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 林风清逸

景帝的确刻薄寡恩，当袁盎建议杀晁错议和时，居然说“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

不过，晁错也有取死之道。当七国兵马逼近，他居然建议景帝亲征而自己在后方留守。更要命的是他甚至建议向吴国割地求和。（“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哪有让皇帝出征而自己缩在后面的。刘邦亲征，萧何留守也不是萧何自己建议的。而后面让皇帝和吴国割地求和更是莫明其妙。盖力主强力削藩是他，真打起来了立马变软蛋的也是他。如此出尔反尔，皇帝怎么会放心让他在后面留守？

君臣能否始终主要是个互信的问题。皇帝人人想做。对于臣子，皇帝永远是不放心的。所以在制度上皇帝必须保证自己独大。实在必须把大量权力交托给某个大臣时就不得不对其提防。秦始皇将全国的主力交给王翦去灭楚。汉武帝将全国的主力交给卫青去打匈奴。对于人主来说都是属于太阿倒持，怎能不战战兢兢，神经过敏。而作为臣子如果不想取而代之，又不想被干掉的话，就必须取得皇帝的信任。

所谓贪腐，所谓自污并不是真的说这些措施能够防止夺权。而是执掌国柄的臣子在向皇帝表明一个不想夺权忠于皇帝的政治态度。而皇帝其实也就是想看到这个态度罢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原来的部下突然升职了，你是不是会看他对你是否还和往常一样对你尊敬？如果那人得意洋洋，对你不太恭敬了，你是不是会“看穿”他的人品，并据此预测其动向？

君臣之道无非如此而已。

推恩令不是武帝的发明，贾宜早就提出了基本思路。但谁也不是傻瓜。贾宜想得到后果，诸侯王们就想不到后果？就算想不到，贾宜的文章也是能看到的。所以文帝没办法搞推恩令。无他，文帝本就是诸侯王上位，是个弱势皇帝。其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向周勃、陈平之流夺权上。削藩实在不是主要矛盾。而强大的刘姓藩王在外还有助于文帝巩固权力。

到了景帝，他难道不想和平解决？问题是这时候诸侯王已经尾大不掉，真搞推恩令的话人家有的是办法对抗。而到了武帝，他老爹已经把最强大的诸侯王打掉了，中央的军力达到鼎盛，这才有条件搞推恩令。其他诸侯如果不愿意接受推恩令，那么七国的下场就是榜样了。

明、清的情况都是一样的。不把最强大的诸侯用武力削平，那么就根本没有搞推恩令的条件。只不过建文帝武力削藩失败了，而康熙成功了而已。从本质上说，武力削藩是当时的唯一选择，剩下的只是执行力和运气的问题罢了。

中国历史上皇权和相权一直在斗争，总的来说越到后来皇权越重，相权被削弱。但这里指的是制度，而不是个人能力。

举例来说，秦汉以宰相总领群臣。宰相的权力很大，可以直接发布政令。政府的构架是相权（行政权），军权（最高为太尉或大将军）和监察司法权（御史台）分离，皇帝居中平衡。但是这个结构中相权和军权的比重太大。稍有不慎就会形成权相（例如霍光）或军阀（例如董卓）上位。

唐朝开始分散相权，宋朝拼命打击武人，这都是从制度上削弱二者，把二者的权力收归皇帝。然而即使如此皇帝也仍然和实际政务隔了一层。于是到明清又一变。这回由于朱元璋的控制欲和不安全感，他干脆废掉宰相，直管六部。后头的皇帝没他那么能干，就设立内阁。内阁表面上看是类似唐宋的多宰相制度，实际上皇帝不首肯，任何命令都是发不出去的。所以只是一个秘书处加高参的部门。而明朝皇帝生怕一个秘书处还要搞欺上瞒下，又搞了司礼监。所以从制度上讲，明清的皇帝权力最大。整个政府系统没有皇帝的话就不能运转了。这一点从嘉靖和万历针对性得和群臣闹别扭搞得政府运作不畅就可以看出来了。

