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漫谈国事 -- 温雅颂

我绝对不赞同你这篇的观点。河里讨论，态度平和是第一，这点你做到了。

同样重要的，谁也别端着。

“您在证明自己观点的时候，用的都是自己和自己身边人的经历，而没有能够正眼看其他河友提供的更为宏观、更有代表性的实例和数据。”

搞笑的事，你立马就“我老婆的姑姑。。。”，自己打脸，也不用再同一篇帖子里吧？

我在回复温雅颂河友的帖子里有这么一段话：

温雅颂河友的回复是这样的：

这个回复看似没有问题，但是放在我前面的帖子下边，就非常可笑了：就算是北京的底层市民，没有上各部委委培的机会，高考分数线也比我们(落后地区农村)低130分，这难道不是特权？“每个北京人都可以”就不是特权？

这个问题我和海峰河友也讨论过多次，他也是死活不承认北京高考容易。归根到底，是把一些特权当成理所应当、不可置疑的，原因就是“每个北京人都可以”。

于是我想到了老婆的姑姑，一个小学四年级文凭的工人：

从认识水平上看，您觉得那个更高？

我用老婆姑姑的例子，说明的是一种现象：

重点在于一些。不是普遍现象，也不是普世真理。

如果温雅颂河友声明，自己就是站在大都市中上层市民的立场上讨论文革的得失，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这就好比说李自成推翻崇祯的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跨度还是太大了。

WG的目标对准了“当权派”，决定了文革的格局，这里指的是精神格局而不是动荡波及，也就注定了WG的结局。

WG的发起人也许有着更高的理想，但始终被各类政治势力利用。就好比一个少女天生丽质，但是被坏人觊觎，逼良为娼，沦落风月。这当然不是少女的错，但是在这里如果用上“点背不能赖社会”却不和时宜。显然她的命运与社会环境有关。

用WG去挑战封建残余，是以小博大了，自然不会成功。但是下一次WG很可能成功，不成功就下下次。

我指出的，是你对LZ方法论上的批评有不当之处，而且自相矛盾。

这么说吧，因为LZ实诚的以自己的屁股出发，才写出，并引发了有价值的讨论　（包括你和我的在内）。

所以，你当然可以批评他的观点，可是你不应该从方法论上批判他。

武斗

一般讨论改开，都把改开与WG对立起来。其实从这些年看，改开虽然没有主动的挑战等级，甚至还深化了贫富与等级，但是仍然让大多数人口摆脱了贫困，至少在中下层中间重新打开了大门，也让一批人从中下层一跃而走入社会上层，比如马云，强东这样的。

从这个角度说，改开对社会的冲击力一点不小于WG。类似通过战争手段没有得到的，现在通过和平手段可以得到，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改开无疑是远远高于WG的。而通过“衣食足而知廉耻“也让相当部分当代中国人把眼光放到人权人性这些话题上，而不仅仅是暴发户的穷奢极欲，虽然后者仍然占据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这绝对不只是国外势力国内公知的原因，而是人的生活条件提高后的自然结果。

与其把改开与WG对立的讨论，不如把改开与WG比较来看，甚至是一个事物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发生轨迹。在今天这个条件下，换了李自成也不容易造反。即使有群众基础，社会动荡因素，WG也不会像当年那样轻易的被发动起来。

但是WG的精神不会消失，产生WG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否可以复制当年的形式，我猜是今上与马云东强等新兴资本们的共同希望避免的。因此，是否把毛抬上神坛，也只能是控制着话语权的精英阶层的工具。

周期律的原因是精英统治阶层的衰败，控制力的下降，而不是P民走投无路，或者造反精神高度发达的结果。在有组织的精英面前，P民永远是个P，这个寄希望于WG或者其他任何提供造反精神的政治启蒙都不会有效果的。

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没有二战后的列强几败俱伤，没有的胜国美苏的支持，各国群众的独立运动是没有可能的。条件成熟了，发动群众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不能混淆了。

改开的最大结果其实还不是GDP排名赶超前清，而是矮子把WG的产生釜底抽薪了，为国运大势开创了从制度到社稷的奠基，建立了稳固的现代中国统治系统的主脉。如果说中国从五四开始是“春秋战国“，有共一朝真正的开国严格意义上讲是从改开而始。

老实交待了吧。。。

你那个老同事为什么要拿买电视机作为多挣钱的目标，可见它不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奢望。一年多攒的钱就够买一台电视，在当时几乎是“暴富”了。多挣13块钱，相当于多长一级工资呢。那个时候多长一级工资有多难你能想象吗？为多长一级工资到远郊区工作相对算好的了，不就是远郊区嘛，我哥就去了，而且是京西煤矿。但他可不是因为多长一级工资，而是分配去的，不去就连工作都没有了。我家能买电视，有他不少的贡献。

当时一辆自行车大约一百块钱，三百多一台黑白电视机，无非就是三辆自行车的价钱。北京的二级工月工资大约四十上下，八级工一百多。一个普通中年工人家庭，如果是五级双职工，每月收入一百五六，工作十年不可能没有一点存款。76年初，北京的普通家庭，买得起电视的并不稀罕。

别忘了我当时因为什么提到的电视。我讲的是北京普通人因为看了电视而产生的对江青的反感。北京当时电视虽然不算稀罕物，也不普及，但那时大家都住四合院，一家有了电视，周围邻居都会去看，特别是有重要节目的时候。我那时住的院子，周围邻居都是普通人家，有工人、有基层干部、也有知识分子。我家在那个院子里也不是第一家买电视的。

