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聊几句张春桥 -- 任爱杰

您也大概没经历过那段年代,但1978年搞的小岗村摁手印的原因是什么?正是此前一度非常高效的政治运行机制经过高潮衰退后到了举步为艰的地步.不得不开始走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化道路,你这点首先要明白.再怎么说,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你想象中的过去并没有现实中的过去那么美好.

但我不是说现在的就全合理了,但还是象上文那样,我将这个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而不是一点)

一,同上,这是中国人为了中国现代化付出的代价.我们没象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以其他民族的白骨和鲜血铺就现代化之路,只好让自己人付出代价,我想中国人在这里付出的代价总比印第安人为美国所付出的代价要小的多.

二,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摸着石头过河就必然考虑不到很多东西.但我想只有不断的试错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发展.按图索驹是搞不了现代化的,至少中国不行.

三,没钱,有些东西想搞还没钱搞,政府不是不想做.不信你看,现在政府有些钱了,不是就试着做起一些事情来了?

四,某些政策制定者在小方向上眼光短浅,某些政策实施者中饱私囊.

我非常同情并尊敬那些为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富强而辛劳甚至付出生命的普通劳动者.

吃政治这碗饭，四处树敌，以势压人而不是仪德服人，和所有实权人物形同水火。始终没能在宣传和意识形态之外的部门培养或安插自己的势力。

在远见上更是弱，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和后来邓对国内形势的把握相比差的太远。

如楼下所说，在这之前，企业的建设资金主要由财政直接拨款解决。拨改贷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许多投资从拨款改为通过银行贷款，造成所谓的投资主体缺位现象，也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所谓“高负债率”的形成。这过程中国家的政策可能是有失误的地方，但负债率的高低对企业的影响不一定是最关键的， 造成国有企业困境的根本原因还是经营不善的问题，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纳米兄等对时弊的批评是对的，但往回看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和出路的。世界上还有其他的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我们也一定能走出一些自己的新路来。

在远见上更是弱，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和后来邓对国内形势的把握相比差的太远。

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果所鼓吹的始终都是道德和价值判断层面上的东西的话，我认为他们的动机是很可疑的，毕竟他们主要工作不是宗教领袖。

这也是我不太赞同那些为张所作的辩护的原因。

特别是政治家和宗教领袖那句

小岗村隶属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00多人，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背起花鼓去讨饭。197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岗村农民们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包产到户！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一年就大变样，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使周边群众纷纷仿效，“大包干”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国农村大地。小岗村也因此而名闻遐迩。如今的小岗村有106户人家，400多人，耕地面积1600亩，其中承包地1070亩。官方消息说，“大包干”后，小岗村人均收入连年增长，迄今已经超过2000元，最高的年份达到2500元。

说来惭愧，虽说号称研究“三农”，我此前并未去过这个农民“二次革命”的圣地――小岗。2004年4月，受《三农中国》杂志之托，我终于踏上了前往凤阳的“朝圣”之路。

从“闻名村”到“文明村”

踏上小岗村的土地，一眼望去，确实能给人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感觉，如果单从外观上看，与其周围的村庄相比，它明显地鹤立鸡群。从小溪河镇出发，有一条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到小岗村头就“嘎然而止”的柏油马路，而小岗前方的石马村村民们因在1978年的那场“大革命”中稍微落后了一步，就只能享受坎坷不平的砂石路待遇了，站在“两种道路”的分界线上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寨来。村头高大的牌楼上，费孝通先生遒劲地挥出“凤阳县小岗村”几个大字，它明明白白地向世人昭示小岗的与众不同和非同凡响。牌楼后面是一条被称为“友谊大道”的笔直水泥路，路两侧的绿化带郁郁葱葱，不比城里的街道逊色。村民的住宅就在友谊大道两侧南北对峙，统一修建的院墙、门楼整齐划一，将真正的民居大半遮掩。走进农户院落，您不仅能发现贫富差距，您还能感觉到小岗民居与他处农村民居相比明显寒酸，此处多是平房，很难见二层小楼（这在安徽其他农村地区比较普遍），当然，您也会更佩服村庄规划设计者独具匠心的智慧和良苦用心。路旁一所漂亮的小学校里书声朗朗，小岗的孩子们正“幸福”着城里同龄人的“幸福”。自来水塔巍然耸立，接收卫星电视的“大锅”正昂起骄傲的头，电话和有线电视光缆绕村而过。如果不深究，您一定会对小岗村的建设成就感到满意的。但是，只要稍做了解，朴素的村民们就会告诉您，所有这一切皖北农村罕见的“门面工程”都是1998年――大包干二十周年时，为迎接江总书记的到来而由政府出资建成的。因此小岗村才由“闻名村”变成了“文明村”。

