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 林风清逸

小皇帝是哪里来的呢？

王莽就要立小皇帝。梁冀也要立小皇帝。为什么大家都要立小皇帝呢？说起来，是怕大皇帝夺权，但是当大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决定谁来当皇帝的时候，这皇权究竟还是不是皇权呢？

小皇帝多，本身就说明皇权不振。

昏君又是怎么回事呢？

昏君的意思，是皇帝的执政方针不被认同。

直白地说，昏君，就是辱骂皇权。

东汉王朝的形势很简单：除了前期四个皇帝，第一个是开国之君，后三个是直系传承，位子来得名正言顺，做得事情也合乎规矩，所以没人敢说他们什么。就这，汉明帝也被批评是以察察为明，执政方针也是被批判的。

小皇帝+昏君，充分说明了东汉时代主弱臣强的形势。

其实东汉的皇帝未必都是昏君，但是朝臣们不但敢于说他们是昏君，而且敢于造势让天下人都认为皇帝是昏君。

这本身就是皇权衰落的表现。

提到皇帝个人的本领强弱，具体的例子和制度的问题都有的。

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宋仁宗。宋仁宗即位之初也是想励精图治的。于是大臣们就将海量的公文丢给他处理，宋仁宗忙忙碌碌批阅了一段时间，累到了中风。我觉得他不是累的，而是气的。那么多公文，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荒谬的公文在撩拨他。

在制度上，皇权表面上一直在加强，实际上皇帝一个人根本玩不转。这是在选拔制度上就决定了的事情。

皇帝和丞相有很大的不同。皇帝一般是血统继承，丞相则是激烈竞争。皇帝的竞争对手就是一两个兄弟。丞相的竞争对手则是数以万计的官员。至多不过四里挑一的皇帝，与动辄万里挑一的丞相，在个别时候，可能个人能力是在一个能级的，但是放在整个历史时期，进行整体数据统计的时候，肯定是皇帝质量不如丞相质量。

我们一直都将开国皇帝列为特例，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开国皇帝与后来的继承皇帝在能力上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开国皇帝大多是在比丞相更加激烈的环境中竞争出来的。几百上千万人厮杀，最后决出一个胜利者，这样的皇帝自然都很强大。

比如说唐太宗。名义上他是一个继承皇帝，实际上他东征西讨，已经实际上控制了极大的权力。比如说明太宗、明成祖，他也是打赢了内战的人。

选拔条件不一样，竞争烈度不一样，选拔出来的人才质量自然也不一样。

皇帝在能力上不如丞相，在竞争中是长期存在的。

只有在先秦时代，教育不够普及，政治学习具有强烈的贵族化色彩，君主和贵族的竞争环境激烈程度都比较接近，那个时候强君更多一些。即便如此，随着教育的普及化，社会人才辈出，贵族们很快就开始败下阵来。以鲁国为代表的较为守旧的国家，不仅出现了君权被臣权凌驾的现象，甚至那些操纵国政的大贵族，自己的权力又被自己的家臣所操纵，以至于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不但中国如此。欧洲法兰克王国时代，出现了长时期的宫相时代。宫相就是宫廷总管。

陪臣执国命，成了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问题。

秦始皇是一个雄主。秦始皇猜忌李斯的故事，我们是很熟悉的。比如有一次秦始皇远远看到李斯的排场很大，评价了几句。后来再看，发现李斯的排场变小了。秦始皇发现有人泄漏他的话语，顿时大怒，将当时在场的从人通通处死。一般说起来，我们认为这是秦始皇猜忌大臣。古人还有“雄猜”一词，来评价强势而多疑的君王。问题是，秦始皇这样防范大臣，并非是毫无道理的。田氏代齐，这个故事距离秦始皇是很近的。

何况，泄密本身就是大事。

在秦始皇时代，大臣是没有退休金的。如果一个大臣赋闲在家，那他就只能坐吃山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臣一旦不能被君主满意，就有可能变成“无产阶级”（当然实际上他们当官的时候已经挣了很多，好多人早就上升到贵族里面去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君主依然要小心谨慎地防范大臣。

说到底，君主过于孤立，这是个制度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通过建立贵族集团，来监督制约官僚集团。