不管你怎么想，这就是北京当时的情景，江青被抓后庆祝游行的也不是只有北京一座城市。农村没条件了解国家大事，但农村受文革冲击小，对它的反感也小，甚至都顾不上关心，因为生活压力太大，这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讲的事在全国范围内确实没代表性，因为那时候十亿中国人有八亿是农民。什么大字报啦，武斗啦，批走资派啦，抓江青啦，不过是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的城里人在瞎折腾，跟大多数身在农村的中国人无关，这么说你就满意了？

至于说到智商，我好像还没有自相矛盾过。我是从农村插队时考上大学的，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点着煤油灯复习，比阁下的条件如何？

在对实际情况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再怎么思考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用杨绛的话说：想得太多，书读得太少。

而且我也不觉得自己方法论有错误。

楼主试图用自己身边人的立场来证明四人帮祸国殃民，他认为自己身边人的立场代表的是全国人民的立场，而不承认他身边的人，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极少数。

我只不过用老婆姑姑的例子证明，北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享受的某些特权都是理所应当的。

两个范畴的东西，谈何自相矛盾？

但是我绝没有怀疑您智商的意思。我想表达的是：如果您生在贫困农村家庭，您觉得您的路会不会这么顺？能不能达到现在的高度？

我给出了4个数据，为啥您只看到了我的老同事调到远郊工作每月多13块钱呢？我引用这个数据，是想说明两个问题：

1、一台黑白电视剧的价钱(300多块)；

2、城乡收入差距----文革期间北京城调到远郊工作的补贴(13块)，就差不多相当于我父亲文革后做民办教师的工资(15块)。再对比另外两个数据：90年代初，一个农村妇女，花一天时间，走几十里山路，挑一担水，可以挣一块钱；97年前后，一个农村辍学的小姑娘，一天挣一块钱的工作都想干。您是不是觉得，即便是北京城最普通的人家，也不能代表中国的老百姓呢？

之所以有这个讨论，是您先提到：

不会游泳的鲨鱼河友说：

然后您说：

这个讨论的焦点在于：您身边的人，和您身边发生的事，到底能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立场。

在这个基础上，我和其他河友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农村状况的具体事例，但是呢，您视而不见，反复强调，北京当时的情况如何如何。问题是，无论北京当时如何如何，能不能证明您说的“江青等人在全国人民心中就已经臭了”、“以后不能再祸国殃民了”呢？

如果您觉得，您身边的人，和您身边发生的事，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立场，这个讨论就可以结束了。如果您不承认，欢迎接着讨论。

我读书不多，因此，特别希望能从西西河吸取营养。也特别希望您能说出一些能让我信服的东西----这样我也能长点知识不是？说句实在的，在我眼里，解甲老师的很多帖子，比读书更让我长见识。我会您的第一个帖子，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引用解甲老师的另一个帖子。

在中国，造反是有天然的正当性的。

成汤，周武都是以暴力革命反暴政的事迹成圣。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虽然他本意并不是鼓励造反，但客观上也从思想领域为普通人松了绑。荀子记录了当时对造反行为的社会舆论评价：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陈王，项羽的名言更是流传千古，深入人心。

造反虽然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但以白衣之身与国家机器对抗（统治阶级内部争权的造反行为不论），成本太高，然则除非活不下去，没有出路，又有谁会出此下策？

造反的原始目的就是为了求生存权，追求社会进步本就不是造反必须承担的任务。

尽管这样，在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局势下，民族国家前途暗淡，不管是造反还是变法还是种种其他，均是为国家为个人找出路的尝试，只有尝试了才能总结经验教训，不能说结果失败了就没有进步意义。

遵循既定的道路一次成功，顺带还能引起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这种美好的愿景在游戏里叫开挂，真实历史无挂可开，除非是混淆不清虚拟和现实。

这么说，就比较清楚了。

LZ不能代表全国人民。即使能，人民也是会被蒙蔽一时的。

说“全国人民”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全国各大城市居民”。当时大城市举行庆祝游行的事，报纸上登过，电视上也转播过，不过确实不记得有关于农村的报道。

我的父亲45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也不过就是个处级干部，并不是什么大官。我母亲虽然也是解放前参加工作，但在国家困难时期却因为机构精简被辞退，没了收入。我的兄长下了煤矿，姐姐去了北大荒，我自己去农村插队，干一天只能挣几毛钱，还不如那位挑一天水挣一块钱的妇女呢。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在北京也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甚至略低。

北京的工资标准在全国比一般内地城市高，比边疆城市低，因此我家的经济情况在全国也就是中等或略偏上一些。说它只能代表“极少数”，实在是太“抬举”我了。受之有愧，不得不做澄清。

北京因为有个电视机厂，价格不算很高，但产量很低，当时大概只供应给了北京。其他城市居民即便买得起，但是却买不到。

关于北京的特权，我从没否认过。我庆幸自己生在北京，同时也为自己享受特权而感到惭愧。但这里没在讨论关于地域特权问题，我讲的也只是从一个普通北京人的视角去观察分析文革。如果因为我粗心地使用了“全国人民”这个词而让你感到不快，我很抱歉。但你也未免过于敏感，把话题带偏了这么多。

毕竟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许多国家大事发生的地方，通过非官方渠道传出来的各种信息也比其它地方多且快。你要思考文革，多听听北京人对它的看法有好处，尽管他们只代表全国人民的极少数。

农民是改革开放最得益的阶层之一，上海搞装修的农民工游击队，一天挣300元，现在居然想要个农村户口还不容易得到。在毛主席那个时候，到哪都要办临时户口，出去讨饭都要开证明。他却说得好像现在农民都想回到毛主席那个时代去似的，打倒四人帮还不乐意了。

其它最得益的人群就是他们这一大票跑到海外的，毛粉也好毛黑也罢。在毛主席那个时候，一概没门！粉也不可以去国外粉的，统统是叛徒特务。

纯属磨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