化的，其中一个相对刚，另一个相对柔，但这需要条件：

一、两个人切切实实的想经营好家庭，教育好孩子——态度

二、两个人并非是木头，能够调整变化——能力

正因为如此，在一条程度上，我们就可以说，随便一男一女就可以配成夫妻。爱情这玩意儿假大空，“人活”且愿意把事情办好，才是真金白银。

这个例子更强调主观，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前面说形而上学，是说客观本身也是如此。比如张三是真人、机器人还是银行托管、虚拟账户。

就张三李四而言，说唯物唯心，是平白加了一级描述，当然会让问题复杂。也就是名化积伪。就像迷宫那里说的，第一步就是回到最基本的描述（实在）上，直接说最基本的事实即可。再根据情况选择应对方法／陈述方式。（从逻辑上讲，可以还原为更接近一阶谓词逻辑的表达。）

比如张三李四都赚了钱。只不过一个符合预期，一个不符合预期。符合预期的不宜称赞，不符预期的不能贬低。结果上和编号兄的说法是近似的。

这是之前咱们讨论架空、迷宫时，重复过很多次的东西。可以说是语言思维的问题。这里之所以重复，是因为这恰恰是某些世界级思想家的根本问题。而这些思想家的过时著作，年复一年的推向中小学生，没有任何提醒。

什么，你说孩子对这些学说不感兴趣？

那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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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说过对象思维的问题，主客二分、物之所是、对立统一。正说反说都行是对立统一，往上推是物之所是导致，而所是又是因为主客二分。主体想当然的以为客体是可以被解释的稳定对象。就唯物唯心而言，最合适的例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人的概念（人性）。而我们一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概念基础的，结果上更像主观态度，而不是本质规定导致的客观建构存在问题。

所以前面不是说对事物的态度，而是说对事物的本质规定导致了态度的不同。咱们帖子的共同点是强调唯心唯物只不过是一种解释。这里也有一个语言问题，那就是如果以唯物或者唯心进行指称，具体主要是由后面的解释来定义前面的唯物唯心的。和例子这里一样，实际上也要通过后面的说法来了解例子究竟在说什么的。也即互文见义，并不一定是名化积伪。

之前的批判是针对学校教育和理论发展，主要是说孩子自己找书报文章看。孩子还小，好奇心很重，一旦有所爱好，接触的信息和媒介是大人无法控制的。所以想的是从理论方面指出问题，交给他自己判断。因为自己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或者说充分信任。

历史1我觉得不够准确，每个时代都会涌现思考硬币的人，顶多被认为本原论、太原始。问题是唯物叙事让人以为一直如此，这是随着近现代科学发展而来的对立神话。

但是思考硬币是汉语常识，别人不是。所以只是不准确而不是不对。

历史2是一种常见理解，缺乏精神或者说人心的确是关键因素。但亡的那么快，主要还是行政能力不足。忘记是谁的说法，是吃太快，撑死的。很贴切。要知道汉代建立七十多年，才补充了这个精神实质。

历史3这个问题有必要讨论吗……这就像之前讨论制度和包产到户，不讲具体，制度就是个空能指，什么结论也不会有。也可以归结为预设问题，某些名词所带的基本预设，和现实有距离。更常见的说法则是……普遍主义。

但问题在于，目前技术上做不到，因为国外的舆论话语权掌握在对方手里，你空有满腹经纶妙计三千，那也使不上力，别说国外了，国内的舆论阵地都够呛，去年武汉突发新冠疫情是个什么样，还不清楚吗？还是现实一点，先把国内这条防线守住再说吧。

或许我会给人一种错觉，只是自顾自的说，而很少回复。其实不是，主要原因是一个一个的回，会造成”碎片化“的演化趋势，这不利于我们对整体的认识。所以，这一贴算是一个”总“回复。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其核心，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谈西藏的改革，过六年之后是否可以改革，仍由达赖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这是周恩来在向达赖传达毛泽东的话）。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毛泽东得到消息后，认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

”早日解决“的意思好理解，那就是六年之约”作废“了，在解决掉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之后，西藏民主改革也随之展开。不好理解的是”被迫“，说不好理解是指容易被人误读。其中一种误读就是中央政府实际上”盼着“西藏出事，心里”盼着“，对外不讲。西藏真出事了，心里十分”高兴“，却在嘴上说是”被迫“。有人就是这么来解读郑庄公”盼着“共叔段造反的。郑庄公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党中央不是这样。党中央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西藏一定要进行民主改革，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这个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只是在当时（解放之初那个阶段）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早晚还是要拿 出具体的时间表的。简单说，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没有具体的时间表，第二步，有具体的时间表。但由于后来西藏发生叛乱，所以”两步并成了一步“。显而易见，党中央要想尽一切办法促成西藏的改革，这是”阳谋“。