而你所说的问题其实是皇帝的个人能力的问题。这个问题每个皇帝都会碰到。实际上也不局限于皇帝，每一级的主官，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如何掌握部下，驱使部下的问题。主官的个人能力强，解决的好，主官的权力就大。主官的个人能力差，他就会被部下架空甚至坑害了。

那么制度又有啥用呢？制度的作用就是划出一个权力游戏的框架来而减少博弈的成本，保证权力金字塔的基本结构。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相权再大，从制度上说宰相也是皇帝的仆从。奴大固然可以欺主，但欺主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翻盘有先天的道德和制度优势。也就是说，从制度上讲，宰相永远不能大过皇帝。当然，宰相可以篡位。但是篡位了就是皇帝而不是宰相了。新皇帝就又要对付新宰相了。

选拔制度决定了选拔产物的能力水平。

这不是混为一谈，而是二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一般来说，皇帝就是在三五皇子的范围当中选一个做皇帝。而丞相呢？最顶级的可能也是三五个人的范围。但是这三五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从更广阔的范围里选拔出来。比如至少是省部级干部。而这些省部级干部又至少是从各司、州府一级选拔出来的，然后还有各房各县……其选拔范围至少是以千计。如果再兼容临近年限的官员，说是以万计，距离真相也不会太远。

而皇子们的选拔范围大多也就是三五个人而已。

五个人里面选一个，与成千上万人里面选一个，二者比较能力，谁更有几率强一些？

我这还只是计算了选拔范围造成的影响，还没有计算选拔过程对参赛选手的锻炼。

三五个人的见识是有限的，千人万人的见识则远远超越了三五个人。三五个教育氛围接近的人纵然有差异，知识面也是相近的。千人万人的教育氛围可就有极大的不同，知识面也是千差万别。三五个人同出一源，很少经过筛选；千人万人则经过层层选拔，质量普遍偏高。

这样，从锻炼的角度说，从三五个皇子中间选一个的皇帝，在经受的锻炼上远远少于从千人万人中选出来的宰相。

万里挑一，就算不是每次都比五里挑一强，至少也会经常比五里挑一强得多。

所以，这就是一个制度问题。

家天下的皇帝选拔制度，和普天之下的大臣选拔制度，二者同时运转，决定了君主不如丞相。

这是一个由制度造成的客观现实现象，形成的统计学结果。

只有一种情况下，皇帝是可以经常超越臣子的，那就是皇帝们的血统确实极其高贵，生下来就比剩下所有人强大一个数量级。只有血统论才能扭转这个结论。

在现实中，也只有一种情况下，皇帝能力比臣子能力强得多。那就是脱离了旧的制度、也参加了普天之下大选拔的开国皇帝。

我们可以发现，汉高祖，汉光武帝，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明太宗，他们的能力明显超出他们的臣子。汉高祖是除了项羽以外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存在。汉光武帝也是兼顾儒家皇家两道的存在。唐高祖的光彩被唐太宗掩盖，显得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其平衡政治势力的能力也十分出色（当然，还是被唐太宗的光彩给坑了）。唐太宗号称天可汗，本领也很强。宋太祖能走出五代乱局，也颇有本领。明太祖起于布衣，执政三十余年，功业宏大。明太宗迁都北京却知道南顾大海，数下西洋，眼界也是十分开阔的。他们的能力都能够成功压制臣子。问题是，他们几乎全都是经过激烈竞争才走上帝位的。这里面稍微显得弱一些的也就是宋太祖和明太宗了，即便如此也能够较好地控制统治集团。

开国皇帝与后来的继承皇帝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实际上都类似于激烈竞争出来的最强官僚，是名实合一的、真正的官僚集团领袖。开国君王与后来名义上拥有天下的帝王有极大的不同。

