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聊几句张春桥 -- 任爱杰

张春桥终于死了。

说他终于死了，并不是因为他活了八十八岁之后才死掉。而是关于他死掉的谣传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开始流传。1991， 1994 和 1996年更是数次见诸港澳报刊。一个人能够多次看到自己的讣告，也算是一奇吧。

王张江姚这四个人当初的排名不知是如何确定的。可能是根据被捕时个人的官职吧。但是从能力上来说，这个排名应当是张姚江王才对。

张的能力如何，就事论事，应当是不错的。从其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到担任柯庆施的秘书再到其迅速处理“安亭事件”搞出“一月革命”、平息上海不同造反派系之间的内斗、再搞出“上海公社”以至于到后来成为著名的“狗头军师”，如果没有一点能力，那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能力是一回事。用在哪里又是另一回事。蔡京的能力也很好。新党用之，旧党亦用之。

当然，张的私德据说比蔡京好的多。

张春桥的私德到底如何，现在流传的资料的真实程度不得而知。国人惯于痛打落水狗。某人如果政治上失势而永世不得翻身的话，他的私德再好也会被说成要么是收买人心要么是伪君子。好比王莽就是这么一个例子。而张的私德毕竟还比不上篡位前的王莽。毕竟还是有不少可指摘之处的。

张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现在人也死了，自然无法求证。有人说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或许有些道理。不过我认为张更多的是个“原教旨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对于很多事务的看法太天真，想当然。“原教旨主义者”却并非不了解事务的本质，而是认为非基本教条无法解决问题。张为太祖所欣赏，主要因为他是个毛派的“原教旨主义者”。太祖认为他足以继承其理论衣钵。

呵呵，神秀当初作“渐悟”，慧能当初作“顿悟”，谁更能传弘忍衣钵？慧能的法门简便，白猫黑猫，悟了便是得道，自然风行后世。然而神秀之法便是旁门左道乎？慧能之后真正能够悟道的又有几人？“原教旨主义者”对“实用主义者”自然是败多胜少。

不过周伯通当年说的好“他那些仇人本来都已四五十岁，再隔上这么四十多年，到那时岂还有不一个个都死了？哈哈，哈哈，其实他压根儿不用费心想甚么破法，钻研甚么武功，只须跟这些仇人比赛长命。四十多年比下来，老天爷自会代他把仇人都收拾了”。

这句话，用在张春桥身上倒也贴切。不过对张春桥来说，更重要的恐怕是当初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警告不但一一实现，而且加倍猛烈吧。

对“原教旨主义者”来说，言而预之恐怕远不如言之不预吧。

当然如果日后是按照他们的想法排序，顺序可能就是江张王姚了。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张春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不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后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Ｑ只因为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一言以蔽之

[SIZE=3]惟利是图[/SIZE]

一个是全中国的儿童都能受教育的时代，一个是难以计数的穷孩子平白被剥夺受教育机会的时代，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出生在大城市或父母的一双手不能为他们挣来学费。

一个是没有失业、没有矿难的时代，一个是数千万工人下岗，每年近5000人被矿难夺去生命的时代。

一个是人们都不知道何为卖淫嫖娼的时代，一个是造就了百万黄色大军的时代。

一个是内外债皆无的时代，一个是隔三差五就得动用国库冲抵数百亿美元坏账的时代。

一个是吏治相对清廉的时代，一个是无官不贪的时代。

特别引人发笑的是，有人把今天的这一切说成是毛泽东时代的积弊，毛泽东搞经济可能确实不怎么内行，但是，把数千亿的银行坏账也算到毛泽东头上的人，晚上恐怕会不断地做恶梦吧。

竟然有人说，下岗的数千万人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才会下岗，那么今天每年接近一半的大学生不能就业是什么原因呢？

和今天许多脸上被贴了厚厚一层粉的人比较，张春桥从哪一个方面看都称得上是个大大的好人！

首先，说道矿难，毛泽东时代也有很多矿难，但是报道的不够。煤矿工历来就是一个死亡率比较高的职业，但在过去一直凭借其较高的工资吸引着很多谋生的人们。

至于说到失业，30年前的确是0失业，可一方面工资低得很，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如果和现在相比，说大学生就业情况不佳，那就有点比较不当了。当时20多岁的职工月收入不过二三十元，折合到现在也就二三百元，正是普遍的低工资才能维持庞大的就业队伍。可现在许多的大学生，宁可待业也不愿意接受800元以下月薪工作。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工作，本身就是就业方面的巨大进步，但也对城市就业造成了压力。因此如果重新严格限制农民工进城，并且把就业人员的工资向下调整50%，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失业的问题。

正如同从来没有从银行贷款对一个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中国是一个缺乏资本的国家，适当的外债有益于经济的发展。当然象拉丁美洲那样外债过多对经济极其有害。关于内债也就是财政赤字，经济学家们还有争论。但几乎没有人认为应该把每年的财政赤字控制为零。