有的人可能就不理解了，既然是”想尽一切办法“，为什么第一步没有时间表呢？很简单啊，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或者说当时的工作只做到某种程度。有人总喜欢用权谋、耍手腕来理解这些问题，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人总是用个人的生命长短来丈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全人类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正确理解”被迫“早日解决西藏问题（即早日在西藏实现民主改革）是关键呢？在我看来，中国在今天对外宣称不称霸，只是在今天。在”明天“，中国必将选择领导全人类解放自己这样一条道路。根本原因就是全人类坐在一条船上，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在这其中，正确理解”领导“是另一个关键。对于”领导“的正确理解并不复杂，简单说就是”革命有分工“，中华民族是块当领导的料这没有太多可争议的，我们 不是要高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尽管没有争议，然而事情做起来，却充满着曲折。

从某种角度来看，美国跟中国翻身的农民，有相似之处。新教之于美国扮演的角色，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农民。

为什么美国这么看中自由？回顾一下旧欧洲的宗教史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竭尽全力的推进”公有制“？一个道理。实际上，党内党外的有识之士，或者说善于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的人，很早就明白，”公有制“充其量只能说是手段，我们的目的，一个是国强，一个是民富，而民富的重点则是共同富裕。但是我们 都知道，共同富裕一来不是搞平均主义，二来是一定会有贫富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不是一个定数，它在不断的变化，有时变小，有时变大。然而，在当时，左派的影响很大，力量也很大，尽管中央三番五次的纠正左倾错误，但是，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必须要从小集体发展成大集体，从大集体发展成全民（所有制），并且，还要拿出时间表，否则他们就不满意。想必各位河友看出来了，”公有制“在当时（指1960年以后）相当于今天美国搞的”政治正确“。有人说，这主要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就是个左。说这种话的人有没有证据呢？他们有证据，比如毛泽东尽管曾经表示过，可以搞”包产到户“的试点，但后来又给“推翻”了，坚持只能”退“到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这个底线。大家应该知道，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意指队内的各户得平均分配，而包产到户本质是以家庭为最小核算单位。自然，就所谓的”理论“而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相对”公“，以家庭为核算单位则绝对”私“，左派无法容忍“包产到户”的存在。这个证据是否成立呢？答案是不成立。因为左派对”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也是要反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一度突然转变态度，不像之前那么反对”搞个人崇拜“的原因。如果不动用”权威“，连毛泽东都”压“不住这些大讲”政治正确“的左派。可是，为什么毛泽东坚持只能退至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这个底线呢？这是因为 当时除了左派力量很大之外，右派的力量也相当大。在当时的中国，右派中的多数，倒不是想开历史的倒车，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而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可以好好享受了“；一种是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大家都意识到啥时候能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人说得清“，也就是说，反对有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大家看，再一次出现了时间表。如此，我们就能明白，毛泽东所坚持的”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这样一个底线，是另一种形式的时间表，其目的，是为了反右。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之”左"，需要加一个引号，他的“左”跟左派的左，不是一个性质。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这样的“左”派，既要反左，亦要反右。

也许，“文革”这样的运动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重演（注意，不是说在美国重演）。今天大讲“政治正确”的美国这样一个左派，其命运就当年建国后中国的左派一样。

我们要完成一个任务，往往需要时间表，如果没有时间表，则非常有可能“流产”，这是大家都懂的道理。可是，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拿出时间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得将时间转换成空间。

比如，尽管党中央起初跟西藏上层约定不搞时间表，但是，西藏自治筹备委员会（起初是另一个名称）是一早就成立了的。这样一个筹备委员会的本质，就是将时间转换成了空间，并且预期到后来，又将空间转换成时间。也就是通过西藏自治筹备委员会的努力，跨过没有时间表的第一个阶段，转入有时间表的第二个阶段。

我们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也是如此。我们是先提出来，一国两制至少五十年不变。那么五十年之后呢？没有说。没有说是什么意思？是永远一国两制吗？不可能，既然是一国，就得一国一制，最多也只能类似于民族自治区那般。

还是同理，我们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也没明确的时间表，这难道意味着我们不会统一台湾吗？台湾是一定要统一的。至于到底用什么方式统一，只能说，我们 希望最好是和平统一，但形势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么，该武力还会武力。

