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聊几句张春桥 -- 任爱杰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不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后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 “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Ｑ只因为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不幸言中。

至今还没看到能够能驳倒这篇文章的。

这20多年来，精英们正以实际行动为文革平反。

吃政治这碗饭，四处树敌，以势压人而不是仪德服人，和所有实权人物形同水火。始终没能在宣传和意识形态之外的部门培养或安插自己的势力。

在远见上更是弱，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和后来邓对国内形势的把握相比差的太远。

一个是全中国的儿童都能受教育的时代，一个是难以计数的穷孩子平白被剥夺受教育机会的时代，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出生在大城市或父母的一双手不能为他们挣来学费。

一个是没有失业、没有矿难的时代，一个是数千万工人下岗，每年近5000人被矿难夺去生命的时代。

一个是人们都不知道何为卖淫嫖娼的时代，一个是造就了百万黄色大军的时代。

一个是内外债皆无的时代，一个是隔三差五就得动用国库冲抵数百亿美元坏账的时代。

一个是吏治相对清廉的时代，一个是无官不贪的时代。

特别引人发笑的是，有人把今天的这一切说成是毛泽东时代的积弊，毛泽东搞经济可能确实不怎么内行，但是，把数千亿的银行坏账也算到毛泽东头上的人，晚上恐怕会不断地做恶梦吧。

竟然有人说，下岗的数千万人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才会下岗，那么今天每年接近一半的大学生不能就业是什么原因呢？

和今天许多脸上被贴了厚厚一层粉的人比较，张春桥从哪一个方面看都称得上是个大大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