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张召忠谈运十说起 -- qq97

当时的任务是磨刀。这才是搞飞机的正路。很简单的道理。

组装MD82没法维持研发队伍，积累设计经验，这才是运十的价值所在。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10—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后三十年的基本套路

　　叶文福自己说得很清楚:

　　"《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现在正面回答您的问题：《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首先，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诉您，我谁也没写。

　　是的，我是谁也没写，我写的是中国，我写的是中国给我的现实。

　　我是个文学家，是个诗人。文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也告诉您，我不可能去写某个人，某个事。当我把整个创作过程如实告诉您，您肯定会相信，我完成了一个文学家应有的诚实，也完成了一位诗人该写的作品。

　　我所在的原军委工程兵机关大院在北京西郊玉泉路附近的太平路14号，与当时的铁道兵机关大院之间只隔着一所小学和一所十一学校，很近，我和铁道兵机关不少诗人关系都很好，其中有一个叫李武兵，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1968年入伍。因为是同乡，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爱人沈玉仙是北京人，于是他们在机关有一套一居室，虽然不大，但在那年头，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我是单身干部，有时在李武兵家，碰到饭就吃饭。

　　有一次，大约是1979年的春天，我到李武兵家去，进门就看见他们3岁的女儿燕儿。我知道燕儿进了铁道兵机关幼儿园，而铁道兵机关幼儿园在西四一个全军都有幼儿园的特大院子里，离铁道兵机关很远，只有星期六下午才由机关的车接回来，在家过一天，星期天下午再由车送回去。那天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燕儿怎么在家里呢？我并没有想许多，随手抱起燕儿，说：“燕儿，怎么今天回家来了？想家了？”就是这么随口一问，惹出了天大是非。

　　坐下之后，李武兵叹了口气，说起燕儿为什么没上幼儿园的原因。

　　西四有一片罕见的特大院落，出门是闹市，进门是全军高级干部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都不需要出院门的学校。其中，铁道兵的幼儿园也在里面。李武兵说的这个院子“文革”时我进去过一回，那时是满园皆狼藉，奇花异草、钢琴、教室等到处砸得一塌糊涂。据说这个院子的规模是五十年代就有了的，现在这一代中央级领导人中，不少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长大的。我们工程兵为什么在里面没有一分地皮呢，因为工程兵是六十年代才筹建的。

　　“文革”后，许多“文革”中被打倒了的高级将领再也不愿住在本军兵、种的机关大院里的将军楼里了，便在这个隐秘的大院子里自己军、兵种有幼儿园的地皮上。拆掉幼儿园，盖上了自己的将军楼。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么干的，反正这个举动一传十十传百，几乎所有的将军都这么干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惹起将军们众怒的根本原因。

　　有不少人一直以为我写的是陈再道。事实是，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与陈再道有不少联系，就连陈再道本人也以为我是在写他而吓得非同小可，但我确实不是在写他。再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是在我眼里，一个将军并不算什么大角色，还够不上我的作品里的主角的资格。这不是我有什么骄傲，而是作为一位文学家应有的大视野。

　　我关心的是：我的民族道路的走向。

　　陈再道不是京官，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武汉当武汉军区司令。待到他到铁道兵当司令，一开始还真的没有地方安家。

　　铁道兵在五棵松有一块地皮，铁道兵招待所就盖在这块地皮上。陈再道一家一时没有住处，怎么办呢？铁道兵赶紧在自己的地皮上给他盖了一所将军楼。那时，别墅这个词早就被轰轰烈烈的革命掩埋了多年，所谓将军楼就是别墅，别墅就是将军楼。

　　在这座将军楼施工期间，陈再道一家被安排在铁道兵的招待所里。招待所一共有五层，第五层都给了他一家。

　　给陈再道的将军楼很快就盖好了。据说是花了36万多。

　　有人说，36万多算什么？不如现在贪官的一个小指头。

　　不对。

　　我给您算一笔账：1953年—1957年我上小学时，汀泗桥街上的米糕是一分钱一个。现在，街上同样的米糕，是3块钱一个；

　　1958年，我上咸宁初中时，每月的伙食费是统一七块五。现在的学生，一天的伙食费50块钱不够。

　　按照这个比例，就是说，从5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货币贬值了300倍。

　　用这个方法去计算，说陈再道的将军楼当时花了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该不为过吧。而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几个亿呢？

　　如果当时陈再道接受了这座将军楼，天下也就没这些是非了。偏偏他查看之后，一句话不说就袖手而去。所有的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为什么他看不中呢？中国人主子会当主子，奴才会当奴才。铁道兵的奴才们一下子就知道了个中奥妙。

　　五棵松位于军事博物馆之西，公主坟之西，1979年的五棵松，在北京虽说不上偏僻，但绝不是繁华地带。这么好的设备而不要，这就不是别墅本身的问题，而是所在地段不好。

　　哪儿好？西四好。

　　铁道兵在西四那个特大院子里有幼儿园，于是拆掉那个幼儿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攀比。

