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蒋无迷 -- 熊皮帽子近卫军

估计四川有漏掉的。但廖伯康，那是瞎扯。

明朗是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7千人大会的。他满怀希望，想把真实情况说出来，他无法忍受由李井泉所控制的四川组的局面，于是他做了李井泉终身不忘的第二件事。

他要告状，他也怕倒霉，死在敌人的刀枪之下他无所畏惧，在自己人中当反革命的兹味，比死难受多了。鉴于“投票事件”至今被李井泉苦苦侦破的教训，他把匿名信写好后，让在中央劳动部工作的弟弟重抄一遍，偷偷扔进邮筒。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联系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政治口号，助长 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是划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错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对其它人的处分当然也“基本正确”。

六、四川省委前几年规定，农民的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 ，（十六 两的称）有的地方执行下来，农民一天一人只能吃二两、三两、四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贩，贪污盗窃活动，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贩，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那个交不出不准到北京开会。

李井泉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有的县饿死的人将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川全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作者注：明朗的这封信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成都街头，作者曾亲眼目睹，清楚地记得这句话是“四川已经饿死一千万人，还要饿死多少人”。本书引用的是1997年作者采访明朗时，明朗亲笔写给作者的版本。），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李井泉怎么敢叫下面讲活呢？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一个四川干部

１９６２年１月

中央办公厅１月25日收到此信，印发政治局常委参阅。

——《川西大饥荒记实》

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涪陵县志》公布的数字，该县1957年人口为 795，998人，1961年为 532，801人，四年间净减266，797人，减少率为 33.5%。专区所属的丰都县，3年死于 “肿病” 的就有10万余人（见《丰都县卫生志》1986年）。但作者未能掌握全专区的准确数字。

雅安专区是又一个重灾区，所属的荥经县死人最严重，县委书记姚青因此被判刑（作者注： 雅安地委宣传副部长刘恩1959年因为到荥经县调查死人情况并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县委书记姚青到职不到半年，便因死人太多，于1960年被捕判刑）。据1998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的《荥经县志》公布的数字，该县1957年人口为123，717人，1962年为69，656人，五年净减54，061人，减少率为43.7%，是迄今公布的全国死亡比例最高的县。

而全川绝对死亡数字最高的县，是以发明“蒸汽疗法”治疗肿病而闻名的简阳县。据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的《简阳县志》公布的数字，该县1957年人口为 1，233，232人，1961年人口为864，034人，净减369，198人，减少率29.9% 。一个县四年减少近37万人，在全国已经公布的记录中绝无仅有。

占尽天时地利的温江专区算不上死人最严重的地区。据当时的统计，温江专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约50万。但这至少是最低限度的数字，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温江地区历史大事记》(成都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统计，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据此推算，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约为90万人。

以下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公开出版发行的县志中，有关温江专区各县大跃进期间人口统计。

县别 1957年（人） 1961年（人） 净减（人） 减少率 资料来源

陴县 281512 231318 50195 17.8% 《陴县志》

崇庆县 446630 402323 44307 9.9% 《 崇庆县志》

邛崃县 452756 378001 74755 16.5% 《邛崃县志》

灌县 350873 321645 29228 8.3% 《灌县志》

温江县 167751 143065 24686 14.7% 《温江县志》

金堂县 521201 492986 28215 5.4% 《金堂县志》

新津 187419 151733 35686 19% 《新津县志》

双流 535582 443085 92497 17.2% 《双流县志》

彭县 533404 466385 67019 12.5% 《彭县志》

新都（含新繁）341465 293919 47546 13.9% 《新都县志》

蒲江 149586 127630 21956 14.7% 《蒲江县志》

什邡 299369 247498 51898 17.3% 《什邡县志》

广汉县 355143 306216 48927 13.8% 《广汉县志》

大邑县 346661 281491 65107 18.8% 《大邑县志》

各县总计，1957年人口为 4，969，252人，1961年人口为 4，287，295人，四年减少681，957人，减少率为 13.7%。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年最出风头、先进经验出得最多、受表扬最多的县，恰恰是人口死亡率最高的，如陴县、邛崃、新津、双流、什邡、大邑；而问题反映得最多、挨批评最多的县，往往是人口死亡率最低的，如崇庆、灌县、金堂等。“天府之天府”的郫县四年间人口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５万，属温江专区的重灾区之一。毛泽东亲临视查过的红光社死人惨重。根据温江地委工作组1961年的一份调查材料，该社1958年有4020人，在庆祝毛主席视查红光社３周年的日子里，还剩2775人，净减1245人，少了三分之一。

作为大饥荒的典型结局之一，是男女比例的变化。由于生理和劳动强度的差异，饥荒中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一个大跃进，温江专区由男多女少变成女多男少。以郫县为例，1957年男性比女性多4千人，1962年，女性比男性多近万人。

另一个结局是大批孤儿出现。据1961年的一份统计，大邑安仁公社有１５岁以下孤儿２５１名，其中７岁以下 的２６名，绝大多数孤身一个。公社成立了“爱幼院”，收容了其中７０名，其余有些被人收养 ，有的四处流浪。

明朗不可能知道数据，谁给他提供？要做一个靠谱的统计，得多大工程？

当时四川人口本来就只有6、7千万人，15%，啥概念？

当时都是大家庭，子女都多，算起来一家平均至少要死1、2个才够数。

廖伯康文章里，涪陵死的人比本身人口都多。

我问过，城市里基本上没听说自己亲属或者熟人是饿死的。胀死的听到过几起（饿，突然得到食物，大量饮水，加上错误处置）。农村要糟糕些，但也要看地方，家母下乡生产队，条件比较好，就没出事。师兄回忆下乡的荥经县，老弱的，那关难过。

非正常死亡10%是可能的。

1954-1962年年底人口数为6649，6791，6945，7081，7078，6897，6620，6459，6486万。人口死亡率为千分之8.43、9.18、10.41、12.07、25.17、46.97、53.97、29.42、14.62.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第690页。原注：本表为公安部门数。《1985年人口年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22、523页；《当代四川大事辑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33、148、163、176页。

困难时跑到华蓥天池煤矿，这边没上户，那边老家下了户口（可以少分一个人口粮），这在户籍统计上反映出来就是净减少一人。

我姑姑困难时从闹着川东小城回湖北农村，重新上户也是一年后的事儿。

当时，这种情况很多。

56-59期间城镇迁入人口总数比农村迁出人口少1072万，光理清这一块就会导致户籍人口净减少1000万。

专区所属的丰都县，3年死于 “肿病” 的就有10万余人（见《丰都县卫生志》1986年）

解放时活着的都是生命力比较强的人。

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也许占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