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别忽悠我，让我右手砍自己左手 -- Ace
父亲发工资只发80%。剩下的工资单位要求买国库券。后来生活紧张时，父母会把国库券低价卖给收国库券的人。
根本不需要论据和批驳过程了？太牛了吧？不知道您是否自认为毛派。如果是，评价下这个故事如何？
服务人员齐声说：“张玉凤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我说小张不好。”
服务人员不解其意，七嘴八舌地说，“小张是个好同志”，“ 张玉凤是我们学习、工作的榜样”。毛泽东听后笑着说：“我说小张不好，你们非说小张好。你们说我一句话顶一万句，其实一句话都没有顶用，怎么能一句顶一万句呢！”
服务人员听到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才认识到毛泽东这次谈话中蕴含的丰富哲理和内涵。
看到大家在沉思，毛泽东又说：“人的一句话怎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成一万句。”
请比较下我的一系列带引用和分析的长回复和您自己的一句话回复，站在中立的角度，哪个更有收获？哪个更符合西西河精神？不客气的说，不看入河时间看行为，老河友这个称呼，我比您更配得上。再多说，我怕又变成意气之争了。您自己思考吧。
哈哈哈。
我外曾祖父好歹还有点田，解放前去世，分给我外公几兄弟，幸好分了，平均下来很少，解放时还是算贫农。
我爸那边更穷，我爷爷连一块地都没有，听我妈说，解放前是帮地主种菜的。我爸从小就兄弟不和，所以极少听他回忆以前的生活。大约十多年前有次出去吃饭，我点了道猪油渣炒番薯苗，我爸没碰这道菜，回家，我妈告诉我，老爸是小时候经常吃这个，水煮的，没油没盐，吃怕了，我才知道老爸小时候也很苦。
有时陪他们聊天，他们感叹的最多就是，什么好事情都赶上了，解放了，他们翻身有机会可以读书，改开了，老爸可以下海挣点小钱，退休无忧无虑，老妈的大学退休金，现在怎么吃，都用不完。。。。
对他们来说，毛主席非常伟大，让他们可以翻身，邓小平也很伟大，让他们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而我父母真的都是普通人，没有后台，也算不上富贵，能有今天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我看得出，他们是真心对共产党感恩戴德的。
当年要肉票，供应紧张，至少在广州，到80年代中期，都是限一个人一月一斤的。
我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当年是怎么解决的？
前30年的普遍性，肯定是农村、农民。
小学时候看一本全国作文竞赛的优秀作文选，有一篇记忆深刻，说一家人攒了钱出去买电视，然后看到银行门口排队买国债，于是用买电视的钱买了国债支援国家建设，更邪乎的情节是买了国债后，把凭证点火烧掉了……
不知道这位作者写的是不是真事，也不知道这位作者现在还记不记得这篇获奖作品……
可怜我看的时候，既不知道电视是啥，也不知道国债是啥，光顾着对作文里面描述的图书馆流涎三尺了……80年代的事。
没经历过太大的生活考验，因为自身经历感谢谁，这是一种朴素的感情，感谢国家感谢党吧……
在这贴下面理理关于影响产量，以及的几个因素对比：
一个是生产效率
另一个化肥与种子
之后是生产人口
最后是人口总数
没有数据，只能是估算：
假设集体制比承包制生产高50%
化肥跟种子改良前后对比，假设后来的高100%
农业劳动人口入城务工，假设减少30%
人口约莫增加10%
这么粗看的话，优劣差不多互相抵消，实在不见得可以放心取消粮票啊。。。。
应该就是三年困难时期了，我父母应该都是在读中学，老爸从来不提，老妈提过是饿到水肿，没东西吃，要吃糠。。。
呵呵，他们倒也从来没因此抱怨过。。。。
或许没有普遍性，我妈的村里，连她在内，文革前只出了3个大学生。。。。
大学毕业离京工作，80年代末全家调回北京。我岳父得过国家设计金奖，是中国第一批注册机构师。我媳妇是女承父业。
工民建专业接私活很容易，尤其是京城。我岳父很早就干私活，退休后干得更欢。我媳妇从上大学起就开始给老爸打工，工作后接着跟老爸干私活，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比我有钱多了。我第一次吃必胜客就是媳妇带我去西单必胜客，当时还是比较奢侈的事情。还有就是到赛特买衣服，一件宝姿小西装1600，这是99年的事情，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当时觉得这个媳妇好难养活呀。我是机械专业，虽然专业不对口，但是力学、画图纯熟，又给媳妇打工(其实我的手比她快多了，就是她把自己的活派给我，然后做监工
)。等我们出国后，老人没有了帮手，才淡下来。
老人家最近这些年观点变了很多。开始是医疗，老人退休后享受副处级待遇，但是各种事情看多了，特别怕看病没钱，手里攥着一大把钱(前几天跟老校长的儿子聊天，发现老校长也是这个毛病，老校长可是正厅级的)。10几年下来，病倒是没得，辛辛苦苦攒出来的钱眼看被贬得差不多了。眼瞅着这样下去，有生之年没准钱就会贬得干干净净，就开始抱怨政府不控制通胀、控制房价。
老人现在觉得，以前虽然穷，但是不担心未来，因为遇到难处，组织不会扔下你不管。现在呢，基本是各人顾各人，一旦被社会抛弃，成了社会变革的牺牲品，就杯具了。
所谓改革，改的其实是利益分配。邓的改革，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受益者。而于此对应的是，广大农民、工人大多是受害者。