但是即便算上这些开国君王，拉低整体水平的人太多，导致皇帝的整体素质依然无法与位极人臣的顶级大臣相提并论。

客观条件决定了君主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在能力上次于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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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君主必然弱于大臣这样一个客观现实，是荀子在讨论君道的时候会明确指出君主的主要责任在于识人用人，而不是亲自治事的认识基础。荀子也许并没有直接发现君王的能力缺陷，但是他显然发现君王应该将事情交给专业人员去做，自己主抓人事权、弱化执事权。

法家在当时没有将群策群力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组织结构形式的高度上去，我们不能还留在法家两千年前的水平上就一直不往上升。

近现代以来的现代国家在决策上较之封建国家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就是因为他们在组织上将君主和丞相同时集群化了，所以能够全面压倒个体化的君主和半集群化半个人化丞相（现在我觉得应该用集群化，或者群体化，而不是集体化这个词更合适一点）。我国现行的制度也是一个集体决策的制度，和主要发达国家是一个层级的制度，双方没有代差。

当时形势，7国之乱，以吴最坚决，其他几国多多少少，由于各种原因，并不坚决，起兵之前如此，起兵之后，也有犹豫不定，徘徊观望的，

而7国之外，首鼠两端，看风转向的，又不知会有多少。

做为起因的削番，并非只针对吴，而是针对所有诸侯国，有先有后，有缓有急，重点不同而已。

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决策鲁莽，仅凭感情冲动，还要强调坚决削番，恐怕就不是7国之乱，而是N国之乱了。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把敌人搞的少少的，才是当务之急。

议和的做法，决不仅是对吴退让，更多的是动摇其他各国的决心。

以此为出发点，晁错之死已是必然。

除了开国皇帝，以及特殊际遇的皇帝之外，大部分皇帝，当个好傀儡都不容易。宰相都是万里，十万里挑一的人才，眼界，才干上都可以碾压皇帝的。

其实古代的人才培养观，也是很有问题的。皇帝的培养方式很好很强大，成为普通人才的概率是很高的，但是那不能培养统帅级的人才。统帅级的人才都是要历经磨难，历经世事，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没有吃过苦的人，肯定成不了才。是不是人才，是靠实干才能看出来，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可以提高概率，但什么都无法替代实际中的挫折。如果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肯定不是统帅级的人才。

而现在西方的选举，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激情演讲和漂亮表演，广告成分太多，和皇帝制度一样，都脱离了实干的考验，比不上现在中国的培养考察选拔制度。这点我认为中国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好得多。

说半截话，吊胃口就不好了

权力世袭. 不管他的称号是皇帝还是王或贵爵, 在他的实力范围内他说了算.而且他要竭尽全力把这个权力传给他们后代. 资本阶级革命把这种世袭权力取消了.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进步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把资本的权力取消. 人类凭藉道德和知识分享权力. 总之一句话,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越来越自由.马克思说过一句. 我忘记原话了.

这些都是以前课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翻案文章是没有意思的.

直接去读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此书介绍我国古代的政府结构演变, 包括相权的演变. 我国历史上实名丞相这种官位和权力主要在秦汉两朝. 君权为遏制相权, 把行政权分批给若干人. 早期典型是中书尚书门下三省. 唐太宗就是一大名鼎鼎的中书令. 掌决策权. 皇帝诏书需要中书付署才得下传.后期是六部制度进一步稀释中书的决策大权. 可是没有中枢大臣总理事务, 皇帝根本招架不了政府日常工作. 因此明朝中后期皇帝制定大学士, 实际上成了政府首脑. 清朝开始还是六部, 后来加设军机处. 也是为了政府相权的运行. 这些都是随记忆写的,怕是错误很多. 还是读原书. 钱氏此书一个主要逻辑落脚点在于君权相权之争.我感觉他受到西方政治影响.

