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初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 语迟

那些家伙用的是公安部年末人口合计数，再加一句：必然存在大量死亡漏报（or必然存在数据造假）。

别说“3000万”，6千万、9千万，都敢说！

这句话没错.但这种组织方式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方式.而从来不是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单一的人民公社方式.

有组织的生产效率当然优于单干,但在农业生产上,由于受土地这个因素制约,效率的提高并不带来粮食产量的提高,不知你是否能理解.而如果由于效率的提高空出来的人力不能应用于工业时,请问这种效率的提高有什么用?

水利能服务于大多数人,这没错.但我们不应该泛泛而谈.比如三峡,作出牺牲的是三峡移民,所以国家有政策,让他们安居.虽然有很多人有怨言,但至少比以前好.搞建设的有报酬,三峡通过市场化获取利益.而在特定的水利建设中,某些人奉献了劳动,实际却不享受成果.而某些人享受了成果,却私毫没有付出.笼统地说服务于人民,这就彻底抹杀了受益者与奉献者的区别.这就让某些人心安理得地声称人民公社是善政,只因为他们是受益者而已.

你们看到过改开前建设水利的情景吗?成千上万的壮小伙,睡的是稻草,在寒冷的冬天,赤脚穿着草鞋(胶鞋根本穿不起,而且打滑),每天只挣几个工分.就是这些工分所对应的钱物,有时也并不是上级拨下来的,而是要靠生产队自己消化.如果你作为其中一员,你还能说这是善政吗?

人民公社的老年人还没有消失.你们去问问看,有任何一个人希望回到人民公社时期吗?

你们有良心吗!!!

我可没说什么伟光正，我说的是怎样让事情能够完成，你既然已经指出了公共建设具体到个人的投资收入各不相同，就该知道放开个体博弈的结果是一事无成。

有资本有技术才能搞知识密集资金密集的高机械化，没有就老老实实劳动力密集攒家底，国际丛林法则不等你，被人口越分越少的人均耕地不等你，水旱虫瘟不等你。

刚刚建国的时候就大修水利，北京一圈就一堆水库，可能很多农民付出折现不如收获，但是不这么搞，很多人就要照常淹死，照常得瘟疫，照常饿死，不管你说的多漂亮，“合情合理不剥削”的做法就会让更多人死掉。

你前边说毛时代各种经济不行，你到找几个发展更快的例子，看看他们是怎么不剥削的，反正我看所谓赶超典范日本，从明治到昭和中期都比毛时代狠。

集体化也不是57年开始搞的,解放前就有个案，52年就开始推。

集体化分等级，小规模合作社，大规模公社高级社，不是说合作越大越好，保证生产力下的有效产权即可。这和工业发展系统复杂，企业小变大是一致的，不是说超前就好。

大跃进的时候超前搞高级社就不合适，最后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比较恰当。

也就是大跃进时期和文革头二年.

这几年如果发展速度是正的话(不管用哪种方式核算),那么如果其他年份速度不变(当然由于前面衰退,后面有恢复性增长的成份,所以速度不可能不变,应该比现实低),那么到前三十结束,起码比现实高一倍以上.

后面的人再胡搞瞎搞,也没把中国经济搞大幅衰退.

这是毛时代和毛时代比.

这几年有一定衰退的理由吗?

比如美国屠杀印第安人(只是个说法,我不是说人民公社的恶是这种量级的).

老实说,美国的发达有屠杀印第安人的功劳.不过能吹嘘这个吗?

初级积累是很残酷的事,也许有利于大多数人,但对于付出的人来说,那就是抹不去的伤痛.苏联有战时共产主义和战后的新经济政策.

但这些都不能吹嘘成伟光正的事!

以残酷剥削一部分人取得的成就,从来不是吹嘘的对象.

有不少顶住一刀切不解散的，活的还不错。

解散过了十几年三农问题开始冒，李昌平村官当不下去打工去了。

水利等公地建设长期失修。底层收购很多不在本地村民手里，靠产能过剩压利润，农业浪费污染严重。

---------------------------

也不能说完全取消，公社取消，集体所有还在

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那个年代.

而我直观的印象,包产到户后,大部分农村人的生活水平是直线上升的.不知你是否承认这一点.

而生活水平的上升在我认为,并不源于分田.而在于分田后把人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农民可以百花齐放,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在人民公社时期,即使你再勤劳,再能干,想给老婆孩子改善生活,你能有什么办法,你能教教我吗?

俺老孫:[好东西]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你的观点是你的观点。

你要代表“共识”，还没那资格。

---

一不小心又被戴表了。

什么风气这是。

当然有的改善了，公共建设好了，自家粮食也多打，产出率也高。如果想办法搞些副业也是允许的，就是搞副业卖钱，那也是公社挣钱大家分，比你单打独斗效益好。

你要个案吗？比如鲁冠球

“1969年，正好有个机遇，中央有个文件，每个人民公社，可以搞一个农机修配厂。我和6个人一起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这是在铁桶般的统购统销年代，挤进“计划”的第一道缝隙。宁围公社农机厂的任务是为公社周边提供配套生产的农具。

“1969年这条路走对了，把那个‘红帽子’戴上了。”鲁冠球告诉本刊记者，“乡党委委员跟我讲好条件的，60块一个月，很好。我拿了5个月，后来说乡党委书记的工资才53块钱，好，减掉我7块，可以可以。”

只要能保证粮食供应，当时政府也不会阻止下边搞副业。