　　住进西四那个院子里的将军们，有不少是中将、少将，他们比陈再道不仅级别低多了，功劳，名气，都无法与他比。他们能住进去，陈再道竟进不去，而住在五棵松这个偏僻地带，公理何在？

　　以上就是李武兵告诉我的基本情况。

　　我在《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前头有个小序，简述了这之间的大概情况。因为是诗之序，不宜过长，所以读者也就无法知道拆幼儿园背后有如此深刻的背景。1979年在沈阳写的《到底写的谁》的文章，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允许，也就没有具体说。今天算是交代清楚了。"

　　1979年8月的《诗刊》上发表了叶文福的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解放军报》、《文汇报》等报刊纷纷转载，一些电台也播出朗诵节目，一时间成为震动全社会的热点事件。其原由很简单，此诗针对一个拆迁事件——一位文革受到迫害的老将军，复出后给自己盖楼，不惜下令拆掉幼儿园发出的呐喊。

　　作者在诗中呼吁：我的将军!第一次长征--你征服了大渡河，而今天--新的长征，你想过了没有——你再后退一步--就会变成了--大——渡——河——不!牛金星的悲剧--决不会重演——因为人民--决不会--沉默!但愿我的诗句--也化作万钧雷霆，挟带着雄风--冲进你的耳朵，冲进你的心窝，在这新长征的路上--且听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一道--大喝一声：“将军，不能--这样做!”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平民百姓生活水平很低，某些文革中受过冲击和迫害高级干部，官复原职以后，以权谋私，在住房、出国等方面近水楼台先得月，引起了公众的不满。这首诗批评的将军虽然是个案，但恰好传达了舆情，所以产生了新诗诞生六十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强烈反响。

　　1981年，《诗刊》受中国作协委托，举办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此诗得到的读者赞成票高居榜首，自在情理之中。当时投票没有商业因素渗透其中，选票都是靠邮寄，表达的都是真心实意。然而，这首诗获奖还是遇到了麻烦。曾经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要职的作家刘白羽，原先对这首诗评价很高，不知出于什么背景，他给诗歌评奖委员会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认为此诗“对于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尊严和荣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并说“此诗发表后不久，即受到中央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的多次批评，引起部队的广大同志的反感。”坚决反对这首诗获奖。

　　《诗刊》收到这封信以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然后，给作协党组打了一个报告，报告开宗明义说：“我们召集编辑部同志开会，讨论了白羽同志给诗歌评奖委员会的信件。一致不同意信中对《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的评价，强烈要求评委会坚持评选。”他们说，“如果为群众公认的好诗不能《将军》不予评奖，这次评奖就毫无意义，建议取消。”他们还地陈述了理由：说明此诗“是在尊敬革命前辈的前提下来批评他们的某种缺点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事业更健康发展，更兴旺发达。”

　　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诗刊》毕竟是中国作协下属的刊物，必须服从党组的决定。最后，只好以变通的办法，将叶文福的另一首诗《祖国啊，我要燃烧》评为优秀新诗，《将军，不能这样做》与大奖无缘。叶文福心里不痛快，有话就要说，于是应邀到一些大学发表演讲，其演讲内容又被上报到了中央。

　　邓小平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这下子让叶文福陷入了没顶之灾。他是军人，在单位日子很不好过。据他回忆：“床被专案组办公室的人占领着，夜里不能睡，一轮一轮的检讨，永无止境的深刻，逼得我动用世上最可怖最丑恶的词汇来诬蔑和侮辱自己。我已经活不下去了，为了维护作为人最起码的尊严，我时刻想死，时刻在想以什么方式死，在何时何地死合适。”直到1986年，他以副营职干部转业到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

　　然而，叶文福在高级干部中也有同情者。他所在的工程兵副政委刘月生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1982年叶文福压力最大时就当面安慰他：“不就是写个检讨吗？写就是了。叫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都写过检讨，不也过来了？”到了2006年，已经90岁高龄的刘将军再次遇到叶文福，特意对他说：“不，你没有犯错误，犯错误的是那个时代！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看你的，就是专门来对你说这句话的！”

　　刘将军说这个话是有底气的。因为他本人行得直，做得正。他和夫人王世昌晚年节衣缩食，捐款20多万元，在河北顺平县常庄修建希望学校。王世昌几乎每天都盯在工地上，餐餐都和工人一起喝稀饭、啃馒头。为了省钱，工地上的废水泥袋、破纸盒，都要捡起来卖破烂入账。学校建成后，他们每月从离休金中拿出1200元，建立奖励基金。他们让学电脑的孙子自费到学校去帮助安装调试电脑，而且特意交代：“不许吃学校的饭”。

不坑才见鬼了。

马社香的《前奏――毛 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 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 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当时被骂得一塌糊涂。

包钢的投资即使缩减了一半还是比三个一汽的总和还大。

毛主席误以为只有农业才能为重工业提供足够的市场，其实不然。

靠世界市场在70年代以前基本不太可能。

鸦片战争前中国出口很牛行不行？顺差大到东印度公司要破产。

不然英国也不用打鸦片战争了。

明朝中后期外贸如此发达，顺差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成了“世界银窟”。墨西哥银被西班牙开采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