封建社会是分封制定义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下，国王向各类封建领主授予采邑，而封建领主向国王效忠，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国家治理结构。根据领主们的封地规模、家族地位等因素，国王授予公、侯、伯、男、子爵位。关键是生产资料 ，主要是土地，都掌握在地主（或封建领主）手中，封地内的大部分权力也被封建主控制，故而能够形成“地主（封建领主）剥削农民”的阶级关系。

我国秦朝建立的是郡县制，为我国历朝历代所采纳，也为现代所有国家采用。

因为不是说的一人一事，所以没有单独回个一个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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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违逆于整体，局部有异于全部，则以整体全部为准。

寇准一事，吾以为先世广蓄门客，所以谏议多，后世不蓄门客，故而谏议少。解甲兄举一门生，以为反证。观其行止，甚为喜悦。

知史至微，娴熟如此，则史事当了然于胸。如是，则门客之风盛衰何时，毋庸赘言，必已知矣。战国多客，北宋少客，以此而论集思广益，未知其过。

战国养客众多，北宋门客之风不振，养客之风盛衰如此，读史者皆知。而解甲兄似不知焉，乃以门生为辞。

客多，未必事事有客；客少，未必事事无客。此多寡之事，非有无之事。无固必是寡，有则未必多。解甲兄乃举门生为言有，以为执其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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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方知解甲兄才通长编。

解甲兄一说，这里那里有所疏漏，这倒也是，寇准倒也的确是有人给过建议的。

本来我还在想，宋朝有时间每年送那么多岁币，为什么不干脆发下去做军饷，反正当时辽人也是要走了，寇准在当时为什么连这个问题也想不到。现在看来，大概不见得是没有人出主意，而很有可能是解甲兄没有提醒我。

所以有了想法多提问，是很有益处的。

特别是有一些问题，原本我是不知道的，一旦拿出来，不说抛砖引玉，就算是洋洋得意，也可以得到有益地指正。增长见识，这是好事情。

没有话题，也就无法引出别人的提醒。

解甲兄多次批评于我。批评我自然见过，只是我向来不觉得解甲兄是在批评。其主因不在于解甲兄说的话有价值，而在于我历来觉得解甲兄有很多话说得似是而非。这个观点也算是由来已久了。记忆最深的一次，是解甲兄一反军事原则，提出山地是死地的观念。这种观念的错误，类似于系统性错误。倒不是说解甲兄具体有哪一件东西没见过，所以令人嘲笑，而是这种为了证明观点、敢于违逆基本原则的行为，令人觉得不可容忍。

错一个字，那是没见过，可以说是失于不谨，也可以说是文字太多，不能尽识；错一系的字，那是存在原则性问题，需要探究根源。所以从那以后，看到解甲兄谈问题，总觉得有一点似是而非的感觉。

这种感觉也许是不准确的，然而一直也没有什么机会纠正。

至于后来，解甲兄乃径直拿来一顶内奸的帽子扣过来，可谓毫无底线，则与之前感觉相吻合，更不能纠正了。

感觉这种东西，其实是经过积累的，以抽样的方式检测，也是基本的科学道理，只不过解甲兄以物理学专业出身，竟然不知道抽样检测的道理，不能学以致用，也是令人啧啧称奇。今天更是精通长编，所学庞杂而无所本，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解甲兄常说我文采过于道理，我一直反对这个观点。倒不是因为解甲兄批评了我，而是解甲兄批得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自家事自家知，我的毛病从来不是文采过于道理，而是文采不足，所以在讲道理的时候，不能准确地将道理限制在资料的范围内。所以才经常出现立下靶子、等解甲兄慢慢找到新资料来戳一下。

抛砖引玉，固然是意外之喜。于论者自己而言，纠正谬误，虽是可喜之事，然倘若原本即是无误，自然更加可喜。此人之常情。而解甲兄数犯之。古人所谓诤友有益。解甲兄诤则有之，友则未必。且智拙之形，前后不一。数经其事，冒昧揣测，则解甲兄所言之事，未必解甲兄所素知，疑颇有援者。