一步跨越温饱线 ?`年未进富裕门

在“友谊大道”上，我巧遇正在清扫路面的严俊昌老人――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据了解，这种清扫路面的活是严老每天必做的，原因是村委会无钱支付清洁工人的工资，而严老又不忍心“脏乱差”在这辉煌的社会主义大道上出现，于是就和其他几个老人充当起义务工来。严老很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坐一坐。走进严老家门，我发现，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名副其实地“后天下之乐而乐”了，虽然严老家人口多、土地不少，也多少享受些“名人效应”，但他的家从建筑到摆设都很平常，丝毫也看不出富裕的“痕迹”，更难说小康了。严老看出了我的惊讶，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说假话不是我严俊昌的习惯，老实告诉您吧，我们是“一步跨越温饱线 ?`年未进富裕门”，自从大包干后，绝大多数村民的温饱都解决了，但20多年停步不前，村里上报的人均年收入是2000多元，实际上只有1000多元。严老反复地向我说，小岗发展不上去，他有责任，也很着急。我从这位善良老人沧桑的脸上看到的是满脸的痛心和无奈，心中不禁涌出无限的酸楚，他此后说的话，我几乎没有听进去。辞别严老，我开始了在小岗村的“参观访问”，得到的信息是，自来水已经不“自来”了，提供自来水的机器坏了，村里无钱修，即使修好了也无钱维持；有线电视也遭遇自来水同样的命运，被无线电视取代了；在当年总书记到来之前，作为奖励，政府免费为18位在“生死状”上签字的大包干发起者安装了电话，但现在这其中的有些人已经放弃了对这种“奢侈品”的使用了，原因是“电话费太贵了”。村小学的旁边，是1998年政府出资修建的一栋公共设施，“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图书室、农民夜校等应有尽有，但都是大门紧闭，许多金色招牌在门头上一字排开，因为招牌太多，有些招牌只能在窗户上屈就；透过窗户向里望去，展览室里江总书记在巨幅照片上满怀信心地向我微笑，图书室里未见书的踪影，而农民夜校却成了手扶拖拉机的“家园”。据村干部讲，对这些“公共产品”，村民们目前还没有消费欲望，而且村里也无钱维持，所以就只能“资源浪费”了。如果说这种面子上的“公共产品”浪费在我意料之中的话，那么，我听到的一个关于“私人产品”的消息就不能不使我震惊了，我在村民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小岗村的个别村民因为“私人产品”不足，又背起花鼓出门要饭了！

发展是硬道理

小岗村今天的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受自然条件制约，靠山无山，靠水无水，除了一片黄土，别无长物，而且农业用水也比较困难。但尽管如此，小岗村也不是毫无进取的，村干部们也为小岗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几年前，江苏张家港长江村与小岗村结为友好村，长江村不仅为小岗村修起“友谊大道”，而且还帮助小岗村搞产业结构调整，在小岗建起80亩葡萄示范园，迄今小岗农户们已经将葡萄种植面积发展到300多亩，虽然目前还未见成效，但据说前景不错。新一届村委会也正在为谋求小岗发展积极努力。小岗现任村委会主任是严德友――严俊昌之子，他是一位有头脑、有思想、很干练的年轻人，严德友原本是镇上的党委副书记，在此前的村委会选举中，村民们强烈要求严德友从镇党委副书记的位子上“下台”，回村当主任，出于第二代“大包干人”的责任感，严德友欣然完成了由“乡官”到“村官”的转变。严德友上任时，村委会的帐户上只有1000多元钱，严德友对村干部们说，这钱不能动，就用它来维持“友谊大道”的卫生吧，我们一切从零开始。于是，他们主动走出去，南下北上寻找合作项目，通过努力确实找到了几个项目，但多因为缺乏资金而搁浅，严德友说，缺乏发展资金是他们目前的最大困难，因为合作伙伴们总是要求他们拿出“少量”配套资金，而就是这“少量”小岗也拿不出来。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努力还是有所收获的，今年，他们从上海某大学教授那里搞到了一种新型良种猪的养殖技术，已经引进母猪100头，建起了养猪场，严德友希望这能成为他计划中的多种养殖的开始。他们正在寻找资金，以期扩大养殖规模。严德友对我说，要想小岗这面旗帜不倒，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

对大包干缘起的另类说法

为了进行“比较研究”，我又跑了和小岗比邻的3个村，附近的村民们似乎对小岗没有好感。听到最多的说法是，小岗之所以发展不上去，是因为小岗人不团结，缺乏凝聚力。他们说，小岗是由姓严的一个家族构成，“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几年，政府对小岗的支持不可谓不多，但无论多么好的事情，到了小岗人那里，事情都变得复杂了，最后好事情也办不成或办不好。邻村的一位支部书记就直言不讳地说，小岗受到国家那么多支持，村民生活水平也不比我这个村好，我们村未要国家一分钱建起的小学也不比小岗村政府出资修建的小学差――我到他说的小学看了，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位书记还向我说起了他对小岗大包干的看法――一种大包干缘起的另类说法。他说，1978年，最初各个生产队都是在搞“包产到组”，即把生产队划分为几个组，虽然生产单位缩小了，但“组”仍然是集体，没有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容易得到政府的认可。小岗生产队（当时小岗是个生产队，后来为了弘扬小岗精神，政府把小岗扩编为村）因为家族因素作怪，内部不团结，分了几次组也未分出个结果来，亲兄弟都拢不一起，最后严俊昌出于无奈，就对大家说，既然你们谁和谁都干不到一起，那就分到户吧。就这样，小岗的“包产到户”比其他村的“包产到组”先走了一步，最后中央肯定了“包产到户”，其他村也就随之由“包产到组”改为“包产到户”，而小岗人在这次农村变革中，却因为“内讧”成了英雄。我想，这种看法或许对社会学家们有参考价值，故聊记于此。