贵族集团内部竞争，保证君主的质量。官僚集团的内部竞争，保证政府的强大。

晋国的灭亡就在于晋国自己是不蓄公室的。等到官僚们同时掌握了军权和政权，出现正卿一职以后，晋国实际上就已经进入到了类似于“君主立宪”的“虚君”状态了。

明主垂拱而治，这是古代社会的政治理想，说得非常好听。但是每次一出现垂拱而治的局面，基本上都是君主说了不算的时代，甚至于是君主变成昏君的时代。

君权在表面上是不断加强的。那么，君权不断加强，是为了对抗谁？

加强的前提是他不强。

明代注意到了君权过于孤单的问题。明太祖封建诸侯，是有一定好处的。后来明太宗换了办法，建立了内阁。内阁最初是皇帝的下属机关，是与外朝机关对抗的内朝机关。但是土木堡之变以后，内阁变成了外朝的议政机关，内阁成员由外朝首脑兼任，内朝遭到了极大削弱。有趣的是，最早的内阁是指的晋国六卿轮流执政的制度，恰恰是晋国君权被六卿控制的时代。这和明代中后期的内阁制度很相似。

清代借用了明代的制度，也实行内阁制度。但是清代在明朝制度之上，又加了满清贵族做上层统治集团。明制好像是砧木，清制是在砧木嫁接的接穗。雍正时代终于不能忍受这样的制度，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又是一个类似于明初内阁的机关。表面上看，军机处的设立，令皇权极大加强。问题在于，历史上，类似于军机处的机关多次设立又多次嬗变，最终的结果都是变成外朝的决策机关。当年尚书台是内朝机关，后来变成外朝机关，录尚书事成了真丞相。三省六部中的三省，其实主要是东汉以来内朝机关发展的结果。内朝机关有用，就变成外朝机关，然后皇帝们面临手中权力被剥夺的问题，不得不再一次建立内朝机关。

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一次内朝中枢机关的建立都意味着皇权的加强。但是时间久了内朝机关总会被外朝机关拿走。结果就是，内朝演变为外朝是一个趋势，皇权被削弱也是一个趋势。

制度设计上，每次都在加强皇权，但是实际运行中，皇权每次都被转移给相权。所以才会一直不停的加强皇权。

我们可以举一个更加贴近我们现在生活的例子。

党委。

党委是政治集团，政府是官僚集团。但是，党委工作行政化，这个问题国内已经讨论好多年了。要求推进党政一体化的观点很多，要求削弱党政一体化的观点也很多，争论一直很大。侧重行政的一方，往往要求推进党政一体化，侧重党务的一方，则痛批“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

现在这个局势，属于政治集团和官僚集团同样集体化，因此政治集团能够制约官僚集团。如果政治集团个人化，那是绝对玩不过集体化的官僚集团的。

实际上，政治集团，就是一种统治集团。只不过政治集团是一个较小的概念。

追根溯源，最早的官僚集团，其实不过就是贵族们出钱雇一些人给自己跑腿、办事。相权本来就是皇权的延伸，不可能真正与皇权分离。

关键大约在于，从皇权分出去的相权，如何才能正常返回到皇权中去。

国家的仆人，如何才能将国家的主人交给自己的权力，交还到主人手中。

不解决这个问题，单纯说加强皇权，没有用。

景帝处在生死存亡关头，只能是不择手段。军事应对为主，诛晁为辅，能不能使吴楚军罢，不知道，但哪怕有一丝希望，也就顾不得其他。“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这个在当时真是顾不上了。从太史公视角，“吴楚军罢否” 是景帝当时唯一要点。

小皇帝和昏君都是外强中干的反面，是外干中强

没法说小孩外强吧？

也没法说昏君外强吧？

小孩和昏君都外干，对吧？

可是，别人为什么不取而代之呢？

给你举个例子吧，汉献帝，按你的看法绝对是外强中干了，对吧？

那么，曹操是外强中强，对吧？

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因此，很多人建议曹操取而代之，曹操说他们要把他放在火上烤

放在火上烤怎么啦？

曹操不是外强中强吗？

曹操外强中强还怕火烤吗？

不是说真金不怕火炼吗？

怕在火上烤，说明不是真金，说明曹操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真金，也就是曹操的“中”不够强，虽然在外人看来曹操比汉献帝强太多了，就跟施瓦兹辛格比小孩一样，可是，这个小孩有施瓦兹辛格没有的东西