何况解甲兄也并非是在批评，所谓文采胜过道理，其要不在赞我文采，而在贬我道理，不过阳为佳辞，阴为陋语，阴阳其辞，表里不一，假此为言而已。此术行于常人，必念解甲兄之巧于为辞矣。然我素恶阴阳，不容于此，故数斥解甲兄之似是而非，正在于此。

曲辞汝之素行，今日乃径直弹冠相庆，殊为罕见。必是心怀大畅，喜形于色，乐不可支，乃去矫饰矣。

行文不谨的事情，我素来也是知道的。只是并不认真反省。这大约是我太喜欢魏徵论形迹的那段话，不想总是斤斤于此。在速度和周全面前，对于渴求知识的人来说，只能平衡，不能偏废。所以我至多不过就是稍加注意，而不弄得太细。

行文不谨，故易为所乘，此应有之义。

你若有心，还可以继续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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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一定要有话题，然后才能引出新的有益的东西。前一段时间，读书的时候看到隋炀帝的故事，于是发了一番议论，用到了《管子》的话。恰好那是一段很有争议的话，于是有了很多争论。

当时，颇有一些河友举出了传统的解读，我认为传统的解读是不恰当的。这是一论，算是破旧。

同时我也有自己的解读，认为如果字是对的，那么应当如何解读。这是又一论，算是立新。

然后又有河友指出，通过文本学的研究，所引《管子》一文的原文，应是另一种模样。于是打破了流传文本，建立了新文本。这又是一论，是又立一新。

这三论里面，前两论，都是立足于通行于世的文本所做的旧议论；第三论，则是立足于世所罕见的文本所做的新议论。

读过之后，我认为这第三论是正确的，因此不再坚持自己所立的新论。当然，认同第三轮，就更加不认同第一论的传统解读。

所以，说起来，持旧论者固不喜欢，也未曾得到持新论者的欢心。这一点在这几个欢乐的评论中是可以看得出的。

《管子》文本之正误，非世所流传，知之者少。河中如郭十一兄，则为其少。所惜唯知而不言。所喜者，以责我之故而言之。虽责于我，亦有所得，不为憾事。

我与郭十一兄来往不多，了解也少。《管子》一事，兄颇有立论。冒昧揣测，郭十一兄当富于见识，希望能多看到你的文章，使我多学一些东西。望多所著文，增益于人。唯勿以此言为谄。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是见到一点就写一点，说沾边也对。这样一来，就免不了出错，所以很希望有人能够指正。

像《管子》文本的正误问题，社会上流传得不广，我就没见到过，只能就通行本做解读，如果不是你指出，我是不知道还有别的版本的。虽然你的本意是在责备我，但是确实有所收获。

只是大约你不经常发文，所以不大看到你的文章，学习的机会不多。

冒昧揣测，你应当是懂得很多知识的，富有学识。所以很希望能够多看到你的文章，多学到一些东西。

只是希望你不要觉得我的要求过分就好了。

浏览发现，林兄于反复多次的陈词滥调中居然还能加出新内容，令我不得不佩服。

这帖子形式就是个创新，这不正是林兄所揭发过我的罪恶之一“一并回复”吗？而且这“一并回复”中有三分之二是对我点名道姓的挞伐，也是新奇，我尽管喜欢一并回复，还从没想过这样也能并起来。

林兄又指出了我一项新罪状，曰我曾经给林兄扣过内奸帽子，这令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还请林兄拨冗引过来给大伙看看。之前林兄曰我刻意说错话，云云，也是经我反复询问，才扭扭捏捏地说是关于军事地理的一段讨论。究竟是否刻意说错话，我从来不惮于引用，原文给河友们看看，自然清者自清。这回的指控更直接，林兄大可不必作祥林嫂姿态，引过来一看就明白了。

林兄上次还作笔下留情状，曰我“很像很像很像，99%的像”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来发帖——然而不是。这个评论林兄还欠我一个为什么“然而不是”的解释，林兄这里不仅不解释我“然而不是”，反而给“很像很像很像”加了个注脚：