银行的坏帐问题也就是对国有企业补贴，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增长速度低于其它类型企业生产效率增长速度。同东欧俄罗斯休克疗法相比，中国持续为国有企业输血同时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还是非常成功的。

毛泽东时代也有很多矿难，根据是什么？我的家乡就在开滦附近，父兄辈也有人在矿上直到退休，我没有听说有矿难发生。即使那个年代不报道，但是口耳相传还控制不了吧？倒是今天的这个每年5000人的数字是大打了折扣的，因为无数小煤窑窑主和当地官员狼狈为奸，在山西的一些地方，一条人命只赔2万块，下井前先签好“卖身契”，矿工死亡率高不假，但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矿难何曾如今日惨烈！

30年前，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聚集？我怎么不知道，我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这个绝对是某个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自己做梦梦见的，先不说大家可以到田里挣一碗饭吃，上完高中的农村青年也可以招工的。至于你提到工资的差别，现在的工资是相对高了，可是你要负担自己的医疗费、子女就学、住房投资和提高了几十倍的物价。

那这个人可能是父母有能力养着他，我知道的情况是，好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因为他们的父兄不可能给他们在求职的过程里帮任何忙，800元月薪的工作都找不到！至于所谓的允许农民进城打工，这不过是掠夺净了农民在土地上的价值后在掠夺农民仅存的生命价值而已，满大街对农民工生存权和生命尊严的蔑视就是明证。

百万吨煤死亡率最低就是在70年代 显著下降是在65年 而且 我对矿山安全系统还是很熟悉的

当时死了3个人以上 如果24小时内部里面不知道 矿长就准备行李进监狱吧

当然最大的单次死亡也出在毛泽东时代 大同 一次617人――因为个体小矿工人数少 出不了这么大的事情

如今的矿难 不报的比例我个人以为当在70%左右 最近承德出矿难的那个矿 我2月份还去过 管理虽然混乱 但比个体煤矿还是好的多 我老家那个县 数百个体煤窑 合计平均每天死一个应该在数量级上是不差的

而且如今小矿采煤 都是哪里好采哪里 最终采出率 比毛泽东时代不知道低了多少

您说银行坏账主要源于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这一点我不认同，我们产生坏账最烈的时候恰恰是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或倒或改完成了所谓“资本重组”的时候，这个坏账的大部分是因为可以决定可以影响这个贷款发生的官员在实施接待的过程中徇私枉法。

我对中国经济的了解主要来自《经济学家》，《商业周刊》，《远东经济评论》等西方媒体的报道。他们认为大多数国有企业严重亏损，但是大量企业倒闭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和社会动荡。政治压力迫使银行向这些企业贷款，尽管明知收回贷款的概率极小，由此导致严重的坏账问题。但是由于银行为国有，中国有极高的储蓄率，金融行业还没有对外开放，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那么严重。

你认为大多数贷款都被贪污，有什么证据么？

我只说我知道的两件事。

我的姨表哥是一乡镇企业主，左托右拜认识了银行的某人，贷了50万（1988年），钱到了公司帐上立即给这个决定贷款的人10%现金，现在这笔贷款也没有还上，我的观察是我的这位表哥根本就没打算还，他把房子都划到法律上已经离婚的老婆名下，自己傍着别的女人。

我的家乡改革开放初就从日本引进了一套建材线，贷款当时是天文数字的70万元，投产后效益很好，于这个项目有关的当地大小官员的家属都在这里挂名拿工资，厂长书记的儿子在刚有商品房概念的那个时候就在北京天津广州买房子，这个贷款至今未还，厂子已经完蛋了，这个贷款我说是被贪污了，说得过去吧？

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加，食品在消费中的比例占的越来越小。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必然最终流入城市。当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应该逐渐废除，政府应该竭力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对城市的下岗工人，政府应该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尽管对一个穷国来说有一定的困难。

银行的呆坏帐是由于政府对企业输血,但不从财政出手.这笔钱本该由财政出的,但实践中政府没能这样做.所以国家急于卖掉中小企业以及某些竞争性领域上的大企业.

至于企业为什么会亏损,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我归纳为3个原因

一,中国人在为中国的现代化而流血,原先的国有企业当然要作为主力军.导致了90年代以前它们本该有的资本积累被政府以利润的形式收走了.

二,旧有的制度在激励机制上出现了问题,导致工人劳动不积极,效率低下,特别是近10年来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下,抱着铁饭碗的人懒了.

三,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人的责任追究不健全或者说几乎没有,致使有些人把企业当私财,讲简单点和纳米说的基本上一回事,但比纳米说的范围要大一些.

纳米兄要注意的是,即使你欣赏毛时代的做法,但当前象那样做也是不可能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ps:我要表个态,对于文革前我是取基本正评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