汉献帝是小孩和昏君，按你的看法绝对是外干中干，对吧？

所以嘛，外强中干不外强中干都是比较而言的

曹操跟汉献帝上拳台比肌肉，或上战场打仗，或上朝廷，等等等等，都是曹操外强中强跟汉献帝外干中干，对吧？

但是，到了皇权位阶，就是曹操外强中干了，曹操的中没有皇权水平的底气，所以才要挟天子以令诸侯

为什么挟天子能令诸侯呢？

是因为曹操外强中强吗？

不是吧？

其实是因为到了皇权位阶，汉献帝就是外干中强，曹操用的不是汉献帝的“外”而是他的“中”，那就是皇权，对吧？

曹操之所以可以挟天子能令诸侯，诸侯之所以听曹操的，不是因为汉献帝的“外”，以为如果不是皇权，随便就可以杀汉献帝的人太多了，恰恰是因为皇权，挟天子能令诸侯才能实行

好好想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是什么意思，不要停留在字面上，好不好？

说穿了吧，“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是“挟皇权以令诸侯”，你说呢？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见仁见智吧，光是复杂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有两面性，不是非粒子即波动，皇权也是复杂的，不是非强即弱，也有两面性，皇权有弱的一面，也有强的一面，你能同意这个吗？

最后，你的这句话

你的这句话应该写成

你能看出两个写法的区别吗？

再说. 你这篇真假史实加民间故事完全跟论证不贴边.说句不好听的.也是一个清凉历. 封建皇权外强中干.好大的题目.那你说说和皇权同时代的还有那个不中干. 封建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世界各地各种权力结构的顶端是皇帝,可汗,王和贵族.他们是世袭的统治者.哪怕他们中的某些个体懦弱, 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拥有势力范围内最大的权力.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晁错削藩可是完完全全在维护刘氏特别是景帝“本人”的家天下，哪有什么背离？

景帝杀晁错，包括错父所谓“刘氏安，晁氏危”，都无非是看到诸侯王势力强大，害怕了而已。景帝杀晁错说白了就是胆子小担心被七国干翻，想牺牲晁错和七国和解罢了，跟你所谓的“所做的决策也只能以家天下为根本”完全扯不上半点关系。如果景帝早知道能摆平七国，那除非发了神经才会去杀晁错。

建议另外找些例子比较好。

人的感觉是统计学现象的反映，其模糊的地方在于，没有明确的记录数据，不想社会中的统计工作一样，会有大量的报表存在。

感觉这种东西，有的人认为是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有的人为了否定这种玄而又玄的观点，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或者轻一点，认为是低价值的东西。这都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现象的扭曲认识。前者神秘其事，后者轻贱其事，这都是不对的。

我强调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是说我怎么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我也可以换个方法，直接说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并没有影响。提这件事情，只是因为我想介绍一下我的思考方法，交流一下个人的体会。既然效果不好，反而影响到了问题的讨论本身，我以后会注意避免采取这种方式的。

至于说皇权拥有者在统治集团内部如何如何强大，至于说即便是弱君，相权也不敢取而代之，这两个观点的分别存在这样两个问题：

一，皇权强弱是与相权对比的，所以皇权在其集团内部的强弱没有意义。因为二者不是一个对比范畴。这就好像狮王是否打得过虎王，与狮王是否是狮群最强者无关。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不能对比。

二，皇权即便较弱，相权也不能随时取代，是否说明皇权足够强大、因此不是外强中干呢？

这个问题本身是有极大限制的。

首先，这个问题排除了相权取代皇权的相当一部分历史。比如六卿取代晋公，比如田氏代齐，比如子之代为燕王，比如王莽取代汉室，比如魏文帝取代汉献帝，比如司马氏一族取代曹魏，比如刘裕取代晋恭帝，比如杨坚取代周静帝，比如……所以，即便只看中国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出，相权经常能够取代皇权。至于为什么相权不是一旦皇权衰弱就立即取代皇权，那是因为相权要整合整个国家的力量，才能最终取代皇权。这个交替需要一定的过程。

其次，这个问题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前置命题。一般来说，人们都是认为皇权是至高无上、极其强大的，对“封建集权”的认识存在过分夸大的现象，特别是对“封建集权的顶峰”之类概念有错误的印象。皇权至高无上、强大无比，这是社会对皇权的基本认识，因此也是讨论的前置命题。这个问题下面再展开说。