正常人是没这么发帖的，林兄作此判断的根据是我“智拙之形，前后不一”，这个恕我直言，我对林兄的水平是否足以判断我的“智拙之形”，不抱乐观态度。

林兄还善于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历来对“我的”（也不知道是谁的）阴暗心理多有揭批。包括这里又对我说：

我也油然而生“这都哪跟哪”的感觉。我在这帖子里就那么一个回复（林兄显然没有先知能力来批评我这个回复，但我还真想力求把这个回复写的直率一点，和我“曲辞”——林兄这个批评我认为很准确——的“素行”做点区分），我相当好奇怎么能从中看出我“心怀大畅，喜形于色，乐不可支”。也欢迎对我交流风格有所了解的河友们告诉我那个回复与我平时的风格究竟有什么不同乃至于“殊为罕见”。还有“弹冠相庆”，我不得不说林兄您这心理有点扭曲，“总有刁民想害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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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拌嘴的内容，我是不喜欢一再重复的，不过一来林兄对我做了一些很严重的指控，兹事体大，不得不自辩一二；二来如前面所说，林兄添加了一些新内容。但是鉴于和林兄的讨论往往变成这个样子，因此我决定还是不要自讨没趣，退避三舍就是了，但是还有一些话我觉得有必要说说。

林兄说我“诤则有之，友则未必”，我看来整个是弄拧了。尽管主客观来看，我都不能说我和林兄是朋友，但我对林兄并无丝毫恶意。反而是诤，我对林兄历来的回复是谈不上的。

林兄应该也发现了，对您作欲言又止状的，并不是只有我，如果您还没完全被狂妄冲昏头脑，这应该能想到些什么。我不能替别人代言，我为什么是这个表现呢？

我们缺乏基本的沟通基础。

类似的话，我之前说过，但是河里讨论，河友平等，我认为不应该持这种态度。不过林兄您的表现，让人不得不这样，比如林兄下面这一句：

我不是专家，但我认为不可能有学者做出这种考证，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没看过《报任安书》这一研究司马迁不可能绕得过的文献。于是问题来了：

可能一：林兄对一个如此基础的问题都无力辨别是非，没有基本的学术能力；

可能二：只要能佐证自己观点的，林兄划到篮里便是菜，没有基本的学术道德；

可能三：以上二者皆非，那我难免也要怀疑林兄是否怀有某种动机来发帖了。

林兄对此，有以自辩吗？顺带一说，我不能猜测林兄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对于往往摆着一副诚心向学的姿态，实际却水平甚低，且基本没有进步的林兄，我也有一种强烈的不协调感。

这不是林兄所惯用的整体细节遮羞布所能遮掩的东西，这不是吹毛而求得的疵，这是大窟窿，更何况这种大窟窿也不是偶然一见，而是在林兄的文章里随处可见。

林兄提到我的专业背景，我可以借此做一个比喻：我从不认为只有中学数学基础的人能真正理解高等物理，尽管有些科普著作是无数学基础的人也能阅读的，但那只能是外行看热闹。

林兄的问题是，对历史的了解基本集中在叙事（掌握得还不很丰富），对职官风俗几乎一无所知。而林兄不仅喜欢大谈门道，在门道上还往往要搞些创新——这种不掌握规律而谈现象的行为，和把文学当历史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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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对林兄的了解，我这番话难免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抑或等而下之，引得林兄“怒发冲冠，不得不战”，随他去吧。

渔胜于鱼，比起掌握好东西来说，分辨好坏的能力更为重要。几乎不会有人有动机、有能力在论坛上把一门学问对普通人讲到登堂入室的程度；但是，掌握了思维工具，有心向学，从丰富的网络资源里却是能提炼出真金的。与河友们共勉。

我对林兄最后想说的是，以您这个表现，我觉得至少在网上，您恐怕很难找到有助于学的师友。当然，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我也不觉得之前我那么多回复都没有用，这个回复就能改变您。

但是如果您真是如您口头表现那样力求精进的话，我相信您早晚会发现我的回复中并不乏可参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