可以说河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受益者。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我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是最大的受益群体：上大学赶上了不要学费的末班车，上研究生发工资(252块)、赶上了毕业包分配的末班车，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躲过了低工资......总之，好事基本上都赶上了，但是为什么还要抱怨？我觉的有两个原因：
1、这种“好事都赶上”，既无法体现社会的公平、也难以保证持续的发展。我们之所以能赶上那么多好事，一是因为享受了上一辈艰苦奋斗的成果，二是因为在同一时期，广大百姓饱受各种煎熬(工人下岗、农民收白条)，三是因为透支子孙(房地产政策就是透支子孙，环境问题也是)。
2、害怕哪一天成为这种不公平的受害者。现在回头看：刚刚该开的时候，农民也爽了几年，然后就杯具了，作为农民，其中的苦难，我感同身受；工人在80年代是何等的风光，90年打大下岗也悲剧了；前几年石油从业者也很火吧？这两年也杯具了。
你就不怕，哪一天，火星子溅到你头上吗？
改开之初，知识分子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是非常小的。牺牲广大工农大众，把资源省下来给知识分子发糖，自然效果好、见效快。而且知识分子有话语权，得了好处可以吹喇叭。
相比之下，主席就太愚了，那么大的人口基数，同样的糖，分给知识分子，一人分10块还有剩，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一起分呢，两人分一块还不够。而且老百姓嘴拙，就算吃了糖，也不会吹喇叭，两人分一块，还容易产生矛盾，妥妥的出力不讨好。最为最高统治者，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反倒时时刻刻想着底层百姓。所以主席说自己准备“粉身碎骨”，绝不是说说而已。
在当下的中国，红酒是什么概念，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和我妹夫合伙搞了一个帮助贫困亲友的项目，就是从南美、南欧进口红酒，以纯成本价给贫困亲友，让他们去推销，效果不错。有个亲戚一家6口齐上阵，去年一个春节挣了4、5万块钱。但是......，他们自己一瓶最便宜的都不舍得喝。
你的红酒、小菜，离中国广大百姓还非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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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接着说：
现行的分配制度，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在加拿大买第一套房的时候，凭工资供房子是非常非常轻松的。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虽然房价涨了很多，但是refinance第一套房做首付，然后租出去(利息可以抵扣租金收入)，依然比较轻松，但是前提是有第一套房子做底。收入增长远赶不上房价的增长，如果没有第一套房做底，我要买这种大房将会非常非常困难。加拿大10多年下来看的非常清楚：10多年前贷的那点款，等到今天微不足道，所以只有不停地贷款才能享受资本主义优越性。基于这个出发点，我买了第三套房，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房子不贵，贷款不多，租出去不心疼----因为我深信，再过10年，这点贷款将会微不足道。
与之对应的则是：一个朋友的女儿，多伦多大学毕业，嫁了一个当地白人同学，两口子工作数年买不起房子(双方父母都没有帮忙的能力)。
换句话说：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双职工工薪阶层贷款供房是非常轻松的，现在如果没有父母帮忙的话，基本不可能了。以加拿大的人均资源水平，短短10几年时间，专业工作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如此之快，中国如果沿着同样的路走的话，又会如何呢？
当然，我相信河里的大多数人目前都没有这个担忧。因为很多人有能力帮子女付大学学费、房子首付的。但是：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王朝，土地兼并的趋势都是不可逆转的。土地兼并到了一定程度，再遇上灾荒，就是自耕农、中小地主破产，然后就是天下大乱，社会被重新格式化一遍，顺便带走将近一半的人口陪葬。
我们中的很多人所处的位置(所谓的中产)，是否就相当于当年的自耕农、小地主呢：有份工作足以糊口、有套房子自住，还有个租客交房租？
现在的经济危机，是否就相当于当年的灾荒呢？
以苏联解体、全球化开始为初始状态，我们这代人，由于离初始状态不远，顺便跟着统治阶级捞了点好处，还可以给子女留下仨瓜俩枣，但是再往后呢？
底层民众的利益如果被任意的牺牲，随着底层的枯竭和上层的贪婪，火自然会慢慢烧到我们这些自以为是既得利益者的自耕农身上......