第三，皇权与相权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是一个群体社会，人类社会拥有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独立完成、延续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所以必须进行社会合作。而社会合作就意味着必须进行社会分工。这从历史上可以得到验证。比如说，即便是较早的邦国政治时代、贵族政治时代、周代封建政治时代，居于君主地位的人，也不得不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居于从属地位官僚地位的人。皇权与相权是必然分化的，是两种社会岗位，是两种职业。所以，皇权即便衰落，相权也不一定就要立即取代皇权。满足于相权本身，采取架空皇权的办法延续自身权力的事情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北朝尔朱荣采取的霸府制度就是一个例子。国外的日本干脆长期采取幕府制度，最终幕府发展成为实际上的君主。西欧封建制时代，曾经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实行宫相制度。都是在保留皇权的背景下强化相权。而所有这些虚君实相的制度，在现代的集大成者，其实就是君主立宪制、议会共和制。

中国自秦以后的“后封建政治时代”，生产力水平较之此前更加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鲜明，皇权与相权就更加要保持既分开又合作的态势。

皇帝这种“外强”是一直存在的。

你提到，即便是皇权衰弱的时代，相权也不敢轻易越位夺取皇权，这的确说明皇权具备了一些强大因素。表面上，一般人看来皇权至高无上、强大无比。比如一直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人对身为君主的天皇还抱有极大的敬意，依照传统的规矩，不能直面其人，听一听讲话都激动万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废除封建君主制、扫除封建残余，时间比日本要早、力度比日本要大，对皇权的强大理解不深，很容易觉得皇帝不过尔尔。这是社会革命的结果。革命一旦成功，人们就会忘记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

所以，皇权的确是具备强大因素的。

同时，皇权又是很虚弱的。封建时代，君主的小范围选拔制度注定了君主在能力上与丞相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是封建皇权外强中干，因为近现代的皇权实际上已经集体化了）。政治组织中，决策与执行机关的紧密联系，又导致重心不断向外朝的移动。

一个事物，可以同时既强又弱吗？可以的。这是一个概念理解问题。

单纯地说强和弱，很容易理解。既强又弱，两者同时存在，这就很难理解。举个例子吧。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拿着一挺上膛的轻机枪，从武力上说不可谓不强，成年人也会很恐惧，害怕被他随时打死。但是成年人可以找到办法，比较容易地击败小朋友，夺走轻机枪。因为即便是轻机枪，对小朋友来说也太重了。虽然能够操纵，但却不能如臂使指地操纵，甚至不能长时间握持，就像宋仁宗不能长时期批阅公文一样。用抽象的话讲就是，虽然权力很大，但是能力不足以操纵权力。而能力之所以不足以操纵权力，就是因为封建时代的君主选拔制度注定了五里挑一的君主，从统计学的长期、大量的样本来看，总体质量是远远不如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丞相的。

君主不过也是一种职位。

当世官制崩溃、转入到任期制雇佣官僚制度的时候，君主制就也应该做相应进化，进入任期制、广泛竞争上岗的体制，才能实现君权与相权的平衡。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所存在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相权已经极大进化，从量变到质变，越过了世官制的门槛（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算是一次回流，在南北朝结束以后世官制就基本没有重现了），官僚制度接近甚至偶尔达到了近代化现代化国家的水平，但是君主制度却还停留在先秦时代的水平上，仅仅能够进行量变，始终没有出现质变。从这个角度来说，蒙元、满清的入主，在客观上的确有其必然条件。因为他们在统治集团高层存在着较大的民主化空间，导致他们的君主必须在较大范围的竞争中获胜才能脱颖而出。只不过蒙元的君主制度较为混乱，政变太多，不如清朝相对稳定一些。但是清朝的君主制度也迅速脱离了上层民主会议的范畴，进入到较为传统的家天下制度，就也不能脱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范围，最终也就不得不面对君主不得力的问题。

外面有强大的外壳，内里却是虚弱的本质，这不就是外强中干的定义吗？

说过不再回复林兄，不过这标题实在是有启发意义，不知林兄是否有自勉之意。

当然，我要回复的，无非又是林兄所不喜闻乐见的陈词滥调，就是要对林兄的文风加以批评。

“为什么寇准没有这样一个门客呢？”

寇准何尝没有这样的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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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等于林兄讲的道理，就不是道理，就没有参考意义了。然而从说理的角度看，存在如此基本的逻辑错误——林兄这个问题我批评过很多次了。

本来反复批评也是个没什么意思的事，更何况因此还产生过很多不愉快。但是我又看到林兄讲感觉，我认为这个林兄讲的也有道理，但是林兄有没有想过，缺乏大量经验基础的感觉，靠得住吗？