全人类最终要统一，今天是不可能拿 出时间表的。在没有时间表的情况下，怎么开展工作呢？这就是我在主贴里提到的各种举措，当然，远不止这些。

共产主义这个词，相当的虚，比起共同富裕而言，要虚得多。因此，在当时，坚持“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也是将时间转换成为空间。因为在那个阶段，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贫富差距很快拉大（在解放之前的解放区中就已经发现，贫富差距的扩大，其速度要比人们想象得快得多——这是重中之重，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为什么当年的中国会有左派，无法正确理解今天的美国为什么抱着自由二字搞政治正确），那会的中国实在是太穷。今天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今天的中国相对富裕了，水涨船高了，在绝对值上升的情况下，对贫富差距变大的容忍度就会大一些。

可能会有人问：“你说的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这个我听懂了，但是你说不给出啥时候搞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但坚持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这个底线，就叫时间变成了空间，我理解不了。”

以什么为基本（或者说最小）核算单位，就是在“划圈子”。基本核算单位，可以划到户，也可以划到小队，也可以划到大队，也可以划到公社，还可以划到县、省，甚至一下划到国。这些划分法，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又一个的同心圆呢？最终确定划到生产小队，是不是在空间上找到了位置呢？同理，解放前，坚持争取团结中农、富农、小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也是在“划圈子”。依左派 的划法，这些人都是“圈外人”。这么“划圈子”也是将时间转换成为空间，因为在那时，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中国革命何时能成功，何时能建立新中国，在1921年、1931年乃至1941年，都不可能拿 得出中国革命成功的时间表来。

邓小平时期，搞“包产到户”，基本核算单位划到了户，在空间做了变化。具体成因很复杂，但这么一变，出现了两个变化：整体经济上来了，贫富差距拉大了。这不能说有得有失，只能说，事情必然会这样，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特征。下一个阶段会怎么搞？我认为这个事情非常 复杂，因为我们 不光要面对国内的情况，还要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去国际舞台“唱戏”。

另外，我需要做补充的是：以前，我对邓小平搞“包产到户”的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整体经济上来了、贫富差距拉大了之后，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后果，一些领导已经不是脱离群众这么简单了，一些企业家已然变成了玩弄老百姓的反动资本家了，还有一些人“肚圆”之后失去了人生目标，百无聊赖、娱乐至死。我看到了这些变化，跟大家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可是，我逐步认识到，“这能算是邓小平的错吗？”我们必定要改革开放的，如果我们的整体经济不上一个档次，如何才能在国际社会站稳脚根呢？那么，在必须要加强对外贸易的前提下，不“包产到户”、不“私”一点，怎么才能不断扩大经济规模呢？窗户打开了，苍蝇蚊子是免不了的。我们总不能说开窗户是错吧。至于有人说，你开了窗户得安上纱窗啊？事后诸葛亮人人都会做，并且，请教一句，如何安上纱窗呢，给一个具体的办法好吗？退一步讲，党中央在有些问题上处理得不够老练，那么今天的扶贫、打击金融乱象、惩办贪腐，是不是也能说是亡羊补牢呢？做人，得向前看。中国是一定要走上国际舞台的，是一定要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

欧洲的关键在于老，美国的核心在于新。

欧洲太老了，老奸巨滑，美国毕竟年轻，年轻就是资本。

若要我用打比方的方式来说，老欧洲不是左、右的问题，而是“极”的问题，也就是相当反动。不少人认为应该防着美国，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老欧洲才是最坏的，老欧洲里面最坏的，就数英国了，好比“林彪反革命集团”。那么美国呢？美国就相当于我们那会的左派。中国多数人是右派，这些右派打算“把门关起来”，也就是民族主义在升温，缺少雄心壮志，或者说看起来很谨慎其实是一种保守的退缩。党中央就好比毛泽东，是个“左”派。美国的这个左，跟中国多数人的这个右，放在国际社会这个层面，都只能算成“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跟美国搞得太僵。美国现在搞“政治正确”搞得很厉害，很像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并且从目前来看，貌似好像还没有达到“高潮”。我分析，这个“高潮”到来之前，得先把老欧洲“办了”。之后，我们估计还得“容忍”美国这个左派继续在国际社会搞事情，一直搞出“高潮”。这个“容忍”的意思是，除非迫不得已，我们不能跟美国翻脸。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美国年轻既是资本，也是“雷”。老欧洲在背后使坏呐，引导着美国堕入深渊。单靠 美国自己，恐怕风险太大，所以我们的党，得尽一切力量阻止这种可能的发生！简言之，我判断，在国际社会这个层面，类似于“文革”这样的事，是有比较大可能发生的，但不至于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那也会搞得个“鼻青脸肿”——这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能争取到的结果。

名实问题就是指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之问题；总分问题就是指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之问题；转换问题就是指“移形换位”之问题。