退耕还林与退林还耕

进入凤阳县境，就见到成片成片的杨树林连绵不断，很多杨树就栽在良田里，有些地方还能见到“树麦间作”的奇异景观，小岗村及其周围也是如此。我对此很是不解。通过走访，终于搞清真相。原来，前几年粮食价格低，农民种田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但政府又不允许抛荒。后来，农民们听说有退耕还林政策，于是纷纷申请退耕还林指标，申请到退耕还林指标后，就在良田里栽树，政府每亩补贴原粮300斤，还有少量现金补贴，这比他们自己种粮划得来。结果中央“再造西北秀美山川”的愿望就在华东实现了。今年，粮食开始涨价，国家又给农户直接补贴，农民们觉得还是种粮好，于是就又开始“退林还耕”了，“退林还耕”不及者就搞起“树麦间作”来。搞清原因后，我且忧且喜。忧的是，平均主义行政指标分配手段的副作用在退耕还林政策中又一次暴露出来了，喜的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中央“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效果也开始在农村基层显现了！

附通讯方式和作者简介：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230039

【电话号码】:0551―5138236（h） 13965130478(m) 【e-mail】:[email protected]

【作者简介】：张德元（1963――），男，汉族，安徽舒城人，大学本科学历，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http://www.xslx.com/htm/szrp/shts/2004-06-22-17041.htm

不幸言中。

至今还没看到能够能驳倒这篇文章的。

这20多年来，精英们正以实际行动为文革平反。

“冒顶”一词在前30年也不是神话传说，包括大的矿难也不是一次两次。只是后20年高级知识分子们舒坦了，老百姓却普遍更苦了。特别是90年代十年浩劫，害死了无数底层群众，血债已经成山。正是血的现实让一些人开始重新思考文革。

一面让国企长期承担主要赋税（被吹上天的私企和外企却不必），一面向国企注入巨大资金，而这些资金绝大多数消失在“过程”里了。同时自由主义舆论界拼命宣传“国企效率低下造成坏帐”，为私有化做舆论准备。这个手法现在已经被公开了。

主要还是太祖对身后的人事没有安排妥当的关系。

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一代雄主身后往往会出现政治动荡。雄主即使做出了人事安排也会被弄得面目全非。

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

1。虽说明知人生长不过百年，但是不少人还是讳言生死。有些人越是暮年，越是不知老之将至，或者不愿老之将至。我认识的不少人甚至讳言立个遗嘱之类的事。仿佛一立遗嘱，立刻就会死一样。

这种心理表现在行动上就是虽然不得不对身后做出安排，却又不完全安排妥当。安排的权力结构看似四平八稳，其实凑近了一看，其核心还是雄主本人。一旦这个核心不在，立刻就会造成权力真空，各方势力失去平衡就会发生斗争。

2。太祖本人虽然认为张能够继承其理论衣钵，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让张这样资历浅薄者登上大位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无法服众的。文革虽然打倒了一大批人，但是太祖并无可能完全抛弃跟随他打江山的班底。只要这个班底存在，靠造反起家的张就自然会成为其对立面。事实上，文革上来的那批人最终都被从政府中清除，张不过是遭到了最严厉的处分罢了。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太祖效法乾隆当太上皇，给下一代保驾护航。可是太祖有刘少奇、林彪的前车之鉴又怎能够放得了这个心？如果太祖也活到九十三岁，这个问题也不大。自可慢慢整合。可是天不假年，太祖赛不过别人的命长，张自然逃不过应得的下场。

这也是天意吧。

一部分不是官员的人先富起来比只有官员才能骄奢淫逸要好。

当然了，官员富了不够，和官员有亲密关系富了才是好事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谁说鸡犬不该升天呢？

60年代后期，某城市高中生幸运的被分配到到北京郊区一家国有大型工厂参加工作。说他幸运，因为能到这里工作是很多人的最优职业选择，但机缘巧合他成了幸运儿。工作三年以后工资收入终于可以维持个人生活了（前三年还要家里补贴），那么挣多少钱呢？每月21元，是他这个年纪、工龄能挣到的平均工资。这些钱的用途基本有两项：吃饭和买日用品。饭菜标准是：早饭两个馒头一碗粥外加一份咸菜；午饭和晚饭主食和早饭差不多外加一份素菜，偶尔吃点肉。一个月购买的日用品大约是2块肥皂加一桶牙膏。再看看他们的居住条件，四个人住一个屋，大约十七八平米。

现在回忆起来，这点待遇恐怕也就相当于目前月收入300元左右的农民工（当然有些农民工住的恐怕还要差些）。这种待遇在当年可是很高的了，毕竟是国有大型企业的工人嘛。如果现在有些人不愿接受这样的待遇在家待业，那按当时的标准只能算自然失业，因为是自愿的。

• 这个估算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