美国的中产在过去的数十年大幅度萎缩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受害者主要是铁锈地带的蓝领。知识阶层(海外华人的主体)并没有被波及，甚至因此获利。然而随着各种外包、各种全球化，各种AI，如果这把火烧到了大家的头上，大家有准备吗？同样的道理，中国如果沿着同样的道路狂奔的话，以中国的人均资源水平，那些现在那些自以为是的所谓中产、小资，或者他们的后代，将会面临什么呢？
幸福的人们大吃大喝，开大汽车，大彩电里天天演河殇，现在呢？
想独树一帜，没点儿镇国之宝，分分钟就灭了你。
看一下数据：
中国历年粮食产量、人口和人均粮食量总览（1949～2016年）
新中国农业分5个阶段：
49-58年，10年粮产翻一番。大国做到工业产量10年翻一番都极不容易，粮产10年翻一番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59-62年，困难时期，没啥好说的。
63-99年，连续36年粮产量几乎呈直线的上涨，375%的增长，也是相当惊人。包产到户是大潮中的一个小浪花，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大趋势。同时也要看到人均粮食产量到1978年才全面超过1956年。老百姓觉得走了弯路，也可以理解。
2000-2003年，粮产量大滑坡堪比三年困难时期。2000年初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但这段时间，人均粮食产量超过350公斤之后普遍温饱得以解决，掌握主要话语权的城市人群并没有感受到明显变化。
2004-至今 连续12年粮食增产，增长幅度不如建国初那段时间，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局面。
因为人视野局限和资料不足的影响，我们与其在这里做各种低水平的争论，不如看看忙总的
看看党内中层干部是怎么总结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极其精彩，引用一部分的内容
因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改革开放之初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原因不仅仅是广大农民劳动投入的增加，更主要的是由于国家对乡镇企业的政策倾斜、国内化肥生产的增加和大量进口、粮食进口政策对于城乡粮食供应的改善和支持高成本蔬菜生产模式的巨额财政转移等因素促成的。
其实对农发组当年为了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提供的理论基础：人民公社劳动效率低，阻碍了农村生产潜力的发挥的结论，国内一直就有不同意见，例如张江华通过分析1973--1978年广西百色地区一个生产队的会计资料，为人民公社集体劳动效率低提供了一个反证，认为至少在中国某些地区集体时期的工分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劳动激励制度。
现在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当年瓦解人民公社，实际上还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治操作，并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判断。这种急功近利的政治操作留下的后遗症将需要我们后代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来买单，并承担相应的粮食安全风险。这个代价是否合适呢？由历史来回答吧。
时间就是一个照妖镜，不管曾经包装多么好的，终将原形毕露。
你既然认为中国人当时不合适乘坐汽车，我们就不看汽车行业。
看看同期农业发展情况。这是河里左翼的一面旗帜，时不时就拿出来晃一晃。
从50年到78年，产量涨了没有？涨了，很多，但是成本呢？到78年，农村人口已经增加到8亿。我没查农业劳动力是多少，反正当年农村也没别的产业。
同期国际水平呢？
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美国农业人口从２３００万降到６２４万，农业劳动力从５４６万降到３３０万。
这种效率无非两个结果：
1，财政破产
2，如果不想破产，就降低成本。换句话说，用剪刀差剥削农民。
70年代末是技术差距最小的时候？你就做梦吧。啥都供不上，啥都做不出来，自行车要票，大宗出口是猪鬃桐油生猪……北京街头马拉大车跑得欢呢。好像到90年代初还见过。
在天津管过一个厂，进了台包装机。天津包装机械厂的来拍了很多照片。现在不知道国内包装机做得如何了。
现在是国外啥都做不出来了，订点设备上的东西都得回国。天翻地覆。
州每天若干车皮的主食副食。一旦关闭，香港三日变臭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