削番政策是当时的共识。袁盎就早有此说。

然而形势是变化的，景帝任用晁错，是因为他削番最坚决。削番的难度极大，这点也是共识。晁错老父看的明白，袁盎更是早有预见。

景帝削番要用晁错，然而削番导致诸候提前发难，形势变化了，但对景帝来说，晁错的做用却是不变，这次是要借他头一用。

有一种看法，杀不杀错，意义不大，因为吴楚已反，然而即是忽略了“王者之剑”兄的一个看法“和解”

当时情势，吴楚势大，在景帝看来，（不是今天事后看），成与败的概率，成极小，败极大，所以形势才极其危急。那么“和”就是极其理性的选项。

在这种情况下让袁盎使吴，去干什么哪？只有一种可能性“言和”

和要有诚意，不能空手去言和，诚意在哪？晁错之头。而正是袁盎的关键作用，才有了此头。袁盎不去谁去呢？

而袁盎此去却是差一点也把头留在那了。

这一切错综复杂事件的根源在哪里呢，在此列传中，太史公把袁盎与晁错合为一传，不是因为他们的对立，而是他们的统一。他们对于帝王的作用，没有区别。

太史公文章结构之严谨，我只有佩服。

此传开篇，就借袁盎之口说明了君臣关系。

而袁盎在传中的几乎所有故事，都是围绕君臣关系展开。

太史公此传想说明什么，我认为很清楚，“家天下”。

从结果来看，景帝杀晁错是个错误的决定，第一，并未达到预想的结果让七国罢兵，第二，还存在让已方支持者心寒的可能性。

事实上景帝杀晁错，或者说当初不去削藩，对他自己的家天下才是不利的。如果是为了家天下着想，就应该坚定地削藩，后来也不该杀晁错。

景帝杀晁错主要是自己胆子小又看不清形势，而不是什么为了家天下的深谋远虑。

其实说白了就是个无能领导让下属背锅的故事，真没你扯的那么多意义。

背锅的故事，已经“扯了”2000年，还在继续不见尽头。晁袁之辈，后继不绝如缕。

读史记列传，心潮起伏，几年来总想写一些感受，一直没机会。就此楼随手写一些。

列传第一感想：

一：无论什么样的皇帝，必然以家天下为出发点。

二：何为家天下？以国家暴力为组织形式，残暴天下。

三：在此制度下，做为个体的臣子，只是个工具。

太史公颠覆很多传统的观点，因为他对家天下的理解。

1：尧舜时代如何？也是家天下。

2：周武王，与商纣王，以及与尧舜，有区别么？没有。

3： “许由”不愿为官，至于“逃隐”，而且是“耻之逃隐”，他动机与伯夷无二。家天下制度下为官，要么：违背自己的理想，做君王统制天下的鹰犬。要么就是帝王的牺牲品，没有其他选择。想以天下为已任，济世救民，只能是幻想。

4：伯夷“义不食周粟么”？，他也不食商粟。他投文王的初衷，只有一个

这是他心中理想的社会“善养老”，这个标准高不高？看看今天的世界。

这也是太史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仍未实现。

5：伯夷饿死首阳山的原因是什么？

又是一个"耻之“，武王兴师，为的只是家天下。

6：伯夷不是隐者，他有着强列的入世愿望。不然不会冒死逃亡，投奔西伯昌，他是带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而去的，然而这个理想被武王打碎了，他的结局也只有一死。

为了坚守心中的理想，义无反顾，慨然赴死。

这就是太史公对于”仁“的理解，不同于平常之论。

7：72贤人之首的颜回，与许由，伯夷是同道之人。结局也是一样。理想抱负不能施展，太史公发了大段的悲鸣。

列传第一中，太史公道出了心中的理想。体现在上述几人身上。

然而现实中，他们已成绝响。

所以列传之中，众人的悲剧，已不是伯夷式的悲剧。他们都是家天下的牺牲品，而不是理想的殉道者。

这位风雅兄估计还年轻得很,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只可惜为赋新辞连史实都不顾了.

看过顽主没有，结尾那段话。

夜里，于观家，老头子半睡半醒地调着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调着寻找台，每个台

的播音员都在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现在的情况是，有个台还在播就不错了。

说真的，我对林风兄的沾边型史论也是不以为然的，很多时候让人油然而生

“这都哪跟哪儿”的感觉，但好歹史料是真的嘛，就算解读有误，你可以商榷呀。

有个台在播，说得好也罢，不好也罢，至少提供了话题。

不过西河写手最大. 这次看到这末多宝推又收藏的.忍不住跳出来了放了一炮. 希望楼主不要只顾自己开心,误人子弟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