“有的人认识不到自己是硬币的正面或反面，自然也就认识不到硬币的存在”这种情况，我们既可以将它归类为“名实问题”，亦可以将它归类为“总分问题”。

正因为如此，在有些语境中，我会说“西方人傻的，从硬币的正面跳到硬币的反面，还自以为革了自己的命”，而在另一些语境中，我会说“西方人脑仁太小，缺乏大局观，总是把局部当成了整体”。为什么“我的嘴巴这么厉害呢？”

原因就在于，可以“移形换位”。

移形换位有两个内涵：

其一、人的脑子可以“倒”过来。树根往土里钻，树枝往天上长，这是无法倒转的，然而人类可以用自己的脑子轻松完成倒转这一动作。

有人分析，这是行为塑造思维，跟我们眼球的工作机制有关：人类的眼球如同一个凸透镜，视网膜上的成像都是倒像，而大脑要经过编译才能将这些倒像还原。简言之，有一派学者猜想，人类在本能的作用下时时刻刻在练习倒转，这会影响到人类的思维方式。

不过，说起来轻松，也不总是那么轻松。有一次我女儿歪着头倒着看谱子，我笑她“不累吗？把谱子倒过来不就行了？”她才恍然大悟。她小时候写作业，作业本左了或者右了或者上了或者下了，她总是挪身子，而不是挪本子，为这些事我也时常笑她。

其二、一定会有一个层级问题。诡辩的招术之一，就是把不同层级的问题搁一块来比较，或者关联，也可以理解为“有意的通过改变焦距来扭曲他人的表达”，好比一个指着一幅人物照说，摄影将焦距调至某个程度，从使得背景虚化，这就叫不尊重背景；又好比一个人拿着显微镜去端详奥黛丽赫本的脸，最后得出结论，此人丑到无法形容。

如此，“名实问题”跟“总分问题”不算难，最难搞的就是“转换问题”（移形换位）。

会转的，能把一切坏事变成好事；不会转的，能把一切好事变成坏事。

比如，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基本原理，毛病一箩筐，但是我党、尤其是毛泽东，很善于“借鸡下蛋”，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着悖论”，而是“创造性的发展”它。

又比如惠子自认为自己对名实问题研究得很透，自己是“逻辑学大师”，可是庄子轻松将他“秒杀”（详见《子非鱼》）。

这是两个把坏事变好事的案例。

那么什么叫把好事变成了坏事呢？原本是要一个百家争鸣，期望大家的思想越来越解放，结果越辩越混乱。今天不少人的思想极其混乱，这就是“铁证”。西方人很“善于”制造混乱（在这里，我讲的“善于”是另一个意思，指的是他们的命运），没有中国人去领导他们，他们永远只能在悖论中挣扎。

人类的语言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必须还得有一个“意会”。

当你发现自己“说不清、道不明”时，特别是当你发现自己在说“车轱辘话”时，说明你已经“尽力”了——就表达而言，你已经达到了人类语言可以达到的极限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也就是阅读方，他能不能“意会”，已经与你“无关”了。

关于人关的语言问题，是归到“名实”合适，还是归到“总分”合适呢？你会发现，都合适，又都不太合适。😁😁😁

有的人总是去所谓的“质疑”别人，相信“阴谋论”，不完全是因为人之本能“爱解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无法协调“名实问题”、“总分问题”、“转换问题”这三者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们理解不了，为什么有时候会说“尊重他人的习惯、风俗”，有时候又会说“移风易俗势在必行”，他们最理解不了的是，这两句话是由同一个人说出来的。他们理解不了，就会说，这个人“真能扯”，“永远有理”，或者会说，这个人喜欢玩弄权术、愚弄他人。

中国人早就在理论层面，把“名实问题”、“总分问题”、“转换问题”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讲透了：太极生两仪，阴生阳，阳生阴，无穷尽也。太极生两仪，指太极分成了阴和阳；太极生两仪这个动作也可以定义为阳，自然就必然存在“两仪合太极”这个阴。到底什么是阳，什么是阴呢？只可意会，无法言传。

不同意基本预设。

不管是谈论的内容，还是谈论本身。

最常见的，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是……立场问题。

只有我这样隔几天换一个说法的才是表达问题。

我的不同意，是指你的表述有很大可能误导别人。

“会说话的”，一定会说“车轱辘话”，表达到这种级别，说明他的表达已经无可挑剔了。如果这个人，只是一般的说“车轱辘话”，也就是说一说就不说 了，说明他对人类语言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解。

也就是说，说“车轱辘话”有两种情况，一种大愚若智，另一种，大智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